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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脱的三重境界:第一、无俗,超脱俗世;第二、无我,物我合一;第三、无道,甚而超越最高、绝对的理念。
博主:王绍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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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平庸的邪恶可以毁掉世界

  我不能设想,如果阿伦特,没有遇见伟大的哲学家海德格尔,她将会是怎样一个女人呢?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假如阿伦特没有把自己的灵与肉,和海德格尔结合在一起,便不会有作为思想家的她。人们都说,海德格尔与阿伦特的爱情关系,是一种榨取和被掠取的关系。而我却觉得,阿伦特之所以从美少女,变成一匹思想的怪兽,就是因为在她背后,有海德格尔这样一头目空一切的雄狮,作为她的后盾。
    
  当海德格尔完成了他的巨著《存在与时间》,便对阿伦特说,你可以走了。即使他自己深知,是阿伦特的青春和热情,激发了他的哲思和灵感,让他登上了二十世纪思想的巅峰。海德格尔这样做,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只有当阿伦特自己,也成为一位功成名就的思想家,一个先知般的女性。也许她才会懂得,这才是一个男人真正的爱,即使自私,却充满原始的驱动,让一个女人从绝望中蜕变,成为一个生活的勇者。
    
  在海德格尔关注于人类本身的生存状态,用存在主义的意识去关怀人们的时候,阿伦特却以锐利的眼光,去发现人类生活的社会形态。她发表了《极权主义的起源》,第一次揭示了极权下的人类境况。因为在二十世纪,人们最为刻骨铭心的经验,就是在极权主义统治下的奴役般生活。她指出,极权主义是我们时代的重荷,并且警告说,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终结,并不意味着极权主义的寿终正寝。
    
  因此,她把极权主义所制造的罪恶,说是一种极端的恶。在这样的国度里,活生生的人被强行塞进恐怖的铁笼中,从而消灭行为的空间;没有了这种空间,就不可能获得自由的现实状态。极权统治的结果,不但使人们丧失了自由,甚至窒息了自由的渴望,窒息了在政治领域以致一切领域内的,自发性和创造性。整个社会无所作为,极权主义企图征服和统治全世界,这是一条在一切绝境中,最具毁灭性的道路。
    
  不过,作为思想家,阿伦特的贡献并不仅仅在此。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个事件彻底改变了她的想法。当时,在逃的前纳粹分子,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阿道夫-艾希曼,在阿根廷被以色列特工绑架,随后带回以色列。次年,他在耶路撒冷受审,被处以绞刑。阿伦特以《纽约客》记者的身份,目睹了审判的全过程,并写成了《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篇关于平庸的恶魔的报告》,在有关杂志上连续发表,引起了轩然大波。
    
  在文中,阿伦特以平庸的恶的概念,代替以前提出的极端的恶的概念。她将恶魔艾希曼的罪恶,说成是平庸的表现。在阿伦特眼中,艾希曼并非恶魔,即使在今天人们看来,他也是一个正常的人。在第三帝国中,他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一个好党员,当然没有理由将自己看成是有罪的。正如艾希曼自己承认的,他并非灭绝的组织者,他只执行将犹太人押往死亡营的,自上而下的命令,只是忠诚地履行自己的职责罢了。
    
  她指出,艾希曼不是那种献身于邪恶的罪犯,而是一个缺乏思考,不具备判别正邪能力的人。在这里,她把罪恶与平庸联系起来,认为艾希曼既不阴险奸诈,也不凶横;而且,也不象理查德三世那样,决心摆出一种恶人的相道来。除了对自己的晋升异常热心外,再没有其他别的动机。这种热诚本身,也绝不是一种犯罪。但她却觉得,艾希曼不但是官僚制度培养出来的杀人者,而且,也是官僚体制忠实的执行者。
    
  克罗地亚一位女作家,写了一本书叫《他们连只苍蝇都不忍杀》。用的便是阿伦特,对艾希曼典型的描述。艾希曼并不认为自己是杀人犯,因为他并不想杀人,他只是在完成自己的工作。要讲性情的话,他自己却连一只苍蝇,都不忍心伤害。就是这样一位连苍蝇都不敢伤害的人,却在法西斯官僚体制之下,变成了一个残忍的刽子手。罪恶和普通人的距离越近,便越令人感到恐怖异常。这就是触目惊心、无以言表的平庸之恶。
    
  因此,阿伦特的结论是,平庸的邪恶,足可以毁掉整个世界;正如极权主义,企图把世界引上毁灭性道路一样。诚然,阿伦特惊世骇俗的观点,在男人掌握话语权的思想界,引起了颠覆的效应,受到很多冷遇和围堵。对于平庸的恶,阿伦特陈述道,事实上,恶一向都是激进的,但从来不是极端的,它没有深度,也没有魔力。它可能毁灭整个世界,恰恰由于它就象一棵毒菌,在表面繁衍生长,只有善才总是深刻而极端的。
    
  阿伦特的视角,把我们从关注极权主义,转到关注极权统治之下的人们,也就是那些社会的良民,或者叫社会规范忠实的执行者。由阿伦特所谓平庸的邪恶,我想到一个和艾希曼一样的人物,作为希特勒秘书、纳粹党办主任的博尔曼。一个把希特勒的罪恶思想,变成残酷现实的人。于是有人说,这是一个比希特勒更为可怕的人。希特勒固然可怕,但第三帝国之所以迅速崛起,变成一具偌大的杀人机器,就是因为当时的德国,有千千万万艾希曼、博尔曼们。
        
  事实证明,艾希曼或博尔曼,都是比希特勒还可怕的人。偶像固然可怕,但是,那些迷信偶像,并被愚忠思想所控制的人们,更加可怕。因为他们往往变成偶像的工具,把偶像的思想,变成一种残酷的现实。在我们曾经存在的动乱年代,也雄辩地证明这一点。所以,我们的时代或者社会,就是因为有千千万万的艾希曼和博尔曼们,所以才变得更为可怕;就是因为有阿伦特叛逆的观点,才让后来者,对罪恶有了全新的认知。
    
  《生死朗读》是一部关于人性和反思的电影。女主角汉娜,就是一个对自己错误无知的女人,她以为体制认同、服从就问心无愧,却对基本的人性熟视无睹,充当纳粹刽子手。充满恐怖的、难以表述的、难以想象的平庸之恶。这种对罪恶的麻木感,既弥漫在集中营的施害者身上,也弥漫在受害者身上;弥漫在审判者身上,也弥漫在被告身上,弥漫在每一个人的生活中。在这种共享的麻木感之上,使邪恶得以正常化和普遍化。甚至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着这种平庸的恶。
    
  因此,在我们的社会中,这种平庸之恶不但比比皆是,而且触目惊心。平庸的邪恶如果累积起来,足可以毁掉整个世界,这个道理,却很少有人懂得。因为从我们的法律制度,或者道德准则来看,平庸的邪恶都是正常的行为。但是,它却往往比所有残酷的恶行累加在一起,还要让我们毛骨悚然。在我眼里,是阿伦特以执拗的头颅,撞破了男人思想的篱笆;让我们窥见了,在貌似繁华的法律道德花园里,那些罪恶丛生的内在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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