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地

当当网可有？不晓得卓越可不可以货到付款。我没办网上银行。

圣诞快乐 & 新年好！

阿兄,我给你发的邮件收到没有?我托的事记到心上哦!谢谢!

ok

阿兄,昨晚又重新给你发了,收到没有呢?谢谢!

来祝贺阿兄。

远山犹带半分寒:说一声谢谢。当当网已经有售。

蓝蓝蓝蓝的天：圣诞在你那里，祝你一家快乐！

李汀：放心

骆驼骨：OK

方便面3号：届时请兄批评，以及在你无限广阔的人际圈子宣传。

问候阿兄！

问候爽兄！

问候阿贝尔老师！久违了！祝贺您的新书出版！几天前在当当网订购，今天已拿到书了，是《隐秘的乡村》和《老屋》，很喜欢。

独叶草xhp:诚谢！能这样支持我，我很欣慰。期待批评。

祝贺！！！

谢画家！

第二章 瓦
　　　　
　　　　
　　　　木门一点点打开
　　　　看不见手
　　　　木头还没有脱水
　　　　还带着鲜嫩的皮
　　　　和好看的粉红的木纹
　　　　它们依旧是树
　　　　
　　　　听我说说方言
　　　　怎么从心间升起
　　　　有了声音
　　　　有了超出词典定义的紧迫和尖锐
　　　　　　
　　　　从方言里出来
　　　　我还清楚地看见半开的门
　　　　停在180度的三分之一处
　　　　它的哑然
　　　　让我感觉依然还吊在火炉上
　　　　
　　　　——《方言•2006》
　　　　
　　父亲死之前又提及过好几次“有的人想要柴林里的青杠树点木耳，想要老房子养蛇”，但我们始终都没有搭白——一个死了没有埋的人，谁还跟他较真？我私下问过母亲父亲说的是谁，母亲是个好好先生，白了我一眼也不说。其实我已经猜到。二哥的确说过那些话，但当时父亲还没有查出病，一直与他冷战，不吃他买的东西，不进他们家的门，有什么病痛也不通知他。事实上，父亲说的很多话也不是针对他一个人，也针对我和大哥。父亲是把自己儿子看白了的那种父亲。有时候是我们做儿子的过，有时候也是他自己过于要强、过于小气的过。我们兄妹四个彼此一定也是有看法、想法的，只是都不讲出来；手足之情，没有必要过于计较相互伤害。从对钱的态度，对童年生活的态度，我是可以看清一个人的，何况都是从同一栋老屋走出来的。
　　我只是时不时回去看奄奄一息的父亲，在他的床前站一会儿，在老屋沉默一阵。我很少去接触父亲的身体。过去害怕，现在更害怕。过去害怕他的暴力，暴力的巴掌、拳头。暴力的突然的速度与强度。暴力的声音（包括脚步声和咳嗽声）。暴力的眼神。现在害怕他的垂死。垂死的肝。垂死的神经。垂死的眼睛。垂死的手——垂死的暴力——他饿了、尿了，要吃药了，还恶声恶气地吆喝，还怪母亲和我们动作慢、不到位，没有温情。父亲在老屋等死的那些日子，一定发生过更多的细节，我们目睹的只是很少一部分，更多更残忍的只有母亲看见，只有母亲晓得，但母亲是不会讲出来的。而最残忍、最无奈、最黑暗的细节一定都在父亲自己的体验中，那些体验甚至连母亲也是无法感知的，它们像黑夜漫山遍野的荆棘，最终被那位长了青面獠牙的蒙面大师收割了去。
　　　　
　　母亲把一个软面抄从老木柜的海底取出来递给我的时候，父亲已经被埋了多日。我坐在明亮了许多的老屋翻看软面抄，没有一滴眼泪流出。我有些嫌软面抄脏，有些怕软面抄上的病毒。老屋已经翻检，母亲用父亲留下的洗脸帕把陈年的玻璃瓦擦得透亮。阳尘也刚打过，一切与父亲有关的物件都被烧掉。仿佛母亲也像我们兄妹四个一样有决心告别父亲，告别主宰了我们几十年的权力中心。
　　软面抄里全是父亲的遗言，但又不是一般意义的遗言，而是抒情与纪实的遗言。抒情以诗歌的形式占去了绝大部分，不止是古体诗，也有现代诗。所抒之情不是感怀，不是留恋，不是忏悔与哀怨，而是愤怒——只是愤怒，针对他一点不欣赏的儿子们。他还诅咒，到了阴间也不放过我们——当然，主要是不放过二哥。父亲对我的愤怒完全归于我的反叛，对他的绝对权力和价值观的反叛。我从19岁读尼采、叔本华之后便与父亲完全唱的是对台戏。他是要我打鬼随鬼转的，紧跟形势紧跟上司，看风使舵，而我越来越喜欢我行我素。他希望我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把小轿车开到老屋的后门外，乡亲们都对着他流口水，众口夸赞他教子有方，而我却看透了浮华，一心只想过简朴的生活。就是在恋爱观上，他也是个百分之百的势利眼，他竭力想把我送进一个劳什子局长的家门做上门女婿，而那个劳什子局长的女子患有小儿麻痹症。他教诲我要学会走捷径、爬梯子、做人上人，而我呢，则是个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
　　纪实部分图文并茂，不能不让我怀疑一个垂死的人如何有那等细腻的心情与思维。有很多页，密密麻麻地画了樱桃树、香椿臭椿、桃树桑梨，每一棵树的方位都是确定的，大小用途也做了标记；每一棵树下都写着一个人的名字。我名下是桑，妹妹名下是梨，青杠和香椿归大哥名下，二哥名下是臭椿，母亲名下是所有的樱桃树和核桃树。软面抄上的老屋是用圆珠笔画下的，还真有那么一点速写的味道，老屋的倾颓与一个垂死者留下的颤抖而凌乱的线条吻合。老屋归母亲所有，圈道竹林归母亲所有。
　　樱桃花又开了，不再像父亲等死的时候看上去像纸花。我把软面抄交到母亲手里，专门去厨房洗了手。母亲问我看了有什么话要说，我摇摇头，目光落在母亲雪白的发间。
　　“我想把这个本本烧了，人走了，留着没用。”母亲拿着软面抄要进厨房。
　　“留着吧，未必要给两个哥哥看，留着做个纪念也好。”我叫住母亲。
　　我嘴里说是做个纪念，心头想的却是将来写东西可能派上用场。
　　母亲很听话地把软面抄拿回来，递给我说：“那你收拾到，我老了，怕啥时候忘了拿去惹火。”
　　我不明白父亲写了软面抄为什么不拿出来给我们看，按照他一贯的脾性，应该是要给我们过目的。也许人之将死，权力也萎谢了，再硬撑，是要被当成笑柄的。父亲隐藏了他最后的权力，是否就是意识到了不做笑柄呢？

