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勇专栏

一

让我们从甬温线上那起令人震惊的重大铁路交通事故说起。

2011年7月23日晚8时31分，在温州市鹿城区黄龙街道双坳村下岙处的瓯江大桥上，D301列车高速追尾D3115次列车。据目击者称，“后面的火车像骑马一样，撞完后‘骑’到前面车的上面”，D3115次列车的16号车厢被瞬间压垮。接着，D301的前四节车厢跟着爬上D3115，又从桥左侧护栏掉下高架桥。[1]据说，两辆动车追尾时，D3115时速20公里，而D301虽然采取紧急制动措施，时速依然高达100公里左右。在高科技时代，昆德拉（Milan Kundera）所谓的“令人出神的速度”[2]就这样制造了一出现代悲剧。

这起事故让我想起了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的一段论述和他复述的一个故事。卡尔维诺说：“马作为速度的象征，甚至作为心智速度的象征，一直贯穿于整个文学史，预示着我们时代对技术的看法的全部错综复杂的问题。速度的时代，无论是交通速度或资讯速度，都是随着英国文学中一篇出色的随笔而拉开序幕的，它就是托马斯·德·昆西的《英国邮车》。早在一八四九年，他就已知道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关摩托化的公路世界的一切，包括险象环生的高速撞车。”随后，卡尔维诺开始了这个故事的讲述：一天深夜，德·昆西坐在一辆技术完美的快递邮车上旅行，驾车者酣然入睡，而那几匹马走错了行道，在逆行的一侧正以13英里的时速狂奔。对面驶来一辆两轮马车，马车上坐着一对年轻夫妇，正以一英里的时速徐徐前行。撞车的悲剧马上就要发生了，这时候德·昆西不禁大叫一声：“我踏出第一步，第二步由那青年完成，第三步交给上帝。”而接下来的几秒钟的描写，则被卡尔维诺称作是“哪怕在我们这个高速经验已变成日常现象的时代，也难望其项背”的精彩之笔：“目光的一瞥、意念的一动、天使翅膀的一晃，有哪一种，其速度足以在问答之间掠过，并把两者分开？光的脚步追赶光的脚步之难分，也比不上我们这无坚不摧的力量扑在那辆两轮马车的全力闪避上。”[3]

托上帝的福，两辆马车没有相撞；但在160多年后的今天，两辆动车却撞到了一起。而现代科技又把动车固定在铁轨上，这意味着即便面临危险它们也无法闪避。同时，进入高铁时代后，现代科技又把动车的速度提高到了一个风驰电掣的水平，这又意味着一旦发生撞击，其灾难将是马车碰撞的几百倍、几千倍。这时候，即便是德·昆西坐在动车上且无“猝死”之虞，他又能怎样呢？动车把他封闭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他的视野受到了限制；长时间的乘车可能也已让他精神恍惚，或者他正用笔记本电脑在网上冲浪。在这种状态下，他还能描述出那种刹那间的感受吗？

我觉得不大可能。这么说，在现代高科技制造出来的速度面前，作家会不会显得无奈，进而在无奈中失语？

二

然而，对于高速度时代的到来，作家与文学一开始却是敞开了热情的怀抱。1909年，马里内蒂（F. T. Marinetti）发表《未来主义宣言》，他不但以前所未有的调门讴歌速度，并而且还要让文学提速。他说：“我们认为，宏伟的世界获得了一种新的美——速度之美，从而变得丰富多姿。一辆赛车的外壳上装饰着粗大的管子，像恶狠狠地张嘴哈气的蛇……一辆汽车吼叫着，就像踏在机关枪上奔跑，它们比萨摩色雷斯的胜利女神塑像更美。”他还说：“文学从古至今一直赞美停滞不前的思想、痴迷的感情和酣沉的睡梦。我们赞美进取性的运动，焦虑不安的失眠、奔跑的步伐、翻跟头、打耳光和挥拳头。”[4]未来主义者当然不是光说不练的假把式，而是说到做到，于是他们把文学艺术搅翻了天。经过未来主义的打磨之后，绘画、摄影、电影、建筑、音乐、戏剧等等，全部发生了重大变化。

