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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诺贝尔领奖演讲——讲故事的人(全文)

  

北京时间128日凌晨,中国作家莫言来到瑞典学院演讲厅,向外界发表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演说,以下是演讲全文:

 

  莫言:

 

  我说两句演讲稿之外的话,两个小时以前,我们瑞典学院的常务秘书,他的夫人生了一个小女孩,这是一个美丽的故事的开端,我相信在座的懂中文也懂外文的人,会把我刚才的话转移给大家,我向他表示热烈的祝贺。

 

  我的演讲题目是《讲故事的人》。

 

  尊敬的瑞典学院各位院士、女士们、先生们,通过电视或者网络,我想在座的各位对遥远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们也许看到了我的90岁的老父亲,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儿和我的一岁零四个月的外孙女,但有一个我此刻最想念的人,我的母亲,你们永远无法看到了。我获奖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荣,但我的母亲却无法分享了,我母亲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源里,去年,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更远的地方,掘开坟墓后我们看到,棺木已经腐朽,母亲的骨质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我们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从那一刻开始,我感到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我母亲的诉说。

 

  我是我母亲最小的孩子,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一把热水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傍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名,我从草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

 

  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随着母亲去集体的地里捡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捡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抓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扇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捡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让我终生难忘。

 

  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地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的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正当我们吃饺子时,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败坏地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很好了,你要不要?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了老人的碗里。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地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算完钱我就去学校,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母亲并没有骂我,只是轻轻地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

 

  我十几岁时母亲患了严重的肺病,饥饿、病痛、劳累,使我们这个家庭陷入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祥之感,因为母亲随时都会自寻短见,每当我劳动归来,都会高声呼喊母亲,听到她的回应,心中一块大石才落了地,如果一时听不到她的回应,我就心惊胆战,跑到厢房和磨坊里去寻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间也没有看到母亲的身影,我便坐在房子里大哭,这时母亲背着一从柴草进来,她对我哭很不满,但我又不能对她说出我的担忧,母亲看出了我的心思,她说,孩子,你放心,尽管我活着没有一点乐趣,但只要阎王爷不叫我,我是不会去的。

 

  我生来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嘲笑我,学校里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我回家痛苦,母亲对我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也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变美。后来我进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当面嘲笑我的相貌,我想到了母亲的话,便心平气和地向他们道歉。

 

  我母亲不识字,但对识字的人十分敬重,我们家生活困难,经常吃了下顿没上顿,但只要我对她提出买书买文具的要求,她总是会满足我,她是个勤劳的人,讨厌懒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为看书耽误了干活,她从来没有批评我。

 

  有一段时间,集市上来了一个说书人,我偷偷地跑去听书,忘记了她分配给我的活,为此母亲批评了我,晚上,当她就着一盏小油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时,我忍不住将白天从说书人那里听来的故事复述给她听,起初她很不耐烦,因为在她心里说书人都是油嘴滑舌的人,从他们嘴里冒不出什么好话,但我复述的故事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市她便恩许我去听书,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也为了向她炫耀我的记忆力,我会把白天听到的故事绘声绘色讲给她听,很快的,我就不满足说书人讲的故事,我在复述过程中不断添油加醋,我会投我母亲所好编造一些情节,有时候甚至会改变故事的结局,我的听众不仅仅是我的母亲,连我的姐姐、我的婶婶、我的奶奶都成为了我的听众,我母亲在听完我的故事后有时也会忧心忡忡地向是对我说,又向是自言自语,儿子,你长大了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难道要靠耍贫嘴吃饭吗?

