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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了,防“左”为何收效甚微?

  


 


 


20年了,防“左”为何收效甚微?


 


毛牧青/


 


1992年初,小平同志南巡重要谈话中,有一段最为引人瞩目的话:“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既要警惕右,又要重在防止‘左’”。随后这些话写进了党章和党代会政治报告。


20年后的今天,再回头看看邓老爷子的这番话,防“左”实际收效甚微,极“左”思潮非但没有消弭反有时表现更为严重。


我国194910月后,一直到现在是“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得缘于“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形成的传统模式。客观说,当今的左如同右,并非全都是坏东西,况且共产党就是个左派政党。这个好理解,因为最初它夺取政权的“合法性”就建立在左的基础上。左与打引号的“左”,也不是同一个概念。但左与“左”(或称“极左”)之间一旦把握不好,左极容易向“左”的方面发展。特别因领袖、方针、决策等方面的重大失误,很容易由左转化为“极左”,给人民、国家乃至党本身带来极大危害。苏东国家执政党的彻底垮台,以及名称、纲领和行动上的改弦易张,最能证明这一点。上世纪五十年代中至七十年代末我国的政治路线和方针,实际表现的就是极左或“左”上。


如果能敢面对事实的话,我们还不得不承认,建国后的63年里,我国人民起码有近一半时间生活在“左”的政治环境中。所以坦率说,正是这个长时期对“左”的思潮的宣传教育,致使国人灵魂深处被潜移默化,最终形成了至今“左”的阴魂不散的思想根基。明白这一点,后面的问题就好解释了。


“左”的思潮本质,在于它是一种“积极的卑贱意识”,或者说是一种积极的恶。它有相当的社会底层的群众基础。表面上看“左”与左没什么两样,站在底层高喊“公平”、“公正”博得同情和声援,但心理上不愿承认他人尤其是“高贵者”的价值,而且行为上通常会对价值创造者和拥有者公然宣战和散布仇恨。它最高的表现形式,就是依靠有底层人群的数量优势,去对仇恨对象进行“武器的批判”,鼓吹暴力和非人性革命,去摧毁现实的价值秩序和消灭价值创造和拥有者。通过这个暴戾过程,借情绪不满把自身压抑宣泄出来达到狂欢的目的。因此你说是“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也罢、“群众自己教育自己”也罢、“革命的正义行动”也罢、“发扬四大民主”也罢、“群众对一小撮坏人的专政”也罢、“民粹主义”也罢,总之,在所谓“革命理论”的指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威慑下,它所迸发出来的破坏力往往是非理性和非人性的。


说来几十年的国内外斗争经验和教训,以及我们国家的东方国情和体制沿袭,必然决定了在贯彻执行一系列大政方针上,以“人民的名义”去夺取政权;夺取政权后为巩固自己的政权,人为设想一些敌人去经常大搞“继续革命论”,也就出现诸如“反右”、“大跃进”、“文革”等等“左”的偏颇而导致全国性灾难运动,不但伤了国民还波及到自己。这种“左”的倾向连续积累沉淀,必然给国民的思想意识打上烙印成下意识习惯,一旦遭遇与传统理论相悖的所谓右的事件,极容易让“左”的思潮沉渣泛起,甚至对正常秩序起反作用力,最终给社会造成更大的问题。“文革”后改革开放,尤其是近20几年,尽管我们一再强调“防‘左’”,几代领导核心也多次谈及,但一直收效一直不理想。近来“薄熙来事件”、某些“左派”打着为民请愿旗号造谣污蔑,把矛头指向高层改革派领导等,就是有力的证据。


20年了,“左”的思潮为什么仍阴魂不散频频抬头甚至甚嚣尘上?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我认为,这里既有理论上的因素也有实践上的缘故,面面俱到谈及比较复杂而且很敏感。我只能尽量做一简单归类,大概其感性认为有以下几种因素:


