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耽读罗君强当年在南京办的《中报》，罗君强是周佛海的一系，为人颇有些桀骜不驯，见诸《周佛海日记》。与公馆派林柏生办的《中华日报》相比，个人觉得《中报》更胜一筹。
1943年秋，纪果庵的《风尘澒洞室日抄》原是《中报》副刊主编王代昌的特约稿件，在《中流》断断续续地连载，差不多有三个月，最后一篇《元日》则放在1944年元旦刊出。《风尘澒洞室日抄》是一种笔记体的文章，每次一个小标题，几百字的短文，遵循的是过去文言笔记的风调，纪果庵自序曰：
昔黄东发为黄氏日抄，述记考索，深有名理，四库提要极称之。余好读杂书，初无伦序，畴居塞外，昼苦风尘，夜懔寒冱，辄颜其居曰“风尘澒洞室”，每炉火初温，煮水丝丝作响，虽牖外风声虎虎，沙砾扑窗，而发书疾览，佐以红茶，则大适意，不知其在居庸数百里外也。于役金陵，转息三载，花开草长，无复向日瑟缩之态，然春秋风至，亦可以昏两间，耳鼻为垢，是江南而有塞上之思矣，取旧名而名之，匪直温故，抑以知新焉。读书无程，写文无法，岂唯不敢妄拟黄氏，即定庵诗所云：“著书都为稻粱谋”亦愧不足语于著书二字也，其将何以自解乎？有所得则记之，无所得则已之，如是而已，是为序。
不过，其中也有写到现实的小品，如《被唾记》写的就是乘黄包车时，车夫被汽车阶级羞辱一事。其中《小馆》，则是南北都城小饭馆的比较谈。
作这篇小札，就是因为读了这篇《小馆》。
《小馆》刊于1943年12月7日《中报》之《中流》副刊。一入眼球，却给我异样的感觉。
原来，在我没有接触到《中报》之前，我早在几年前就读过且录入了刊在柳雨生《风雨谈》月刊上的《风尘澒洞室日抄》（刊于1944年3、6月《风雨谈》第十、十二期），而《小馆》一文却有异文。仔细读读，大略有两处不同：（另一处，初刊走油肉前衍一炒字，此不赘）。
譬如，短文开头一句：
与启无兄及仲云兰成二先生饮于同庆楼，京中最小之饭肆也。（《中报》）
而《风雨谈》则改成：
与知交数人饮于同庆楼，京中最小之饭肆也。
按：启无，即知堂弟子后来逐出师门的沈杨沈启无也；仲云，即教育部次长、中央大学校长樊仲云也；兰成，即宣传部次长，法制局局长胡兰成也。而到了《风雨谈》上，则变成了含混的“知友”一词。想不到纪果庵和胡兰成还是知友，一起吃过饭。
不知道是柳雨生代改的，还是纪果庵自己改动的？
《风雨谈》刊出时，已在《中报》刊出五个多月后了，纪果庵写了一句附记：
日抄至此，未再赓续，多则取厌，如老妇人琐琐米盐，岂不烦人？可以止则止，亦哲学之一道也。甲申三月尾风雨如晦，闷坐校此，附记数语，以为结束。
既云“闷坐校此”，略作改动自不无可能也。我的意见倾向于纪果庵自己改动的。
纪果庵的这三个“知友”，在43年冬到44年夏，生活变动不小。
1944年3月中旬，沈启无遭遇了周作人的“破门”，在北京失去了职位，只得南下到南京投奔胡兰成，随后共办《苦竹》。樊仲云是纪果庵的恩人，是他提携纪果庵到南京，担任教育部秘书和中央大学教授的，1943年春，中央大学发生风潮，学生不满樊仲云，举行“倒樊运动”，樊仲云终于无法待下去，被汪精卫解职，此时樊仲云已经无职。而胡兰成，大家都知道1943年2月，法制局撤销，胡兰成转任经济委员会特派委员，已经失去了实权。12月被汪精卫下令逮捕。在这段时间里，纪果庵的这三位“知友”，都成了倒霉蛋，所以当文章《小馆》刊于43年12月时（写作当稍早于此日），三位还可以一说，到重刊于《风雨谈》的6月（《小馆》在《风尘澒洞室日抄》（下）中），这三位都灰溜溜，还是不提为妙。
因此，《小馆》一文也就在初刊和重刊中，就有了如上这句异文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