我们还是主要来看看未来主义在文学领域的革命吧。在《未来主义文学技巧宣言》中，马里内蒂提出了一系列斩钉截铁又惊世骇俗的主张。比如，他说必须毁弃句法，必须消灭形容词，必须消灭副词，必须消灭标点符号，必须消灭“如同”、“诸如”、“与……相似”等等类比语词。同时，也必须在文学中摧毁“自我”，亦即摧毁全部心理学。而文学需要注入的三要素是：噪音（物体运动的表现）、重量（物体飞动的能力）和气味（物体分裂的能力）。而如此一来，语言便可以获得解放。[5]

这样的文学既是对高速度时代的回应，同时也应该是高速度时代的产物。而消灭了那些副词、形容词等等之类的好处是，语言由此变得节俭和简洁了，语言因此变成了一种电报式的语言。马里内蒂便曾在《战役、装甲车和奥德特》中用电报式语言描写过战争场面：“机枪发出嗒嗒嗒的响声，它在怒吼着。士兵们在枪炮声中倒下，身体渐渐变得血肉模糊。”[6]而这样一种语言甚至影响到了情书和书信的写作。比如，未来主义者认为情书应该可以成为贴在街道墙壁上的广告，坎久洛甚至发明了“坎久洛式未来主义书信”，这种书信要围绕以下主题，简单填写出相关内容：1.未来主义；2.战争；3.乐趣；4.新事物；5.女人；6.旅行－约会；7.问候－感谢。马里内蒂就曾在“一战”期间写过这样一封信，而且正好是寄给坎久洛的：“1.很高兴知道维拉是未来主义或几乎是未来主义的拉丁语女教授。这全是你的功劳；我是知道这一点的。2.明天，我将会重新产生激情。会有新的十分强烈的感受。3.我盼望每天得到你的消息。4.我想要知道是否巴拉曾给你写信。5.无。6.我想要去那不勒斯与你一起工作。以后。7.请寄给我许多、许多、许多坎久洛式书信。我已把一切都寄出了。”[7]这封“填空”式的书信确实写得简明扼要，如同电报。于是，继文学电报化之后，书信也电报化了。

未来主义文学似乎没有取得太高的成就，但是它毕竟更新了文学的观念，从而催生了一种新的文学。维尔多内说：“马里内蒂也确实创立了一些新的文学形式：浓缩的比喻、电报形式形象、颤动的总和、思想的绳结、运动的扇形展开、感觉的三维：分量——尺寸——速度。”[8]而在我看来，未来主义把速度、机器等等植入文学后，不仅带来了文学上的速度崇拜和机器崇拜，而且更在于它带来了一系列令人深思的问题：当时代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学究竟应该如何应对？进一步说，当时代的战车变得越来越快时，文学是不是必须变成快的文学？文学究竟是快了好还是慢了好？它应该主静还是主动？快的文学当然容易与时代形成一种同构关系，但它是不是也变成了这个时代的同谋？如果说快的文学显得太轻巧而无法深入到那些被速度抹平的褶皱之中，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又对慢的文学（比如19世纪的文学）失去了兴趣？

这些问题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清楚的。而在带着这些问题进一步思考之前，我们或许需要看看我们这个时代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三

人类对速度的迷恋应该是从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了，但真正让“加速”或“提速”成为可能却是近几个世纪的事情。未来学家托夫勒（Alvin Toffler）曾以交通运输为例谈论过这种加速的变化。他指出：公元前6000年，人的最快的长途运输工具是骆驼队，每小时平均走8英里；公元前1600年左右发明了马车，才把最高速度增加到大约每小时20英里。此后这一速度在漫长的时间里一只无法改变，只到19世纪80年代，由于有了更先进的蒸汽机车，速度遂提高到每小时100英里。然而，把这一速度界限提高三倍却只花了58年的时间：1938年，驾驶飞机的人突破了每小时400英里的大关。短短20年之后，这个速限又翻了一番。临到20世纪60年代，火箭飞机时速达到4800英里，而乘坐宇航船的人则以每小时18000英里的速度绕地球飞行。于是，他总结道：“无论我们是考察行旅的距离，到达的高度，开采的矿藏，或爆破能力，都能明显地看到这种加速的趋向。”[9]

托夫勒还只是谈到了交通运输的加速度，而德国学者博夏德（Peter Borscheid）则为我们描述了生活全方位变快的路线图：1450－1800年，我们开始变快；1800－1950年，我们加速变快；1950年至今，我们越来越快。他指出，蒸汽机的问世标志着缓慢时代的终结，一个全新的加速时代开始来临。而由于一望无际的铁轨、尖锐的汽笛轰鸣和烟囱排出的白烟已成进步的代名词，“火车站往往也成为人们膜拜科技进步的场所，其火热程度不亚于教堂”。[10]从此之后，我们就感染上了“速度病毒”，我们的生活不断提速，我们因此变得越来越快。

