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耽读罗君强当年在南京办的《中报》,罗君强是周佛海的一系,为人颇有些桀骜不驯,见诸《周佛海日记》。与公馆派林柏生办的《中华日报》相比,个人觉得《中报》更胜一筹。
1943年秋,纪果庵的《风尘澒洞室日抄》原是《中报》副刊主编王代昌的特约稿件,在《中流》断断续续地连载,差不多有三个月,最后一篇《元日》则放在1944年元旦刊出。《风尘澒洞室日抄》是一种笔记体的文章,每次一个小标题,几百字的短文,遵循的是过去文言笔记的风调,纪果庵自序曰:
昔黄东发为黄氏日抄,述记考索,深有名理,四库提要极称之。余好读杂书,初无伦序,畴居塞外,昼苦风尘,夜懔寒冱,辄颜其居曰“风尘澒洞室”,每炉火初温,煮水丝丝作响,虽牖外风声虎虎,沙砾扑窗,而发书疾览,佐以红茶,则大适意,不知其在居庸数百里外也。于役金陵,转息三载,花开草长,无复向日瑟缩之态,然春秋风至,亦可以昏两间,耳鼻为垢,是江南而有塞上之思矣,取旧名而名之,匪直温故,抑以知新焉。读书无程,写文无法,岂唯不敢妄拟黄氏,即定庵诗所云:“著书都为稻粱谋”亦愧不足语于著书二字也,其将何以自解乎?有所得则记之,无所得则已之,如是而已,是为序。
不过,其中也有写到现实的小品,如《被唾记》写的就是乘黄包车时,车夫被汽车阶级羞辱一事。其中《小馆》,则是南北都城小饭馆的比较谈。
作这篇小札,就是因为读了这篇《小馆》。
《小馆》刊于1943年12月7日《中报》之《中流》副刊。一入眼球,却给我异样的感觉。
原来,在我没有接触到《中报》之前,我早在几年前就读过且录入了刊在柳雨生《风雨谈》月刊上的《风尘澒洞室日抄》(刊于1944年3、6月《风雨谈》第十、十二期),而《小馆》一文却有异文。仔细读读,大略有两处不同:(另一处,初刊走油肉前衍一炒字,此不赘)。
譬如,短文开头一句:
与启无兄及仲云兰成二先生饮于同庆楼,京中最小之饭肆也。(《中报》)
而《风雨谈》则改成:
与知交数人饮于同庆楼,京中最小之饭肆也。
按:启无,即知堂弟子后来逐出师门的沈杨沈启无也;仲云,即教育部次长、中央大学校长樊仲云也;兰成,即宣传部次长,法制局局长胡兰成也。而到了《风雨谈》上,则变成了含混的“知友”一词。想不到纪果庵和胡兰成还是知友,一起吃过饭。
不知道是柳雨生代改的,还是纪果庵自己改动的?
《风雨谈》刊出时,已在《中报》刊出五个多月后了,纪果庵写了一句附记:
日抄至此,未再赓续,多则取厌,如老妇人琐琐米盐,岂不烦人?可以止则止,亦哲学之一道也。甲申三月尾风雨如晦,闷坐校此,附记数语,以为结束。
既云“闷坐校此”,略作改动自不无可能也。我的意见倾向于纪果庵自己改动的。
纪果庵的这三个“知友”,在43年冬到44年夏,生活变动不小。
1944年3月中旬,沈启无遭遇了周作人的“破门”,在北京失去了职位,只得南下到南京投奔胡兰成,随后共办《苦竹》。樊仲云是纪果庵的恩人,是他提携纪果庵到南京,担任教育部秘书和中央大学教授的,1943年春,中央大学发生风潮,学生不满樊仲云,举行“倒樊运动”,樊仲云终于无法待下去,被汪精卫解职,此时樊仲云已经无职。而胡兰成,大家都知道1943年2月,法制局撤销,胡兰成转任经济委员会特派委员,已经失去了实权。12月被汪精卫下令逮捕。在这段时间里,纪果庵的这三位“知友”,都成了倒霉蛋,所以当文章《小馆》刊于43年12月时(写作当稍早于此日),三位还可以一说,到重刊于《风雨谈》的6月(《小馆》在《风尘澒洞室日抄》(下)中),这三位都灰溜溜,还是不提为妙。
因此,《小馆》一文也就在初刊和重刊中,就有了如上这句异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