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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1-12 13:00浏览:804
  

2012年短篇小说观察

李昌鹏

 

文学是人学。人离不开社会,我看重小说中人和人,及人与所处时代、社会的关系;我看重小说对人的情感、古老人性,以及存在的描述和揭示——更看重其中那些超越时代,进入时间层面,指向永恒的作品。感到欣喜的是在2012年短篇小说中确实看到了一些这样的好作品。在此,我尽量以没有受到足够关注的优秀之作为例——它们不见得被反复转载或评论,但已然构成短篇小说年度新貌。

 

时间中的情爱

 

晓苏有短篇小说叫《回忆一双绣花鞋》(《钟山》2012年6期),写油菜坡村一个叫温九的七十岁老人向他六十八岁的妻子吐露二十二年前自己和妇女主任的情事。当年妻子因他“捡回”一双恰好合脚的绣花鞋大发脾气,还曾去找妇女主任反映问题,并把三个怀疑对象告诉妇女主任。温九承认了鞋子不是捡的,绣花鞋确实是别人所送,但他与妻子相约:七十岁时告诉她真相。真相大白,丈夫曾和送鞋的妇女主任有过一段出轨的爱欲故事,但如今妻子却没有发脾气。情史的揭开并没有给两位老人带来烦恼,带来的是老年人当下生活中开心的作料以及遥远的回忆。时间医疗了伤痛,如酿酒一样,将陈芝麻烂谷子发酵成了一壶好酒。这大约是主人翁叫“温九”的原因——回忆如温酒。然而,这类事情真相大白后,会有别的结局吗?有的。

薛忆沩的短篇《“你肯定听不懂的故事”》(《新世纪》财经周刊2012年第14期),写的是一个男孩追求一个女孩,二人两情相悦,但女孩以她“不完美”拒绝接受男孩的求爱。在男孩的攻势下,女孩道出自己年幼时曾遭到父亲的强暴。男孩表示自己不在乎这些,于是,他们结婚。婚后,男孩无法“不再乎”,经常虐待妻子,最终离婚。离婚后男人忏悔终生,生活在痛苦中,希望心灵重回阳光下。如果薛忆沩的这篇小说还有其他情节安排的可能,那么,晓苏这篇小说则是这篇小说的另一种结局:女孩当初没有告诉男孩自己为什么“不完美”,他们幸福地过到了七十岁。

我想提到的第三篇小说,是张惠雯的短篇《暴风雨》(《长江文艺》2012年第12期)。这篇作品写的是两个半生不熟的男女,开着一辆私家车去另一个城市,可途中遇见了罕见的暴风雨。为了安全起见,他们停下车,避雨的二人竟发生了一段激情故事。等到云散雨收,二人也回到生活常态,男主人翁再去找女主人翁,理智和常态下的女主人翁对他采取的是:和他保持距离。他们的关系回到最初的半生不熟。暴风雨在小说中是偶然到来的气候,作者描写了男主人翁眼中它狂暴的美和女主人翁眼中它的破坏力,这是人物内心激情的对应物。男主人翁又去女主翁家里,正好那里举行一场派对。他发现女主人翁有一个很诚挚的丈夫,而女主人翁害怕男主人翁和她丈夫说起什么。他们的关系变得紧张。男主人翁从此不再见女主人翁及她的家人,保持了对彼此的尊重。暴风雨中的故事,成为他的回忆,甚至他自己无法证实,那一切真的发生过。如果把《回忆一双绣花鞋》中的妇女主任和温九当做主人翁,大致发生的事情和这篇《暴风雨》中的男女故事类似。

这三篇小说都是让人物的情感在与他们的理性碰撞后,才让故事走向最终的结局。作家所做的是尊重的人物理智而更尊重人物的情感。正是因为如此,小说中塑造的人物是审美的结果,真实的、复杂的人,延迟对与错等道德、法律的判断,先问合情合理否,先进行审美判断。按照莫言的说法,这是“站在人的立场”写作——这是中国优秀作家自发完成的一次转变,纷纷摈弃非文学的判断。

