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鹏 名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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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冷漠是“群病”?

长沙一名9岁男孩,疑遭精神病人殴打致死。据悉,事情发生于11月5日下午,在一个人流纷杂的小区内。男孩被袭击的过程,持续将近30分钟,救护车赶到后,男孩已经死亡。目前,涉事男子,虽然被控制,但是“男孩的死”总让人感到些许愤懑。

 

平心而论,光天化日之下,在小区内发生这样悲剧,确实有些不应该。虽然,并没有确定,施暴者到底是不是精神病人,但是,无论如何,对于一个小孩“下死手”,都是不值得原谅的。当然,相关法理准则,对于精神病人的刑责,有一定程度上的宽容,但是,并等于精神病人犯罪“零成本”。

 

事实上,精神病人不能自控的情况下,相关监护人(家属)是要全程陪护的。甚至,如果病情较重,应该入院治疗。说到底,精神病人不一定伤人,但是,真要是失控,就可能造成无法逆转的伤痛。尤其,关乎性命的事情,“疯人”如“疯狗”。

 

不过,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一个男孩在众目睽睽之下,死于非命,不免显得有些“冷漠”。是的,任何时代,都不缺乏“看客”。甚至,在“注意力”为“影响力”的时代,“看客”已经普遍化。所有的争论,所有情绪,所有的愤怒,都是难以抵达伤者(死者)。

 

并且,回到生活的近处,人们都渴望岁月静好。而对于突如其来的暴力袭击,绝大多数人出于本能地选择站在原地,或者迅速逃离。由此,30分钟没人管,似乎陷入某种“正常秩序”。只是,在小区的目击者中,难到就没有年轻力壮的路人吗?为何,能让一个看起来“疯癫的病人”随意施暴呢?

 

只是,这种群体性的“石化”(无动于衷),可能还并不是绝对性的冷漠。因为关乎群体的存在特性,总是有别于个体的存在特性。所以,对于“9岁男童疑遭精神病人打死”,路人没有出手施救的情况,可能更需要从多维度去解构,而非将人性“说死”,将道德“板结”。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历来被认为是一种大义之行。但是,对于现代社会来讲,“拔刀行为”并不是惩恶的首选。并且,对于不明是非的情况下,多数人并不会去冒险,而是会选择报警,坐等公共力量来维系和矫正。所以,出现眼睁睁地看着“人被打死”的图景,也就不足为奇。

 

只是,在基本的道德责任尺度上,貌似看着孩子被打死,路人的“无动于衷”就成为一种道德上的瑕疵。因为,在复盘悲剧的的图鉴中,这种事情的发生,完全被“剧场化”。就是,演员(施暴者和受害者)在台上打斗,观众(路人)在台下欣赏(围观),即便场面凶险,只能觉得精彩(不应该),却不会上前阻拦。

 

然而,现实毕竟不是剧场,所以等到案件归于静态的时候,人们才突如梦醒,觉得“不拔刀相助”,是一种良心上的溃败。只是,这种“马后炮”式的反思,从来都是看起来正确,而忽略人性之中的复杂和多变。于此,谈论冷漠,往往还是要结合人性本身的特质,而非凭借一次性的表现,定论人的品质。

 

“疑遭精神病人打死”,这看起来属于媒体提前介入事件的一种手法。因为,关乎人命的刑事案,所有人都希望受害者能得到正义的伸张。并且,对于特殊案件的处理,很大程度上关乎整体惩治的落实。尤其,对于“精神病人”和“未成年人”的犯罪,一直以来都是纷争不断。

 

所以,提前将标签明鉴,也是提醒更多人,要对精神病人“有警惕”。坦白讲,“精神病人”是值得同情的群体,但是,当精神病人失控伤人,杀人的时候,就说明正常人没有将其安置妥当。因为,精神病人的意识和行为,早已不能统一,甚至含混不清。

 

于此,发生这种惨剧,最根本性的问题在于,精神病人的监护,总是晚于悲剧的发生。这其实和路人冷漠,又是另外一回事儿。因为,对于精神病人犯罪的行为遏制,才是根本性的治理,而路人的冷漠,属于一种社会性的特征,与特定的文化,现实的困境相关。

 

当然,旁观者何时会“拔刀相助”,这其实应该归于“群病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在场的人数,个人的情绪,以及相关公共属性的价值观,都会一定程度影响旁观者是否“拔刀相助”。这种时候,只能说,在群体中的个体,已经不再能表现自己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的丧失,致使旁观者只能看别人怎么办。

 

一般来讲,旁观者在紧急情况下的冷漠,使得更外围的旁观者觉得悲哀,并且哀叹人们的疏远,无情,漠不关心和无意识的残酷冲动。并且,人们习惯于将这种特征,归于个人的品质。因为,这样可以使自己舒服一点,因为,人们普遍认为自己更有同情心,并且觉得自己要是在场,一定会“拔刀相助”。

 

只是,现实真的如此吗?当然不是这样的,因为人们对于“静态事件”的判断和“动态事件”的判断完全是两回事儿。甚至,人们对于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不幸,往往都能谈笑风生。这种较为真实的,无法设身处地的考量,其实属于人性的基本特征,跟无情冷漠没关系。

 

所以,对于有没有绝对的利他(她)主义者,这其实是要搞清楚的。那些“拔刀相助”的人,他(她)们所做的一切,是出于毫无私利的关心他(她)人的生死,还是也混有其他(她)动机?或者他(她)们的终极目标,干脆就是简单的要自我实现,比如获得奖赏和名头,避免惩罚和愧疚,以及缓解压力呢?

 

这样的追问,看起来有些太过直接。但是,对于人的基本行为来讲,从利己主义走向利他(她)主义,本质上,其实并没有彻底变质。因为,在群体中催发出的互助行为,其实是互利的。所以,有时候,与其谈“无私无欲”,不如讲“对等对价”,只有如此,人世间的利益之争,才能有所消解。

 

由此,回看“9岁男童疑遭精神病人打死”事件以及路人的全程石化,似乎就不至于陷入路人溃败的陷阱。因为,对于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在面对暴力的行为时,很容易出现“紧张性强直静止”,也就是“假死”,或者“装死”。尤其,在群体中时,这种现象更普遍,因为他(她)们都觉得,会有人站出来“拔刀相助”。都在等,所以,等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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