我和大哥在78年以前，二哥在79年以前，妹妹在83年以前，都生活在以老屋为中心、半径不超出两公里的地方。在老屋里吃睡、完成功课、挨打挨骂、体验性萌动的烦恼与喜悦。
　　老屋前面的田坝是我们扯猪草、突击生产、挖曲蟮的地方。偶尔也在麦田、油菜地里追逐比我们年龄稍大一些的村姑。偶尔也感兴趣一两个新婚的少妇。她们在采桑、翻红苕藤、挖田盖，更多的时候是在割麦、割谷。她们的奶子通常都包裹得很严实，但抖动起来，我们裤裆里的小鸡鸡还是会张开翅膀。有时候汗水打湿了她们的衣裳，贴在肉上，我们清楚地看见了她们肥硕的奶子。我们的母亲那是还不老，也有那样肥硕的奶子，但我们看见了却只有羞涩和难堪。我和我的几个同岁的小伙伴的性欲差不多是同时萌动的，因此我们也是追逐村姑的同道。我们除了对她们的奶子感兴趣，就是对她们的屁股。那些发育非常好的屁股在我们眼睛里都是海洋——棉花的海洋、橡皮的海洋，我们要是能够从前面或者后面进去，一定会非常地棒。我们已经体会到了那种棒的感觉，电的感觉。有两回，我们等她们采桑一直等到天黑，她们站在桑树上，我们看见的奶子和屁股的轮廓更为壮观。其实我们与她们都是亲戚，不是表姐就是表嫂，但因为我们不在一口锅里舀饭、不在一个屋里睡觉，便没有血缘的排斥感。
　　“开会，下来蛮，下来我们耍一会儿！”我的某小伙伴等不住了。
　　开会在树上吃桑葚，嘴污得像传说中的女鬼。
　　“耍一会儿？跟你耍？”开会埋下头看了我们一眼。在她眼里，我们一定都还是黄屎甲甲没有脱的小屁孩。
　　“对，就是跟、跟我们耍。”另一个接话的小伙伴脸红到了耳根。
　　开会从树上下来，嘴里嚼着桑葚，嘴角流着紫水。她的奶子抖得厉害，屁股也翘得高。我们都知道开会跟贫协组长的儿子在耍朋友，只是贫协组长的儿子在部队，很少回来探亲。
　　“嗨，嗨，你们说，开会的男朋友回来的时候跟不跟开会睡一床？”某小伙伴在放学的路上这样问我们。
　　“还没吃喜糖，就不能睡一床。”某小伙伴像是很有见识。
　　“我不相信，我想他们一定会在鸡叫的时候睡到一床去。”某小伙伴有自己的看法。我们都问他为什么，为什么，他不说话，他解开裤子，掏出他的小东西。他的小东西已经不小了，而且是直挺挺的。某小伙伴给予我们的答案是惊心动魄的，是铁证一般的。我们都受到感染，直挺挺了，而且脑壳里完全是开会。开会的脸，开会的眼睛，开会的奶子，开会的屁股。他们吆喝着开会开会开会跳进了油菜地。我站在路上没跳。我想开会想得不比他们少，但我不习惯集体活动。某个，或某几个小伙伴说我将来没生育，我就脱了裤子把直挺挺的东西拿给他们看。
　　我们没有跟开会耍。我们都想跟开会耍。我们最终没说出口。一年又一年，最后还是没有说出口。开会背着满背的桑叶走了，我们望着她消失在黄昏里的影子不住地往肚子里咽口水。
　　涪水是我们活动的又一场所。涪水就在田坝坎下，它多数时间是碧蓝的。它的碧蓝里有我的幻想和困惑。它的碧蓝里有鱼。漂浮的或沉底的。多数时间是站在河坎上看见，再下河去捞。沉底的时候，一个人始终站在河坎上指挥，合着手掌做成喇叭喊：“往前一点，再往前一点；往左一点，再往左一点；往右一点，再往右一点”。漂浮的时候，都脱了衣裳扑通扑通往河里跳。
　　我不敢到深水去，等他们捞到鱼我也不享受他们的胜利果实。他们的享受不是吃，而是那个。我们不像苗族人和土家族人叫马口鱼，我们叫白片子。白片子多是被人炸死的，也有只是昏迷了的。白片子在他们的摩擦中醒来，嘴巴开始翕张，身体开始颤动。这一动便使他们达到了高潮。几个孩子一人抱一条白片子，钻进灌木丛，把他们刚刚可以分泌的东西射在鱼嘴里。有时候阳光明晃晃的，大胯上是河坎桐树的影子，还有巴茅草在一旁摇晃。风不大，凉丝丝的。苏醒的鱼已经在吮吸了，风又在抚摸。
　　“我们的白浆浆跑到鱼肚子里去了，鱼会不会怀我们的娃娃？”某伙伴提出了一个生物学的问题，看起来他已经晓得了生物繁衍的秘密。
　　“鱼要是敢怀我们的娃娃，肚子就会被胀破。”某伙伴的回答也不乏想象力。
　　“嘿，鱼要是真的能帮我们生个娃娃，会不会是一个半人半鱼？”某伙伴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
　　那时候，我们还没有“美人鱼”的概念。伙伴们的想象与担忧最终都被高潮省略了。他们把鱼拿到水里去清洗，有的还抓了沙使劲地搓。鱼是要提回家吃的，大人们的习惯是裹了面油炸，下酒，我们则喜欢抹了调料加一小坨猪油包了菜叶埋在塘灰里烧。
　　我从不与我的伙伴们一起享受白片子。在我看来白片子是非常非常纯洁、非常非常美丽的，它的皮肤没有鳞甲，光洁无比；它的身体修长，有着美丽绝伦的曲线；它的翅膀鹅黄或紫红，晶体一般透明。我总是一个人享受。我从小就相信爱是隐秘的，一个人的。我从小就相信性与爱、性与想象是不可以分离的。我时常在一个人放驴的时候去要白片子，但要的一定是活过来的白片子，一定是几两重的白片子。几两重的，嘴巴才适合我的小东西。它的喉咙动起来的时候，鳃动起来的时候，我的想象才能够活跃。
　　洪水季节，我们的工作转向捞柴。洪水里有一窖窖的柴，柴网伸进去就满了。在河边的缓水里探柴，也是很兴奋的。大根大根的柴，让我们兴奋得吆喝。我们吆喝着把柴举过头顶，把柴扔上岸。有些年份的雨季很长，十天半月甚至更久，比如1976年，涪水好多天都是洪水滔天，江面上漂浮着房屋、家具、牲畜和死人，就是洪水退了，江面依旧漂浮着那些东西。每到那时，我们都赶往龙嘴子。龙嘴子是个出柴的地方。附近生产队的人也赶来，捞他们一年甚至两三年的烧柴。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一把捏不住的雨里捞柴的，先是戴一顶斗笠披一床蓑衣，后来改成了穿雨衣或塑料布。大多数时候，那些雨都是抵挡不住的，衣服都是湿漉漉的。我们的身体被泡涨了，小东西却缩小了。为了柴，不少的人拥挤着往深水里趟。一个大浪过来，有人丢了柴网拼命往回跑，有人抱了大树随了洪水去。我父亲总是望着从他面前飘过的人感叹：“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他理解的财就是水捞柴。
　　从水里回来，穿上干衣裳，喝上热汤，底下又苏醒了。脱光了躺在蚊帐里玩，皮肤上也串出火焰。一次次打倒，一次次弹起来。它一天天成了我的阶级敌人，成了我必须重视的对象。我的伙伴和我一样，性成了一个突出的问题。性像是一根烧红的铁棒，将我们身体像烤羊一样串起，让我们难受。
　　洪水让我们暂时失去了找到白片子的可能。伙伴们开始钓石巴子，但必须是足够大的石巴子。很难有合适的。某伙伴钓到一条脊背橙黄的老石巴子，嘴壳子很坚硬，而且嘴壳子里面的牙齿没有完全退化，把他咬出了血。红尾巴和麻麻鱼是不可用的，它们的嘴巴仅仅够吃曲蟮，而我们的曲蟮已经变成了蛇。