让我们来看看生活提速的两个例子。

法国时装学者研究发现，1880年欧洲妇人的正装由25块单独的部分披挂而成，今天却只剩下4块缠在身上——外衣、亵衣和两只袜子。在不算太长长的时间内，她们去掉了21件衣服，以致人们开玩笑说：过去一个女性穿衣服要30分钟，脱衣服要10分钟；而现在，穿的时间是1分钟，脱只需要20秒种就足够了。[11]

前几年，一个学生有一天突然告我她结婚了。我问：也没听说你谈恋爱，怎么就一下子结婚了？她说：老师，现在不是时兴闪婚吗？大约一年之后，我又与她在网上聊天，她说她已经离了。说着这件在我看来非常重大的事情时，她似乎并不怎么伤感，而我却感到非常吃惊。

大概，这就是我们今天快节奏的生活。而为了适应这种生活方式，我们又不得不时时处处争分夺秒。博夏德说：“发生的事情多了，就把分给每件事情的时间缩短。长的年假将被多个短的假期取代，人们为了最后一分钟的旅行和快餐店里的速食而排队等候。为了多经历一些事情，兴奋剂可以帮助人们延长不睡觉的时间。特殊的培训机构提供了快速阅读、时间规划、时间分配和时间预算的课程，高速公路教堂通知人们进行十分钟的虔诚祷告。日程表排得紧密的高度活跃的商人们顺路奔往咖啡店，是为了‘匆忙地’给自己补充点兴奋剂。……许多人在速度中找到了最佳的幸福感。速度使他们高兴，他们享受着滑雪或高速飙车，享受回旋滑道里发出的刺耳尖叫，并在蹦极中寻找到最大的兴奋。”[12]这样的描述，许多人是不是都能够心领神会？

我想，“速度病痛”进入我们的生活和肌体之后，很可能任何杀毒软件都无济于事。而病毒的反复发作，只会不断改写我们的世界观，从而让我们拥有一种快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认为：快的就是好的，慢的就是坏的。一篇关于中国高铁的纪实报道说：中国只花了五年时间，便走完了国际上40年高速铁路的发展历程。而这样的壮举，又被报道提炼成了如下文字：“中国梦想，中国速度，穿越时空，日夜兼程，书写奔向民族复兴的光辉篇章。”[13]这便是快的价值观的典型体现。

四

不太清楚卡尔维诺是否受到过未来主义的影响，但把快的价值观与文学联系到一起，且比未来主义谈论得更圆满、更到位的作家应该是卡尔维诺。他说：“我的工作方法往往涉及减去重量。我努力消除重量，有时是消除人的重量，有时是消除天体的重量，有时是消除城市的重量；我尤其努力消除故事结构的重量和语言的重量。”[14]这意味着在轻与重的对立中，他选择了轻。他还说：“我更喜欢费尽心思计算我的飞行轨道，希望我可以把自己发射出去，像箭一般，消失在地平线上。”“我的创作，从一开始就力求追踪精神电路的电光，它们抓住并连结时空里远离彼此的点。”[15]这又意味着在快与慢的二元关系中，他的心理天平明显倾斜在快的一边。正是因为欣赏快、重视快，卡尔维诺论述了简洁，并把它看作一种叙述的力量。这样，简洁也就不仅仅是我们通常理解的文学风格，而更是一种叙事策略。同时，这种叙事策略的背后，往往又体现出一种速度的魅力——思维与心智伴随着叙述飞快滑行，仿佛“轻舟已过万重山”。这种叙述，让卡尔维诺充满了写作快感，也让他的读者充满了阅读快感。最终，卡尔维诺把他那种快的文学价值观提炼成了如下表述：“在甚至比我们现在还要拥挤的未来的时代，文学必须追求诗歌和思想所达到的最大程度的浓缩。”[16]

