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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观的偏见

  第677期三联生活周刊,主题是关于乐观和抑郁。
  三联认为,乐观是一种认知偏见。乐观在本质上是一种认知偏见,或者说一定程度的“自我膨胀”。它普遍存在于每一个种族、宗教与社会经济阶层。
  就对未来的预期而言,世界上绝大部分人都是乐观的。我们都期待明天会更好。我们总是低估自己离婚、失业或者患癌症的可能性。我们期待自己的孩子是个天才,预设自己比同事更有前途,高估自己的寿命(最好多上几十年)。大多数人都在潜意识里认为自己会中大奖,80%的出租车司机都以为自己的技术比别的司机更高明。
  作为一种具有进化优势的认知偏见,它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和激励我们因为相信明天会更好,我们才会提前计划,储存食物和资源以备不时之需,忍受痛苦以期待未来。如果不能构想100年后的世界,我们还会关心全球变暖吗?我们还会养育孩子吗?
  人类学家赖诺尔•泰格在《乐观:希望的生物学》中提出,人类之所以在进化中生存下来,正是因为我们对真实世界有着乐观的幻觉。相信现实会变得比它原来更好的希望驱使着人类去超越自己,发挥潜能。
  另一方面,我们要为这种偏见付出代价。对未来过于积极的预设,可能导致灾难性的错误估计,比如你相信自己是个好司机,便可能会因此不系安全带而一路飞车;你相信自己不会得心脏病,便可能因此放弃锻炼,暴饮暴食;你相信自己一定会赚钱,从而做出糟糕的投资。
  萧伯纳说,爱情的发生,源于过高地估计了一个女人和另一个女人之间的区别。现实与期待之间的鸿沟,驱使着人们去追逐爱情、财富、权利、地位。但是,无论爱情、财富、权利甚至闲暇时间,这些我们臆想中能带给我们快乐与幸福的东西,得不到固然痛苦,即使得到了也未必真正带来快乐,有时反而是无尽的痛苦之源。
  所以,阿兰•德波顿说,幸福的本义是降低期待值。在《身份的焦虑》中,他提出一个人提升自己的幸福感有两种途径:要么努力取得更高的成就,要么降低对自我的期望。要想通过取得更高的成就来获得幸福感往往难以如愿,因为人们总是与自己身份相当的人进行比较,来决定自己是否幸福。即使是富豪也有自己的焦虑,因为他的比较对象不是不如自己的人,而是其他的富豪。因此,唯一切实可行的途径就是降低对自己的期待值。
  对于这个时代的抑郁症,积极心理学之父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曾经下过一个很精确的诊断“自我的失常”。在一个个人主义猖獗的社会,人们越来越相信自己是这个世界的中心,在这个信念系统的支配下,人们所面临的失败常常让人变得极其沮丧。
  与自我失常相随而来的,是公共意识的消失。以前,当我们遇到失败时,可以停下来,在意义和希望的精神堡垒中休养一下,重新思考我是谁。比如,宗教提供了一种更宽广的时空感,人在更大的视野中是如此渺小,个人的失败也就显得微不足道了。问题在于,过去半个世纪来,人们对上帝、社区、国家以及家庭的信任已经遭到严重侵蚀。现在,当我们需要一个避风港时,却发现原来那些舒适的沙发、躺椅都不见了,只剩下一个小小的、摇摇欲坠的小板凳自我,而且是一个超大号的自我。除了将失败归罪于自我,我们别无选择。
  在这个充满竞争的世界上,适度的放弃是必要的和可接受的。幸福的获得,很大程度上在于取消对自我的过分期许。问题是,期待值要降到什么程度才算合理呢?
  人生目标的设定,本是一个人寻求自我定义的一种特定机制。如果一个人没有理想,没有目标,一生从未充分发展过自己的潜能,甚至从来未曾努力争取过,即使期待值降到零,又何乐之有呢?一个特大号自我固然可以在悲观的引导下让我们陷入抑郁、绝望,但如果在乐观的引导下,是否能带我们走向另外一个方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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