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 《中国保险报》2009年8月7日副刊）
方磊：您是如何走上写作之路的？
江子：是因为孤独。记得我十八岁时，师范毕业分配到一个乡村小学，学校放学后师生都回去了，只剩下我。我必须找到和自己玩的方式。而写作，也许是遣散孤独的最好办法。
方磊：写作使您个人有了哪些改变？它对您意味着什么？
江子：写作对我就像一根绳子，拽着我离开了当年的乡村小学，然后从县城到市里再到现在的省城某文艺部门供职。现在，这根绳子围成了一个名叫命运的圈套，我以后的人生，肯定是被锁定与写作为伍——不管在这条路上，我是小有成就还是籍籍无名。
写作让我快乐。至今为止，我以为写作依然是和自己独处的最好方式。
写作让我对世界保持着赤子般的真诚。在对世界的书写中，在对往事的打捞、对现实的关怀和对美的提取炼造的实验中，我发现我是多么的爱着这个光彩陆离的世界。
写作也是自我修复和疗伤。它可以使我过上一种健康而完整的内心生活。
写作让我相信神灵的在场。我相信在很多时候，神灵参与了我们的创作，并构成我们头顶之上，对我们笔下的道德立场的最高审判。
方磊：自己在写作上的发展与变化。
江子：我最早开始是写诗，20岁时，一组《我在乡下教书》的组诗获1991年《诗神》（现在的《诗选刊》的前身）全国新诗大奖赛一等奖。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写作散文。从此，以散文为写作的主要体裁。
20岁时，认为写作是短跑，讲究爆发力和才华。而现在，认为写作是长跑，我信赖经验和耐力。
20岁时，认为写作是在生活之外寻找乌托邦，而现在，认为写作就是生活本身，或者说，写作是对现实的精神介入和命运追问。
20岁时，爱凌空蹈虚的修辞和抒情，而现在，追求独异和深刻，视角上喜欢趴着看世界。
方磊：您的作品乡土气息很繁盛浓郁，故乡的人和事，故乡的记忆，故乡的生活对您的写作有着怎样的影响？
江子：很早以前，我把乡村当做一个乌托邦的存在，努力写作乡村的美，而后来，我努力去探索改革开放的渐次推进中乡村心灵的奥秘，竭力捕捉人们视若不见的乡村常态中的惊心部分，妄图接近我们所处的时代中乡村的真相。我写乡村疾病、死亡，凛然的生存和依然存留的诗意及暖意，追问被迫亡命天涯的人的去向。
而无论怎样，故乡——江西吉水赣江边一个叫下陇洲的村庄，都是我的写作原点和我看世界的支点。我在故乡生活了二十多年。她构成了我的精神气场。我只有写下这个村庄的草木生灵伦理秩序，才会一改在人群中的无措，变得自如而畅快。
方磊：对您写作影响最重要的人和事有哪些？
江子：对我写作影响最重要的作家是沈从文。你不知道我有多喜欢他。他起身草莽，行伍出身，却修炼得像一尊弥勒佛；上世纪许多文人在激荡的时代都变得千疮百孔，而沈从文是人格保存得最为完整的一个。他的作品没有一点那个时代文人都有的乖戾气。他的文字美到极致，充满百折不饶的爱意和慈悲。即使在咸宁劳动改造，他都写信给他的表侄黄永玉：“这里荷花真好，你若来………”
同时，我还喜欢辛弃疾作品里的男人味，鲁迅文学里的旷野气息，托尔斯泰作品中的宗教情怀，毛姆的小说《月亮和六便士》的梦想，辛格的《傻瓜吉姆佩尔》里的至善，加缪《鼠疫》里人类在死亡和虚无面前不肯放弃的勇气和尊严……
方磊：您觉得扎根于乡土或记忆里的写作是否会限制您的创作意象和视角？为什么？
江子：一个写作者写什么，其实有宿命的成分。来自乡村的作者的经验往往就是乡村。我不以为我的乡村写作会限制我的视角。因为，任何视角都有可能把世界的真相看清。题材永远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应该是写作者对这个世界是否足够坦诚，并且是否贡献了新的发现。
方磊：在当今世界，写作的意义。
江子：写作永远是人类精神生活中最有尊严和魅力的工作之一。当现代文明越来越呈现出去魅化的趋势，写作依怀着然捍卫这个世界最初的神秘感、追求世界的永恒价值的神圣使命。
方磊：您对那些从乡村出来走入都市寻求梦想的年轻人们，最愿意说的话有哪些？
江子：我想说，无论现实多么严酷，请善待你的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