我们说人性很复杂,这和人类情感的复杂不无关系。情感生活中,老年的宽容和豁朗,中年的恍惚和忏悔,青年的独占和激情——三部作品放在一起似乎可“归纳”出时间中情爱的历程。当然,这并非严密的归纳。我们——尤其作家们,必须看到每一个人的独特性。

温九和妇女主任中止了交往,这和《暴风雨》中“她”的处理是一致的。两篇小说中的两个主人翁,温九和“她”,对婚外情的处理都是进行搁置。不同的是《回忆一双绣花鞋》的笔墨主要是写二十二年后:温九和妻子老了,他们没有因为“这件事”而产生不快。《暴风雨》则把笔墨集中在“事情”的发生以及之后不久的一段时间。如果说《暴风雨》尚可证明女主人翁选择的睿智,那么《“你肯定听不懂的故事”》则写女主人翁“不睿智”导致的结局。《“你肯定听不懂的故事”》写人性的中不可通融的矛盾,《回忆一双绣花鞋》则写时间作用下,情感所发生的改变。为什么《“你肯定听不懂的故事”》中,男主人翁后来忏悔?在晓苏小说的处理中,我们看到了:这一切竟然是可以接受的,甚至让人觉得颇具温情。

这三篇小说各有精妙之处,都是优秀作品,放在一起读的时候发现:哪怕写的是一件事,通过不同的处理、取舍,在不同的写法下,放在不同的维度,都能得到丰富、深刻的作品。

情爱是文学的永恒主题。这几篇小说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尽管晓苏写的是几个乡村人物,薛忆沩写的是偏保守的一对中国男女,张惠雯写的是一群较开放、身在美国的华人,但我们发现他们笔下人物的基本情感都差不多,不因文化程度、时代特征和地域的差别而改变。这是不是三位作家的写作有问题?是他们的写作缺乏时代感吗?是他们塑造的人物缺乏个性吗?答案为:否。他们的书写所抵达的,是人性的部分,是超越时代的部分。因此,笔者用“时间”这个概念来描述他们笔下所写的“情爱”,这有第二层意思,即:永恒的情爱。2012年,晓苏、薛忆沩、张惠雯等众多作家在书写情爱时,不再把它当作小情怀,或者说他们具备了把情爱当作永恒对象书写的能力。有人会认为写情情爱爱是小情怀,这是写作者还没有笔力把它放在时间的维度来写,又或者说是没有写到人性的深刻、复杂层面。

 

人的永恒困境

 

薛忆沩的《“你肯定听不懂的故事”》、盛可以的短篇小说《1937年的留声机》(《北京文学》2012年第3期)虽然写到了情爱,但最为震动人的部分是对人性带来的困境的表述。

《“你肯定听不懂的故事”》中,那个男主人翁说“不在乎”,但故事却还是一步步走入一个旧故事中,因为男主人翁的理智无法说服情感。小说中所传达的理智和情感,都是我们觉合情合理的。当它们构成矛盾后,就不可调和,人即陷入困境之中。优秀的作家们捕捉到这种困境,把它作为人物命运和小说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常常写出精彩、深邃的作品。这些理智和情感以及人无意识的本能,是人在漫长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中形成的,为全人类所共有,我们把它称为“人性”。《“你肯定听不懂的故事”》中人物的贞洁观,对完美的爱的追求,暴力和恶以细菌的方式在人群中交叉感染、传播,人物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挣扎着与恶的人性进行对抗等,都不是一个人或某民族的特殊案例。现实生活中,古今中外一再发生类似的悲剧是因为,现代文明的理念虽深入人心,但古老人性中的负能量常会短暂取胜。