首先,与我国的革命方式有关。


传统上对我国历史的朝代更换,除了极少谈及宫廷政变和诸侯藩镇之乱更迭外,更多的是宣扬“造反”“起义”的农民战争。而后种通常作为一种革命正义行为,一直为我们所推崇,正如毛泽东所言:“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百年近代史,往往又是过多宣传西方列强侵略的屈辱史和国人英勇反抗的斗争史。而现代革命史(或曰党史),又过于强调国共两党你死我活非正义与正义的大厮杀。而这种斗争,也主要体现在国共两大党在抵御外来侵略的摩擦与内战相残内耗中。客观讲,国共两代在权力之争的你死我活敌对、一山不容二虎的几十年相争中,彼此间水火不容相当残酷。因此,“非白即黑”思维,在长期的斗争中成了两党政治力量“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铁律报复上,潜伏于人们的头脑之中难以消失。这样一条贯穿整个中国“革命斗争史”的所谓阶级斗争主线,也便成了国人的传统模式被固化有意无意被认可。


专制传统下的政治斗争一般表现在暴力夺取政权上,更多的是你死我活的流血冲突;夺取政权后又往往是对失败者的残酷镇压和全面专政,“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理论就是代表。随着历史的进步,世界大多国家执政更迭都进入议会、民选之争。暴力革命、阶级斗争、专政等传统理念已成了逆潮流的异端,遭遇大多数人的唾弃。


而西方现代文明社会的所谓左、右派,多为法治下和平方式的国家大政方针的异议纷争,是殊途同归下的共同治国目标的权力争夺,是各派势力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相互促进相互参照的社会均衡器。这就决定了他们间很少发生权力的流血冲突,而且执政党一有丑闻就会被在野党或社会舆论所曝光。遗憾的是:这种政治斗争的文明方式,却是我们几十年敌视批判的“反动”东西,曾在国内上下统一批判的一塌糊涂,比如前苏的“三和(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欧美党的“议会道路”、第三世界的“非暴力运动”、各国的民主普选等等。而宣扬“暴力革命”、道义和物质“输出革命”等过激行为,却是我们支持和声援“被奴役人民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独立运动”的唯一法宝。几十年的耳濡目渲,给国人种下“暴力革命”就是“正义”的魔化印象。而“暴力革命”、“阶级斗争”、“敌对势力”、“帝修反”等意识形态浓厚的言行,成为一些“左派”、“爱国者”和社会底层人群崇尚的圭臬。而近些年来的某些愤青的“爱国行为”,以及一些底层社会弱势群(个)体维权的极端暴力,不能不说是这种余毒影响的延续,而且短期内难以发生质的改变。


其次,与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关。


应该说,我国的传统文化自春秋的“诸子百家”的争鸣辉煌时期后,让秦皇的“焚书坑儒”、汉帝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打上了专制文化的臀记。至此,传统文化实质成了专制文化的代名词。尽管价值趋向形式上表现为五花八门三教九流,其核心实质还是“君权天授”、“忠君报国”、“君君臣臣”等等伦理做基点。这种单一独裁的不变铁律,基本没有多元和包容的商量余地,必然习惯成自然成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共识,也就必然造就了有特色的国情,整个社会也就呈现了“尊上、愚民和治乱”的周而复始改朝换代轮回,也就孕育出一代代畸形的国民心理、习性、和人格。这种心态最为明显的就是鲁迅笔下的阿Q现象的翻版不断再现。


当两千年来的专制文化与民族劣根合一,国人为生存的趋炎附势,见风使舵、告密揭发、明哲保身、唯书唯上、敬官畏官、阴谋诡计、落井下石等等处事哲学和官场谋略就盛行起来。实际上,我们近几十年的传统文化教育和理念教育,从来就没有彻底摆脱传统的文化教育痼疾,甚至还有所秉承和发扬,只不过贴上一个新潮时髦的蛊惑标签而已。


曾几何时,在格外注重传统文化幌子下发挥了“笔杆子”作用,我们启用了依附于权力的御用文人,充当“左”的思潮的吹鼓手。这里既包括曾进入政治局的张春桥、姚文元等“政治流氓文痞”,也包括受宠若惊感恩戴德被驯化成媚上媚俗自保的郭沫若等学者大家,甚至曾经连一些体制内的“异议人士”如严家其等都不能幸免,仔细阅读他与高皋合写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就会明白了原意了。