于是一个问题油然而生：为什么卡尔维诺要为这种快的文学价值观进行辩护呢？我想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轻快型的作家，他在自己的写作经验中发现了快的秘密；另一方面，这种倡导显然也是一种应对提速时代的写作方案。卡尔维诺说：“汽车时代已把速度变成一种可计算的数量强加给我们，它所创造的纪录无论在人类或机器的历史上都堪称里程碑。但精神速度是不可计算的，且拒绝比较和竞争；它也不能从历史角度展示它的结果。精神速度的价值，在于它自身的价值，在于它赋予赋予任何对这种东西特别敏感的人以快乐，而不在于它可以带来实际用途。”[17]虽然卡尔维诺在这里谈论的是精神速度自身的价值，但我总觉得这里面隐含着以快制快、以毒攻毒的意思：你不是已经进入汽车时代或高铁时代了吗？你的速度不是提上来了吗？但我有精神速度，我比你还快。这种想法和做法显然要比未来主义高明许多。当未来主义声嘶力竭地让文学提速时，我们可能会想到文学的异化或者物化，而卡尔维诺却用精神速度解决了这个理论难题。因此，与未来主义相比，他的观点更容易让人接受。

于是，卡尔维诺的文学提速了。不光是卡尔维诺，我总觉得20世纪以来的现代主义文学、后现代主义文学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个提速的问题。比如，布列东（André Breton）曾在《超现实主义宣言》中提出过“自动写作”的主张。而所谓“自动写作”，意味着“主体必须超然于周围的现实去思考，尽可能地关闭朝外部世界敞开的大门（感官），让自己的理性沉睡，使自己保持在接近于梦幻的状态，然后倾听（但不作有意思的努力）和写，随着思维加速的节奏写。”[18]这是不是一种写作提速？再比如，自从出现电影之后，蒙太奇、平行剪辑、快速剪接、快速场景变换、声音过渡、特写、叠印等电影技巧开始被小说家进行模仿，以至于茂莱（Edward Murray）不得不说：“1922而后的小说史，即《尤里西斯》问世后的小说史，在很大程度上是电影化的想象在小说家头脑里发展的历史，是小说家常常怀着既恨又爱的心情努力掌握20世纪的‘最生动的艺术’的历史。”[19]显然，这也是一种叙述的加速。我们都知道海明威叙事简洁，非常擅长使用电报体写作；但我们不知道的是，海明威的许多作品正是靠电影化的手法组织结构，推进故事的。于是，小说在海明威笔下变得快了起来。

有一个段子说：在古典小说中，男女主人公到了第105页才接吻，但是现代小说让他们在第8页就有了私生子；古典小说的主人公到第150页才拔出剑来，而现代小说在第3页就已经尸横遍野了。[20]我想，这也应该是文学提速的一个有趣例子吧。

五

但是，恐怕昆德拉不大会同意文学提速。因为他说过：“小说是速度的敌人，阅读应该是缓慢进行的，读者应该在每一页，每一段落，甚至每个句子的魅力前停留。”[21]当然，要想让读者的阅读速度放慢，前提是作家能够写出富有魅力句子和段落，如此，读者才可能注目停留，沉潜把玩。而过分简洁则很难达到这种目的。举个中国作家的例子，赵树理的小说就写得很简洁，很节省，虽然这种写法自有其道理，但还是被王彬彬看出了问题：“省略的东西太多，许多作为小说应该具有的东西，都被赵树理略去了。这样，就难免给人以枯索感。”而相比之下，孙犁却写出了极富魅力的文字，这全赖他对乡村世界的精雕细刻。[22]如果在速度的层面上思考，我想赵树理应该是追求快的作家，而孙犁却在经营着他的慢。这样，快与慢便结出了不同的果实。

除了以上的那番论述之外，昆德拉还写过一部名为《慢》的小说，而这部小说所体现的价值观与卡尔维诺明显不同：如果说卡尔维诺是在颂扬快，昆德拉却是在礼赞慢。慢在昆德拉的笔下拥有了一种显而易见的价值。

小说是从高速路上的超车展开它的故事的。“我”带着妻子开车去一座城堡过夜，后面的一辆车子急不可耐地准备超车。妻子说，法国公路上每50钟就要死一个人，为什么这些开车的疯子坐到方向盘前就不害怕了？小说由此开始了昆德拉式的议论：“速度是出神的形式，这是技术革命送给人的礼物。跑步的人跟摩托车相反，身上总有自己存在，总是不得不想到脚上水泡和喘气；当他跑步时，他感到自己的体重、年纪，就比任何时候都意识到自身与岁月。当人把速度性能托付给一台机器时，一切都变了：从这时起，身体已置之度外，交给了一种无形的、非物质化的速度，纯粹的速度，实实在在的速度，令人出神的速度。”[23]