《1937年的留声机》写的是一个遭受过日本侵略者施暴的青年女性,然而,这个女性在种种条件的作用下,竟对她的施暴者产生了爱意。她的情感也违背了理智,于是,《“你肯定听不懂的故事”》中的男主人翁和《1937年的留声机》中的女主人翁相比,就成了小巫见大巫。她爱上了她的仇敌。她的爱人和仇敌是1937年(南京发生大屠杀)的日本人。虽然爱仇敌的故事几乎是原型故事(如:爱上仇人的儿子、女儿),文学作品中比比皆是,但要让中国读者接纳和信服,作家的写作依旧面临巨大的考验。由于读者会以种族主义观看待自己民族的仇敌,看待离我们并不遥远的那段历史,从情感(恨)出发,也难以接受爱(另一种情感)1937年的日本人,因为1937年日本法西斯分子对中国人的暴行已经是反人类暴行。尽管这篇小说写得非常成功,情节和人物情感步步为营令笔者信服,甚至可以说它让人性在文学中大放异彩,但依旧遭致了诸多诘难。小说中女主人翁的困境,甚至读者在接受作品时也遭遇了。爱仇敌,这是原型故事,也是人类情感史中的永恒困境,奇妙的情感现象。以前发生过,当下发生过,未来也还会发生。人类存在,人性不灭,随之而来的情感困境,自在并永在。

二十三岁的女作家吴纯,在一篇题为《驯虎》(《创作与评论》2012年第9期)的短篇小说中,则把目光投向人的生存、情感等多重困境。吴纯天才的表述、锐利的洞察能力,令人惊叹。情感困境在这篇小说中是使人物鲜活起来的重要因素之一:驯兽师可以为了家庭和妻女不惧艰险地完成驯虎的工作,妻子甚至相信如果自己和他的情人落水他会先救自己,但无法证实他不会在之后和情人一起赴死。小说描述的另一个困境则更能揪住读者的视线:哪怕是陆地上的“万兽之王”,为了吃上一块肉,老虎必须学会游泳。既然如此,生活中一个失败的小人物又怎么可以回避这残忍的现实?于是,这个人必须与虎相伴,冒着危险让老虎学会游泳。有什么比生存和生活还残忍?这并不是人们想要的,但人们不得不接受。人就被动地处在一种施暴和受虐之中,暴力和困境不会因为更加残暴而解体,只会因此升级。最终,驯兽师在接受鲜花和掌声的时候,老虎从后面扑上来。小说中的驯兽师和老虎,相互融合而又对立。这是无法消弭的困境的隐喻,化解不开。这种隐喻的创造,体现了作家优异的形象塑造能力。

在情感困境、生存困境之外,也有写身份困境的优秀作品。所谓身份困境,上升至哲学高度则是“我从何处来”“我到何处去”“我是谁”。宋尾的短篇小说《他没有自己的名字》(《山花·B版》2012年第11期),写的是一个葡萄牙血统的中国籍司机。他的父亲年轻时为中国的解放事业奉献力量,解放后留下来加入中国籍,成为小地方的公务员,和老百姓打成一片。而他不甘心当省城的长途汽车司机,在移民盛行的年代,这个有海外关系的司机想移民海外,但遭到来自父亲的坚决反对。这个青年在父亲死后找关系甚至花钱才移民到尚未回归的澳门,而且依旧是做司机,然而澳门必然回归祖国怀抱。这篇小说用“他没有自己的名字”作为标题,既传达旁观者的旁观姿态,也表达一个身份迷失者的困境——他生长在中国,血统是葡萄牙血统,但他不把自己当中国人看待,无法像父亲一样热爱这个国家也无法和身边的人打成一片,于是,他始终只是一个司机,而且大家连他的名字也记不住,他是一个一生以移动和漂泊为业的人(司机),而且他费尽心机的移民地澳门最终也回归中国。他成了葡萄牙和中国,两个国家的异乡人。生活中不会有人作“我从何处来”“我到何处去”“我是谁”的形而上追问,但潜意识中这些问题是永远存在的。小说中的这个司机,背叛自己的父亲,在身份问题上陷入困境,失去了人生坐标。身份看起来不重要,但细细一想它是何其重要,失去身份的人,陷入身份困境的人,会处在无尽的纠结中。