被异化的传统文化的危害,不但在于用自身需求的思想模式,把知识分子驯化教管成寡廉鲜耻奴颜媚骨唯唯诺诺毫无思想的御用文人或沉默的人,把年轻一代教育成一群只有“高度政治觉悟”没有独立思想人格的行尸走肉,而且在他们眼中,多元文化是动乱之源,多元价值是集权之患。一方面挥舞“批判”大棒,自己身边出现的问题怪罪舶来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普世价值的“敌对”和“渗透”上;一方面又为了粉饰自身政绩不顾事实真相,恣意篡改或隐瞒历史,以致我们相当一段时间出现“既没有历史事实,也没有事实真相”的断层记载。这些后患延续至今,也常常因年青一代被蒙蔽显得无知无畏,引发出不少可悲笑话甚至“政治错误”。


在这种传统文化的延续下,一旦与现实残酷的阶级斗争哲学联姻,就会继续制造一批由“愚民”“顺民”变“刁民”“暴民”的怪胎,也就是以“左”面貌出现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疑似民粹情绪,但骨子里仍是“忠君报国”去对“异端”的报复。这类情绪和举止一般在不超越统治者容忍度前提下会得到默许或支持。不过有时难以控制物极必反成混乱,又往往会让统治者难堪去采取极端手段收拾残局。当然,本质上专制的传统文化,就大多数国民而言,还是像被禁锢在无形中铁笼子被说教被灌输被魔化,无奈中只有被迫接受延续着畸形的常态。这种“套子里的人”,也只能虚情假意去应承一些表面很“左”的官话和屁话了。


这里特别举个例子。譬如所谓的民主自我管理即社区管理,虽比过去号称“群众专政”、实为专制文化的“相互监督相互制约”大有进步,但类似当年“小脚侦缉队”的不光彩做派一些告密打小报告、监视隐私、偷窥揭发等专制文化陋习东西,仍时不时继续占社区管理“维稳”“和谐”的大比例。这种实“右”的痼疾始终被当做“左”的传统理念继承和发扬着。


第三,与我们的传统教育有关。


说来世界各国共产党大多是注重浓厚的意识形态。先前世界共产党执政党国家,几乎都是靠暴力夺取政权的。这就决定了我们所谓的革命传统教育,实际上就是“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教育。


这种高度传统的意识形态宣传教育,在特定时期或许有些道理或者说合理。但历史看尤其是现今看,沿袭这种教育并大力自我颂扬,继续造势“光辉历程”、“革命传统”的宣传;推崇“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恨”、“千万不要忘记过去”的“忆苦思甜”的教育;宣扬“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阶级斗争是个纲,纲举目张”、“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的阶级仇恨;等等等等。这些当今继续宣传教育的不与时俱进东西,不知是否在孤赏自芳曾经的血腥拼杀的丰功伟绩呢,还是在继续荼毒下一代孩子们继承前辈的暴力和仇恨的“光荣传统”?


而“以阶级斗争为纲”,却曾是我们贯穿整个社会领域20多年来党的基本路线。尽管改革开放初期摒弃了这个“基本路线”,实际上敢于正视现实的话,一个没有毛泽东的变相“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意识形态却始终没有消停过,“假想敌”成了今天继续制造国内矛盾的极左变种,并对未经历过那段残酷历史、正接受普世价值影响的现代一代进行洗脑影响。比如至今我们仍在宣扬一些充满暴力仇恨的所谓“红色经典”作品,把这种曾经的非人性过时的暴力专政学说发扬光大。不客气说,就是一种逆潮流而动的D文化精神污染,即便称“洗脑”一点都不过分。


从某种意义上说,“左”的倾向不断滋生间隙发作阴魂不散,乃是我们自己庸人自扰制造出来的麻烦。一些人格扭曲丧失灵魂的御用文人,为了维护“左”的纯洁性革命性,不惜向国人灌输D文化和篡改历史的谎话,借以达到一切都以自身政治需要的实用伎俩。等等。


