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话书

　　〔2008.05.26 星期一 多云转阴〕
　　5月24日、25日，连续两天与朋友聚，其间梦之仪短信索地址赠书，因酒高未能及时回复，颇感歉意。今得北京刘德水兄特快专递书张中行诗墨宝一幅，珍藏。读袁滨《盈水集》。应南京林英之约，草《尔雅》读后感言：
　　1999年，为购买《沧桑书城》便通过湖南《书屋》原主编周实先生与徐雁教授取得了联系，后因读徐雁教授书而记住了太仓。今年4月27日读徐雁教授博客“秋禾话书”，知被誉为“藏书之乡”的太仓又有了一张新的文化名片《尔雅》，遂向徐门弟子林英索阅。5月21日，喜收读林英寄赠《尔雅》试刊号、创刊号毛边各一册，且不时把卷展读，消暑有了一个好的场所。
　　千年历史名城太仓，自古盛行读书风气，藏书大家代有其人。明代王世贞“小酉山馆”藏书三万卷，三千卷宋版藏“尔雅楼”。清光绪年间缪朝荃“东仓书库”，收善本书数万卷，与江阴缪荃孙“艺风堂”齐名。太仓市作家协会主席凌鼎年荣获2006年首届苏州阅读节“十佳藏书家”，其微型小说作品专藏被认为是最多最全的。
　　“阅读是人生的一部分”。太仓丰厚的藏书文化底蕴水到渠成了素雅的民刊《尔雅》。《尔雅》立足区域文化挖掘和推广，有书卷气，富书香味，以其承袭千年太仓的读书风气和文脉助成“全民阅读”。止庵在今年第五期《博览群书》上的《启蒙时代已经结束？－－从“我与开卷”谈起》文中谈到，“办民刊的多是热心人......我觉得它们的出现，多少适应了社会风气由启蒙向着自娱自乐的转变；而就自娱自乐而言，‘民刊’与正式出版的刊物其实无甚区别，反倒可能更纯粹一些，假如编者和作者不再以启蒙为己任的话。”初创的《尔雅》是民间读书报刊大家庭的新成员，是馥郁书香社会的新生力量，祝愿她越来越厚实、越来越精致。
　　〔2008.05.27 星期二 阴〕
　　悦收成都毛边书局傅天斌寄赠四川人民出版社书签四枚、开卷文丛毛边书编号发行纪念藏书票五枚、成都毛边书局05.1-3藏书票三枚、香港东方艺术中心风雅颂文化艺术机构藏书票四套六十三枚。另《艺文轶话》旧书一册，吴泰昌著，叶圣陶书名题签，高莽封面设计，孙犁序，关于近现代文学的史料性随笔（书话）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初版初印。
　　春节前后即酝酿干部调整，今日终于出炉，喜者有之，悲者有之，且悲且喜者有之，干部运作诡秘，无从谈起公开透明。《尔雅》试刊号载徐门弟子童翠萍《丁亥初春太仓行记》，言其随徐师赴太仓参加王振羽《梅村遗恨：诗人吴伟业传》研讨会，徐师有感于太仓市委宣传部办公室主任刘小姐的善应酬、懂交际，誉此为做公务员的基本素质。太仓市作协主席凌鼎年补充道，有此素质可以被“用”却不意味着可以提拔，提拔与否关键还得看是否“朝中有人”。童生评价说，“这当是作为作家的凌先生，近距离观察生活所得出的见识。”
　　〔2008.05.28 星期三 多云转晴〕
　　三日中午连酒，颇感不适，头痛，所以每天上午在办公室装模作样，不时随意翻翻书，下午也就借故居家休息。久未访书，今日多人午餐后驱车至华英浏览，折后费86元聚书三种四册。《悦读》第六、七卷，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8年2月、5月初版初印。《漫步旧书林》（1877-1949），翁长松著，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年3月初版初印。《隐疾：名人与人格障碍》，〔德〕博尔温.班德洛著，麦湛雄译，北京三联书店“新知文库”之11，2008年5月初版初印。
　　〔2008.05.29 星期四 晴转阴、沙尘〕
　　给北京刘德水寄赠朋友自印本《大河墨魂：王海纪念集》一册。给淄博袁滨寄赠《峻青散文选》一册，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年12月初版初印。给广东微哂寄赠说佛书一册，福建广华寺流通用书。给广东周春寄赠《片石集》一册，赵朴初诗集，人民文学出版社旧版。本地知名书法家宋发增赠写陆游“万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晓送流年”、于谦“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对联。读《盈水集》、《悦读》第六卷。
　　〔2008.05.30 星期五 晴〕