　　从71年的“9.13”到78年的“12.18”，总是在隔三岔五地开批斗大会。全公社的，全大队的，全生产队的。偶尔也来一次全县的。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开批判大会好，百分之九十的社员都喜欢开批判大会，可以丢下锄头犁头，抄起手耍。只有极少数人不喜欢，害怕开批斗大会，因为他们是批斗对象，他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说他们是极少数人，其实他们已经不是人，他们被基干民兵抓住领口、头发揪上台子，再被狠狠地按下脑壳（低头认罪）。有时也五花大绑，有时也挨枪勾子、耳巴子和皮砣子。基干民兵根正苗红，年轻的瞳孔燃放着一种本能的世袭的暴力。
　　极少数人就是地、富、反、坏、右。所谓的“五类分子”。我的大爸属于“地”，尽管解放时只有十几岁，但他的老子是地主，他必须是。我的二妈则属于“富”，这个“富”不是来自我二爸，是她自己从娘家作为陪奁带过来的。与我的大爸同出于一个男人的精子和一个女人的子宫的二爸因为穿上黄衣裳跟部队去阿坝剿过匪，把出生给抵消了。还有我的父亲和我的幺爸，因为老子被镇压衣食无着，十二、三岁就入赘。李光泉是“反”，而且是现行，他的儿子“脑膜炎”偷了公社农科所的杂交玉米吃，说了“以三项指示为纲是红纲领，以阶级斗争为纲是黑纲领”的反动话。
　　我总是一场不落地去到批斗大会的会场。我感觉批斗大会首先是一个聚会。我可以在会场上看见更多陌生的人、更多陌生的小孩、更多陌生的豆草，感觉更多陌生的气氛。要是冬天，还有柴火烤，还有烧洋芋、烧红苕、烧玉米吃。运气好的时候，还能在别人的火盆边捡到一两颗花生。对小孩是这样，对于大多数人也是这样。可以不劳动，可以耍，可以见见亲戚、熟人，没准还可以见见老相好，还可以跟老相好去会场后面的猪圈里或者玉米林里打个啵儿什么的。我想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开批斗大会都是快乐的；极少数人被专政、被揪、被抓破衣裳和脸皮，被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那该多么地刺激多么地过瘾，也是多么地解恨解压。极少数人被专政，大多数人就安全了。更别说有女五类被撕破衣裳，露出奶子或者屁股带给大多数人的快乐了。
　　批斗大会的天空总是阴郁的，堆积着均匀的黑云。我从不记得有过阳光明媚的批斗大会。黑云是革命的征兆，是阳光灿烂形势大好的前提。有时黑云压得很低，压过了半山，但也不排除远方某处漏着一绺碧天，它狭，它亮，像一道裂口。有时飘着雪花，或者下着冻雨，雪花或冻雨在极少数人身上堆积，也在大多数人身上堆积。极少数人冷的时候，大多数人也冷，只是大多数人有自由、有权利，可以把手伸在柴火上烤，可以搓手，可以不停地在原地跺脚，而极少数人不能，他们只能像树桩、像雕像站着，而且只能是被打倒的树桩和雕像。有女民兵突然从人群中站起来领喊口号，大多数人齐声响应。我认识那个女民兵，她也是铁姑娘，我好几回从沟渠里过，她都在打炮眼儿。“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全世界无产阶级大团结万岁！”每每喊口号的时候，我就站起来抖我身上的雪或冻雨，顺便望一望会场角落的玉珍。
　　开批斗大会的当天晚上，一定是要放电影的。我对电影的兴趣一点不压于对玉珍的兴趣。雪白的电影挡子刺激了我的想象，让我总感觉可以穿过它抵达遥远的世界。虽然电影提供给我们的大多也是所谓革命战争与革命斗争的情境，一种被坚硬的我们不懂也不指望懂的信仰穿刺的情境，但我们仍然贪婪地吮吸着信仰周围的血肉。
　　我大爸之流的五类分子是没有权利看电影的。钱书记陪电影放映员刚喝过酒，红脸胀脖出现在300瓦的白炽灯下面，他的眼睛里流露出较平常更多的淫欲。放映机正在倒片，吱吱的响声匀净而湿润。钱书记身旁又换了个女知青。整个场子都黑了，只有钱书记那一坨亮着。人们都站了起来，齐刷刷望着放映机。那两个转动的轮盘是多么迷人，三、四卷片子放完就是一部电影了。片倒好了，钱书记开始讲话，某某人某某人某某人不能看电影。某某人里就有我大爸的名字和我二妈的名字。某某人不肯离开，电影迟迟没有开始。场子出现了局部骚乱，有人开始清场，有人推攘，有人尖叫，有人哭喊。听见棍棒的响声，听见满场的哄笑，听见急促的喘息。我为这个迷恋电影的无耻“坏人”担忧，他为什么不能像我的大爸根本就不到这个场子来，一个人自觉地拿了刨子钻心地在煤油灯下出一条扁担。
　　生产队的批斗会更像一个家族审判，只是罪行并非是触犯了家法，而是依旧沿袭了阶级斗争的划分。大队或公社革委会主任的远到更像是客串。革委会主任是打着手电走小路来的，他们在路上一定遇见摇曳的杉树林和黑黢黢的坟堆，他们说他们不怕鬼，他们是唯物主义者，但只有鬼才晓得他们究竟怕不怕鬼。大爸的母亲已经70多了，是生产队的头号敌人，她不过80斤重的身体总是以“地主老婆子”的名分镶嵌在口号里，接着被揪上台子。大爸的母亲的表情漠然，她似乎见得太多，是个大巫，阶级斗争在她眼里不过是个小巫。
　　大爸的母亲自然也是我父亲的母亲，自然也是我的婆婆，可是在我的印象里我的父亲从来都没有承认过这个母亲，我们也从未承认过这个婆婆。只是有一两回，我的外婆在提到她的时候说过“你们的高头婆婆”。我们的高头婆婆？当初我是很惊诧于这个词组的，也很困惑，但时间久了，提到的次数多了，我们不接受也接受了。
　　“为啥要叫高头婆婆？”我这样问婆婆。
　　我的婆婆只是笑，不回答我。高头？她的头很高吗？我看又不对。她住在我们上面吗？我看也不对，从我记得，高头婆婆就跟大爸住在我们家老屋隔壁，房子连着我们家的房子，家里本来还有一个我们叫大妈的瞎子，一个跟我大哥年龄相仿的男孩子。但不久瞎子大妈就死了。有很多年，我一直以为那个男孩子是瞎子大妈生的。我的确听见他叫我的瞎子大妈“妈”，叫我的大爸“大大”。后来我才知道不是，他是我大爸收养的。
　　高头婆婆在台子上站久了，便向队长要椅子坐，她说：“我已经是七十几的人了，又是尖尖脚，再站我就倒下去了”。队长看了一眼革委会主任。革委会主任示意给一把椅子。高头婆婆坐在椅子上，出过一口长气，便把她的尖尖脚抱到怀里揉。
　　“地主老婆子，你不要吃了五谷想六谷！”队长厉声说。厉声是厉声，可队长自己先笑了。高头婆婆也笑了，但笑得很老辣。这样的批斗不说有几百回，也有几十回，检举揭发早已省略。社员们该喊口号就喊口号，该哄笑就哄笑，该撕玉米就撕玉米。早先，生产队还没有电灯，草屋里挂着马灯。四盏，前后柱头上各一盏。马灯的光透过沾满灰尘和油污的玻璃罩子，还要透过潮湿的空气，等照在人的脸上，照在人们面前的玉米棒子上，已经有了油画的效果。
　　我最早参加的批斗会就是批斗我的高头婆婆的。我还很小，睡在玉米棒子堆上，或者睡在麦堆上，看大人的事，怎么看都觉得是一场戏。高头婆婆用她圆规一样的小脚走过路口的时候，我从来不担心她，我甚至有点羡慕她，羡慕她70多了还当主角。看见她要了椅子坐下，我的心便开始发毛。在我幼稚的眼睛看来，阶级斗争应该是严肃的，不应该当儿戏。一个“地主老婆子”居然像电影里的地主老太太一样派势，我是不能理解的。或许我心里对我的高头婆婆是有恨的，真的恨，不是什么阶级仇也是家族恨。她为什么对我大爸百依百顺，对我大爸收养的儿子百依百顺，而对我们、对我父亲却是不依不饶？我们都看见的，她把我们的家的水捞柴往他们家抱，把我们家的鸡往茅坑里赶，把我们家的樱桃一竿竿往地下打。我们都看见的，她是有心有爱的，但不是对我们、对她的三儿子，而是对她的大儿子。
　　有一回，也许是因为她前一天刚偷了我们家园子里的蒜苗，我躲在会场黑暗的角落扔出一个玉米棒子打她。她，我的高头婆婆，给了我父亲生命的女人，却表现得与我的父亲、与我们全家是那样的无关。在院子里看见我们，她是极端冷漠的，我们也是极端冷漠的，包括我的父亲母亲。只有我的婆婆是个例外，她会对她笑，与她说话，问她身体好不好。即使她不笑，我的婆婆也要笑。几天没见她从屋里出来，婆婆就会端点什么好吃的过去看她。为此，我的父亲没有少呵斥我的婆婆，但我的婆婆不听，总是这样回答我的父亲：“再说她也是你亲妈！”
　　我的高头婆婆一直活到89年，比我的婆婆多活了两年。我的婆婆是民国元年的。她老唠叨她是民国元年的，我就记住了。后来学历史，知道民国元年是1911年，就一次次计算她的年龄。高头婆婆很老的时候，我的大爸已经死了，大爸的儿子也已经死了，家里只剩下儿媳妇（就是我们叫玉芳姐的女人）和两个流鼻涕的孙女。她坐在屋檐下晒太阳，脱光了上身，两只乳房吊着，像两张笋壳，或者像两个喝干奶之后的塑料袋。她已经不能走了。我只要看见，都会颤抖。我似乎预感到了她的血液干涸的身体与我身体的某种联系。她干瘪的奶子也让我生一些想象，对我爷爷的想象，对我父亲和他兄弟的想象。我爷爷是怎样地迷恋过那一对奶子！我父亲和他的三个兄弟是怎样地迷恋过那一对奶子！我又怎么知道，还有没男人迷恋过甚至得到过她的那一对奶子呢？在过去的时间里，在后山长满青草、开满七里香而门前田野里油菜花盛开的时间里，我的高头婆婆的奶子里可是装满了青春、情欲和奶水，她的男人在与她共同的时间里享用着它们。那是一段在我们今天看来发黑的时间。事实上未必是发黑的，其实它比我们今天要明亮和洁净，就像我们老屋门前的江河，过去一定是要比现今纯净、丰满。我不知道她的男人被镇压的时候她是如何缓过那口气的，那时候她还不老，她拥有很多，就像我们今天先富起来的那些人；她甚至还拥有今天富人没有的东西，比如善良。听我的婆婆讲，我的高头婆婆原本是非常善良的，简直是菩萨心肠，后来变成那样，全在家庭的变故。她死的时候，我没有回去，我在外地教书，我不晓得。但那天我确实听见雷声，在晴朗的天空听见雷声，不是很响亮，却拖得很长。

我长大了一些，以性欲为核心的能量一天比一天多起来，但阶级斗争还在进行，与人斗的戏还在上演。是什么划亮了我的蒙昧的天空，让我看见了黑幕背后更黑也可以说是鲜亮的东西？我害怕起来。大哥念完初中，进了公社专业队，过起一种年轻人的群体生活，战天斗天，问青石板、乱石滩要粮。在上学的路上，我听见密密麻麻的钢钎声、二锤声、炮声、男男女女的调情声。我开始羡慕他们。铁姑娘，我又看见了铁姑娘，不止一个，很多很多，她们脱了外套，舞着二锤。她们的奶子与汗珠一起抖动，她们的屁股和腰身灌满了铅一般的力量。我觉得我很危险，而大哥却很安全。我和我的小伙伴们更加地放肆，在核桃树下面拉屎拉尿，然后没完没了手淫。白片子不再是我们解决问题的良方，我们想来真的。开会怀了孩子，但不是那个军人的，而是钱书记的。钱书记完了，因为开会完了，参观大寨回来就被撤了职，开除了党籍。过去在台子上指挥批斗别人的钱书记变成了被批斗的对象。好几个女人站起来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控诉他。仇恨遮蔽了她们的羞耻。钱书记曾经射进她们身体的子弹变成了她们还击的炮弹。钱低着头，眯着眼，完完全全是另外一个人了。揪他、打他、按下他头颅的还是那几个基干民兵。大队保管室的墙壁上到处都是揭批他的大字报，说他“破坏军婚”，他的罪状被上溯到大跃进、伙食团、四清、批林批孔、批邓。我在大字报前面流连往返，着迷于“酒杯一端政策放宽，筷子一提可以可以，勾子一中关系搞通”这样的打油诗。
二哥告诉我某伙伴搞了他们家的小母驴，我还不相信，等我在锅坨漩亲眼看见，吓得目瞪口呆。某伙伴趴在小母驴的背上，眼睛眯着，脸胀得通红。放了多年驴子，我只看见公驴骑在母驴背上，现在某伙伴变成了公驴，我就哭了。一个人怎么能够这样？一个人怎么能够这样？我哭得很伤心。我掉头往回跑，泪水模糊了双眼，跌在了石窖里。那是一个初夏的午后，阳光格外地好，对岸的山和河坎的桐子树格外的绿。阳光照着石窖，照着河面，本来是无限生动的，但我的眼睛模糊了，河流和高山都在旋转。我熟悉那头小母驴，它有一身黝黑光滑的毛发，有一根光洁灵活的尾巴，它的小屁股干净结实，即使刚拉过屎尿也很干净，微微翘起。还有那张脸，灰白相间的脸，眼窝深黑，有些忧郁，额头和鼻梁也长着黝黑的毛发，像春雨催生的韭菜。我哭着跑了，跌倒了爬起来又跑，我看见了魔鬼，附着在某伙伴身上的魔鬼，它有蟒蛇的头，有筛动的母狮的肚子，有云雾般的虚幻的轮廓。听见他们在后面笑，我忍不住回头去看。我看见某伙伴下来了，别的伙伴又上去了。我没有再哭。我呕吐了。我趴在石窖里，呕见了胆汁。阳光灿烂得像金子，我呕吐物旁边的锁眉草明晰得像翡翠。我的脑壳里反复呈现出公驴与母驴子交配的情形，最后的情形，无法控制的情形，液体奔流的情形，泡沫云集、消散的情形。我站起来，望着自己投在石头上的短短的影子，感觉危险的也不是我的那些伙伴，而是那匹小母驴。影子被三维的石头折叠，也有了三维，显得更加地短促。
对于我们还不明白又无法控制的性，起先我是毫无罪恶感的，我一直是把它当成美妙而混乱的折磨来体验的，我甚至以为它代表了我们生命的硬度与强度，代表了我们未来的希望——我的妈天，到了某一天我也会结婚，会有一个女人，开会或者邓老师一样的女人，我们有田有地、有房子、有床有枕头、有热被窝——我的妈天！可是现在，我有罪恶感了。每当我想起我的伙伴，就要想起那匹小母驴。我感觉性是罪恶、龌龊。我的感觉不是道德的，仅仅是身体的。我也想起那些白片子，想起那些或死或昏迷的年轻的鱼，它们在我们幼稚澎湃的冲动中充当了怎样的替身；而我似乎渐渐明白，性需要的不是替身而是化身。
我开始变得不合群，上学放学都一个人，在学校里也一个人，回到家也一个人。捞柴、扯猪草、看驴子都一个人。我越来越觉得我的伙伴们在往一条危险、罪恶的路上走。我其实是很喜欢纯粹、纯洁的一个人，虽然我自己也糟蹋过那些鱼，虽然我的大胯和屁股因为尿床时不时也会生一些红色的疹子。我说我很纯洁是缘于我对纯洁的向往。我说我很纯粹是缘于我对纯粹的迷恋。实话说，我是不愿意把自己交给别人的，也是不愿意拿别的什么来随意图画自己的。我在我里面，我只在我里面，自己生长，一点一点，像墙角的竹笋。尽管如此，有些时候我还是觉得自己不干净，需要放到炉火里烧一烧，需要拿铁锤砸一打砸，把自己当一块还有希望煅烧的铁。
我不担心被发现，被清查，被揪上大会的台子。白片子是公开的，出生雇农的哑巴也那样，没有结婚的大人都那样，它不涉及阶级斗争，不涉及政治觉悟。它更像是一种民俗，一种牵涉性的民俗。
糟蹋小母驴就危险了。小母驴是集体的生产资料，集体的就是国家的，糟蹋国家的东西就是犯罪。我见过芭蕉山的放牛娃被揪斗，罪行是强奸耕牛。放牛娃算起来是我婆婆的远亲，30好几还没有娶到婆娘。他站在台子上脑壳埋得比谁都低，女人们见了就给他吐口水，连同台的地、富、反、坏也看不起他。
某伙伴还在继续他的罪行。我害怕得不得了。这一次，我不是害怕他被揪斗，我是害怕小母驴怀了他的孩子。那个阳光明媚的晌午过后，我就对小母驴特别留意，在路口或是河坝看见，眼睛都要落在它的肚子和屁股上。它的肚子果真大了，而且筛得厉害。我从五、六岁开始放驴，没有少看母驴怀崽、产崽，我觉得那小母驴真是有点不对头。我在青皮树底下警告了某伙伴，又在大盖头、龙嘴子、挑水路警告了他的同伙。我把一件愚昧无知的事件上升到了一个法律与科学的高度——强奸与受孕。某伙伴用两个麻饼子收买了高年级的学生在学校侧边的沙沟里打了我一顿。三、四个比我大的学生把我按倒在沙地里又踢又踩，最后脱了我的裤子，往我的肛门里塞沙子，嘴里嚷着“筑沙屁眼儿筑沙屁眼儿”。


