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cb田园夕照(乞儿传奇)

时代与社会决定人生,因而才写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家族的沧桑岁月,一展命运究竟自己能掌握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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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创】 致密友谊

 【愿创】 致密友谊

 致密学友——李润吉

              1960年春,初到新宾工农师范时,很多男生挤住在一个破房子,所谓学生宿舍里吧,那时我总是手不释卷在看书,有时圈圈点点,勾勾划划的,或者在上下眉页上记点什么。有一次,拿起钢笔一个字还没写完就没水了,侧过脸看到窗台上有一个钢笔水瓶,我问这是谁的,我用一下可以吗!没听到有人吱声,我便打开瓶盖蘸了一下,转过脸看见有一人笑眯眯的瞅我,我冲他说:“不好意识了!谢谢!”他说:“客气什么!都是同学吗!”

 

              他是下夹河来的同学,在苇子峪不在一个班,没有交流,这时在一个班,而且住一个宿舍,叫李润吉,从此就开始在一个班里学习了。

 

              他性情很随和,与人为善,比我健谈,从此我们就经常在一起交流谈心,互相就了解了。让我始料不及的是,他比我还小一岁,已经结婚生子了,儿子都三岁了,和父母在一起生活。从此我们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他父母也是结婚早,现在年龄也是正值当年,当然家境就比我好多了。他很是同情我的家境,并邀我放假去他家玩。

 

              没到放假我就休学回家休养了,署假里的一天,那时因我在外地读书,母亲一人寄居在“刘家老宅”,突然一天他来到了我家,使我非常惊喜,高兴。我这穷困撂倒的家境,还有人拜访,令我感到非常意外。

 

因没到放假我就离开学校回家了,已经很长时间了,同学之间很是想念,反正我也是休养,不做什么,他在我这住下了,玩了几天,并邀我必需去他家再玩几天。

 

              因为那个年代,别说坐车,就看都看不到车,就这样我们又徒步,遇河涉水,遇山翻岭的走了七、八十里路程。到下夹河他的家里,看到的是一个温馨和睦的三代人之家。

 

              在那里,他带我上山,下河游泳,玩了几天。因为他已经有了妻子、儿子和父母生活着,就想到了我只和老母亲孤独的生活着,和家庭状况,很是同情怜悯我。就和他的父母商量为我牵线搭桥,他的远房一家子也是东西屋共厨的邻居,有一个年龄相当的姑娘,论起来还是他的长辈,他应该叫姑姑。说于我,和我商量,那时我那里有这个精力和条件啊!我婉言谢绝了。

 

              因为那时我没有房子,就连个落脚之地都没有,还在求学,未来不知是个啥样子呢!我说我现在不能考虑这个事情的。他很是为我挽惜。住了几天我就回家了。因为有这一段小小的插曲,说明他们全家人对我的信任和爱戴,这可能就是人格的昧力吧。使我终生忘不掉这个李润吉。

 

              下半年学校就搬到永陵,去那里念书了,我们的好友关系直到1961年春天合拼到正规的新宾师范学校。当时这里的学生学习成绩差距很大,因为我是学习委员,多数同学都很羡慕和赞扬我,他始终很是怜悯我困窘的家境,并佩服我的学习精神而尊重我,直到七月份后,我们这知心知己的学友就离校分开了,可惜他没有拿到毕业证书,当然也就没有分配工作了。

 

              各自归家,多年没有联系,到1987年夏季,偶然间在本溪市的大峪,天意巧遇。他告诉我他家住在高峪,并邀我去了他家,他父母久已不在了,和儿子住在一起,孙子都上学了。

 

              时代和社会左右着人们,给人以机遇,也可能给有的人留下障碍。大跃进大供给时代,给了我们这些人的机遇,让我们这些老大不小的人走到了一起,还能从新上学读书。让我们这些来至新宾县各地的人相识相知,有了成为朋友的机会。