这种经过长时期有意无意的传统教育,也形成了一个正统教育的较强氛围,在国人中形成了适用“左”而抵触“右”的鉴别思想和固定习惯。比如近来发生的貌似“爱国”、实则害国误国的对日货日企的打砸抢烧激进举动可见一斑,反讽了我们的某些教育,实际是播下了“跳蚤”、收获的却仍是“跳蚤”的败笔。这是很值得我们反思和汲取的教训。


第四,与我们的政治运动有关。


建国后虽然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引人瞩目的成果,但社会主义革命,却把重点放在一波波的政治运动上。由于历史的、国际的、现实的、认知的等局限,我们的“运动”过于偏重“假想敌”思维,暴风骤雨似的“镇压”“专政”运动严重扩大化,伤及了无数无辜和善良的人,而且波及亲友,给他们政治上、经济上乃至生存上造成极大伤害。


历数“祸从口出”被整被迫害的血的教训,把相当多的过人整怕了也学会沉默相对变乖巧了,随应“假大空”人人都在“套子里”小心谨慎唯唯诺诺,轻易不敢“犯上作乱”,生怕犯“政治错误”引火烧身,也就造成假话盛行不敢掏心窝子说实话真话,在公开场合表现出“宁左勿右”的惯性做派,笃信过“左”只是认识问题,而“右”却是立场问题;认为“右”的罪过,在于有意去直接对政权的颠覆威胁,对“左”几乎宽容,原因在于“左”的错误只是无意的阻碍,是个好心办错事。这种几十年下来的“左”思维沿承,早已潜伏于国人自觉或不自觉的言行中,尤其在历经政治运动和传统教育熏陶后的中老年一代身上,表现最为突出。这种“左”通常也表现在一旦社会出现动荡风波,绝大多数总会瞻前顾后谨慎分析利弊等大局已定,再跟随大潮流作表态;或相信“红头”、官媒的所谓“真相”,即便不明真相也故作“坚决拥护”姿态。


大凡稍有年纪从那段不堪回首的腥风血雨过来的人,身体力行都经历过,包括那些曾遭受“政治迫害”的老一代革命家和他们的“后二代”,也都记忆犹新。但对80后相对的年青一代几乎没有印象,很多历史重大事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们并不知道或不知情,甚至在隐瞒和谎话中被异化被欺骗。


对这些我不想过多展开谈了。过去和现实的例子太多太多举不胜举。


第五,与我们的党内斗争有关。


从国际上看,传统的“共运”史的党内纷争和对立,就是一部内讧或权力争斗史。从早期共产党前身的社会党左、右派之争,随即演变成敌对间的相互残杀。以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开始到斯大林的“大清洗”,大都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手段,大批处置杀害了自己的战友和同志已是事实。在此恶风影响下,世界大多兄弟党纷纷仿效给本国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其特点多是以“左”的面目堂而皇之进行的。


在这种跟风局势下,再解释我们建党至今曾经历的十几次所谓“路线斗争”的起端和结论,也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中国现代史,在一定意义上说,应该是一部残酷的斗争史。反映在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又难免转化成一个政党内“党内有党”“党内有派”的“敌我”生死相搏。这种多为认识问题而非立场问题,却因党内、领袖的权力、宗派、恩怨等纠结,变成了上纲上线的相互敌对的立场问题,。于是亲痛仇快的揪、抓、关、杀等所谓的“修正主义”、“通敌”、“特务”、“AB团”、“XX分子”、“叛徒”、“内奸”等等的所谓“党内路线斗争”,也贯穿了以往的党内的整个时期。


一般强势领袖往往是“真理化身”、“正确路线”代表。“跟错了人”就是“路线错了”的罪过。于是以“正确”的红色恐怖“剑与火”,去对待“错误”“反动”“修正主义”的失宠、打倒乃至迫害致死的“党内敌人”,并把一切罪名统统嫁祸或归罪于“永远闭嘴”的他们,往往是排斥异端的拿手好戏。由于缺少党内民主和监督,往往嘴上说的“民主集中制”,实则只讲“集中”的家长式“一言堂”,容不得不同意见存在,一反对就是“反党”、“死不改悔”罪名,各类“帽子”“棍子”满天飞。党内的民主和监督制度被践踏,使大多党员噤若寒蝉跟风造势表忠心,生怕株连遭大难。这一切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种诸如“两个凡是”的连锁概念,领袖和最高层都是正确的不能提异议。