广播在9月上旬一天的下午响了，我们的第一反应是有电影。以前公社、大队有电影都是广播先响，唱很久的革命歌曲，才播送通知。有时也唱样板戏。印象最深的是《红灯记》、《白毛女》和《智取威呼山》。我听《白毛女》耳朵都听起茧了。过年了，欢天喜地。“人家的闺女有花戴，你爹钱少不能买，割上了二尺红头绳给你扎起来，扎呀么扎起来”。突然就不对头了。黄世仁的狗腿子进门逼债来了。一段充满阶级苦血泪仇的对白之后，喜儿被抢走了，杨白劳被打倒在地。我时常爬上楼梯，站在楼口，耳朵贴在广播箱子上，也顾不得广播箱子上的阳尘。我想象着喜儿的单纯与柔弱，想象着杨白劳的无奈与绝望，想象着黄世仁的淫威。剧情在一个劲地变，由喜到悲再到喜，中间有漫长的过度。王大春出现的时候，我把脸从广播箱子上抬了起来。我有点受不了革命带给广播箱子的震动。我在石墙那边林犬家的燕儿窝板墙上看见过王大春，他是一个身穿军装袖口挽得很高的化过妆的小白脸。可是，这个下午广播响了却没有唱歌，也没有播《白毛女》，而是反复地播着哀乐。在那一年的元月，在刚过去不久的7月，我已经熟悉了那支曲子。二哥躺在厅房的玉米壳里，妹妹刚刚挨了婆婆的打躲在灶门前哭。我预感发生了大事，北京发生了的大事。
“他死了，莫非他死了？”我这么想，站在楼梯上的腿开始发软、开始打颤。76年开年就不对头，第一天就下冻雨，冷得哭，没几天就是周死。在我现存的记忆里，76年的春天是难以叙说的灰暗与晦涩，雪没怎么下，老下冻雨。干雾到清明都很浓，漫山遍野。清明也发生了大事。北京。在天安门广场。我爬上婆婆的棺材听吴德的讲话，觉得有什么气体从地下冒上来。“首都工人民兵”、“戴眼镜的坏人”、“一小撮没有安好心的人”、“不明真相的群众”、“大快人心”是出现频率最高、我记忆最深的短语。76年，我还小，关心广播自然是出于好奇。现在仔细想来，也不能说没有一点忧虑。我们从小感觉到的就是，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一艘巨轮，我们都站上面，毛是英明的舵手，我们所以能乘风破浪、勇往直前全靠了这个舵手。而今浪子比往日都大了，我们肯定会感觉到船有些不稳当、有些颠簸，虽还不至于进水倾覆，不至于像富丽堂皇的泰坦尼克，但隐患似乎已经埋下。
81年，或者是80年。一个秋日的温暖的下午。我们坐在操场上听校长作报告。通过校长的嘴，我晓得给76年清明节那天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事平反了。那是一个平反的岁月。记得那天的太阳暖洋洋的，不很明媚，开会前高音喇叭始终唱着那首《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气氛完全不同于70年代，我的感觉也完全不同于70年代。“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我们身不由己地滋生了希望。那是一个希望的年代。
实话说，朱的死不算什么，对于我们偶尔能看到的报纸、对与我们小小的感觉都不算什么。他的死只是一个符号，一个也联系着预感的符号。不吉的符号。地震是一个毁灭性的预言，这个预言发生的时候，已经无法更改。242769条生命在一道白光闪过之后没了。242769条人的生命。更多的变得残缺的生命一生也都变成了赎罪，但旁人和他们自己却又无法看见他们的罪。唐山地震之后半个月，我们岷山也地震了。山垮了，河堵了，暴雨和洪水来了。世界发了霉。在我的感觉中，不止是我们生活的狭小的世界，也包括我们理念与想象的世界。
他真的死了。他的心脏永远地停止了跳动。我的脑壳还有一点点发晕，但腿已经不那么软了。他死了，不管怎么说都要换舵手了。我心里似乎有一个隐秘的渴望——换舵手的渴望。这个渴望不是教育给予我的，是我自己身体里长出来的。很肉感的。
二哥突然哭了，从玉米壳里爬起来，又倒了下去。
“黄世仁来了，黄世仁的狗腿子来了！”二哥指着大门外面喊。
我不相信。我的眼睛穿过竹林和石墙看见的只是渐渐来临的黄昏的影子。
妹妹跑出来，继续哭。早先流在脸上的泪还没有干。
“毛主席死了，胡汉山是不是又要回来？”
“没有胡汉山，胡汉山早就枪毙了。”
“没有胡汉山，总有蒋该死，蒋该死在台湾。”
“毛主席死了，是不是蒋该死要从台湾打过来？”
“有这个可能，但是——”
“毛主席死了，解放军又没有死。”
我不记得那个黄昏我们还说过什么，但肯定还说过什么。其实，我们不知道，蒋介石头一年已经死了。黄昏了，树木、江河和山的影子都渗透到了空气里。他死了，地球还在转，我们还得去龙嘴子扛柴。雨季已经过了，洪水已经退去，满是稻瘟病的水稻在一天天变黄，桑叶倒是肥沃得不得了，喂出的秋蚕也肥隆隆的。
我在学校的批斗会上把自己揪上了台子。起先我还在往台子上扔土块，打那个年轻甚至还有几分稚气的坏分子。“娼妇婆娘！娼妇婆娘！”同学们都是这样骂的。有的土块打中了他的脸、眼镜，有的散在了头发里，有的打中了他的腿。他看上去比我们大不了多少，瘦小的身子风都能吹倒。他在哭，无声的哭，滴着眼泪。眼泪换不到同情。不断有土块落在他的身上和周围。他穿着喇叭裤，髋部和膝盖绷得紧紧的，膝盖以下却敞开了，真的像个喇叭，像朵喇叭花。土块打在喇叭上，留下一点点黄土的印迹。衣服上也是。我突然觉得他有些像斑马，一匹年幼但已经懂得发情的斑马。有人揭发他有浓郁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讲恋爱、“提劲打靶拉板板车”。虽然我还没有长大，但我已懂得“生活作风”包含的意义、“生活作风的错误”包含的意义。其实我自己也在犯“生活作风”的错误，在油菜花丛，在涪水边上，在白日梦里。甚至所犯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比如白片子，比如追开会。
我从班集体的队列里走出来，顺着石梯往台子上跑。跑上台子，紧挨“娼妇婆娘”站好，学他做出低头认罪的样子。邓老师在下面喊，女生也在下面喊。校长在麦克风里叫邓老师把我弄下去。邓老师却不敢上台，我晓得她是怕“娼妇婆娘”——我们已有所耳闻，“娼妇婆娘”谈恋爱的对象就是邓老师。
批斗会暂时停了下来。好些老师和同学都朝厕所蜂拥而去。这不是我的希望。我希望的是有人跳起来揭发我、批判我、朝我扔土块。我真的想坦白我犯的罪，坦白我们犯的罪。我觉得只有坦白了，我才会改正，才会纯洁。
校长没有给我批判与坦白的机会，他们把我连拖带抱弄下了台子。我本来是可以抱住台子上那棵苹果树抵抗的，但我没有，我看见邓老师哭了。
看见开会跟李香何妈妈在青皮树底下的手磨上推黄豆，我就知道小母驴要下崽了。我明晓得小母驴只会下小驴，却还是担心它会下一个半驴半人的东西，而且这东西长着一张某伙伴的脸。我想这也是一个诅咒。像一朵毒蘑菇，在潜意识里探头探脑。手磨已经很老了，磨盘和石槽的齿已经变得有些模糊。把手也不好使，直是脱落。李香何妈妈为了紧固把手，往石窟里塞了很多的楔子。豆浆一股股淌进木桶，石槽里全是白云一般的泡沫。木桶面上也是白沫。手磨真的很老了，底座周身都长了青苔，有两三处还生了水蕨。我非常熟悉这样的手磨，家家院子里都有的手磨，在竹林里，也有在后门外石墙边的，但旁边总长着一两棵樱桃树——正当年的樱桃树。我们在手磨边玩耍的时候，总能看见石槽里、磨心里、磨盘上都是樱桃核。我们更小的时候，也爬上手磨去耍，捡樱桃核耍。偶尔也捡到几棵泡得胀鼓鼓的黄豆，喂到嘴里嚼，被生涩的腥味吓得连忙吐出来。平常我们看见的家家户户的手磨都是罩着背篼的。很大的竹篾编的背篼，一道圈、二道圈、三道圈，总共五道圈。我们叫着垮砬子背篼。罩着背篼，是为了不让鸡爬。鸡是个讨厌的家伙，在手磨上找黄豆吃，站在磨盘上打鸣，有的干脆在磨石上踏蛋，屁股一橛一泡屎，且是那种又浓又酽的醣鸡屎。
“李香何妈妈，驴子是不是今晚上下儿子？”
“还用说，看它的肚子筛得，简直就跟有几个娃娃在里面拱一样。”
说到娃娃，我的脑壳里又像放电影一样把那个晌午发生在河坝里的事过了一遍。我的某伙伴，某伙伴，某伙伴，在晌午的寂静里一点点缩小，最后缩成一只草碧（就是书上说的牛蟒），趴在小母驴的屁股上。
那天晚上，我没有得到一点有关小母驴下崽的消息。就我的本意，我是很想守着小母驴，亲眼看见从它的屁股里钻出一个“人驴”。我大半夜都没有睡着，一直在想小母驴，我真希望它下一个人不像人驴不像驴的东西，像我的某伙伴。下半夜的风很大，樱桃树枝不断地伸过来抽打我的泥窗。


