瞻之在前忽焉在后(黄恽的博客) 名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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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晏成”

  苏州市第三中学的前身是一所教会学校——晏成中学,它是由美国南浸礼会(基督教会的一个分支)在苏州的传教机构——谢衙前教会创办的。创办人是美国传教士麦嘉祺先生。
  1902年,麦嘉祺受美国基督教差会派遣,以传教兴学为己任,航海来苏。麦嘉祺受过良好的教育,是美国里丘蒙大学文学士、道学(哲学?)博士。1906年,麦嘉祺征得美国本部的许可,于礼拜堂的左侧设立小学,以培植当地的信徒子弟,学校定名为浸会学校。最初的浸会学校,规模简陋,学生寥寥,然而造就人才的基础也于此奠定。
  本世纪初,苏州较有规模的非国立学校,如东吴大学、晏成中学、桃坞中学、景海女中和慧灵女中等大都有着教会背景,经费比较充裕,占有苏州教育界大半江山。毋庸讳言,教会办学都是以宗教传播为目的,采用办学的方法布道,以培养一种“持有基督教人生哲学”的特殊人才,并养成信教的基本群众,带有文化侵略的意味,但同时也为中国带来了西方崭新的教育理念,对中国传统的教育模式形成了不小的冲击,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为近现代中国培养了很多杰出的人才,如林语堂、钱钟书和费孝通等都是为世人熟知的佼佼者。早年所受的教会教育,为他们打下了一生受用不尽的过硬的外语功底,为他们放眼看世界提供了美备的工具。这批新式知识分子无论在知识结构上,还是在政治哲学观点上,都同旧式文人、士大夫截然不同,他们是现代中国政治、人文、科学诸多领域的先行者。
  1909年冬,浸会学校迎来了第一次发展机遇。教会买下了附近白鹤观后面的四亩园地和顾氏的数椽旧屋,略作修缮,将校舍迁入,开始分班授课。从此学生日渐增多,校务渐有起色,于是添聘教员,增设中学。1911年冬,浸会学校举行了创办以来的第一次小学毕业典礼。第二年夏,学校复购得顾氏旧屋四十余间,同时传来一个天大的喜讯:苏州信徒晏女士决定慨捐一万二千块大洋助学。在民国初年,这可是一笔大数目。学校靠这笔钱修起了一幢三层楼新校舍,为感谢晏女士,学校决定更浸会学校为晏成学校,意为这是由晏女士襄成的学校,这就是晏成校名的来历。这样做有利有弊。感恩是人类的美德,改变校名以示永志不忘,固然可以昭示后来者,以晏女士为榜样,继续踊跃捐款;然而校名一经改定,就不可能像川剧变脸,变个不了。后来者即使捐助得比晏女士更多,他也不可能获得更高的荣耀和声名,因此无意中反而限制了将来善款的数量。这位晏女士声名不彰,生平不详,埋没在近代苏州浩瀚的历史尘埃中,唯有通过晏成这校名给后人留下了可以追溯的一缕痕迹。这时正是晏成稳步上升的时期,经费充足,从美国又来了一位麦嘉祺的得力助手——闵汉生,此人也是晏成校史上的一个关键人物,为晏成今后的稳步发展和创造晏成特色——以英语、体育见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晏成的体育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这与闵汉生的大力提倡分不开。1917年春,苏城十中学召开联合运动会,晏成中学勇夺锦标,从此晏成的体育运动名声大噪,三十年代初,晏成中学在苏州各学校的中仍保持着八项体育纪录,其中程金冠就占了三项。1918年,理化教员钱嘉集受聘晏成,为晏成购置了大量实验仪器,实验室从此在晏成完善起来,理化课程又得到了大发展。
  当时苏州的新式教育才在起步阶段,许多官宦之家、书香门第和富商大贾往往聘请西席在家授读,只有中下层阶层信教家庭的子弟才愿意走出家门,来教会学校念书。生源不足、学生程度不够是摆在面前的一大亟待解决的难题,闵汉生清醒地估计到晏成目前虽然办了中学,其实中学程度并非可以一蹴而就,颇有些名实不副。他决定在苏州增设四所附属小学,作为晏成中学生源和学生程度的有力保证。
