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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承焘评陈寅恪

    1949年,词学家夏承焘写了一篇《评〈长恨歌〉》,后来发表在1949年4月10日出版的《国文月刊》第78期上,该文还有一个副标题:兼评陈寅恪教授之《笺证》。

    这篇文章,最初源自1948年夏他的一次演讲,其后记说:“客夏,在永嘉专科以上学校联合会讲《长恨歌与琵琶行》”,夏承焘把其中讲《长恨歌》部分,经增删整理而成。

关于这次演讲,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回忆说:

“我是这回才看清楚,瞿禅的相貌有点像罗汉,天五则长身白皙,皆是可亲的人,说话行事,愈是久后,愈叫人敬重。是时尚在暑假期内,一晚温中请瞿禅讲《长恨歌》,我亦去听。瞿禅讲完出去,我陪他走一段路,对于刚才的讲演我也不赞,而只是看着他的人不胜爱惜。我道:‘你无有不足,但愿你保摄身体。古诗里常有努力加餐饭,原来对着好人,当真只可以这样的。’”

 

夏承焘在他的《天风阁学词日记》中也记载了这次演讲:

八月廿五日

(温属专科以上学生联艺会)会散,嘉仪君谓欲为予作笔记,取谷超豪君所记去改补。

八月廿六日

午后,嘉仪送长恨歌、琵琶行讲记来,谓费两日力,几为之成病。嘉仪时时引佛经证成予说。全文七千言,嘉仪自注者二千言。

 

这里需要作点解释:后记中的“永嘉专科以上学校联合会”,当是“温属专科以上学生联艺会”之误,毕竟日记是当下记录,比较靠得住,后记所说是事后回忆。演讲会场在温州中学,所以胡兰成径书“温中”。瞿禅即夏承焘,天五即吴天五,嘉仪即张嘉仪,当年胡兰成的化名。

读日记可知,夏承焘此文,当系根据谷超豪记录增删而成,并没用张嘉仪之记录。

不能说夏承焘的这篇《评〈长恨歌〉》,是完全针对陈寅恪的《〈长恨歌〉笺证》而来,但从副题可知,夏承焘此作心中有陈文在。对于《长恨歌》而言,夏的看法与陈不同,他得自抒己见,乃有《评〈长恨歌〉》。

夏承焘从《清华学报》上看到陈文,首先肯定了陈寅恪“著书精于用思”和“多所创见”:

近见《清华学报》十四卷一期载陈寅恪教授《长恨歌笺证》,为《元白诗笺证》之一。陈君著书,精于用思,巨著如《隋唐制度源流》,小品如《读莺莺传》,皆以多所创见,腾声学苑。

 

然而话音一转,就开始批评陈寅恪笺证中的“过深过琐”问题:

惟陈君考证之文,往往亦不免过深过琐之失,如此文引岑建功《旧唐书校勘记》玄宗、杨妃传“既而四军不散”之语,谓“至德以前,有四军而无六军”,指白诗“六军不发无奈何”之句为失实。夫天子六军,沿用已久,文人习语,何必过事吹求,此失之过深;又如考霓裳舞一章,文繁不杀,可裁篇别出,则失之过琐;然此在全文,犹为枝节,不关大旨。

 

关于陈寅恪文章过于深求和琐屑的问题,不是单单夏承焘有这样的感受,钱锺书也这样看。如余英时在《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所述:

因为话题转上了韩愈,我顺便告诉他当时在台北发生的趣事:韩愈的后代正在为白居易“退之服硫黄,一病讫不痊”两句诗打“诽谤”官司。我并补充说,照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的考证,似乎确有其事。但是他不以为然,认为“退之”是卫中立的“字”。这是方崧卿辩证中的老说法,在清代又得到了钱大昕的支持。黩存先生不取陈的考证。后来在美国他又批评陈寅恪太“Trivial”(琐碎、见小),即指《元白诗笺证稿》中考证杨贵妃是否以“处子入宫”那一节。我才恍然他对陈寅恪的学问是有保留的。

而在致傅璇琮的信中,钱锺书直指陈寅恪为书呆子:

弟今春在纽约,得见某女士诗词集印本,有自跋,割裂弟三十五年前题画诗中两句,谓为赠彼之作,他年必有书呆子据此而如陈寅恪之考《会真记》者。

作为诗人的钱锺书不喜同样是诗人的陈寅恪考证之“昧于词章之不同史传,刻舟求剑”,而同样是诗人(词,诗之余也)的夏承焘,也认为陈寅恪的考证有“过深过琐”之病,两人正是所见略同。

除了这个方面,夏承焘对陈寅恪在笺证中提出的“歌传合一”的说法也提出质疑。

陈寅恪认为:“《长恨歌》为具备众体体裁之唐代小说之歌诗部分,与《长恨歌传》之为不可分离独立之作品,故必须合并读之、言之、评之。明皇与杨妃之关系,虽为唐世文人公开共同习作诗文之题目,而增入汉武帝、李夫人故事,乃白、陈之所特制,诗句,传文之佳胜,职是之故。此论《长恨歌》者不可不知也。”

夏承焘评曰:

总之:陈君著述,长处在多创见,其流弊亦复在是。元和古文与小说有关系之说,诚治文史者未有之妙谛,而必以元、白风人之诗,附和赵彦卫温卷之体,求之象外,反失环中。此陈君论白“歌”文体之一事,予所期期以为不可者也。

 

此说,也可以让人联想到钱锺书《槐聚诗存.序》所言:“矜诩创获,凿空索隐”也。

该文后记,夏承焘再谈陈寅恪笺证云:“窃以为陈氏此文,如但留其考证部分,则与其《韩愈与唐代小说》,离之双美,各成茂制;惜其过求幼眇,欲证甚深,反成未谛矣。”

夏承焘写作《评〈长恨歌〉》早于钱锺书所评。我们知道,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初刊于1950年11月,由广州的清华印书馆印刷,乃是岭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室出版,而夏承焘作此文时尚未见全书可知。而钱锺书曾得到陈寅恪的签赠,也束之高阁。

据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此前,夏承焘曾读过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评价极高。其:1943 年 11 月 13 日日记云:

于慕蹇处见商务新出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册,略翻一过,极佩其精博。近日治中古史者,诚卓然一大家。予曩年妄欲治宋史,见此杰作,可以缩手矣。

 

在夏承焘读了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大部分笔记后,仍然持与《评〈长恨歌〉》相近的看法:甚琐。其1949 年 3 月 4 日日记云:

陈学恂处借来其友人戎女士在西南联大听陈寅恪讲授笔记,有说琵琶行、新乐府、长恨歌、连昌宫词各章,考证有甚琐者,亦有其甚可喜者。

 

由此可见,夏承焘对陈寅恪的评价是从学术出发,颇理性而一贯,是一个学问家应有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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