　　去有关乡办、区直单位宣布领导班子成员调整情况，饮酒不适。翻《漫步旧书林》。
　　〔2008.05.31 星期六 晴〕
　　1、查阅青岛日报电子版，5月20日“随笔.连载”版刊《书房的魅力》文，5月28日“三味书屋”版刊《轮椅上的思想灵光》文，感谢该版编辑薛原老师。
　　2、修改《曝书》一文。如下：
　　藏书历来注意防潮，曝书是其手段之一。即在每年的伏天或初秋，把书搬到室外晾晒，以杀死书蠹。曝书的最早记载见《穆天子传》：“仲秋甲戍，天子东游次于雀梁，蠹书于羽陵。”晋郭璞注曰：“曝书中蠹虫，因云蠹书也。”看来，蠹书就是指晾晒书籍，以防蠹虫蛀书。
　　曝书活动历史悠久。魏晋时期已有七夕曝书的习俗。书何以要曝？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中说：“五月湿热，蠹虫将生，书经夏不展者，必生虫也。五月十五日以后，七月二十日以前，必须三度舒而展之。须要晴时，于大屋下风凉处，不见日处。日曝书，令书色褐。热卷，生虫弥速。”《四民月令》中也写道：“七月七日，曝经书乃衣裳，不蠹。”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排调》中载有一则郝隆晒书的趣事－－七月七日这一天，邻里都晒书籍和衣物，郝隆贫穷，无物可晒，又不愿免俗，便想出一个主意，在庭院中对着太阳仰卧，旁人不解，问他何故，他答道，“我是晒肚子里的书”。
　　在汉唐时代，曝书已基本形成制度，清人孙从添《藏书纪要》载“汉唐时有曝书会”。北宋丞相文彦博（1006—1079）参加过秘书省的“曝书宴”，说明曝书活动除了可以防潮湿、避霉虫外，还是士大夫间互相切磋学问、联络情谊的集会。司马光（1019—1086）读书堂藏书，一般每年都在“上伏及重阳间，视天气晴明，设几案于当日，所侧群书其上，以曝其脑”。清人厉鹗《宋诗纪事》卷二十八有钱穆父《和人曝书会诗》，云：“天禄图书府，芸签岁曝频。”宋代以后，私人藏书家谈到曝书晾书的代有其人。明代范钦天一阁之子孙，“例于黄梅节后，公集曝书”。清代瞿绍基铁琴铜剑楼藏书“每岁必取出一曝，而曝书有一定时日，故所藏书，因保存与曝书之得法，能历久不蠹”。皇室内府藏书均有曝书之举。宋秘书省有曝书会，元秘书监亦有定期曝书例。明项维贞《燕台笔录》云：“六月六日，本非节令，但内府皇窚晒曝列圣实录、列圣御制文集诸大函，则每岁故事焉。”近人徐珂编《清稗类钞》云：“清秘阁曝书，以每年三月初六日，自康熙壬寅（元年）始。”然而，“藏书愈多，则曝书愈艰”（近人陈登原《古今典籍散聚考》卷四）。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曾下诏文渊阁，鉴于有关官员“曝哂书籍，插架归函，竟未能顺叙，殊非重秘书之道”，决定“嗣后只须慎为珍藏，竟可毋需曝晒”（《乾隆东华录》卷四十二）。但曝书之法因其简便易行，仍受到藏书界的欢迎。1921年1月，原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保存善本规则》中还规定：“检有略带润湿者，除春秋两季曝外，当择风日晴和之候，不时晒晾之。”至今，很多图书馆的善本特藏部、佛寺道观和民间私人藏书仍沿用曝书之法。
　　如何曝书，孙从添《藏书纪要·曝书》叙之较详：“曝书须在伏天，照柜数目挨次晒，一柜一日。曝书，用板四块，二尺阔，一丈五六尺长，高凳搁 起，放日中，将书脑放上面，两面翻晒，不用收起，连板抬风口凉透，方可上楼。遇雨，抬板连书入屋内，搁起最便，摊书板上，须要早晾。恐汗手拿书沾有痕迹，收放入柜亦然。入柜亦须早，照柜门书单点进，不致错混。倘有该装订之书，即记出书名，以便检点收拾。”曝书的季节，应选在天高气爽之时，然三月初六、六月六日、伏天，究以何时为宜，则应根据各地气候情况而定。近人叶德辉《藏书十约·收藏》中指出：“古人以七夕曝书，其法亦未尽善，南方七月正值炎薰，烈日曝书，一嫌过于枯燥，一恐暴雨时至，骤不及防。且朝曝夕收，其热隔宿不退，若竟收放橱内，书热力不消，不如八九月秋高气清，时正收敛，且有西风应节，藉可杀虫。南北地气不同，是不可不辨也”。曝书之法，行之有效。对于现代人来说，公共藏书随着庋藏条件的提高和先进设备的运用，可能已经没有曝书的完全必要，而私人藏书由于居住环境的限制，也多有不便。不过，对于十分珍稀的典籍还是可以效法前人的，这是一条历代爱书人在藏书实践活动中摸索出的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