非常好的一本书！我是得到阿贝尔先生《老屋》亲笔赠书的一名长沙读者，你曾经同事的朋友。一定不记得了吧。。
掏银子定书，是对作家劳动最大的支持。为此我见同事就“推销”《老屋》，以感谢先生的亲笔赠书之真诚！呵呵，感谢感谢！！

第三章 椽

为疾病所迫悠转林间
整个下午，花开得娇艳
寂寥中难得的美丽
就是花瓣落在脚背上

冥想与花瓣一同凋落
一束阳光弯在枝条上
碎花无影，除了清风
看不见面魇

我的生命的病根延伸在浓荫里
它们是爬满落花的蚂蚁
我沉默不语
把视线转移到了树干上

——《无意•1991》

我父亲的绝症来得很突然，意外指数不压于一次车祸。我父亲一直是很健康的，吃、喝、说、睡，比他四个儿女都要健康。唯一不是病的病就是夜里爱说梦话。我每次回去，夜里失眠，没少隔着板壁听他梦呓。那些梦呓是闪烁的，有着萤火虫的幽光，有着山歌子的尾音，有着沾了水的阳尘的冰凉。他翻身、磨牙，给我的感觉像是在白天活动。我总是在他的梦呓里辗转反侧，重温那种从小就能感觉到的他施加给我的控制。父亲非常健康，健康得让我们兄弟三个感觉是一种威胁。父亲的健康是一种硬度和强度，让我们倍感压抑。他蓬勃旺盛，就意味着我们的萎蔫，意味着我们个人的支离破碎，因为在他的观念里，我们应该是他的财产，是听话的狗——我们当然不是——我们的背叛与独立，自然是他必然要抑制的。认识我父亲的人都在我面前夸赞过我的父亲。土博士、思想家、改革家、脑壳最灵透的人、有魄力的长辈，等等等等。至于人才，那更是没说的，连诗人夏宇见过我的父亲之后也总是说：“你看他的腰板多直，肩膀多有轮廓，双腿多修长，还有他的二分头，说他风度翩翩，潇洒倜傥，一点不过分。”我父亲都六十了，我老婆说他比我伸展、年轻，只是加了“远了看”三个字。很多年，我都注意到我父亲的背影，特别是他梳了光光头、西装革履的时候，真他妈一个风度翩翩。不过在背影、人才这一点上，我并不嫉恨他，甚至引以自豪。在乡下教书的时候，父亲来过一次，同事见了问我：“他是你几哥？”“几哥？我老子！”“真年轻，一点都看不出来。”我想，同事一定也只是“远了看”。进城之后，时不时有熟悉我父亲的同学或同事对我说：“嘿，昨天看见你老子了，穿得周吴郑王的，在郑家馆子喝酒。”如果是女同学或女同事，语调里还带一点惊叹和崇拜。父亲非常健康，那年夏天我还看见他光着上身站在厨房抹澡，脊背上堆了厚厚的肉，暗红的，像牲畜的腱子肉，我还说过：“你长肉了。”他似乎回过我一句：“不操心啥了，就长肉了。”父亲从来都干瘦，属于我们平常说的筋骨人，现在长肉了，应该是健康的标志。肉可以消除一个人的恶。我觉得一个人的恶总是与筋骨分不开的。看看菩萨，看看佛，看看罗汉，哪个不是肉滚滚的？
然而，就是这个开始长肉的人，有一天在地里掰玉米，左肋下面突然疼了起来，身子一下子变成了金黄。父亲是个爱好的人，自然也爱身体的好、活着的好。二哥打电话说父亲进城检查病来了，他不得空，叫我去陪陪。我在医院见到父亲，看见他露在衣裳外面的部分除了头发全是金黄。眼珠最黄。脸、脖子、耳朵、手，全都像是在黄连水里泡过的。父亲已经从B超机上下来，我想象他的肚子一定是一片可以收割的向日葵。“没啥，你有事快去治，我检点药就回去了。”父亲见了我，摆摆手说。我看着他，说不清心里是有块冰在融化还是有块冰在凝结。从药房到收费室，从收费室到报恩寺，我一直跟着父亲。我想跟他说点什么，他却想甩掉我。“我没啥，你跟着也没一点意思，回去，该做啥做啥！”父亲转过身来，显得很生气。
“真的莫得啥，是一颗小牛子堵住了肝子上的管管，黄胆跑出来了。”母亲进城来给父亲拿药，坐在二哥家的沙发上说。
“没啥就好，没啥就好。”二嫂在一边说，眼睛在二哥脸上扫。我看见二嫂的动作了，我晓得她的意思。我们都相信父亲不会有什么。在我们眼里，他简直就是铁打的，偶尔的氧化生锈，稍稍吃一剂盐酸什么的，稍稍打抹一下，便又是一个铮亮的人了。
又一日，在农业银行门口遇见父亲。他走在街对面。他没有看见我。他的脸黄得好些了，但还是黄。他已经过去了，过到了我的背后，过到了人海里。快要过年了，街上人很多，行色匆匆。我本来就害怕父亲，现在他变黄了，自然更害怕。我本来要叫住他，可那个叫他的声音从喉咙里出来又被牙齿咬住了。我真的是有能少一次与他碰面就少一次的想法。我觉得他身上有一种腻糊的东西，让我恐惧的东西，我本能厌恶的东西。不仅仅是新生的黄疸。可是我在拐过街角的一刹那，回转身追赶了上去。一种来自血液的超乎了厌恶超乎了腻糊的东西征服了我。
我和我的父亲对望着没有说话。我是说不出话。我看见他的眼珠依旧发黄，人瘦了许多。
“这是我给医生买的红塔山，你抽不抽？我每次去医院找医生看病，都要买一包红塔山。”父亲从西服口袋里掏出红塔山，要给我取。
“你晓得的，我很少抽烟。”我说。
那一刻我比厌恶纸烟还要厌恶父亲的虚荣与世故。
问起他的病，他说他又去中医院打过B超，是胆支管结石，先吃药，吃药不行再做手术。他说他西药中药双管齐下，看它那么一颗牛子有好跷盘。问他吃饭睡觉如何，他说胆囊、肝子上的病，肯定影响消化，吃一般还行，就是有些厌油。
夜里醒来，再也无法睡着，脑壳里全是父亲。没有什么不吉的梦。没有什么不好的预感。但父亲让我生出许多的疑虑。他的潇洒没了，他的倜傥没了。他似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麻烦。跟二哥谈到父亲的病，二哥在电话里狂笑，笑过说：“这回老头子给整萎了，不晓得以后有没有改。”二哥的意思我懂。老头子也的确有该改的地方。他记恨二哥呢，说二哥哪次回家给人发烟没给他发，哪次请客没有请他。我在电话里沉默，感觉到火焰一样的悲哀在橘红的胶皮线里流窜，它的载体是变黑了的父子血。
从那以后，我的心里便有了一个疑乎的概念。父亲的身体出了问题。父亲开始走下坡路。那疑乎的概念就像是一条糊满猪油的草绳。父亲病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得的又是一种“不干净”的病，进城更是不往我和二哥家走。有母亲陪着的时候，也只是母亲来通报一声。
“他不来呢，他说他宁愿在纪念碑等！”母亲端着骨头汤边喝边说，神情是略显兴奋的。
“我去纪念碑看看，我要说他几句，进了城也不到家里来，自己儿子的家，太见外！”
“去不得的，你去了他要跑，回去还不把我骂死？”
母亲一个人进城，受了父亲的委派买鲫鱼、拿药、买葡萄干（自从厌油，父亲吃上了葡萄干），都要来我们家坐坐。但也是坐坐，说说父亲的病情、说说父亲越来越坏的脾气、说说她受的气。我留母亲吃饭，或要带她去馆子吃饭，她总是说：“来不及了，来不及了，你晓得你老子的脾气，他会算时间，等车要好多时间，赶车要好多时间，拿药买东西要好多时间，回去晚了，他要骂人的！”我送母亲到大门口，有时也陪她走到东门。有几回，我和母亲站在东门外面都不走了。
“你老子不像是得的胆结石，一天比一天瘦了。”
“不是几家医院都打了B超，都说是胆结石？”
“你晓得胡宇林老汉儿得的就是胆结石，人家吃了药就应了。”
“是不是给二哥大哥说一声，带他到涪市或成都的大医院去检查一下？”
“你晓得你老子，性子硬，自己哪里好得开口？我说我来找你们，他都不让，他说要你们自己主动，要看你们有没有孝心。”
打电话给大哥，提到母亲的话、父亲的病，大哥说：“我自己的稀饭都还没吹冷？两个砍脑壳的都不听话，尽给我惹事，现在人家李慧乔也不管了。”大哥说的砍脑壳的就是他的两个儿子。
我在宾馆会议室找到二哥，二哥说该该该，他可以找车。我说车李慧乔已经说了，她回来接。“要过年了，事情多球得很，看是不是跟老头子商量商量，过了年再去？”二哥把抽到一半的烟扔在地毯上，踩灭说，“你晓得的，一到过年，那酒啊——”


