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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脱的三重境界:第一、无俗,超脱俗世;第二、无我,物我合一;第三、无道,甚而超越最高、绝对的理念。
博主:王绍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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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史:是精神和肉体迫害的历史

  读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对狂人的记忆尤为深刻。书中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吃人两个字。通过狂人,鲁迅把几千年中华文明史,说成是吃人的癫狂历史。无独有偶,在西方,也有人把人类文明史看成是癫狂的历史,并写了一部惊世骇俗的著作《疯癫与文明》,他就是法国思想家福柯。
  
  福柯在考证人类文明史之后,得出了惊世骇俗的结论。疯狂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文明的产物,疯狂的历史,就是精神和肉体迫害的历史。他的所有考证和辩驳,都在试图证明,疯狂并非一种疾病,而是理性的强权为它划定了牢笼。现在关于疯癫的知识,都是理性的偏见,要想倾听真实的声音,必须摒弃理性的噪音。而文明社会就是一种疯人院,来禁闭那些疯癫的病人,从而无情地将这些灵魂的受难者,抛入地狱最底层。
  
  而过去的二十世纪,便是这样一种疯狂的时代,人类几乎都是在各种狂热中度过的。既有对战争的狂热,把整个人类淹没在灭绝人性的孽海,要么被人杀死,要么去杀人,都是荒谬的选择;也有追求共产主义的狂热,以及反共产主义的狂热,以致把人类生活,划分为水火不容的阵营,不可逾越的天堑。人们都在跟着一批癫狂的巨人,说着疯话,干着疯狂的事情;或者看着一些疯癫的书,欣赏疯癫的艺术,想象着人类自己如何异化成别的族类。
  
  福柯便是在这样的时代,诞生出来的癫狂灵魂。小时候他就是一个性格孤傲、行为出位的坏孩子,按他自嘲的说法,是一个少年罪犯。在学校读书期间,他就有过不少病态的行为,诸如自残、自杀、吸毒、鸡奸等等卑劣行为,他早早就都尝试过。尤其是同性虐恋的癖好,更是伴随他一辈子,甚至他自己,最后也是死于由此染上的艾滋病。他始终主张,自杀是人的正当权利,是一种最单纯的快乐。并想过要设立自杀节,组织自杀村落,彰显人类自杀行为的神圣性。
  
  对我来说,那种纯粹而完全的快乐,总是同死亡联系在一起的。福柯说,有一次我在街上被一辆汽车撞倒了,那时我正在赶路。当时,正是夏天傍晚时分,天气晴好,太阳在缓缓地落山,天空里一片澄蓝。有那么几秒钟,我感觉自己正在死去,而那种快乐的感觉异常强烈。这是我迄今为止,回忆中最美妙的情景。福柯不但对于死亡,对于性爱,吸毒,自杀等等行为,都有着本能的迷恋。他正是如此,从感受崩溃、疯狂和死亡,来获得真实的顿悟。
  
  因此,福柯晚年在总结自己的一生时说,我的全部工作,都出自于对生命极限体验的迷恋。他的探索是一种在死亡边缘,进行的哲学活动。这种舍身取义的悲壮,正是中国古代圣贤所谓的,朝闻道、夕死可的执著。他的传世之作《疯癫与文明》,是他长期追求疯癫的生活,和思维方式的直接结果;而他平生最重大的体验,是1975年在美国死亡谷,体验服用迷幻药的尝试。据说,由此而产生的顿悟,使他彻底改写了已近乎完成的《性史》第一卷。
  
  在福柯看来,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追求一种近乎极致的自由。他认为,一个理想的人,应当是不受传统道德羁绊,力图发明自己人生的人。而那些循规蹈矩地生活的人们,那些所谓正常的人,才是真正的疯癫。因为在现代社会中,权力无所不在,权力从来不放弃对人的规训、监督和控制。人从来就不是自由行动和思考的主体,不是自己身体的真正主人,人也并非自己劳动产品的真正主人。人就象是画在沙子上的肖像,是可以随时被抹去的。
  
  作为福柯崇仰的先师,尼采曾在大白天点着灯笼去寻找上帝,他对人们说,上帝死了。尼采的虚无主义,是与上帝之死联系在一起的。当人类知道上帝并不存在时,人类便丧失了追求的目标。除了在无边无际的宇宙中漂流,在无穷无尽的虚无中摸索,人们不可能有任何目标了。而福柯更进一步告诉我们,人也死了。整个现代社会就是一座巨大的监狱,而具有独立价值的人,就在这监狱中死去,真正的人早就死去了。在这世界上,只有一群群行尸走肉在游动罢了。
  
  福柯的价值,也许就在于让我们学会了,用疯子的眼光来观察体验,这个被称为正常的理性的世界。这让我想起上世纪美国一部电影《飞越疯人院》。它描写了一个人们不易察觉到的故事,即精神病院的病人,被迫反抗的故事。影片中的精神病院,实际上是充满病态压抑的工业化社会的缩影。在那里,医护者竟然把病人当成了实验物,病人成了非人制度的牺牲品。揭示了疯人院就是人间地狱,而那些暴虐的管理者,才是真正的疯癫。
  
  由此观之,那些貌似堂而皇之的社会制度、公理及法律,所谓社会共识、社会公理及社会秩序,实际上都是疯人院里的摆设。那些社会当权者,甚至社会中的大部分人,也就是所谓正常人,往往却以公理为由,去压制甚至扼杀那些小群体,那些被他们视为异端的人。这种疯人院,不但在西方有,在我们的社会里,也普遍存在着。精神病院成为意识形态,和道德规范结合的产物,它的模式在不断地扩张,精神病人被大量发现。
  
  而且,在我们的社会里,精神病与其说被当作疾病,还不如说被当作思想问题。治疗疯癫,在某种意义上,是为了满足社会和政治的需要。精神病院不仅是收治病人的场所,还扮演了主动发现病人的角色,甚至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去征服疯癫。从科学理性意义上的疾病,转变为一种罪过,这就是政治权威扩大化的表现。权威的压制,成为精神异化的主因。因此,有媒体援引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称,中国已跟随世界潮流,进入了21世纪的精神病时代。
  
  前不久,真实版的飞越疯人院,在中国上演。4月19日,武汉钢铁集团职工徐武,从关押他的武钢职工二院精神科监护病房,成功越狱。随后,徐武抵达广州,试图在医院证明自己没有精神病。他还向媒体举报称,因为自己多年上访,遭到原单位的迫害,被非法收治在精神病院长达4年时间。就在他接受采访时,徐武又被武汉警方带走,理由是涉嫌危害社会安全与稳定。这一事件,被社会广泛关注,就连主流媒体也质疑称,徐武是否被视为虚无?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中写道,人们不能用禁闭自己的邻人,来确认自己的神志健全。而我们所处的现代社会,人们往往是这样做的。因此,福柯告诫人们,文明的强势发展,不能从内心恐惧中,根除常人对疯狂的惧怕。疯人院虽然被文明地建立了起来,但是,疯癫病人依旧痛苦地活着,而且在文明外衣的披挂下,理性更加残酷地迫害着疯癫。在疯狂的时代,到底谁才是真正的癫狂?也许我们只有象福柯或者鲁迅那样,以狂人的眼光,才能看得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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