《紫砂壶》中的汪晨，原型是我老家黄家镇的一个真实人物。
地处鲁西北大地的黄家镇，是杂技的发源地。它曾属于河北，后来划归山东，隔漳卫新河与吴桥相望。在古代，黄家镇是连接河北与山东的咽喉要道，早在元代就以它为中心设立过营盘，有上八寨和下八寨之说。七七事变后，华北沦陷，日本人也在这里建了炮楼。汪晨在炮楼上当帮厨。
黄家镇的风光年代，每年的九月庙会，全国各地的杂技班蜂拥而至，猴子、狗熊、蟒蛇、刀、枪、剑、戟等杂技班所需的动物器械也悉数从全国各地汇聚于此。在有一年的庙会上，八路军的县大队打死了两个伪军。第二天日本人的飞机就来了，放出血洗黄家镇的狠话。村中族人和各商号头面人物通过汪晨买通了伪军，进而说服了日本人。日本人的条件很简单：整个黄家镇的人给两个伪军出大殡。黄家镇只好接受条件，以逃过灭顶之灾。随即，日本人加重了对此地的控制，黄家镇从此一蹶不振。
解放后，汪晨成了村庄耻辱的象征。我小时，从没听见一个人和他说过话，也没听见他和人说过一句话。
《紫砂壶》就是根据这个故事虚构而成。
时日渐久，我发现这个事件竟是中日近代侵略与反侵略史的一个缩影。两个文化相互纠缠的民族，由于各自波浪式发展的碰撞和交集而造成的间歇性自傲和自卑，致使两国至今芥蒂难消：侵略与反侵略仍以另一种形式进行着。
道边代表了日本人对奴役中国永不死心的文化阴谋，而汪晨代表了中国人的隐忍、大度和不计前嫌的文化品质。可是，汪晨的隐忍和大度却没能换来道边们真正的善意。这不是宣扬仇恨和对抗，而是对中日两种文化交流的一种思考。当然，我们自己也从没尊重过汪晨面死而生的活法——活着，是人最起码的尊严。
假如我生在那个时代，我会成为汪晨吗？我问过自己，但始终无法回答。
《紫砂壶》是一个悲剧，悲剧不只是我们亲手处决了曾经挽救过我们的人，而在于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取悦了给我们制造悲剧圈套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