 

  我理解母亲的担忧,因为在村子里,一个贫嘴的孩子是招人厌烦的,有时候还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麻烦,我的小说《牛》里面就有一个因为多说话而被村里人厌恶的孩子,这里面就有我童年的影子,我母亲经常提醒我少说话,她希望我能做一个沉默寡言、安稳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却显露出极强的说话的能力和极大的说话的欲望,这无疑是极大的危险,但我说故事的能力又给她带来了愉悦,这使她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尽管有我父母亲的谆谆教导,但我并没有改掉我喜欢说话的天性,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是对自己的讽刺。我小学未毕业就辍学,因为年幼体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滩放牛羊,当我牵着牛羊从校门口路过,看到昔日的同学在校门口打打闹闹,我心中充满了悲凉,深深感受到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孩子离开群体的痛苦,到了荒山上我把牛羊放开让它们自己吃草,蓝天如海,草地一如无际,看不到一个人的身影,没有身影,只有鸟儿在天上料较,我感到很孤独寂寞,心里空空荡荡,有时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懒洋洋飘着的白云,脑海里浮现出许多莫名的幻想,我们那地方流传着许多狐狸变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着有一个狐狸变成美女来与我作伴放牛,但她始终没有出现,但有一次,一只火红色的狐狸从我面前的草丛中跳出来,我却被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狐狸跑没了影儿我还在那里颤抖,有时候我会站在牛栏旁看着牛的眼睛与我的倒影,有时候我会模仿着鸟儿的声音试图与鸟儿对话,有时候会试图对着树诉说心声,但鸟儿不理我,树也不理我。

 

  许多年后,当我成为一个小说家,当年的许多幻想都被我写进了小说,很多人夸我想象力丰富,有一些文学爱好者也希望我能告诉他们培养想象力的秘诀,对此,我只能抱以苦笑,就像中国的先贤老子所说的那样,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

 

  我童年饱受饥饿之苦,但我也像我们的文学大师沈从文一样阅读了大量的书,前面提到的到集市听说书人说书,仅仅是这本大学中的一页,辍学之后我混迹于成人之中,开始了用耳朵阅读的漫长生涯,200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传人,我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的牛棚马厩,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甚至在摇摇晃晃的行进的马车上聆听了许许多多的神鬼故事,历史传奇,异闻趣事,这些故事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家族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我作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些东西会成为我的写作素材,我当时只是一个迷恋故事的孩子,醉心地聆听着人们的讲述,那时我是一个绝对的有神论者,我相信万物都有灵性,我见到一棵大树也会肃然起敬,我看到一只鸟会感到它随时都会变化成人,我遇到一个陌生人,也会怀疑他是一个动物变化而成。

 

  每当夜晚,我从生产队的技工房里回家时,无边的恐惧便包围了我,为了壮胆,我一边奔跑一边大声歌唱,那时我正处在变声期,嗓音嘶哑、声调难听,我的歌唱对我的乡亲们绝对是一种折磨。

 

  我在故乡生活了21年,期间离家最远的是乘火车去了一次青岛,还差点迷失在木材厂的巨大木材之间,以至于我母亲问我去青岛看到了什么风景时,我沮丧地回答她,什么都没看到,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头,但也就是这次青岛之行使我产生了想离开故乡到外面去看世界的强烈愿望,19762月我应征入伍,背着我母亲帮我卖掉的结婚时的首饰走出了高密县东北乡,走出了这个既让我爱又让我恨的地方,开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时期,我必须承认,如果没有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在军营的枯燥生活中,我迎来了8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热潮,我从一个用耳朵聆听股市,用嘴巴讲述故事的孩子开始尝试用笔来讲述故事,起初的道路并不平坦,我那时并没意识到我20多年的农村生活是文学的富矿,那时我以为文学就是要写好人好事,就是要写英雄劳模,所以,尽管也发表了几篇作品,但大部分文学价价值不高,1984年秋,我考入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我的恩师著名作家徐怀争(音)的启发指导之下,我写出了《秋水》、《透明的红萝卜》等一批中短篇小说,《秋水》这篇小说里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从此就有如一个农民有了自己的一片土地,我这个文学的流浪汉终于有了安身立命的场所,我必须承认,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我对他们的阅读并不认真,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使我明白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领地,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我追随这两位大师两年即意识到必须尽快地逃离他们,我在一篇文章中写到,他们是两座灼热的火炉,而我是冰块,如果离他们太近就会被他们蒸发掉,根据我的体会,一个作家之所以会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响,其根据是因为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灵魂深处的相似之处,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所以,尽管我没有很好地去读他们的书,但只读过了几页,我就明白了他们干了什么,也明白他们是怎样干的,随即我也就明白了我该干什么和我该怎样干,我该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即是说书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村里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坦率地说,讲述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谁会是我的听众,也许我的听众就是那些跟我母亲一样的人,也许我的听众,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亲身经历,譬如《哭河》中那个被父亲痛打的孩子,比如《透明的红萝卜》中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的孩子,我的确曾经因为干过一件错事而受到父亲的痛打,我也的确在桥梁工地上为铁匠师傅拉过风箱,当然,个人的经历无论多么奇特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写进小说,小说必须虚构,必须想象,很多朋友说,《透明的红萝卜》是我最好的小说,对此我不反驳,也不认同,但我认为,《透明的红萝卜》是我的作品中最富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长的一部,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尽管在后来的小说里,我写了很多的人物,但没有一个人物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或者可以说,一个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物中,总有一个领头的,这个沉默的孩子就是一个领头的,他一言不发,但却有力地引导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东北乡这个舞台上尽情地表演。

