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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教授代理劳荣枝案:为何要给她辩护权?

劳荣枝落网,法子英才能盖棺,因为推动“7条人命案”的核心力量,只有他(她)们自己知道。甚至,就算他(她)们当时“头脑热”,也肯定是有主次之分的。虽然,劳荣枝落网初期,媒体舆论已经进行全面“开扒”。但是,“切入点”都基于道德层面,人性视角,关乎案情本身的介入,少之又少。

 

不得不承认,想要直面更为立体的劳荣枝,案情的面全视角,还需要透过法理的审判,进行全方位揭秘。据悉,一周前,“劳荣枝的二哥”已经委托法学教授吴丹红,作为自己妹妹的“辩护人”,按照吴丹红教授的说法,媒体报道里还有很多谜团没有揭开。并且,考虑到对方经济状况也不太好,目前也没有谈代理费用的问题。就此,劳荣枝案算是要真正进入“法理审判”的阶段。

 

坦白讲,如果从笼统的案情分析来看,20年前,劳荣枝就应该和法子英,一同走向刑场。然而,因法子英的狡猾诡辩,让劳荣枝才有机会偷生到今天。虽然,人们总说“天不藏奸”,但是,能成功偷生20年,这足以实证,劳荣枝也非善类。

 

然而,这些都属于案情之外的评述,对真正审判劳荣枝起不到作用。说到底,“法理审判”讲究“程序正义”。讲得直白一些,就算眼睁睁看到罪犯杀人,也需要将其押解到法庭上,进行罪行的定性。而非,就地正法,不讲细节。

 

所以,作为劳荣枝的家属,按照法理审判的要求,给她聘请律师辩护,这也是无可厚非的。虽然,这样的行为,从道德认知上看,貌似有些多费手续。但是,这样的法理秩序,才能更好的为人服务。因为,对于罪恶的审判,除却是对当事受害者的告慰,更多是要对案情之外的社会人,作出警示和反思。

 

并且,审判的意义,并不只是追求惩戒,而是为追求真相。而对于劳荣枝和法子英而言,从作案的性质上,算是同伙作案。但是,20年前,因劳荣枝没有被抓捕到,导致所谓的“真相”只是法子英的一面之词。而对于他(她)们真实的作案过程和细节,至今未解。

 

事实上,对于劳荣枝而言,普遍的案情认知中,有两种较为分化的观点:其一,劳荣枝的罪行,是被法子英带坏的,甚至是强迫的结果,所以,劳荣枝有无辜的一面;其二,既然当年二人合伙作案,罪行就没有孰重孰轻的分别,所谓的最终动手,只不过是整个案情的终结手段,与谁动手无关。

 

坦白讲,很明显的是,第一种观点,是道德认知下的产物。而第二种观点,明显带有法理审判的逻辑。但是,两种认知,也仅限于在舆论传播中发挥作用,对于劳荣枝案本身,都属于外围观点,笼统认知。因为,在法理的审判中,关注的是细节和过程,而非仅以结果定罪。

 

所以,劳荣枝的二哥给妹妹聘请辩护人,也是没什么问题的。并且,通过聘请学术功底深厚,有经验的辩护人,更有利于厘清案情,除却对当事案件有利好的一面,同时,也有利于人们更立体地看待犯罪的过程,起到警示和反思作用。

 

另外,劳荣枝的原生家庭经济条件不好,不代表她就有作恶的理由,“这一点”不应该成为脱罪的理由。因为,贫穷和犯罪,没有必然的关系,只能说,贫穷可能会助长犯罪。而且,在20年前,整个大环境中,人们都也不富裕,所以这不应该成为作恶的主要推动力。

 

并且,关于原生家庭之恶,是该有所收敛的看待。从某种意义上讲,劳荣枝的原生家庭之中,应该不止一个孩子,为何只有她走上犯罪的道路?这其中的是非,不能说一点关系没有,但肯定不是主要推动。所以,在具体的探讨上,还应该更为客观一些,理性一些。

 

因为,不管是“理性的犯罪”,还是“非理性的犯罪”,核心的推动最终还是要落脚到恶行之上。甚至,从人性的复杂来看,20年后的劳荣枝,在回看当年的恶行时,也会感到某种匪夷所思。可惜,人生只有一次,没有后悔药。

 

当然,给劳荣枝足够的辩护空间,不等于我们要给她求生的空间。就如吴丹红教授所言:“本身我也是研究证据法学的,学术方面也有在搜集一些相关的案件案例,正好有这么一个机会,我也就接受了”。言外之意,代理劳荣枝案,真正的意义在于对正义的落实和厘清,而非是道义层面的救赎劳荣枝。

 

对于如此残酷的一件事情儿,如果仅仅建立在媒体资讯的判断之上,这肯定是不妥当的。因为,传媒本身的推动,更多是情绪,而非常识。这导致,很多人在不明事实的情况下,就开始不自主的站队吆喝,甚至,在口舌之快之余,还要构建较为凶猛的“言论暴力”。

 

并且,一波又一波的发泄之后,案情可能更加混沌。所以,将“劳荣枝案”拉回到法理的层面上,其实,也是对外围认知的一种纠正过程。毕竟,20年过去了,别说外围的认知,就连当时的“案中人”也都开始有些恍惚。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拿到法庭上,进行逐一揭开。

 

而那些在道德问题上有些急躁的理想主义者,不理解法律在人类事务中的地位,他(她)们在法律上和法律之外寻求正义,并把他(她)们自己的正义观念置于舆论的情绪之中,对于这些人,我们只能说,他(她)们真正关注的不是“当事人”,也不是“社会人”,而是他(她)们的口舌之快。

 

与此同时,他(她)们以正义之名把法理抛诸一旁,显然假定,个人的正义观念和法理正义是一致的。可是,这种想法几乎是天真的。别说他(她)们的学识不足以维持正义的普遍性,就算是都是法学教授级的道德审判,可能也会陷入“一团乱麻”。

 

毕竟,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元的社会里,这意味着我们在道德问题上的分歧是真实而深刻的,而不仅仅流于表面上。它同时意味着我们在达成一种高层次的一致时,是较为困难的。此刻,似乎只有法理审判才能回避和打消各种分歧,要不然各说各话,永远无法确切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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