守望者DD：感谢，感动，但愿有更多的人能像你这样理解像我这样的写字的人。看了你的读后感言，恳请多多批评！

在一个充盈着年气的下午回去看父亲，父亲坐在火盆旁像是变得很小了。我还认得出，但我又有些不敢认。他穿着羽绒服，戴着栽绒帽，仰坐在红红亮亮的炭火边。人越来越老，老屋越来越显得宽敞。父亲在老屋里，特别是在阴郁飘雪的下午的老屋里，太容易被忽略了。
母亲在灶房里忙，看见我，朝厅房喊：“老三回来了，加几块炭！你一个人总是烤一烤就把火烤灭了？”不见里面回应，母亲又补充一句，“又睡着了？”
母亲的一个“灭”让我接连打了好几个寒颤。
走进厅房，眼睛习惯性地扫过神龛。父亲坐在屋当中。我太熟悉那一垛篱笆了。奖状已经发黄，主席像已经发黄。阳尘已经融入那些陈年的物件。一垛篱笆也是一张脸、一片记忆。佛像是后来添置的，婆婆的遗像是后来放上去的，酒杯、酒水、香蜡也是后来放上去的。
我喊过“大大”，在父亲对面的一条长凳上坐下。父亲说：“柜子上有苹果和梨儿，是你幺爸给我买的，你自己去削了吃。”我摆摆手说不吃。母亲加了炭，火渐渐雄起来。“火都不雄，人哪还能雄？”母亲坐下来烤手。母亲问我的工作、家人，我都懒得回答。我回来看父亲，可是见了，又不晓得如何是好。
父亲说腊月八他给园子里那根老核桃树喂腊八饭了，核桃树已经死了半边，他想保住剩下的半边。“今年秋天，打几十斤核桃也好！”父亲这样地感叹，我脑壳里又呈现出那棵核桃树枝繁叶茂的景象。那时候我们多小，我们的父亲多年轻。问起父亲的病，他说本来已经好了，吃胡国庆家燕儿的酒又吃翻了，时不时地疼，人又时不时地黄。望着新燃的炭火，父亲总是重复着一句话：“就是那一块蒸肉又把胆管堵住了，那天胡玉庆家的蒸肉蒸得溜火巴（pa），又不见得好肥。要不，就是那几筷子酒米，亮晶晶的酒米，厨子说是用冰橘蒸的。”
说话间，父亲又睡着了。我团了火，关好门，轻脚轻手出去。母亲在园子里掐菜，透过光秃秃的桑树，远远地便看见。我走过去，站在田埂上与母亲说话。父亲还在，但似乎感觉已经不在了。看见园子、菜蔬，看见远处地里的麦苗，我感觉到一种久违的与父亲的病痛无关的生气。母亲是健康的，不只在身体，也在性格；跟她在一起，明显地感觉到她的爱与善，像是从泥土里散发出来的气息。还有对岸、远山、远天，它们让我忽略了父亲在某些瞬间带给我的腻糊——一种足以粘住鹞子翅膀的腻糊。


我在硬盘上一个叫《原子》的文件里查到了那一天。01年1月17日。
　　
　　17日，母亲来。中午给妹妹打电话。决定明天送父亲去成都检查病。大哥从梓州回。下午，老家来电话说父亲又痛起来了，很凶，在合作医疗站。姑父送我们去医疗站。父亲正在打针输液，痛得厉害。天快黑时，父亲坐堂兄的电三轮回。
　　
　　我还记得，这不是当天记的日记，而是25日从成都回来补写的。前面有这样一段说明：
　　
　　打开电脑，我的父亲已确诊得了晚期癌症，且是胆囊和肝上都有，已经到了无法手术的地步，并且我也慢慢习惯了面对。此时，父亲躺在人民医院的病床上。实话说，我内心遭受的打击并不大，但我对人、对生命的感触却多了许多。我想，就是一个长期较量的敌人的死也会让你悲伤。何况是自己的父亲。看见父亲躺在床上一身蜡黄、脸颊瘦小而又平静的样子，我心里是另一种滋味。
这不是归于“写作”范畴的回忆与虚构，而是01年1月25日补写的日记。

