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令十字街84号》是一本关于城市传奇的书。成书的元素很简单,一条街、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二十年的书信缘。那个女人就是本书的作者海莲·汉芙,一个住在美国纽约的穷作家。那个男人,是长得很英俊的英国伦敦旧书商弗兰克·德尔。这一切的起因很简单,一心好古的海莲受不了纽约昂贵庸俗的古旧书店,当她知道位于伦敦查令十字街84号的马克斯与科恩书店专营绝版书时,便写了一封信,求购一些绝版的便宜书。于是,他们通了20年的信,最终仍未谋面,但温暖的书信成为他们平静流淌的生活中永远的旁白。如今,书店里的风景再也看不见了,但每年仍有数不清的世界各地书迷到伦敦查令十字街朝圣。“查令十字街84号”——已然成为全球爱书人之间一个传奇的文化符号。
还是英国伦敦这个城市,在1887年它诞生了一个人物,按照电影导演奥尔森·威尔士的形象说法,此人“从未存在过,但也永远不会死亡”。他的名字叫夏洛克·福尔摩斯。自从这个天才私人侦探形象问世后,福尔摩斯就成了世界通用的名侦探代名词,成为20世纪家喻户晓的人物。120年来,他创下了银幕形象的纪录,先后有75位演员在11部电影中塑造其光辉形象。而福尔摩斯的侦探活动场所大多在伦敦,由此不少与其相关的地方成为了景点。1999年,伦敦贝克街地铁站站口建了一座福尔摩斯青铜像,他手拿烟斗,注视着过往熙攘的人群。而贝克街从此就成了福尔摩斯的代名词。《福尔摩斯的伦敦》(《世界知识画报》2007年第6期)一文,非常真切地把读者的视线带到了伦敦,走访了贝克街里的福尔摩斯的“家”、柯南·道尔诊所、“福尔摩斯”酒吧、福尔摩斯侦探案件的伦敦旧城区、福尔摩斯探案时居住的朗廷酒吧等等,让读者如置身于小说中,踏着福尔摩斯的足迹,重温那些一波三折、扣人心弦的案件场景。毋庸置疑,是福尔摩斯这个文化符号,让贝克街的传奇面孔,更锦上添花。
有意思的是,同样是关于侦探的传奇,让我想起了2005年我曾经采访过的旅美华裔作家裘小龙。裘小龙以诗人刑侦队长陈超为主角创作了一系列关于中国上海的英语侦探小说,其中《红英之死》还获得了第二十三届世界推理小说大奖———“安东尼小说奖”。2005年5月,法国最大的杂志《Telerama》邀请裘小龙回上海,“与法国记者同游书中惊险故事发生的场所”。裘小龙以一种侦探的方式,让上海以一种新鲜的姿态走进了西方人眼里。这也就怪不得,有关中国上海城市的故事与面孔,与裘小龙创作出来的东方“007”陈超这个文化符号紧密联系了在一起。
《柏林无企图漫游》(《旅行家》2007年第6期)诉说了作为历史见证的柏林墙这个文化符号的传奇变迁。作者说,柏林墙是战争留给柏林人最深刻的礼物,“柏林人最喜欢讨论的话题是柏林墙,在柏林参加过德语语言班的外国人不可避免要加入到这个话题之中,好像所有柏林的语言学校达成了一个协议一样。所以,在大多数外来人还没有看到柏林墙之前,他们就不止一次遭遇这堵墙了。”但自从柏林墙倒塌后,它成了艺术青年最“潮流”的涂鸦地,柏林墙也因此成了最时髦的画报。而《墨尔本的有轨电车》(《世界知识画报》2007年第6期)则告诉我们墨尔本全城是一座有轨电车博物馆,在墨尔本街头,可以看到不同时期生产的电车,既有相对古典的,也有现代的,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文章既讲诉了墨尔本电车的发展史,也让我们看到了澳大利亚人不嫌弃老旧的东西,相反他们更敬重并想方设法保护和利用它们的城市影像与文化姿态。
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故事和面孔,行走在城市中,一个地址,一种场景,都会在不经意间唤起对故事的回忆,对文化的阅读,对传奇的追寻。就像佛朗茨·赫塞尔说的:“在那儿,人们的脸孔、陈列品,橱窗、露台咖啡、街道、汽车、树木,都成了位阶相同的字母,不断构成新书中的文字、句子和书页”。而那些决定了城市面孔的文化符号,就是不断构成新书中的文字、句子和书页,引导着人们去仰望、朝圣,以至与那个城市一起,越来越成为世人眼中生生不息的传奇。
潘小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