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娴闲话

　　文 / 潘小娴
　　
　　 我撰写的《建筑家陈伯齐》一书的传主陈伯齐先生，1973年就已去世，迄今将近40年了。并且，陈先生去世时，我们国家还处在“文革”十分喧嚣的时代。因而，有关陈伯齐先生的生平资料非常缺乏。本书撰写过程中，收集资料的工作显得极其困难。所幸的是，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我得到了很多热心人的支持和帮助。
　　 华南理工大学的庄少庞老师，帮忙收集了陈伯齐先生五、六十年代发表在华南工学院校报的各种文章，使笔者对陈伯齐先生到广州后的教学与设计理念有了大致的了解；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的赖淑华老师，一直非常细致地关注本书的写作过程，并送给我一部重要参考书——《岭南近现代优秀建筑1949-1990卷》，让我对陈伯齐先生参与设计的重点建筑——华南土特产展览交流大会、广州华侨新村等，有了更加形象细致的了解。赖淑华老师还安排我采访了邓其生教授；邓其生教授是陈伯齐的学生，他向我讲述了不少有关陈伯齐先生的轶事。因得到以上三位老师的热心帮助，陈伯齐先生1945年离开重庆到广州之后的人生与事业，才有了一个相对清晰的轮廓。
　　 有关陈伯齐先生在1945年前的史料，相当一部分得自龙庆忠先生的公子龙可汉先生的大力相助。龙庆忠与陈伯齐是好兄弟，两家交往甚深。龙可汉先生不仅给我提供了陈伯齐先生的相关资料以及陈伯齐翻译《非洲近代建筑》的原手稿，还特地安排其母亲曾育秀女士接受我的采访。曾育秀女士已是百岁老人，采访又是在炎热的6月进行，让我甚为感动。曾女士不仅向我讲述了不少陈伯齐先生在世时的生活细节，而且还建议我去采访陈伯齐先生的学生赵宇。因为赵宇是陈先生的得意门生，对陈伯齐先生应该有比较深的了解。
　　 在华南理工大学符和强老师的直接帮助下，我联系上了赵宇先生。赵先生一直奔波于香港和肇庆之间，虽然工作繁忙，但还是很热情地接受了我的采访。赵宇先生向我讲述了陈伯齐1920年离开汶村，来到广州读书后的相关细节。以及后来到日本、德国留学，直到返国后在重庆工作的大致情况，尤其还谈到了陈伯齐的夫人郭剑儿的一些具体情况。这次采访，链接起了陈伯齐从1920年到1945年的这段人生，收获非常大。
　　 但陈伯齐1920年前在家乡台山市汶村生活的情况，一直还是空白。后来经过广东省文联陈周起先生的介绍，我联系到了台山市文联主席黄伟华先生。黄主席很热情，事先帮我联系好采访事宜，又派来专车，并委派台山市文联办公室的谭锦朋先生，陪同我前往离台山市区有90多公里远的汶村采访。
　　 到达汶村采访时，也得到了许多热心人的热情帮助与支持：汶村镇文化站站长徐桦欢，汶村村委会主任陈建堂，沙坦村村长陈日新，汶村老人协会会长陈长洽、副会长陈启良、秘书长陈国森、秘书陈邦海，还有陈伯齐的两个堂侄子陈友沃和陈建培，都分别向我讲述了很多有关陈伯齐先生在汶村的故事，并带我参观了陈伯齐先生遗留在汶村的唯一一座建筑设计作品——汶村镇沙坦村115号。尤其是陈建堂、陈日新和陈建培，还陪同我前往大陂头马山上的陈伯齐先生墓地进行祭拜。
　　 汶村之行，收集到了众多鲜活的史料，填补了陈伯齐从1903年出生，到1920年外出求学之前的那一段人生的空白，挖掘到很多从未公开的史料以及照片。自此，有关陈伯齐从1903年至1973年的人生，基本上可以梳理成为一个整体了。
　　 正是因为以上众位的鼎力支持和热心帮助，我才能收集到陈伯齐先生的各方面史料，才可以相对系统地理清陈伯齐先生一生的脉络。在此，对于给予过我大量帮助的所有热心人，我要诚挚地说一声感谢！——感谢你们的真诚付出，感谢你们的无私帮助，我才能顺利完成《陈伯齐传》这部书，初步告慰于陈伯齐先生的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