17日是舅婆的90岁生日。我母亲的舅母。母亲进城来，大哥也恰好回来。吃了酒，在我们家团聚，屋子里难得地有了喜气。父亲一个人在老家，有一阵子，母亲不提起，我们都忘了。要是没有一个肝区疼痛不止、脸色蜡黄的父亲，我们的日子会少很多的忧烦。大哥话不多，坐在火边听我们说，听我和母亲说，只有我问到，他才说几句，说他在妹夫手下打工的艰辛，说他起早贪黑如何种花种草如何挑水灌花，说他如何把妹妹给他早上买馒头的钱存起来给两个儿子缴学费，说他胃病发着如何蹲在花园里呕吐——他早已不呕吐了，话也便说得轻巧。我说什么呢？我的穷，我买房子欠下的账，我在火锅店、书店、打印部、早晚门市部赊的账——我从来不在家人面前说我的写作——在我的每一个家人眼里，我所以有如此灰暗的今天都是因为写作，是写作把我引上了歧途。特别是我的父亲，他前几天还一边按住肝区一边说：“你娃娃要是听老子的，打鬼随鬼转，现在早就是局长了，有车有钱。”“还有二奶。”我嬉皮笑脸地补充一句。我看见父亲蜡黄的脸上疼出一颗颗麦子大的汗。“儿子大了就对了，把两个儿子的书供出来就松活了。”母亲安慰大哥说。母亲是乐观的，即使看见父亲病成那样她也是乐观的。
一个电话把我们调度到了父亲身边。大哥、母亲、我、在县委开车的姑父，以及刚从藏区回来还没来得及回家的二哥。“三老汉儿又疼起来了，按着肚子一个人去了合作医疗站，看样子不是一般的恼火。”电话是我的接的。堂兄的语气像是在通报一头牲畜的瘟病。我轻轻地放下听筒，转身看着二哥和母亲。
差一刻钟一个小时，我们赶到了公路边的合作医疗站。我非常熟悉的合作医疗站。医生姓王，是个先天性哮喘患者，颈脖松软短促，折叠着大卷的肉。我们读小学的时候，他就是赤脚医生。看过电影《春苗》之后，我们给过他一个光荣的名字：“红雨”。合作医疗站背后就是大队保管室的晒坝，很多批斗大会都是在这里开的，很多电影也都是在这里放的。记得看《祥林嫂》那个晚上，天气闷热得要死，我挨着开会坐在豆草里，看着看着就靠在开会的退上睡着了。
合作医疗站门里门外挤满了人，我们走过去，那些人都自动闪开了。都是些熟人，也有亲戚。他们和我们打招呼，我们点头笑。天色很暗，医疗站里开了灯。父亲躺在一条有靠背的旧式长椅上，瓶子里的液体已经快完了。父亲还在叫唤，脸上汗珠冒着热气。我们围着父亲站住，一筹莫展。王医生在里面为别的病人忙碌，眉梢挂着恒久的微笑，那样的微笑在他还是赤脚医生的时候我就看见了。
“胆结石就是疼，我见过好几个病人都疼得在地上打滚儿，一刀下去取出来就对了。”王医生把话说得像灯草一样地轻巧。
母亲握住父亲的一只手，父亲挣脱了，把它交给了自己的另一只手。父亲说他得的不是胆结石，他怕把病传染给母亲。二哥大哥站得远远的。旁边的人七嘴八舌，问这问那。我感觉到与他们的隔离——自己人与他人的隔离，自己与他人的隔离。这种隔离也在我和我的父亲之间，也在我和我的两个哥哥之间。
液输完了，父亲还在疼，又打了止痛针。夜晚来了，来来往往的车灯把医疗站照得刷白；但只是一瞬，就又变得漆黑。堂兄的火三轮停在路边，我们把父亲扶上去，不断地叮嘱他坐稳。母亲坐上去扶住父亲。“大大，我真的想帮你疼。”在堂兄踩发动机的时候我对父亲说。父亲没有听见，但二哥听见了，二哥说：“你就会说空话！”
　　
不管是从地理、人文还是从行政区划看，成都都是我们的都市。我们的省会。从83年第一次去成都算起，也去过十几回了。火车北站、人民北路、红星路、春熙路、青年路、青羊宫、杜甫草堂、天府广场和人民南路，是我记得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地方。也去过一两回白夜，但印象中都像是空运去空运来的，来路去路都没有印象。没有去南京中山路之前，人民北路的梧桐树是我见过的最古老的梧桐树。走在树阴下，摸着皴裂的树皮老是想，巴黎香榭丽舍大街上的梧桐树也不过如此。成都朋友最爱考我：“天府广场老毛挥的是左手还是右手？”我多次看见过那个塑像，却总是答不上。83年第一次是路过，去峨眉山，回来转车在人民北路吃了顿饭。83年看见的成都只是成都的一只很久没洗的脚，沾着泥，沾着油垢。后来去成都也都像是做梦，去了来了，在花花世界里呛一口水，记得的只是几条街道和几栋高楼的轮廓，印象深刻的倒是路上的风景。黄土、罗江、德阳、广汉、新都。天回镇，成都北郊的一个集镇，李劫人《死水微澜》的产地，唐明皇转身的地方。青白江温顺细腻的样子和拱桥两边繁荣的集市。桉树。破烂拥堵的柏油路。满载原木的大卡车。87年夏天流浪归来，白天跟阿强住在西城区的小旅店，夜晚出没在盐市口一带的闹市。膝盖被电车车门夹出了血，好些人为我打抱不平，但电车还是在售票员的唾沫里开走了。89年冬天在光华村，见过一位“非非诗人”。光华村还是田野。与刚刚起床的诗人谈到自杀的海子，手里正捧着几月前海子捧过的茶缸。成都对于海子是致命的。
对于我的父亲，成都也是致命的。车到油江父亲的肝区又疼痛起来，到了青白江，父亲已经在桑塔纳里蜷缩成一盘现划黄鳝。我挨着父亲坐着，妹妹坐在前排，另一侧是母亲。从广汉开始，我和母亲就侧身站着，尽量把空间腾给父亲。川西平原的冬天是阴沉的，带着浓郁的黑灰。我在回想起夏日几次走过这条成都之路见到的明丽风景后，联想到的是火葬场上空的景象。一切都出于本能。妹妹尽量让司机把车开得缓慢。成都，成都，父亲把希望全部押了上去，而我却在他身边一把把地抹泪，几次想起二哥说我的话：“你就会说空话。 ”
成都带给父亲的折磨是空前的，也是终极的。黄疸性急性胆囊炎。胆管炎。这是一审判决。父亲像一个病变的器官被我们带来带去。疼痛和一流的医院让他迅速地萎缩。不断地被安置在机器底下又不断地被转移。报告单雪片一样输出，很快就压弯了我和妹妹的手臂，刺瞎了母亲的眼睛。如果病情真是一审判决的那样，我们也能够接受，消炎排黄疸便可以让父亲康复。然而父亲还是疼，整个地疼，一流医院的处方和药物也无疗效。天色已晚。二审判决已不可避免。成都的天空和医院建筑的双重阴暗笼罩了我们的父亲。内一。B座。三F。在走过迷宫一样的回廊和草地，父亲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医生的表情是一贯地轻松，只有从教授的眼镜背后漏出的些微光丝是严峻的，只有父亲肝区从未间断的剧痛是严峻的。恐惧从我们身体的最底层升上来又落下去，像海潮一样一次次袭击我们的疲惫。医院复杂的让人渐渐感觉舒服的气味积满了我们的呼吸道。看见一个在自己的婚礼上酒精中毒的男子被手术车推进来又推出去，脸上盖了雪白的被单，我又感觉父亲是幸运的。看着那个还没有来得及摘下新娘花的新娘哭得死去活来，我的眼泪一点点缩回了泪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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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年，我的肝区也有过不适和些微的疼痛。随后几年，那种不适和疼痛还时不时地出现。我到好几家医院打过B超，肝脏没有问题，是腰肌神经痛。我记得疼痛是从94年春天的某个傍晚开始的，我在大街上完成了一次只有二十岁左右才可能完成的纵跳，为了摸到一拨接近海飞丝广告牌的梧桐枝。
94年，我有两个熟人死于肝癌。陈，一个身高一米八的体育老师，属于帅呆了一类。跟我写学诗。虽然风格还是拜伦那样的浪漫主义，但生活方式却已经是现代派的。陈参加市上的篮球比赛，我坐在旁边帮他抱衣裳、拿矿泉水。94年4月的一天，我在中医院门口看见他，他蹲在墙根，望着街上行色匆忙的人，眼睛里堆积的全是灰。梧桐树的枝叶已经足够舒展，但绿还是有些稚嫩。“你像个死人。”我走过去说。他一身都在发抖。再早先一些时候，我老婆预产期的前一天，陈在我的租房找到我，要我借他一笔钱。很大的一个数目。必须。我没能满足他。我的全部积蓄也不够600元。他用了陌生的眼神看我，然后转身离去。我叫住他，给了他100元，告诉他不用还了。陈看上去很健康，高大威猛，只是性子比原先急躁多了。我知道他已经不写诗了，也不再在积水的操场上对着始终歪歪斜斜的队列喊一二一了。他在做生意，淘金、倒卖木材、打麻将。他找了个漂亮女友，倾城倾国的——他自己的话——也是个老师，在乡村小学。女朋友要求陈在一年之内把她调进城，否则就拜拜。我见过陈的女友，是个美女，虽在乡村小学，但消费起来一点不比城里女孩低，包括性，包括思想。陈单身的时候是很健壮的，扣蓝是家常便饭，但自从耍了女朋友，我就再也没见到他扣蓝了。陈谈恋爱的时候，我也正谈恋爱，四个人见了，他总是显示出某种优越感。我知道陈是很自卑很自卑的，现在找了美女，自然有意识无意识地想遮蔽自卑。恋爱仅仅是恋爱，婚姻也只是婚姻，人生是漫长而充满变数的，在陈表现出的“女友自豪感”里，我预感到了不祥。94年7月的一天，我伏在办公桌上睡觉（刚来到人间4个月的杏把我折腾了整整一宿），电话铃吵醒了我：“要去参加陈□□的追悼会吗？”一个朋友就这样把陈的死讯带给了我。
另一个是王。人民医院

的大牌。先是我舅子的朋友，后来成了我的朋友。我在乡下教书的时候，他时常到我那儿来度假。我们钓鱼、打猎，在山泉里裸泳。我现在还记得王为了抓鱼摔倒在泥潭的滑稽样。我们一人干掉一瓶柳浪春、三瓶亚太，照样打通宵麻将。王在我舅子的卫生院坐门诊，从早到晚都是打拥堂，好多人走几十里山路赶过来。王挣了很多钱。94年8月，我老婆宫外孕发着，妇产科五个小时都查不出来，强迫转到内科。内科是长脚蚊和苍蝇的天下。值班的女人只管一次次往自己干瘪的嘴唇涂劣质口红，对下班过后的婚外恋已经迫不及待。“把液体挂起，等到明天再说！”她这样吩咐她手下的护士。王来了，他按着肝区——后来看见我父亲按着肝区，我总是想起王——他来打针，顺便看看。王掰开我老婆的眼皮看了看，非常肯定地说：“不用说了，是个失血病人！”王吩咐护士拿来注射器，把一颗长长的钢针扎进我老婆鼓胀的小腹，再缓缓地抽动，血顿时装满了注射器。“宫外孕，宫外孕！”王把注射器丢进护士手里的托盘，哈哈大笑。王穿过被白炽灯照得橘黄的走廊的时候，我看见蜂拥的长脚蚊追逐着他的笑声，他顾不得去拍打和驱散，两只手都按在肝区上。那是我见王最后一面，后来他去了成都，死在成都。他本来是去华西医大进修的，结果——很多年很多年，我老婆小腹的刀痕已经陈旧，王还时不时出现在我的记忆——有一段时间，他总是在我爬上老婆小腹的时候出现，弄得事情索然无味。
　　两个朋友的死让我的意识时时刻刻都停留在肝区。我时常感觉肝脏像一块石板顶在我的右肋，一丁点疼痛也会放大为肿瘤的雏形。我知道我这是恐癌症。我甚至想，要是有一天我真的得了癌，那也是我唤来的。肝区不适或疼痛的时候，我时常拿手去让腰肌和内脏尽量分离，用感觉分辨疼痛的来路。好在每次分辨的结果都是来自腰肌而非肝脏。
　　水依旧漫在父亲的身体里，携带着相当密度的黄疸和泥沙。母亲和妹妹去宾馆睡了，我独自守着父亲。重症监护室。6张现代钢制升降床。12台仪器闪烁，发出焦人的电子干扰声。一个刚换过肝的年轻人，圆睁着双眼。一个做了十二指肠手术已经半个月的老人，身上还插着三根塑料管。一个白白胖胖的中年妇女，两个小时前刚刚被切除子宫。唯一表情轻松的是下午做过阑尾手术的少女，她在听过母亲的唠叨之后安然睡去，脸上有苍白也有甜美。我的父亲的疼痛是间歇性的，发着起来便不停地叫唤。我不爱我的父亲，但我是愿意帮他疼的。“快去叫医生，再给我打一针杜冷丁！”父亲坐在床上，一只手按住肚子，一只手指使着我。我出去找到医生，医生说才打过多久，忍着，又不是个孩子。我把医生的话一字不漏地转给父亲，父亲呆呆地看着，目光里都是汗水。监护室的灯光白里带蓝，有着死亡的浮肿，且是那种溺水的死亡。我站在父亲的病床前，尽量与他保持着恒定的距离（远了，他会察觉我嫌弃他；近了，我会受不了），或者靠在病床的另一头。我要与监护室里的死亡的气味搏斗，还要与瞌睡和来自父亲病体的厌恶感搏斗“你就睡我脚底下！我这阵疼得要好些了。”凌晨3点，我迷迷糊糊听见父亲说。我抬起头，看了看墙壁上的石英钟。我说我不睡，我白天睡。我去卫生间用肥皂洗手、洗脸。只要接触过父亲的身体，我都要洗手。“时间走得像蜗牛。”我听见睡在靠门的少女说。灯光让她的苍白里多了幽蓝。她很美。她的睫毛又黑有长。
　　天快亮的时候，父亲又疼起来，又达到了一个新高潮。父亲睡也不是坐也不是，几次弄掉手腕和胸口的电夹，惹得护士的小嘴翘得老高。父亲一声接一声、一声高过一声的吆喝反倒让监护室显得寂静。在父亲高亢的吆喝的谷底是别的病人低微的呻吟，它们就像是从原始森林长出的毒蘑菇或者从化工厂秘密排出的污水，同样地让我恐惧。父亲掀掉被子，脱掉衣裳，一层层脱掉。他拔掉身上所有的电线，把自己脱了个精光。他说：“热得跟在笼床里一样，哪个受得了？”我过去按住他，把他往被子里塞，他不肯，骂我一点不理解他，一点不心疼他，骂我一晚上都在应付他，对他没有一点真情。我把衣裳给他披上，他把衣裳扔在床下。我看见父亲只是一把排骨，黄色的排骨，黄酥酥的油炸排骨——汗水就是油！
　　“大大，如果可以，我愿意帮你疼。”我坐过去，抱住父亲。
　　“你就晓得说空话。”他说。
　　白天监护室不需要家属。回到宾馆，我怎么也睡不着。母亲和妹妹逛街去了，我开着电视迷糊了一会儿，在想成都会给父亲一个什么结论。我已经预感到不祥。爬起来去楼下买了张IP卡，想打几个电话。华艺说好要出我那本小说的，可好久都没了消息，我想问问。01年我还没用上手机。我盼着书能出来，还些买房的账，还些街上商店的账。一万不行，几千也行——四五千也行。前几天接到小米的电话，她男人打她，打得很凶，且要拿住房抵赌债，要把她赶出门。可怜的女人，当年我那么追她，她都不答应，而今落到这步田地，只有被怜悯的份了。还有二哥，他前两天就放假了，肯定又在公司帮二嫂，如果父亲真有个啥，也得叫他来。妹妹打电话到宾馆，说她和母亲在杜甫草堂，我如果实在睡不着就过去。妹妹93年就用上手机了，最先是模拟的那种，但号码至今都没变。有钱人换电话，没钱人换号码。看来妹妹属于有钱人一类。
　　在去草堂的路上，我打了几个电话。华艺的书商正在回石家庄的路上，自己在开车，没说几句话就挂了。态度很好，叫我放心，书肯定出，没赶上天津的书市一定赶上长沙的书市。小米的电话没打通，我想一定是电话又被男人扔进了厕所。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二哥果然在二嫂的公司里。过年了，生意正火，一股银水淌，一年到头就等这几天。二哥的原话。“老头子得病也不择个时候，硬要弄到年根上。”

