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化人生 名博

超脱的三重境界:第一、无俗,超脱俗世;第二、无我,物我合一;第三、无道,甚而超越最高、绝对的理念。
博主:王绍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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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流还是下流:陈独秀的情色人生

  在五四新文化潮流中,一直站在潮头兴风作浪,并成了中国共产党诞生主要推手的陈独秀,思想意识的超前是不可置疑的。而且,在生活追求上,尤其是对待婚姻爱情方面,也绝对是新生活模式的始作俑者,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乱世佳男。据考证,陈独秀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桩教授嫖妓案的主角。1919年3月,当时报界爆出,时任北大教授的陈独秀嫖妓的新闻。据称,陈独秀与北大诸生同昵一妓,因而争风吃醋,陈还将妓之下体挖伤泄愤云云。
    
  在上世纪初,文人嫖妓不算什么事,更不是新闻。同为北大教授的胡适,情圣诗人徐志摩以及作家郁达夫等,都是狎妓好手,还曾以结伴嫖妓为乐。《郁达夫自传》中便有记载,我一个人住在被厚雪封锁住的乡间,觉得怎么也忍耐不住了。就在一天雪片,还在飞舞着的午后,踏上东海道开往东京去的客车。受了龟儿鸨母的一阵欢迎,选定了一个肥白高壮的花魁卖淫女。这一晚坐到深更,于狂歌大饮之余,我觉得竟把我的童贞给破了。
    
  因此,胡适极力为陈独秀的嫖妓行为加以辩护,表现出惺惺相惜的惋叹。他认为,陈独秀嫖娼属于个人私德,是私行为,主张把公行为和私行为分开。针对这个问题,爆发了轰动一时的议论。由于陈独秀乃北大文科学长,引领时代思想潮流的政治刊物《新青年》的创办者和总编。不仅深得著名教育家、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器重,而且,在青年学子中,拥有很高的威望,拥颦和粉丝不计其数。因此,此新闻一出,坊间议论纷纷,可谓非同小可。
    
  嫖妓在文人那里,似乎成了思想意识突飞猛进的催化剂,生命成熟的标志。对于陈独秀来说,他的人生就因为这一嫖妓事件,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于蔡元培不敌守旧派的内外夹击,只好做出对陈独秀的处理,撤销了他的职务,让他无法在北大栖身。于是,陈独秀毅然与北大彻底决裂,走上了一条政治不归路。多年以后,当胡适谈及此事时曾说,陈独秀因此离开北大,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可见,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当年陈独秀的嫖妓事件,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可以看出,陈独秀的嫖妓事件,在中国现代史上的特殊意义。在这以后,教授变野兽,便是知识精英阶层的另一种代名词。然而,在这之前,陈独秀早就因为一场不伦之爱恋,引起轩然大波,这恐怕也是陈独秀思想解放的成果之一吧。那就是陈独秀和小姨子的叛逆爱情,在当时尚在封建余孽横行的社会里,甚至比他制造的教授嫖妓事件,更具有流行新闻的价值。
    
  当陈独秀发生嫖妓事件的时候,也正是他和小姨子的爱恋婚姻进入胶着期。陈独秀的第一次婚姻,是在19世纪末,妻子是安庆府统领副将的女儿高晓岚。虽然高晓岚是旧时妇女,几乎目不识丁,但是,她能够恪守妇道,生活十分俭朴,在乡里很有贤惠之名。可是,陈独秀却觉得,他们在性格和思想上的差异,逐渐显见出来,并日积月累,最后达到了难以弥合的境地。为此,陈独秀感到心灰意冷,俩人即便在一起,也很少说话,形同陌路。
    
  就在陈氏夫妇关系日渐疏淡的过程中,高晓岚同父异母的妹妹高君曼,走进了陈独秀的生活。高君曼是一个新知识女性,也正是和陈独秀所追求的五四思想潮流相契。高君曼与姐姐高晓岚生活环境完全不同,她曾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就读,知书达理,热情奔放,思想进步,见识广博,并热爱文学,尤其对陈独秀的才华很是仰慕。高君曼身材高挑,时装新潮,一头短发下,明眸皓齿与微露的笑容,处处显示着清新爽朗、又温顺恭良的新式女性的特质。
    