 

  自己的故事总是有限的,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就必须讲他人的故事,于是,我的亲人们的故事,我的村人们的故事,以及我从老人口中听到过的祖先们的故事,就像听到集合令的士兵一样,从我的记忆深处涌出来,他们用期待的目光看着我,等待着我去写他们,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姑姑、叔叔、妻子、女儿,都在我的作品里出现过,还有很多我们高密东北乡的乡亲也都在我的小说里露过面,当然,我对他们都进行了文学化的处理,使他们超越了他们的自身,成为了文学中的人物,我最新的小说《蛙》中就出现了我姑姑的形象,因为我获得了诺贝尔奖,很多记者到她家采访,起初她还耐心地回答提问,但很快便不胜其烦,跑到县城里她儿子家躲起来了,姑姑确实是我写《蛙》时的模特,但小说中的姑姑与现实生活中的姑姑有着天壤之别,小说中的姑姑专横跋扈,有时候简直像个女匪,现实中的姑姑和善开朗,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现实中的姑姑晚年生活幸福美满,小说中的姑姑到了晚年却因为心灵的巨大痛苦患上了失眠症,身披黑袍,像个幽灵一样在暗夜中游荡,我感谢姑姑的宽容,她没有因为我在小说里把她写成那个样子而生气,我也十分敬佩我姑姑的明智,她正确理解了小说中的人物与现实中人物的复杂关系。

 

 

  我母亲去世后我悲痛万分,决定写一部书献给她,这就是那本《丰乳肥臀》,因为胸有成竹,因为感情充沛,仅用了83天,我就写出了这部长达53万字小说的初稿,在《丰乳肥臀》这部小说里,我肆无忌惮地使用了与我母亲亲身经历有关的素材,但书中母亲的情感经历却是虚构或取材于高密东北乡很多人的经历,在这本书的前言里我写出了“献给母亲在天之灵”的话,但这本书实际上是献给天下母亲的,这是我狂妄的野心,就像我希望把小小的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缩影一样。

 

  作家的创作过程各有特色,我每本书的构思与灵感出发也都不尽相同,有的小说起源于梦境,譬如《透明的红萝卜》,有的小说则发端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譬如《天堂蒜薹之歌》,但无论是起源于梦境还是发端于现实,最后都必须和个人的经验相结合,才有可能变成一部具有鲜明个性的、由无数生动细节塑造出来典型人物的,语言丰富多彩、结构匠心独运的文学作品,有必要特别提及的是,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我让一个真正的说书人登场,并在书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我十分抱歉地使用了这个说书人的真实姓名,当然,他在书中的所有行为都是虚构,在我写作中出现过多次这样的现象,写作之初,我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希望能借此获得一种亲近感,但作品完成之后,我想为他们改换姓名却感到已经不可能了,因此也发生过与我小说中人物同名的人找到我父亲发泄不满的事情,我父亲替我向他们道歉,但同时又开导他们不要当真,我父亲说,他在《红高粱》中第一句就说,“我父亲这个土匪种”,我都不在意,你们还在意什么呢?