我们回去了。带着父亲。我们很无助地被时间的传动带送到了年根上。即使父亲明天就死，我们也无法回避过年。从城北立交桥出来，又是天回镇。天空是恒定的阴郁，没有一丝希望的亮光，就像不得不接受核磁共振和教授对父亲的二审判决的我们的心情。像来时一样，妹妹坐前排，我和母亲坐在父亲的两侧。我们当然没有告诉父亲检查的结果。我们只是说过年了，医生说不是啥大问题，过了年再来。
　　成都就是这样。成都就是华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里的恐怖。肝胆内科的恐怖。其实，经历恐怖的又何止我们。我们只是在杜甫草堂、在天府广场有过片刻的轻松。20日傍晚，父亲的报告出来了，医生同意我们把父亲带出。一直坐在天府广场西侧椅子上的父亲突然说：“这一辈子，也死得着了，成都这么大的地方也来了，不是害这么个病还来不了。”二哥带了照相机，要给父亲照相，父亲没有推辞。父亲母亲。父亲大哥二哥。父亲妹妹。咔嚓咔嚓。我没有跟父亲合影。小时候家里来客临时搭铺，总是我跟父亲。我不肯，坐在火塘挨时间。父亲是我的父亲，但在我身体的感觉中，父亲是会吃人的。往往是很委屈地去睡在他的脚下，缩成一团，生怕被他吃掉脚趾头什么的。而今父亲吃不动人了，但那种惧怕和厌恶还在——何况又是一个垂死的人。
　　车过青白江，夜幕降临，川西平原褪去了冬天的浅表性墨绿呈现出灰黑的调子。我把目光从车窗外收回来，停在父亲身上。父亲睡着了，疼痛已经止住。想到身边这个与我共同生活过35年的人最多还能在这个世界活两个月——医生的话——我突然泪流满面。

86年接触弗洛伊德。到87年，通读了所能买到的他的著作：《梦的解析》、《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精神分析引论》、《精神分析引论新编》、《弗洛伊德自传》、《达•芬奇和他童年的记忆》。读得最为愉快的是欧文•斯通的《心灵的激情——弗洛伊德传记小说》。87年，我已经教了三年书，正在自卑、压抑与焦虑中走向成熟。我不仅记住了狄奥尼索斯情结，还洞悉到它某些让人信服的秘密。不过，当我跟随母亲的脚步走向那些娇嫩水灵的菜蔬的时候，我并没有感觉到自己有什么杀父恋母的冲动，母亲于我仅仅是一条尚未断绝的热血的脐带，而我对母亲也只是一种孩儿的依恋。生活、哲学、诗歌、天赋酿造的孤独要求我从给予了我生命的母体得到释怀。我是从你那里来的，我需要你，一生需要，就像我们每一天都需要回家。当我将“母亲是我家”这个判断内在化时，我感应到了颤抖的温暖，而我的血液便也成了暖流。
87年是我教书的第三年，也是我青春时期最苦闷的一年。以前也苦闷，76年、79年、83年。76年为邓老师苦闷。79年为“miao”苦闷。两个“miao”——淼和缈。一个身体的，一个精神的。83年我已长成一个青年，嘴角有了青油油的胡茬，身体也在吃上新鲜蔬菜之后全面发育。83年的苦闷是双重的。登峰造极的性和蒙昧时期的精神。18岁的身体已经有了人的全部需要，而性是最前卫的，也是最为遮蔽的。教化在我的血肉里植入了道德的纤维。18岁，生命的欲望之光正在一口口吞噬精神的黑夜，理性在水落石出，困惑成了活着的全部。
我的87年的苦闷是理性的，且不只代表我个人，它是整整一代人要冲破迷雾不得不承受的反作用力。我们看似健全的身体是残缺的，看似正常的精神更是残缺。我们吃的、喝的、听的、读的完全是被异化的东西，我们怎能不长成怪异之物？但更为怪异的是，在我们铁流般洪大的是非价值体系里，怪异之物一直是我们梦寐的，也是我们的主宰者要塑造的。83年，甚至82年，我便感觉自己身上的某些甲壳在剥离，在一点点脱落，它们看上去像是我的皮肉，像是我的骨头，其实它们并不是天生的，它们是洪水里沉积的泥沙，是潮湿的工厂里钢铁的氧化物，是陈年的茶杯中沉淀的老垢，是血腥的肾脏里形成的结石。是我在苏醒，在生长。我，一个来自人类的基因而又靠吸纳空气与泥土中最纯净的元素生长的个体，有着生物的面目、河流的蜿蜒与汹涌。我在我的身体里蠢动，占据越来越多的空间。我的身体必须做出调整，必须代谢、驱逐、甚至杀戮。87年，我成了我自己的沙场。正如教科书上讲的不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资产阶级，那些附加在我生命之上的东西（牺牲、唯他、公有制、集体主义、无我、信仰），也不愿自动退出我灵肉的舞台。一个人的战乱是血腥而孤独的，何况战乱又来自身体与心灵两个领地——关键是还必须在既定的国家秩序里活着，把剑裹在血袍里，甚至不能让一点气味散发出来。
1987年，我经历了崩溃。两样崩溃。思想与性爱的崩溃。思想的崩溃是一个人破旧立新必然的结果。我说过，1986年甚至更早，我的思想已经在破壳落甲；到了1987年，就开始崩溃。1987年是潮湿的年份，国家、个人、身体、灵魂、海岸线。门户洞开，洋流活跃。我个人和年份都吸收了过量的水汽，身体与心里的青苔飞长。几年前，1982年到1984年，还在学校的时候，一些与身体里已有的元素不兼容的东西就开始被植入。也是无意识的。《茶花女》和《红与黑》。前者纠正性爱，后者纠正理想。到了1987年，跟随司汤达和小仲马来到我灵魂居所的萨特、尼采和叔本华彻底颠覆了我。我在校园的樟树林彷徨，在走廊枯黄的路灯下思索，甚至彻夜睡在校外的破庙里。雨水滴打着残砖断瓦，避雨的虫子爬上了我的脸。身体的断裂声一刻都没有停止。神经要么上着发条，越绷越紧，几乎紧到了断裂的地步；要么全盘松懈，像一团卷曲的从吉他上卸下的弦。萨特是逼真的，尼采是绝对的，叔本华是绝望的，我天天感觉他们在我的身体里变成礁石、海潮和飓风。当我提着单卡录音机在学校背后刀刃一样的山脊奔跑着听齐秦的时候，深深感觉到了他们对我的颠覆。思想在身体里革命——以感官作为工具，以性欲为宣言。校园里秩序井然，社会上秩序井然，开往油江和涪市的客车里秩序井然，可我在暴动，像一个玩笑，从中国传到西方的火药又传了回来。我看见了井然的秩序里的虚假与僵硬。
1987年，春天来了，只是春天是局部的，热力不够，反复出现倒春寒。冰雪在融化，但冰雪还没有融化。牛仔裤和迪斯科就是两枝报春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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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下载，后再读。

画家：不用下载的，粗浅文字，不用耽搁你的时间的……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