昆德拉的这番论述让我想到了海姆（Michael Heim）所谓的“无障碍写作”（writing without barriers）或“全速写作”（sprint writing）。在手写时代，作家的写作如同跑步；而在电子书写时代，作家却把自己托付给了一台机器——电脑。海姆认为，由于字处理程序降低了表达的障碍，也由于自动化的操作系统更便于作家打理文本，思想的表达在以外部的语言符号呈现时就变得非常直接和方便。于是，宛如百米冲刺般的“全速写作”就成为电子书写时代的基本写照。[24]有报道指出，如今在起点中文网上写作的网络写手们，与人比拼的完全是写作速度。于是，“一天写7万字，没有30万的储备不敢开新书，40至80万的作品只能算短篇”便成为网络写手写作的基本状态。[25]显然，这种写作得益于昆德拉所谓的“令人出神的速度”。如果是笔耕墨种，作家一天能写出7万字吗？你让他一天写7千字给我试试。

我们接着说昆德拉。从感叹那种“令人出神的速度”到追问“慢的乐趣怎么失传了”，昆德拉便触及到一个非常严肃的命题：“在慢与记忆，快与遗忘之间有一个秘密联系。且说一个平常不过的情境：一个人在路上走。突然，他要回想什么事，但就是记不起来。这时候他机械地放慢脚步。相反地，某人要想忘记他刚碰到的霉气事，不知不觉会加速走路的步伐，仿佛要快快躲开时间上还离他很近的东西。在存在主义数学中，这样的事由两个基本方程式表示：慢的程度与记忆的强度成正比；快的程度与遗忘的强度直接成正比。”[26]而为了把这个方程式阐述得更加明白，他甚至做出了如下论述：“我们的时代迷上了速度魔鬼，由于这个原因，这个时代也就很容易被忘怀。我宁可把这个论断颠倒过来说：我们的时代被遗忘的欲望纠缠着；为了满足这个欲望，它迷上了速度魔鬼；它加速步伐，因为要我们明白它不再希望让大家回忆；它对自己也厌烦了，也恶心了；它要一口吹灭记忆微弱的火苗。”[27]

把这些论述转换到文学的层面考虑，我们不妨说，文学应该是让人慢下来而不是让人快起来的。当时代太吵时，文学需要主静；当时代太快时，文学应该尚慢。唯其如此，文学才能提供与这个时代不一样的东西。而迎合或迁就这个时代，其命运很可能是被这个时代迅速遗忘。

六

无独有偶，最早把昆德拉的作品翻译到中国的韩少功也思考过昆德拉曾经思考过的速度问题。《山南水北》中有一节《老公路》，韩少功写下了他开车的体验。他说：“没什么急事的时候，我倒愿意走老公路。这不但可以省钱，还可以享受散淡。毫无疑问，速度带来了效率，有时可以让我们分身无数，一天之内可以现身各地，搞定好几项谈判或游览。但生活在目眩的车窗里并不总是很美妙。在老公路上，行车虽说要多一些弯曲和颠簸，虽说可能遇到失修的土坑，但没有钢铁护栏的管束和押送，没有各种交通标志的频繁警告，开车人想慢就慢，想停就停，想逛店就逛店，想撒尿就撒尿，看见一片好林子，还可倒在树阴里睡上片刻——高速路所抹去的另一个世界在这里重新展开，一种进入假日的感觉油然而生。两相比较，高速路是简洁明快的公告，老公路是婉转唠叨的叙事。更进一步说，老公路只是进入了叙事的轮廓，更慢的步行才是对细节的咀嚼。”[28]

这是一个驾车者才会有的感受。但它又仅仅是驾车的感受吗？当然不是。我甚至觉得这些看似不经意的表白，很可能隐含着韩少功美学行动和文学写作的诸多秘密。在《山南水北》写作之前便有媒体报道，韩少功在湖南的乡下盖了一院房子，从而过起了半年城里半年乡下的生活。住在乡下时，他与人唠嗑，他开荒种田，他一身臭汗两手泥巴，但他也拥有了月白风清蝉鸣鸟叫。这种选择可能会让许多人困惑，但我似乎已明白了他的用意。他远离城市就像离开了高速路也放弃了汽车，步行进入了婉转唠叨的乡村叙事之中。乡村生活的悠闲与缓慢打开了他的视觉盲区，于是他的感觉开始苏醒，记忆开始复活。这时候他才可能发现细节进而去咀嚼细节。而在现代化的大都市，所有的一切都是围绕着“快”而设计出来的。快节奏把人投入到永远的喧哗与骚动之中，静不下心，稳不住神，那是震惊之后的并发症；但不断的刺激却又只会让人感官麻木、神经僵硬，人们因此患上了城市综合症：心慌、气短、抑郁、焦虑、抓狂、失眠多梦、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月经不调、精神涣散……。