 

  我在写作《天堂蒜薹之歌》这一类逼近社会现实的小说时,面对着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我敢不敢对社会上的黑暗现象进行批评,而是这燃烧的激情和愤怒会让政治压倒文学,使这篇小说变成一个社会事件的纪实报告,小说家是社会中人,自然有他自己的社会立场和观点,但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人当成人来写,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发端于事件但超于事件,关心于政治但大于政治。

 

可能是因为我经历过长期的艰难生活,使我对人性有较为深刻的了解,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么,也明白真正的悲悯是什么,我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于是非善恶准确定型的朦胧地带,而这片地带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只要是准确的、生动地描写了这个充满了矛盾的朦胧地带的作品,也就必然地超越了政治并具备了优秀文学的品质。

 

 

  喋喋不休地讲述自己的作品是令人厌烦的,但我的人生是与我的作品紧密相连的,不讲作品我感觉到无法下嘴,所以还得请大家原谅。

 

 

  在我早期的作品中,我作为一个现代的说书人,是隐藏在文本背后的,但从《檀香刑》这部小说开始,我终于从后台跳到了前台,如果说我早期的作品是自言自语,目无读者,从这本书开始,我感觉到自己是站在一个广场上,面对着许多听众绘声绘色地讲述,这是世界小说的传统,更是中国小说的传统,我也曾经积极地向西方的现代派小说学习,也曾经玩弄过形形色色的叙事花样,但我最终回归了传统,当然,这种回归不是一成不变的回归,《檀香刑》和之后的小说是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又借鉴了西方小说技术的混合文本,小说领域的所谓创新基本上都是这种混合的产物,不仅仅是本国文学传统和外国小说技巧的混合,也是小说和其它艺术门类的混合,就像《檀香刑》,是有民间戏曲的混合,就像我早期一些小说同美术、音乐甚至杂技等汲取的营养一样。

 

 

  最后,请允许我再讲一下我的《生死疲劳》,这个书名来自佛教经典,据我所知,为翻译这个书名,各国的翻译家都很头痛,我对佛教经典并没有深入研究,对佛教的理解自然十分肤浅,之所以以此为题,是因为我觉得佛教的许多基本思想是真正的宇宙意识,人世中的许多纷争在佛家眼里是毫无意义的,这样一种至高眼界下的人生人世显得十分可悲,当然,我没有把这本书写成布道辞,我写的还是人的命运和人的情感,人的局限和人的宽容,以及认为追求幸福坚持自己的信念所作出的牺牲与努力,小说中那位以一己之身与时代潮流对抗的蓝脸(音),在我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英雄,这个人物的原型是邻村的一位农民,我童年的时候经常看到他推着一脸吱吱作响的驴车从我门前过,给他拉车的是一个驴子,还有他的妻子,这个劳动者在当时的集体社会里显得那么不合时宜,在我们孩子眼里也把他看成了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以至于当他们从街上走过时我们都会充满义愤的朝他们投掷石块,时隔多年,当我拿起笔写作时,这个人物这个画面便浮现在脑海里,我知道我总有一天会为他写一本书,我迟早要把他的故事讲给天下人听,但一直到2005年当我在一座庙宇看到六道轮回的壁画时,才明白了讲述这个故事的正确方法。

 

 

  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引发了一些争议,其实我还以为大家争议的对象是我,渐渐的,我感到这个争议的对象是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人,我如同一个看戏的人看着众人的表演,我看到那个得奖人身上落满了花朵,也被掷上了石块,泼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着从石块中站起来,擦干净身上的污水坦然地对着大家说,作为一个作家来讲,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我希望你们能耐心地读一下我的书,当然,我没有资格强迫你们读我的书,即便你们读了我的书,我也不希望你们能够改变对我的看法,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作家能让所有的读者都喜欢他,在当今这样的时代里更是如此,尽管我什么都不想说,但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我必须说话,那么我就简单再讲几句,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还是要给你们讲故事。

