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化人生 名博

超脱的三重境界:第一、无俗,超脱俗世;第二、无我,物我合一;第三、无道,甚而超越最高、绝对的理念。
博主:王绍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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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之殇:辛亥革命和佛教革命的沦落

  以我的看法,中国近代的两个革命,都是以失败而告终的。首先是政治上的辛亥革命,它的不彻底性,影响中国直到现在,还处在专制政体之下。因此,孙中山的遗言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后来的革命者毛泽东也说,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是胜利了;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
    
  辛亥革命并没有把中国,带入民主平等的共和时代,以致拖累了中国近现代社会改革的进程和轨迹,这就是辛亥革命失败的标志。现在,有人故意高拔辛亥革命的意义,其实是别有用心的,纯粹是为了现实政治服务的。近代还有一个盛大的革命,也是以失败而告终,那就是太虚大师等人发起的人间佛教运动。这一宗教革命,本来极有可能,在中国建立起现代宗教制度,可惜,最后也失败了。
    
  太虚等僧众所发起的佛教革命,完全发轫于辛亥革命的影响。据太虚他的自述,偶然的关系,我与许多种的革命人物思想接近了,遂于佛教燃起了革命热情,在辛亥革命的侠情朝气中,提出了教理革命,僧制革命,寺产革命的口号。应该说,这是佛教自传入中国千余年之后,最有革命精神的一次运动。所有改革的主张,几乎全出自太虚一人,可见其影响之深广。
    
  太虚的佛教改革的实行,正如他在《志行之自述》中所归纳,志在整兴佛教僧会,行在瑜伽菩萨戒本。斯志斯行,持之弗渝者,且此志行之所在,是他将奉之以尽此一报身,而为长劫修菩萨道之资粮者。以瑜伽菩萨戒本为行,是因此戒饶益有情,专以舍己利他为事,正符合并体现人生佛教实践的主旨。总之,就是要把佛教改造成人间佛教,以佛法来致力于完善中国社会。
    
  太虚的宗教改革,也幻想着有暴风骤雨般的效应。他认为,现在20世纪,是大革命的时代,佛教也是要彻底革命的。就是要推翻三千年的帝国式、宗教式、偶像式、迷信式,虚伪粉饰的旧佛教,而开大乘方便的新佛化;推翻三千年帮助皇帝、王公大臣、军阀、贵族、资本阶级的旧佛教,而开平民社会作工作农、和合无争、统理大众、一切无碍的大乘方便新佛化。
    
  所以,历史上常称他为革命和尚。于辛亥革命前,太虚对于佛教改进的思想,随着革命情势发展而发展,怎样根据佛教真理,以适应现代的国家和社会,使衰颓的佛教复兴起来;辛亥革命后,受到革命形势的鼓舞和革命精神的激发,太虚以佛法救世的宏愿喷涌而出,不可抑制。只觉得中国政治革命后,中国佛教也需经过革命而已,企图以佛法来达致救世之目的。
    
  他所提出的佛教三大革命,所谓教理革命,即要革除愚弄世人的鬼神迷信,与厌世隐遁思想,倡导佛教自利利他的精神,以对国家社会的现实建设起到有益作用;教制革命,就是要改革僧众的生活、组织制度,建立起适应时代需要的住持僧团;教产革命,则是要改变旧佛教按法派继承寺庙遗产的旧规,为僧众公有制。应该说,这三大革命,指明了人生佛教的努力方向。
    
  实际上,太虚的改革理念,就是企图引入西教的制度,对佛教体制进行改革。首先是,要建立由上而下的统一的层级教团组织。举国设立一个统一的佛法僧园,作为中国本部佛法僧全体机关,包罗宏富,该摄僧俗;各省市设持教院,然后,层层成立佛教机构,直至乡镇也设宣教院,在每县大市镇上各设一所,以宣讲佛法于乡镇,相类于西教的教区的组织设置。
    
  太虚这一设想,很有西方基督宗教教团构成的意味。这对于由法系与剃派把持佛教资源的山头主义,所形成的一盘散沙的佛教现状,无疑是一个救治良方。然而,其直接对全部佛教寺院实行革命,伤害了保守派的既得利益,其阻力之大,而于事实上难以实现。太虚还设想建立民主僧团选举制度,依据于民主选举的方式,选举各级佛教住持,直至最高的佛教领袖。
    