什克洛夫斯基说：“为了恢复对生活的感觉，为了感觉到事物，为了使石头成为石头，存在着一种名为艺术的东西。艺术的目的是提供作为视觉而不是作为识别的事物的感觉；艺术的手法就是使事物奇特化的手法，是使形式变得模糊、增加感觉的困难和时间的手法，因为艺术中的感觉行为本身就是目的，应该延长。”[29]在今天，如果作家还想恢复对生活的感觉，还想感觉到事物，他可能首先得使自己慢下来，然后才能让他笔下的文学慢下来。而慢，很可能就是今天生活与文学的奇特化手法。

从这个意义上说，韩少功半年城市半年乡村的日子便是对自己生活的奇特化处理。有了这种奇特化，也才有了《山南水北》的奇特化。

七

不过，韩少功那种奇特化的生活与写作很可能是一个特例，因为这种生活模仿起来难度很大，成本太高。所以，对于许多作家来说，回到鹅行鸭步的前现代生活简直成了一种奢侈，他们像许多人一样，大概也只能与“时空压缩”的后现代世界为伍了。

美国学者哈维（David Harvey）曾经论述过时空压缩的问题。他认为，在一个时空压缩的后现代世界里，短暂性、即刻性、易变性已成一切事物的主要特征。于是，用过即扔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在这种状况中，文学也面临着深刻的矛盾，而这种矛盾又被卡尔维诺捕捉并且表达出来了：“今天写长篇小说也许有点逆历史潮流而动，因为现在的时间已被分割成许多片段，我们度过的或用于思考的时间都是些片断，它们按照各不相同的轨道行驶与消逝。时间的连续性我们只能在历史上那样的一个时期的小说中才能看到，那时的时间既非静止不动的亦非四分五裂的，可惜那个时代仅仅持续了百年左右，后来时间的连续性就不复存在了。”[30]在这段文字之后，哈维紧接着写道：“从写作小说和进行哲学探讨，到劳动或者建造一所住宅的体验，每一件事情都必须面对加快周转的时间的挑战与迅速勾销传统的、在历史上获得的价值的挑战。”[31]

当通过压缩时间来消灭空间的时空观进驻人们的生活之后，卡尔维诺担心的是长篇小说写作将会失去它的现实依据，哈维则认为，即使小说也会进入一个快速周转的状态。当然，从目前的情况看，卡尔维诺的担心似乎有些多余，因为据说，中国每年会生产出两千部甚至更多的长篇小说，这种生产速度简直与我们这个提速时代相得益彰。但哈维的说法似乎却已得到应验：它们来去匆匆，即生即灭，仿佛是要为后来者腾出周转的空间。而真正能够进入读者视野中的长篇小说究竟又有多少呢？一百部？或者五十部？

于是我们不得不说，在一个高速运转的时代，时间的断裂与破碎不仅让小说的内部结构失去了稳定，而且也改变了它的存在方式。如果有一天，速度最终消灭了文学，我们也丝毫不应该感到奇怪，因为昆德拉说过：“历史的加速前进深深改变了个体的存在。”[32]也许到那个时候，作家与读者都不需要文学了，他们已经被改变了。

昆德拉还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进入20世纪之后，小说开始在每个维度上去开采性欲，而开采的结果是，初次调情与性爱之间的辽阔空间消失了，人直接与性对阵。于是他说：“在D. H. 劳伦斯的作品里，性的自由有一种戏剧性或悲剧性的反叛气息。再晚一些，在亨利·米勒的作品里，性的自由围绕着一种如抒情诗般热情奔放的欣快感。三十年后，在菲利普·罗斯的作品里，性的自由不过是一种既定的、众人一致确认的、集体的、平庸无奇的、无可避免的、设定好的情境：既无戏剧性，也无悲剧性，也没有抒情诗的奔放与激情。”[33]

我觉得这段文字隐含着文学提速之后的全部秘密。我似乎也从中看到了文学被速度进一步改变之后将来的样子。

2011年8月18日

原载《今日先锋》17辑，金城出版社2013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