 

 

  上个世纪60年代,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里组织我们去参观了一个苦难的展览,我们在老师的引领下放声大哭,为了能够让老师看到我的表演,表现,我舍不得擦去脸上的泪水,我看到有几位同学还悄悄将唾沫抹到脸上冒充泪水,我还看到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学之间有一位同学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里也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用手掩面,他睁着大眼看着我们,眼睛里流露出惊讶,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后,我向老师报告了这位同学的行为,为此学校给了这位同学一个警告处分。多年之后,当我因为自己的告密向老师表示忏悔时,老师说,那天来找他说这个事儿的有十几位同学,我的这位同学十几年前就已经去世,每当想到他,我就深感歉疚,这件事让我悟到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我再讲一个故事,三十多年前,我还在部队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里看书,有位老长官推门进来,看了一眼我对面的位置,然后自言自语地说,“哦?没有人?”我随即站起来高声说“难道我不是人吗?”那位老长官被我顶得面红耳赤,尴尬而退,为了这件事我扬扬得意了很久,我以为自己是个英勇的斗士,但事隔多年之后我却审干内疚。

 

 

  请允许我讲最后一个故事,这也是许多年前我爷爷讲给我听过的,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躲避一场暴风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面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火球在庙外滚来滚去,空中似乎还有龙的叫声,八个人胆战心惊,有个人说,我们八个人中必定干过伤天害理的事情,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去接受上天的惩罚,免得让我们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吧,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那就请他出去接受惩罚。于是大家就把自己的草帽往庙门外抛,七个人的草帽都被刮回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着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己不愿出去,于是大家便把他抬起来扔出庙门。故事的结局我估计大家都猜到了,那个人刚刚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便轰然坍塌。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获奖之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在今后的岁月里,我将继续讲我的故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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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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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鄂尔多斯狂风万里2012-12-08 13:37
    那七个人明知道破庙堂挡不住狂风暴雨,为啥还留在里面不肯出来?为啥死的是七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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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船2012-12-08 13:44
    一位名字叫做“吹笛在湖北”的网友总结的好: 一口气看完了莫言在斯德哥尔摩的这一篇演讲,讲的很好不说,还很湿润恸楚。不但绝无获奖的得意,反而全部演讲充满忧伤和悲悯。当然,最后也有勇敢:对自己获奖质疑的人进行暗讽和批评。 演讲中贯穿一条苦难与自负的褐色感情线:“我当时只是一个迷恋故事的孩子!”我是一个“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 “作为一个作家来讲,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这是他回应怀疑他的政治立场的。 最后边讲了两个故事,不!最后是讲了三个带隐喻的故事—— 1、生活在欺瞒社会中的人(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应该忏悔:“上个世纪60年代,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里组织我们去参观了一个苦难的展览,我们在老师的引领下放声大哭,为了能够让老师看到我的表演,表现...” 2、那些看起来“扬扬得意”的斗士其实是在争取一些光耀的虚荣:“那位老长官被我顶得面红耳赤,尴尬而退,为了这件事我扬扬得意了很久,我以为自己是个英勇的斗士...” 3、每个人做好自己就行,不要推别人出去接受考验,结果吃亏的是起哄的人:“...故事的结局我估计大家都猜到了,那个人刚刚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便轰然坍塌。”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这是莫言对政治愿望强烈的世界,尤其是中国讲话的主题。他的意思是:我有我的立场和方式,我该讲的都在故事里讲了,懂不懂是你们自己的事情。我从来在故事中检索我的人生,学习亲人的善良,忏悔我的行为,专行我的想象。你们应当理解,如果你真要做一个听故事的人的话。 大概是这个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