 

              离开学校后,各自在那似乎是笼子一样地方谋生就谁也见不到谁了。改革开放了,人们飞出笼子自由了,我俩又巧遇在异地他乡的本溪市,这可能就叫缘分吧。

 

              回想起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似乎也是建国初到1966年之前的翻版,它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其中,它派生出了一批工农兵大学生,走出学校后有了可观的工作。

 

              和前者我们这些大跃进的产物,就是我们这一批不花钱就能念书的山乡娃,惊人的相似,所以就有1962年周总理的那句批示:“人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了。

 

              在这一点上却是不相似了,而且是截然不同的命运,被打回老家去从新务农!当然这里也有漏网之鱼,没被打回老家去的,却烂吁充数的混了一个养老份的幸运者。

 

              这就是时代,这就是社会,它派生出不同类型的人,给不同类型的人以不同的命运。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里吗!?

 

深厚友谊——赵树海

 

          1951年春天,我上学了,  建国初期可能解放前遗留下的怪现象吧,我十一岁上学就已经很晚了。可是,到学校一看,我们一年二班里,七打八小的五花八门,有十五六岁的,有才到八岁的。有姜家富、苑秀荣、赵树山都十五六岁的半打小伙子和大姑娘了,赵树山的弟弟赵树海和我同岁,一年一班年龄大的还多。这些小孩就连玩都玩不到一起去。后来年龄大的就都录续退学不念了。赵树海和我念到1956年暑期就都回家为农了。

 

         1958年我俩都在关门垃子水库工地干活,6、7月份公社成立了民办中学,因是大供给时代,就都二次上学了,在此阶段我和赵树海始终在一起,奔波离徙的混到1961年暑期,我以学习委员的身份正式毕业分配了,可惜赵树海,在这三年的求学路上,始终就是混过来的,根本没学习到什么,是因为他从小学时基础就差,从来就是不及格的成绩,自然理所应得的回乡为农了。

 

         我虽然以学生干部的身份分配了,可在1962年那个大潮流下,也没逃出归乡为农的命运,我俩还是一样。我要说的是我俩求学时期的深厚友谊和一些奇闻轶事。

 

         从平顶山到苇子峪,我俩就朝夕不离的混在一起,后来他看我报名去新宾,他就也跟着去了,那时我每到一处,他都跟我一起去,住宿舍也挨着。1960年春我们去了新宾工农师范,在新宾前进大队的队部道南,吃宿都在那里。

 

         一天晚上我都睡下了,朦胧中他推醒我,把一个大米干饭的饭团,塞进我的手里。那时正是挨饿时期,分着吃,我们半大小伙子,根本吃不饱,有时饿的抓心挠肝的,就得乾挺着。这个饭团是他去食堂,从卖饭口偷出来的,他吃饱后,给我带回来的。

 

          记得还有一次,也是我朦胧中被他推醒,塞进我的手里一块花生餅(象豆餅一样的),这是他从前进大队的烟房子里,用棍子一点点拨弄出来的,用石头砸碎,藏起来,饿了就拿出来啃几口。

 

         还有一件大事情,是在他的教唆下,我俩合伙搞的。我从在苇子峪时就搞班级通讯,到新宾后还在搞校刊,出板报。我用蜡纸刻钢板,出油印小报。这时他看到新宾红旗饭店(当时新宾还有一个河北饭店)卖饭的票是五色纸油印的,主食米饭和馒头是绿色彩纸的。

 

         如是,他把样子拿给我看,和我说,让我刻版油印,开始我不敢,经他再三说服,我就冒险印了几张,他果然就拿回来馒头了,我们俩共同享受了一番。用完之后他让我继续印。这时我感觉到这是违法的,我便说服了他,再就没去做。这时,他愤愤的指责我,你这个屁蛋。不管怎样我还是说服了他,我们出来是为了念书,犯法的事可千万别做了,一旦犯了事,让我们的老人如何面对啊!他也就不再免强了。