  这时也是晏成校舍大扩充的时期。1915年,晏成购置邻近王氏的九间旧屋和一片空地,修建了篮球场和其他体育设施。翌年又购顾氏大厅和嘉禾栈旧屋四十余间,1917年又购楼房三十二间。1919年晏成拟设钟楼和大礼堂,在本校同学会和教会信徒中募集巨款,终于建造起一座五层钟楼。钟楼中西合璧,美仑美奂。顶上设观象台,供师生观察天象;次层设千磅大钟,报时时声闻数里,居民称便。麦嘉祺先生又在国外募得巨款,以顾氏大厅屋料,在学校的东北隅翻造起了可容纳全校师生聚会的西洋式大礼堂。为感谢麦先生的缔造之功,大礼堂被一致命名为师麦堂,以资号召。孙中山先生在苏州时手书“其道大光”匾额赠于晏成中学,被悬于大礼堂中央,以志景仰。
  1927年3月,北伐成功,国民革命军进驻苏州,这是晏成历史上的一个转捩点。当时校中的华人教员趁大革命风云涌动之际,暗中酝酿风潮,提出收回教育权,驱逐外籍教员的动议。同年,国民党南京政府公布了一个《私立中等学校及小学立案条例》,条例规定,私立学校包括教会学校的校长应由中国人担任,校董会的中国董事名额须占多数。在这样的情况下,麦嘉祺和校内外籍教员不得已相率离去,由华人教员组织校务委员会,主持校务。乘此时机,学校改宗教课程为选修,进一步淡化教会的影响。在当时,苏州的教会学校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桃坞中学的外籍主持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竟因此停办,而晏成得以继续存在,与吴县人陈毓万的努力分不开。
  陈毓万,字子初,吴县人,上海沪江大学硕士,1916年秋季到校。1928年夏,晏成拟议成立董事部,他被选为第一任中国校长。此时麦嘉祺和外籍教员因时局稳定又回到晏成,外国传教士开始用新的眼光看中国,重新确立其办学目标,逐步把原先狭隘的,单纯以推行宗教为目的的殖民理念,转向为中国近代化服务。1931年学校正式成立董事会,限额九人,麦嘉祺、闵汉生代表教会,另七人中有前实业部次长赵晋卿、私立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和金陵女子学院院长吴贻芳女士等,都有赫赫声名。晏成与上海沪江大学的渊源很深,大部分教职员都是沪江毕业生,晏成就好像成了沪江的附属中学,能请到刘湛恩做副董事长,也可说明这一点。
  翻读晏成的过去,其师资力量的雄厚令人惊叹。三十年代初,在一个三百多名学生的规模不大的中学里,教职员中竟有博士一人、硕士四人、学士九人,如果就所占比例来说,恐怕现在任何中学都难望其项背。晏成的教员采用首席制,如麦嘉祺是英文科首席教员,钱嘉集是自然学科首席教员,他们在本学科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同样,学校的行政也由教员负责,如果说当时的清华、北大的辉煌是教授治校的结果,那么晏成的成功也同样得益于教员治校。晏成的最高权力机构是校务会议,学校的大小事务都取决于校务会议的决议。学校还允许学生自动组织各种团体,或为研究学术,如商学社、科学社、艺术社等;或为服务民众,如民众夜校等,各种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学校还自办出版,笔者藏有慧灵女中毕业纪念刊《初声》,辑入女中毕业同学的相片和课堂作文,文章虽不无幼稚之处,却还是能反映出当时相当高的教育水准。这些不过是他们众多出版物中的极小部分,印刷精美,图文并茂,六十多年后的今天看起来,仍触手如新,令人感慨。
  要想在一篇小文中全面反映晏成的方方面面,是一种奢望;透过时空的迷雾,要想把事物的本质看得真真切切、清清楚楚,更是一种奢望。时移世易,教会学校在中国的土地上早已成了明日黄花,然而作为曾经存在的一段历史,我们有理由给于适当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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