这种风气随之影响到各级,年复一年的经验教训汲取,成了逐级干部纷纷效仿的自保护身符。宁可对曾自己的上级、同事和老部下、随后成了“反党分子”的同志战友落井下石,也要与“XX保持政治上的高度一致”,也就形成了党内自上而下的“宁‘左’勿右”的同一习性。这种畸形再度影响到党外各阶层人士,党外人士目睹这一系列的残酷斗争心有余悸,自然也学会自保去贯彻实施“左”的言行,于是也就出现了举国“上面错了,大家都跟着错;上面对了,大家对很对”的集体无意识跟风表忠态势。而在高压“左”的震慑和淫威下,“敌对势力”的各类分子完全在全党全民监控和国家机器掌控下不得乱说乱动。


其实所谓“党内路线斗争”,通常也会通过“自下而上”的群众的“一致拥护”来达到自身的目的,以示自己的“一贯正确”,最终“万马齐喑”成了“团结胜利”的莺歌燕舞。这应该是党内一种打着“路线斗争”旗号的“左”的倾向的主要源头吧。


第六,与我们的现实弊端有关。


改革开放后,我前6条的所说的原因虽有所降低,有的成了历史,社会环境也相对宽松,人与人间相对敢说话了。但畸形改革导致的官场腐败、道德沦丧、社会丑恶、贫富拉大、分配不公等等与旧中国似曾相识的现象,与毛时代相对清廉比较,使一些人觉得在走回头路。实际上,在上下“利益至上”合谋下,“特色国情”和“猫论”“摸论”替代了所谓的乌托邦思想,呈现一种“招牌未换,其余全变”的社会畸形,所以有人讥讽为“打左灯向右转”一点不为过。


例如我们一贯制的正统理论所宣传灌输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就与当前现实出现的问题显得极不和谐。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似乎被“特色国情”所抛弃,更多的“公仆”的龌龊所作所为在自打嘴巴自败门风;“公有制”、“人民当家作主”承诺,早已是纸上谈兵主宾颠倒难圆其说;“推翻三座大山”、“缩小三大差别”,却让“新的三座大山”、“扩大三大差别”所替代;人权、私权和财权等合法权益不断被公权力所侵犯,导致社会矛盾更加突出,个体群体突发事件频发;社会不公分配不公竞争不公司法不公官民不公等等等等,又是引发社会各类动乱的因由;……这一切新生的矛盾日积月累积呈逐年升级。这一切强烈反差,不但给人造成一种理论与实践南辕北辙的脱节和颠覆感觉,而且“公仆”们肆无忌惮以权谋私的宗旨背离,也很容易激发“蓄之已久其发必速”的社会动乱,也为“左”的思潮否定改革提供了合理的口实。


于是“左”的、暴力的东西死灰复燃,极容易与社会日益不满情绪一拍即合。加之传统教育导致的国民素质的畸形认知,很合时机与传统的“左”的思潮博得共鸣,并组成统一战线一致对抗改革,必然造成一有风吹草动,就会牵一发动全身引起强烈反弹。最为明显的是重庆轰轰烈烈的唱红打黑运动。应该说,重庆的“打贪”“灭黑兴起,是借社会底层一种不满情绪和呼唤“毛时代”的“民情”崛起的,并得到社会尤其是“左派”的热烈欢呼坚决支持,在全国曾引起轰动效应被誉为“重庆模式”。但重庆这个运动却是包含薄熙来政治野心和借激进非法手段博得个人崇拜掌声的,说到底就是“文革”式运动的回潮翻版。关键还在于:它并没有从政治体制上去尝试改革,而且仅靠一两个“人治”的“领袖”“精英”引导暴风骤雨式的群众运动,丝毫不能触动我国体制根本弊端,相反还会觉得“薄熙来事件“背后的阴森鬼眼。所以说,“重庆模式”不过是一场打着“左”旗号,行使的权力之争闹剧罢了。


