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栋梁的《上庄记》原来是中篇小说（刊发于《山花》2011年第7期），发表后受到好评，如今它已被改写为近30万字的长篇之作（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成为长篇小说后，内容果然丰满了许多，主题也不那么单一了。如果说中篇反映的是乡村空巢后的教育问题，长篇已大大越过了这一边界，成为中国偏远落后乡村世界的全景式写照。而且，它似乎也衔接上了中断多年的“问题小说”之线，赵树理式的隐忧与焦虑便在小说中此伏彼起。
小说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作为下乡抚贫的干部，“我”一到上庄就被那里的贫困与破落惊呆了。学校里有四十多个学生，却没有一个老师，扶贫干部也就成了当然的教师。一些孩子不断随打工的父母进城，上庄的教育也就更没人重视，已有名存实亡之虞。于是，老村长和“我”便里应外合，频频出招，试图从教育问题入手，由此扩而大之，进一步解决上庄的贫穷问题。然而，对于一个扶贫干部来说，他能使用的招数又是极为有限的。因为他从自己的那个文化单位要不来钱，便只好不断找关系，求老板，通过自己的人脉资源解决问题。比如，“我”为了让盼香的两个儿子去省城读书，动用的是省教育厅同学的关系。为了让村里的几个特困户脱贫，“我”又与人合伙给功老板“下套”，让老板把20多万元的红包送到了乡下。这位扶贫干部下乡一年，最终似已成为解决问题的专家。
我们知道，赵树理的“问题小说”也大都隐含着一个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而问题的最终解决通常是通过上面的干预，政策的调整。只是这样一来，小说虽有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但其现实主义力度也有所减弱。许多年之后，季栋梁也通过小说解决起了问题，但他的解决方式却令人深思：表面上他是解决了问题，但一方面，这种解决本身已让人感到辛酸和无奈；另一方面，这种解决方式又治标不治本，于是看似解决，但背后却隐含了更严峻的问题——面对穷山恶水，同时也面对由老弱病残苦苦支撑的村庄，如何才能让他们彻底走出贫困呢？村民希望所寄托者，是一个人脉广、关系多的扶贫干部，且这位干部恰恰又能被贫穷震撼出同情之心。倘若扶贫干部没什么能耐，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
这便是这部小说的吊诡之处，而恰恰是这种吊诡显示出现实主义精神的某种力度。因为表面上看，作者已用种种“歪门邪道”解决了问题，但实际上，这似乎也是他提出更大问题的一种策略和技巧。我想，一个作家，或者一个无权无势的扶贫干部，当问题已远远超出他的解决能力时，他所能做的也就是这些了。
除了这种现实主义的冷峻之外，我还在小说中看到了一种理想主义的温情。小说中有一个细节：“我”当记者时曾写过一篇文章，名为《一根烟》，那是在写另一个上庄的贫困。“我”进村之后面对村民，一根根地散烟。有个名叫朱光耀的，接了烟并不抽，而是架到自己的耳朵上。起初，“我”以为这是一位爱沾便宜怕吃亏的男人，但后来才得知，原来老朱是位孝子，他拿回这根烟是为了孝敬老娘。不管弄到什么东西，让老娘先尝已成为朱光耀的下意识行为。于是“我”被震惊了。而老板功全泰正是读了这篇文章受了感动之后，才主动联系上这位扶贫干部的。这样才有了后面的故事：“我”给他“下套”，功老板也借坡下驴主动“上套”。
我把这处细节看作一道理想主义的微光，它一方面依然让文学（《一根烟》那个真实朴素的故事）具有了撼动人心的力量，另一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了老板的形象。经过媒体的渲染之后，有钱的老板要么是挥金如土、只知炫富的土豪，要么是腰缠万贯、没有文化的财主。“脑袋大，脖子粗，不是老板就是伙夫”似已成为他们的基本定位。然而，《上庄记》却为我们写出了一个读了文学作品还能热泪盈眶的老板，为了寻到作者打了58个电话的老板。现实中，这样的老板究竟占多大比例，无从统计，但小说中的这个功老板却有慈悲之心，尚慈善之道。他不但让“我”度过了难关，而且还为小说注入了一种暖意。
能够体现现实主义冷峻和理想主义温情的还有老村长这一人物形象。在“我”的眼中，老村长是“狡黠精明”的，他懂得与扶贫干部搞好关系，于是便有了小说开头老村长拎着蛇皮口袋给“我”送羊腿那一幕。然而，随着小说的展开，我们才看到这种“精明”背后，深藏不露的是对上庄这块土地的大爱之情。因为老村长不可能接近上层，他便只能用自己朴实的言行亲自打开底层社会这幅世态人心的画卷，默默地传递爱的能量，并用这种能量潜移默化地感动扶贫干部，让后者不得不去为上庄奔走呼号，上窜下跳。他既是乡村世界这架机器能够正常运转起来的润滑剂，又是让扶贫工作能够落实到位的发动机。他的苦苦支撑让人感到了某种悲壮，他的不屈不挠又让人感受到一种温暖。可以说，正是这样的人支撑着底层的民间社会，让人们看到了希望。而作者也凭借老村长这一人物形象，既让他有了赵树理笔下“中间人物”的文学光彩，同时又为他注入了当今时代丰厚的道德伦理内涵。这样，老村长也就成了一位典型人物，成了老黑格尔所谓的“这一个”。他丰富了我们的文学画廊。
当然，读这部小说，我也有一些不满足的地方。小说中全是好人善人，自然无法组织起矛盾冲突；中篇拉成长篇，一些地方便显得拖沓；当作者直面“扶贫”这个题材时，正能量澎湃因而政治正确，却因此弱化了小说的批判性和文学性。所有这些，都还意味着这部小说并非尽善尽美之作。我不知作者是否意识到了这些问题，这里姑且罗列如上，供作者与读者进一步思考吧。
2014年6月13日，原载6月18日《文艺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