  这一方式,已近于现代社会的民主制度,在政教分离的前提下,佛教得以施行选举的自由。在太虚大师看来,中国佛教之最大弊端,在于家族性太深,这是中国僧寺无法振兴的根本症结之所在。如果能从根本解决这个症结,中国佛教即可重振于世。并幻想以政治力量执行,因而寄希望于政治力量的介入,以收改革之效。这种理想主义的改革,也注定一定会失败的。
    
  在太虚大师的设想里,涉及宣教、研究、教育、文化、慈善的各类团体,将成为佛教现代僧伽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如在各地组织,在家信众为主的佛教正信会;以佛教的五戒十善,作为在家信众学佛的根本,使佛教道德深入社会人心,帮助社会风尚的改善。他所著《佛教人乘正法论》一文,则侧重于依佛教戒律,来建立社会伦理道德,使佛法更加深入人心。
    
  所有这些改革的设想,几乎都是建立在理想主义的基础上的,因而它的失败是必然的。革命者没有理想主义,便无法兴起;但是,往往也是因为理想化,而必然葬送其革命。因而,佛教革命失败还有一个根本原因,就是辛亥革命政治上的不彻底,也是造成佛教革命失败的主要因素。太虚主张的佛教革命,是因辛亥革命而兴起,也因辛亥革命失败而消亡,这也反映了历史的必然。
    
  到了晚年,太虚自己专门写了《我的佛教革命失败史》一文,来回顾他坎坷的佛教革命历程。他说,我的失败,固然也由于反对方面障碍力的深广,而本身的弱点,大抵因为我理论有余而实行不足,启导虽巧而统率无能,故遇到实行便统率不住了。然而,我终自信,我的理论和启导确有特长,如得实行和统率力充足的人,必可建立适应现代中国之佛教的学理和制度。
      
  他把希望寄托于后来者,他说,我现今虽仍尽力于所志所行,然早衰的身心,只可随缘消旧业,再不能有何新贡献。后起的人应知我的弱点及弱点的由来,而自矫自勉;勿徒盼望我而苛责我,则我对于佛教的理论和启导,或犹不失其相当作用,以我的失败为来者的成功之母。然而,直到现在,我们也没有看到继承他的遗志者出现,佛教又回复到太虚变革之前的佛教了。
    
  而且,佛教是越来越沦落了。一方面佛教成了政治的傀儡,成了所谓太平盛世的饰景,说明佛教仍是帝国似的宗教;另一方面,佛教也成了人心堕落的最好脱解,说明佛教仍是鬼神迷信的佛教。佛教的世俗化标志,就是佛教寺庙成了商业的场所,专门诱骗信众的钱财;而那些佛教徒也成了利欲熏心、暴利敛财的不屑一群。因此,现在的佛教,更成了人们朽弃的佛教了。
    
  对于太虚的一生,圣严法师有很好的评价。他说,太虚大师的一生,是完满成功的;但也可以说,他是完全失败的。他在理想的追求与创造上,总是站在时代的尖端,他对理想建设的开创,以及对宗教人格的建树,都是完整而饱满的;但在对外的事业上,却是一个最最不幸的失败者或牺牲者。他站在时代的尖端,来提拔国家、佛教、群众与青年,但是大家的智能太低,思想太旧,所以接不上他。
  
  他又说,一言以蔽之,我们进步得太慢了,我们这一时代中的人心太自私了,这一时代中的青年太肤浅了,所以,总是辜负了太虚大师的努力。正像中山先生的国民革命运动,是一种救国救民的运动,但他努力了四十年,还说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须努力,直到他逝世后的今日,又是四十年,国民革命尚在继续前进中。而太虚大师的境遇,实与中山先生是一样的。
  
  孙中山的辛亥革命,和太虚的佛教革命,最终都是以失败而告终。而且,它们的失败,不仅仅在于自身的不完满,而在于对后世中国社会的影响,在政治体制上,以及思想信仰上,都留下了致命的后果。依我看,辛亥革命和佛教革命,同为近现代中国之殇,是最大最悲哀的事件。因此,纪念辛亥革命,我们更多的应该是哀悼,而不是祝庆;而对于太虚的佛教革命,也应该如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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