第七,与我们的政改跛足有关。


目前“左”的思潮泛滥所暴露的问题,也在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跛足,或者说在政改上多年的裹足不前,与政治智慧决策和革新勇气魄力有关。


这些年来,尽管强势的权贵利益集团并不公开支持“左”的势力和思潮,但也绝不允许任何改革触动他们在政治和经济上获得的特权。维持现有的“和谐”维稳格局不再继续添乱,是一种思维的特征。体制内任何人似乎人人明白问题所在症结、却又无人去敢触碰意识形态和领袖这个“红线”的禁区,宁可采取违心假话空话谎话继续蛊惑人,越越“紧跟”就越安全越自保。结果宽松的舆论环境像抽风,“政绩”的歌功颂德大行其道,盲目的民族主义情绪重新抬头,民间的不满宣泄日益增大。这就是政改前夕的我国现状。


政改之所以近20多年来“走一步退两步”瞻前顾后启动缓慢,我认为还有两个主要因素制约:一是怕乱思想作怪,中国的问题太多太复杂且积重难返,稍不慎重操作不当就会过犹不及适得其反,导致“多米诺效应”的严重社会动乱。实际上,裹足不前左右逢源的维持现状,并非理智也两面不讨好,遭遇左、右两派包括“左”的龃龉也在情理之中。另一个就是“左”的势力的阻挠,这种“左”的势力不但在领导层有,而且也有一定的思想基础社和会基础。尤其是许多领域畸形改革引发的社会和民生问题,也让左甚至“左”反对某些变味改革变得合情合理。据我观察,实际上各派几乎势均力敌各有各的优势和理由,犹如拔河,在呼喊、僵持和犹豫中,却把我们大好时机白白给浪费掉了。关键还是在于如何用政治智慧在深化改革这一共同目标达成共识,而不是权贵利益集团的自言自语。从这种意义上讲,政治体制改革的确不能一蹴而就。


政改是个脱胎换骨的大阵痛,更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肯定是场极为艰难的持久战。政治体制改革难点说到根,在于党内外有股强大的“左”的反对势力,即既得利益的获得者或集团。在他们眼里,现有政体缝缝补补可以,前提是不能触动自己的利益。倘若大刀阔斧深化政改去触动私利根基,就扣上“全盘西化”的极右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就是颠覆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复辟行为。这些言论我们时常会通过一些领导之口、一些官媒之文看到。这种貌似左派实则“左”的思潮,就是目前推行政治体制的最大最难的障碍。


几十年我们一直以“中国国情特殊”、“人口多不能乱”、“国民素质差”、“时机不成熟”等借口缓行政改,结果经济改革到了“深水区”、许多改革成了“肠梗阻”停滞不前,这是政改滞后产生的反作用起了效果。政改的难起步、经改的难迈步,这个改革越拖问题越多越不敢下手,我们几十年前有精神和物质“两种文明一起抓,两手都要硬”口号,如今在官场腐败世风日下唯利是图折腾下,早已成了瘸腿的空话,让社会积攒和新生的问题倒退的甚至连毛时代的某些方面都不如,也让相当多国人对改革失去信心并开始向“左”的浮躁方向靠拢。这点我们必须警惕。


我始终认为,我国最好的政改时机,莫过于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只可惜我们错过了这个千载难逢机会。如今社会问题和难点要大出当年无数倍,启动政改的阻力更远远大于当年。因为权贵利益集团已有左右改革路径的能力,竭力维持现状继续掠夺反对政改,已成为他们“联防”的共识。


我国的问题众多的确很复杂,绝非一个所谓中国特色所能囊括的。即便按照中国特色政改思维模式去改,最终仍摆脱不了百年来一制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翻版,最终还是“新壶装旧酒”。政改对执政者而言,既有国家民族利益,也有自己的长远利益。面对薄熙来等以“左”的面目借改革之机为自己捞好处的强烈反弹,也警示着如果扔不下恒心政治体制改革,继续以30年一贯制的“摸石头过河”腔调做摇摇晃晃小脚女人,继续拖延或回避实质的政改,那党内的野心家、社会上的各种势力,都会借此声称“糟得很”结成同盟,向改革发起新一波的诘难,真正地政改将会遥遥无期。