 

         就这样我们都平稳的走出了学校门,这段求学路,我们俩是知彼知己的混过了那个艰苦的求学路,虽然都无大就,但后来也都算成家立业,混人生了。他在暖泉子六队,我在西五队,一河之隔,因两个生产队的土地界邻,时而也能见面。当混到这个世纪时,我离乡了,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的中期,我归乡去暖泉子前山扫墓,记得是七月十五吧,在他家门前的火车道路基上,见到他,他已患肝病,和我说:“我完了!“我们心里都很悲凉!不久,听说他这个我的同龄人已经病故,才六十四岁,我也就在那一年的十一月四日离开上夹河去到城里,靠儿女赡養了。

 

 

 

致密农友——孟照阳

 

         在我刚回到生产队的时候,生产队因人多地少,大豆是低产作物,好的土地舍不得种大豆,为了多收入点大豆,除去上交给国家定的三包任务外,社员还希望多分点油酱豆,多加工点豆油。便在过岭后的头道沟开了很多超坡的平板子地(即不用犁杖,用稿头鈎种)种上大豆,秋收时因上不去车,不可能用车拉,只好由人工背到场院,往返一趟快走也得一两个钟头,后山那个岭还很陡。有一年队长安排包工,那一道沟总共定额完成给多少工分。

 

         后来刁家沟和郭家沟也以同样的方式安排的。

 

         当时,周福德、孟照阳二人向队长请缨包下来,因队长要求一天背完,所以他俩一合计,还需要两个人就可以完成,便找了张孝,还需一人,二人一合计就带上了我。其实这是个纯粹体力活,半点水分都不含,我体力不行他俩是知道的,和他们相比差远了。他俩出于同情和照顾我多挣点工分,也不嫌弃我。就这样我在力所不及的情况下,由他们带着我去干,那是每人一趟一码子十梱,就我一米七的身高,年轻时最高体重才一百二十六斤,消瘦不壮,确实是力所不及啊!

 

         这时孟照阳便把梱小的让给我去背,他专挑大梱的背。在上坡路时,超负荷的重量,压的我抬不起腿来,我每向上迈一步都很艰难,他在我的身后,推着我一步步向上走。有时他干脆就把我应该背的,拿去一梱加到他那里去,那真是为我着想啊!

 

         在推冰棍杆时,因他是生产队里安排学习的,我这个生产队里相信不着的没人教,我便老去他家里看,并说我也想干这个活,他说那我帮你做个刨床,你自己在家干不就行了吗。

 

         每当想起他,那一幕幕就显现在眼前,不知为什么,我一到生产队就和他交往上了。他体格也很棒,冬季我们相伴去头道沟打柴,那时厚厚的积雪,布满山岚,山区都是用爬犁捞,头道沟上望,山坡很陡,爬犁跑起来,力气小是无法操纵的,我望之生畏。因为听父亲说过,我老叔即是冬季打柴,被爬犁托压而死。而孟照阳却凭自己的体力,驾着装得满满的爬犁,就大踏步的顺路滑下去,我看着都发晕,为他捏着一把汗。而我自己只好一点点的慢慢的一步步的移动着蹭下山去,到了平坦的路段才松缓了一口气。

 

         他是个心灵手巧的人,他还自悟软硬木匠活,活干的很精致,箱子柜做的都很好,在那个计划经济时代,除正常在生产队里劳动外,早晚就在家为别人做点木匠活,生活得很好。特别是谁家有点另星木工活,叫一声,他就会无赏帮你去做。与乡邻们和睦相处,其乐融融。

 

 

 

         现在想起来,我便感动的眼含热泪,让我永远忘不掉。只可惜他才三十二岁就去世了,扔下老父亲和妻子带着五个年幼的孩子,老父在难以承受的打击下,投井自尽,后来妻子携带孩子改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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