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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城,还是下乡?

  

 

窗外,唢呐声,锣鼓声,声声刺耳。搬来新的小区还不到两个月,我已经遭遇了第二次斋事的骚扰。

中国科学院《2012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称:中国内地城市化达到了51.3%农耕社会,乡土中国,转变为工业社会,城市中国。我们挤在城市,农村渐远。但也有各种类型的乡愁、田园梦和重建乡村的努力,在逆城市化而行。2009年,新周刊推出的都市农民:30年来城市与农民的纠葛,关注了中国人的进城史和2.26亿农民工。2011年新周刊推出的故乡:不要问我从哪里来,因为我已经没有故乡,说的是情感和精神上的故乡无所依之后,中国人被连根拔起。

383期《新周刊》推出的逆城市化还乡或重建乡村的可能,报道的是当代人主动参与新农村建设、以城市资源反哺乡村的努力。我以为,无论居住在城市还是乡村,个人文明习惯的养成,比这个话题来得更具体、更重要。

建筑设计师Bernd Seegers 认为,一个好的城市规划应考虑到当地历史、景观以及地形,不过恐怕中国的很多改造正在向完全相反的方向进行。中国20年急速发展带来的结果是,中国的很多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都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画家张仃去山东,感叹这些城市与江浙一带没有区别。

美国规划协会全国政策主任、规划师苏解放说,北京正在有系统地被改造成在任何国家都可以看到的城市形态,穿上一身俗气的洋裤褂

挪威的艾伦说,中国的每个城市都看起来像深圳——中国城市的楷模。深圳大概是想模仿香港,香港想模仿纽约。

最新、最高、最大。无人刷洗的玻璃幕墙、塞车的双向12车道、卖细菌超标烤鸡翅的超大型Mall。这是陷入了新生活激情的中国城市,大师级的诡异建筑和混乱的城中村并存的中国城市。在新一轮的旧城翻新和造城运动中,城市的规划时常被套用一个简单逻辑:用西方模型修改它——上海有卖汽车的德国镇,北京有模仿南加州橙县的橘郡,超过183个中国城市为自己确立了国际化大都市的未来定位。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杨保军表达了一种无奈:目前,城市规划设计中采用洋设计师成为项目运作的关键。

做小维也纳或小纽约,中国的部分城市正迅速被全球格式化。

尽管如此,我们有时仍不可避免地走向愿望的反面。在Bernd Seegers看来,中国和国外的情况完全不同,中国广泛的、可持续的城市发展的绊脚石,是政府通常缺少足够支撑公共建设项目的资金。他们经常把大量的新土地使用权出售给开发商以提高预算。他认为,这会造成严重的逆城市化尤其是他们往往把城市的中心地带售出,挪为商用,迫使文化和公共设施,如政府机构搬到城市的边缘,在那里他们拥有大片额外的土地。这种情况只能通过重整国家和省市的预算才能改善。

政府搬迁在中国有拉动人气的作用,是城市发展的常见做法,但外国人似乎和我们有不同理解。建筑大师库哈斯今年3月被邀请到深圳谈中国的城市规划问题,他担心城市规划中对公共文明设施的普遍忽略,会让一个城市成为没有器官的城市。城市规模增大,文化、公共设施、政府机构边缘化、生活功能和商业功能的分裂,让人想起建筑师马清运的说法——其实北京是一个小城市。在北京,住通县的人要到CBD上班, CBD没有生活的功能,办一件事数个小时都在路程上,使北京变得没效率,成为一个由很多不同功能的小城市组合起来的大盘子。

Google地图看拉斯维加斯,道路整齐得如同作文纸的方格。但经过数千年时间生长而成的中国城市,难以参考这种模型。中国的新城规划,有的学习欧洲的高密度规划,有的学习美国的低密度规划,但有时,我们只学会了法国别墅的建法,却没研究法国对城市密度的规划和管理。中国的文明沉淀、城市化的超常发展,来自国外的规划者未必遇到过——他们可以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一个新的视觉,可以指出中国的规划病,但中国人的问题还是需要中国的规划部门来判断,提升自身素质才最重要。否则,我们又将听到19世纪末进入高昌时,雷格尔发出的惊呼:啊,那里有一个如同罗马城市一样的废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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