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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脱的三重境界:第一、无俗,超脱俗世;第二、无我,物我合一;第三、无道,甚而超越最高、绝对的理念。
博主:王绍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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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武训:社会需要这样的乞丐、奴才相

  近日,有一篇博文引起我的共鸣。文曰,好人难做,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邪气太重。当今世风日下,世态炎凉,这已是人们普遍的共识。坏人猖狂、好人遭殃,也已为人们所习以为常;道德的力量,已然不能给一个平凡的好人,做件平凡的好事,应得的安全与荣誉,以至于人们不得不以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的消极态度,来应对那些需要帮助的弱势者。
  
  由此,我想到建国之初,那场批判电影《武训传》的政治风暴。武训何许人也?他应该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好人。武训原名武七,绰号武豆沫,山东人。武训靠行乞攒钱三十余年,在山东的冠县等地兴办义学三处,生前和死后曾两次受到清朝皇帝的旌表。在民国初期,其事迹就被编入教科书,他的名字,同时被录入世界教育词典,冯玉祥将军曾称赞他为,千古奇丐。
  
  就是到了现在,看了武训的事迹,人们也不能不为之感动。用今天的眼光看,武训绝对是个杰出的慈善家,平民教育家。武训二十一岁时开始行乞集资,立志筹资兴学。他手使铜勺,肩背褡袋,烂衣遮体,四处乞讨,其足迹遍及山东、河北、河南、江苏等地。他将讨得较好的衣食卖掉换钱,自己只吃得粗劣、发霉的食物。他常常一边乞讨,一边唱,吃杂物,能当饭,省钱修个义学院。
  
  当他靠乞讨和变卖家产,置田230亩,积资3800余吊,便决定创建义学。学堂建起来后,他又亲自跪请有学问的进士、举人任教,跪求贫寒人家送子上学,不收分文学费。每逢开学时,武训还先拜教师,次拜学生。并置宴招待教师,请当地绅士相陪,而自己则站立门外,专候磕头进菜,待宴罢,吃些残渣剩羹,即离去。他一心一意兴办义学,为免妻室之累,终生不娶妻、不置家,也没有后嗣。
  
  这样的人物,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教育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武训的名字,应该成为中华民族的荣耀,是古今道德的典范,深得人们的景仰。社会普遍认为,武训是前清一个平凡的农民,靠他的作揖长跪,含泪强笑的募化,来兴办义学,这种为大众的幸福,而辱没牺牲自己之举,是永远值得人们同情和感动的。事实上,当时电影《武训传》上映时,曾得到过普遍的好评。
  
  其实,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也曾发表过称赞武训的文章。郭沫若曾在《新华日报》上题辞称,武训是中国的裴士托洛齐,中国人民应该到处为他树铜像。为了纪念武训,冀鲁豫边区抗日政府曾明令,将武训的故乡堂邑县,更名为武训县。1934年,当时的国民政府举行了武训九十七周年诞辰纪念活动,参加的几乎囊括了当时中国,所有国军政要员和文教界知名人士。
  
  其中包括蒋介石、张学良、杨虎城、冯玉祥、于右任等,还有郁达夫、陈衡哲、何思源等社会名流,纷纷用题词、诗歌、散文、传记等多种方式,对武训的办学精神,给予了高度的颂扬。纪念活动对于推广武训精神,发展民众教育,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当时武训的兴学事迹,被正式列入学校教科书中。全国有七个省市,共三十多处学校,是以武训的名字来命名的。
  
  就是这样一个绝世好人,在建国之初,就因为一部电影《武训传》,为他树碑立传,而受连累,被否定被批判。原因很简单,就因为毛泽东这个人,看不惯武训的那种乞丐相。他说,象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社会及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宣传封建文化,对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
  
  他的结论是,象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而毛泽东他喜欢的是什么样的人呢?当时,曾在批判武训的运动中,被拿来与武训做比较的,冠县农民起义的领袖宋景诗,便是毛泽东喜欢并加以肯定的人。正如当时的评论所说,一个向封建统治者投降,一个对封建统治者革命;一个被统治阶级加以培养、粉饰和歌颂,一个被统治阶级所诬蔑、镇压和剿杀。
  
  一个被当时以至现在的劳动人民所轻视和鄙恶,一个被劳动人民所拥护和敬爱,前一个就是武训,后一个就是宋景诗。实际上,在当地群众中,宋景诗这个人的口碑并不好。骂人孬,是坏人,就说他是宋景诗。他其实是一个流寇,没有政治纲领,乡亲们对他的评价也不高。有人说他打,抢,砸,不管穷人或富人,一概如此。我们的主流舆论,就是这样强奸民意,将善良和邪恶倒置的。
  
  至此,好人与坏人的标准,便被完全颠倒过来。更有甚者,到了文革时期,武训的坟墓被挖掉,尸骨被游街,蹂躏,焚烧。直到现在,武训的形象也没有得到很好的恢复。有人认为,对武训的否定和批判,是建国以后各种政治、文化运动的开端,也是人们是非观念、道德观念发生根本变化的,一个恶劣的开始。从那以后,是非观念被混淆,邪气逐步弥漫至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并污染了整个社会的风气。
  
  直至今日,中国的社会仍是邪气重重。正如那篇博文说的,尽管鲁迅先生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中国人,但时下的中国,却有一些人唯恐天下不乱,唯恐好人扬眉吐气,压缩了自己的生存空间。更有甚者,有人拾到钱,却遭骗子的冒领,失主将好事者,告到法庭被判赔。好人做到这般田地,只能慨叹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应该说,这种现象唯中国才会有。
  
  社会的邪气当道,不仅增加了好事者助人为乐的心理成本,而且,也毒化了做好人好事的社会环境。有人认为,中国的社会为什么存在那么多问题,其根子就在于中国社会改革的片面性,或者说不彻底性造成的。经济改革的超前,带出了经济的迅速发展,国力的迅速提高,而政治改革、思想意识改革的滞后,便遗留了太多的思想污垢,体制的短弊,形成了社会形态的畸形发展。
  
  这种畸形的形态之一,就是人们好坏不分,世风日下,社会道德水准低下。造成好人难做,就因为社会的邪气太重。所以,我以为,中国社会如果不和过去的荒谬时代,自觉来个了断,便难得有大的进步;中国人的文化及道德观,如果不从过去时代的污垢中,进行彻底的洗礼,便无法实现自身的更新。说实在的,我倒希望我们的社会,有更多象武训那样的乞丐、奴才相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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