看起来以上小说中人物的困境都是个体的困境,而实际上情爱困境、生存困境、身份困境等,是人类的永恒困境。历来优秀作家对永恒的表现对象感兴趣,他们以精湛的技艺表现人的情感与理智,找到人的永恒困境,也使来一代代读者在他们的作品中感同身受。有人会说这些永恒的困境已经很旧了,那是他们没有看出,困境每次出现在具体的某人物内心都将簇新,认困境上升至永恒,常是由那些觊觎和垂涎哲学高度、不倦地发掘人性奥秘的书写者来完成。2012年,可以在薛忆沩、盛可以、吴纯、宋尾等众多作家的短篇小说中看到以人为本,忠实人性,贴着情感,写出人类困境在不同境况下反复出现,永恒存在的作品。

 

社会的宇宙观

 

小说意味着关系与交流。小说中的人物与人物,人物与社会是有关系的,小说家就是要找出这种关系,开发好,开掘好关系,表现其或亲或疏,或隐或显,或紧张或舒展。小说中的人物和人物是有交流的,可能是语言交流,可能是肢体交流,可能是心灵交流;小说中的人物和社会也是有交流的,是潜在的交流,是影响式的交流。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和社会的关系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是个体和整体的交流。宇宙观,是站在高处理解事物、人与世界,是普世价值,是为人类确定秩序的一些原则。小说对社会的成功书写可以是极小的局部的书写,但牵一发动全身;小说对社会的书写可以是传达小情怀、小道理、小体验,但一定不能悖离宇宙观,悖离宇宙观的作品不会列入正典。在关注小说中的人物时,应该进行情感判断和审美判断,但在关注小说对社会的描摹时,应该远视作品中的宇宙观。当然,有的作品不写到或者写不到社会层面去,也就不用作宇宙观考察。我更看重“时间”和永恒的表达对象,然而,对社会、时代怀有写作兴趣的作家和读者都很多,“社会的宇宙观”这个话题也有谈的必要。

在吴纯的《驯虎》中,驯兽师和他的妻子、女儿以及未出场的情人,构成了种种关系和交流。这是显见的,他们是小说中一目了然的人物,不会被读者忽视。他们的关系当然也属于社会关系,但更准确的说是伦理关系的体现。如果要考察小说对社会的描摹,则不得不看小说中驯兽师和老虎,驯兽师和观众之间的关系和交流。这种关系是超出家庭伦理关系的。驯兽师和老虎之间的融合与对立,建立在要生存下去的底线上。观众的趣味决定驯兽师必须由训练猴子转向训练老虎游泳,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这种残忍的表演是深受观众喜爱的。这是一个社会化了的暗示,观众为什么喜爱这样的节目?仅是猎奇心理作怪吗?总之,他们是构成这个社会的人群,他们怎样很大程度上就表现出了怎样的社会面貌,驯兽师只是该社会的具体一员罢了,只不过他不坐在观众席,而是在驯兽在表演在接受鲜花。小说中驯兽师的女儿,能带给我们一双明亮的眼睛,让我们发现小说中以正常、日常、合法姿态出现的驯虎、虎游泳表演变得值得质疑。她是一个小女孩,还没有进入成人的社会和世界,所以,她对驯兽师说“残忍”,“老虎不会开心”。“老虎不会开心”,这是儿童视角,是通神的,众生平等的普世观。驯兽师以及所有人生活的无奈可以理解,种种社会现象和面貌也可以理解。能理解是合着种种道理,普世价值则是根本的大道理。在现实的社会秩序外,显然还有另一个秩序,并且后者更好,那是一个小女孩凭直觉和自性就能说出的。老虎扑向驯兽师,验证了违背宇宙观的秩序,会在某个环节被推倒,小说选择了驯兽师接受掌声和鲜花的时候。