过去几十年,在片面强调经济领域改革全面容忍了对利益集团的输送和收买,对体制弊端内泛起的腐败特权采取几乎放任的绥靖。尽管在舆论造势上仍宣传科学理论,实际上权力运转机制,早已异化成特权利益集团实现自身捞好处的私家公器和权力保护伞。官场的僵化保守昏庸无能奢侈浪费挥霍无度腐败成风,早已上行下效推动助长了整个社会正气的大溃败,官民总体上对信仰理念道德良几乎丧失殆尽。再不摒弃“左”的一套尽快启动政改,未来后患肯定无穷。


显然,政治改革是一项得民心的万代工程,关乎着中华子孙后代的福祉,更关系到执政党生死存亡的大事。这是一个涉及全民的政治经济利益的引人注目的话题。中国的政改早在23年前戛然而止,随后又紧紧松松折腾了20多年的踏步走。其阻力和难点究竟在哪里?岂能仅一个“左”字了得?!


……


“防‘左’”之所以收效甚少,还有几个“有关因素”,我就不列述了。


实质上我们左右派都不是,也不是中间派更不是“特色派”。从上述几种有关因素中不难看出,我们本身就处在一个充满“左”的氛围中生活,经常遭遇思想上“左”的训斥、生活上“左”的骚扰、权益上“左”的霸道。顽固的“左”的表现无处不在不断变换花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交叉彼此影响,统一造就了历史形成了全社会“左”的思潮滋生源。解铃还须系铃人。要想彻底解决“防‘左’”的问题,恐怕还在于“入鲍鱼之肆”、只知吃却“不闻其臭”的始作俑者。


说来也不奇怪。我们的一些领导,在贯彻执行小平同志“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重要指示中,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去用“左”的手段去防“左”、对付“左”纠正“左”,也就出现了制定者“以”的屡见不鲜怪现象。这种怪圈里自说自话自相矛盾做法的频频发生,似乎呈现一种“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大玩笑,倒让“左”和反“左”彼此间变得扑朔迷离波诡云谲了。


先从权贵利益集团内部开刀,应该算是真正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一步。这点很难突破。突破了就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突不破,还是瞎逼折腾的没完没了。敢不敢先从自身开刀,说到底还是权力者的自身的素质问题。不过学学台湾的蒋经国、缅甸的吴登盛,先在言论自由、舆论监督、基本人权等最为迫切外围敲打开,让大家在相互争鸣中各抒己见,借此汲取各派营养成分,再说也能摆脱左派右派、尤其是极左派的制挚,总还是可以的吧。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看来要想根除“左”这只僵而不死的“庆父”害虫,不从根本上端正适应世界潮流意识,不去真心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不去树立“公仆”意识敢于从自身开刀,不去鼓励民主意识法治意识,不去汲取“舶来”营养成分,那这“防‘左’”防来防去,只能成为贻误时机的劳民伤财大折腾,而且给已获得利益的权贵集团也不会有任何好处。至于后话,我就不好说啦,免得帖子又遭被“和谐”的幸运。


总之,我以上说的是内心话,东扯葫芦西扯瓢重复啰嗦矛盾重重重点涣散仓促草就涂鸦一片,不当之处敬请批评。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也盼望未来的“十八大”能有些新起色,让“左”萎缩让政改启动,别总再让人失望了!


   2012727  想到哪打到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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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当年“林彪事件”的猝然冲击


要想真正消除文革遗毒,必须允许触及文革“禁区”


张铁生是个被政治牺牲的好人


“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这话的由来


“黑五类”、“黑七类”到“黑九类”


1967年发生的“三砸一烧”事件


前镇压“匈牙利事件”的比斯库被捕


看朝鲜停战签订协定宣传画所想到的


“排比怪圈”就是玩“俄罗斯轮盘赌”


缅甸出版解禁还得以观后效


44年前今天,一个国家对另一国家的入侵


好“装逼”和“傻逼”的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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