曹军庆的短篇小说《有房子的女人》(《长江文艺》2012年第7期),通过一个被压力异化了的男性,表现了一个价值体系发生紊乱,伦理道德亟待重建,缺乏真正的宽容的社会。小说中的男女主人翁愿意生活在谎言中,以此谋求安宁和生活的正常,他们共同经营的谎言,则恰恰是一个健康的秩序。女主人翁征婚,主动说自己是一个二奶,摆出一副坦诚的姿态,实际却是为了掩饰不为人知的真相。男主人翁一直失业,以应聘的架势对待这桩婚姻。明知女主人翁说的是谎言,他并不拆穿,而是摆出宽容的姿态,只为将来占有女主人翁的房子。这对男女于是开始编制谎言,一起圆谎,而且姿态都很高,他们越说越投契,结果,警察的闯入让他们不得不面对谎言的被拆穿。他们可以接受的是,生活在谎言中。明知另有真相,尚可自欺欺人。但拆穿真相的时候,谎言的遮羞布被挑开,虚假的宽容虚假的坦诚让人无法接受——不是因为它们虚假,也不因为知道了对方一直在说谎,而是因为被挑明了。男女主人翁一直说谎,实际是为了让他们保留在健康的秩序中。宽容,这是这篇小说中隐含着的社会的宇宙观。但他们根本没有真正的去宽容,社会也没有给他们一个面对真相、真心宽容的大环境。罪后,面临的只有罚,不会有恕,不会得到宽容。罚没有降临,人就只能在阴暗中生活和等待,见不得光。于是,女主人翁必然只能说谎,因为她不能道明自己房子的来历,以及财富积累的过程合法;在高房价、难就业的情况下,男主人翁对女主人翁的选择必然是违心的。毫无疑问,这篇小说传达了对社会乱象的忧虑,对人物的理解和同情,是一篇深刻的批判现实主义之作。

杨遥的短篇小说《都是送给他们的鱼》(《文学界》2012年第2期),将目光投向慈善,投向广阔社会中强势者和弱势者交流的不对等,投向了我们共同面临的生态恶化。作品的大致写的是:傻子命儿在村人的施舍下活命,有人送命儿鱼,结果鱼掉入下水道。若干年后,命儿发现隐藏在桥洞下的许多大鱼,他怀着感恩之心,舀干污水准备抓鱼。结果,村人们粗暴地将这些五颜六色的大鱼哄抢一空,没有给他留下哪怕一条。甚至,前些天还送鱼给命儿,劝他不用自己抓鱼吃的人,也加入到哄抢的行列。这些在污水中长大的鱼,是否曾代表善意,是否就是村人曾送给他们(傻子们)的鱼?现在的这些鱼,也是命儿本想用来回报他们(村人们)的。为什么人们可以施舍给他们(傻子们)鱼,但傻子们无法送鱼给他们(村人们)?送鱼。抢鱼。受污染而变异了的鱼。杨遥写的是一则关于“鱼”的寓言。假设将小说中的村人们,放在社会大家庭中,他们可能根本就不是什么强势者。强势者和弱势者一线之隔,全看参照谁而言。杨遥之所以在小说中借傻子命儿为参照,是要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是强势者和弱势者。命儿的境遇,可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境遇。变异的鱼,在小说中一方面具有象征意义,指向公众领域,表达对变了味的慈善的批判;另一方面,直指人类共同面临的生态恶化,它像一把利剑高悬在我们头顶,它才是最为强势的真正公敌,不加重视的人和傻子无异。杨遥在这篇小说中写的村子,看以看做社会的缩影。如果寻找他书写社会时的宇宙观坐标,那就是博爱,他想以此确立秩序。

通过吴纯、曹军庆、杨遥等人的短篇小说,我们发现2012年的短篇小说中存在大量为天地立心,为人立命,书写对社会秩序的探求,从小事入手但视野阔大的作品。

 

                                                                           2013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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