  因此,在他们的接触和交流过程中,彼此都有相见恨晚的意味。起初,两人只是朝夕相处地探讨学问,交流思想,人们几乎不敢设想会发生什么。这种思想,当然也包括恪守传统的高晓岚。而当二人发展到了难分难舍,处于干柴烈火之状时,他们才看到,两个性情刚烈叛逆者的出现,最终结果只有两种,打破或者扼杀。就在环境的讥笑声中,在两个家庭的威迫之下,陈独秀与高君曼开始同居,而陈独秀与高晓岚的夫妻关系,早已经名存实亡了。
    
  相对于环境的催迫,知识界对于陈独秀的不伦之恋,却是不约而同投来一片羡慕的目光。章士钊在回忆陈独秀与高君曼的生活时,曾有诗曰,三月江南噪阳春,胜友连翩六七人;最是怀宁陈仲子,平生思归迈苏程。在致苏曼殊的信中,他说,公远处南天,有奇遇否?我正侵晨不报当关客、新得佳人字莫愁。公其有诗贺我乎?他的《灵隐寺前》一诗,正表达了佳人随伴、把酒临风的惬意,诗曰,垂柳飞花村路香,酒旗风暖少年狂;桥头日系青骢马,惆怅当年萧九娘。
    
  有人评价说,正是和高君曼的不伦爱恋,激发了陈独秀对于新思想的探求,奠定了陈独秀在新思想运动中精神领袖的地位。高君曼不仅是他生活中的伴侣,也是他事业上的支持者与好的助手。她帮助陈独秀编辑出版了《新青年》杂志,营救他出狱,甚至还与他一起被捕坐牢。她与陈独秀患难与共,生死相依,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但是,陈独秀和高君曼的这种冤孽仙侣的生活,也只维持了15年。最后,高君曼还是含恨带着年幼的儿女,离开了陈独秀。
    
  关于陈独秀和高君曼的离异原因,有人说是离乱漂泊的生活,让高君曼积劳成疾,不堪忍受;也有人说是因为两人感情逐渐冷淡,陈独秀对红颜慢慢的疏离。在无奈之下,高君曼带着儿女移居南京,过着孤儿寡母的生活。自此一别,他们再也没有见面。原来鸠占鹊巢的高君曼,也在重蹈她姐姐的凄楚境遇。离开陈独秀之后,高君曼刚刚年过中年,就患病离世了。有史料证明,就在高君曼离开不久,陈独秀又对一个名叫施之英的,年轻美貌的女医生,发起了感情攻势。
    
  1925年冬,陈独秀的胃病又发作了。他来到上海一家私立医院诊治,接待他的是一位年轻美丽的女医生施之英。很快,他们的关系就超过了患者和医生的关系。自此,陈独秀一天不见到她就烦燥不安、寝食不宁;同样,施之英一天不见他就魂不守舍、度日如年。他们实在无法分开了,很快就在医院附近租了一间民房,过起了速成夫妻的生活。接着,他们又去了人间天堂杭州度过蜜月。而对于孤苦凄凉、红颜不再的高君曼,陈独秀早就把她抛在九天云外了。
    
  陈独秀甚至因此和他的党组织,玩起了失踪的游戏。因为党的总书记无缘无故地失踪,党组织便派人四处打探寻找,也没有摸清其下落。最后,只好在上海《民国报》上,登出了寻人启事。陈独秀看到报纸后,这才回了一封电报,说是外出治病,初有好转,可以扶病视事。在中共八七会议上,陈独秀被撤消了总书记的职务。而随着陈独秀惑人的光环消去,施之英对于陈独秀的态度,也发生了迥然的变化。这一段露水情缘,只维持了一年零两个月,就云烟消散了。
    
  正如他的政治影响一样,当达到高峰之后,便迅速地从现代中国历史的天空中消逝了。陈独秀被撤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职务之后,便回到上海,隐姓埋名,在租界住下来。但他仍然是被国民党通缉的政治要犯,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不过,在陈独秀的生命里,因为有纷纭的红颜作为底色,便可以消去许多人生的劳顿和颓废。正当陈独秀处于孤独寂寥中,命运又把一位美丽温柔的女子馈赠与他,她就是伴随陈独秀走到生命终点的,小女子潘兰珍。
    
  这位女子和陈独秀的第一任妻子高曼岚一样,也几乎目不识丁,并不是陈独秀所钟情的知性女性。但是,时过境迁的他,对于女人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了。倒是如花似玉的潘兰珍,因为和陈独秀同是天涯沦落人,真心地爱上了,比自己父亲还大的他。当陈独秀身临囹圄,被判处13年徒刑,潘兰珍还是对他不离不弃。一直等着他,直到5年之后,陈独秀提前释放。唯有这位跟他原来糟糠之妻一样的女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作为唯一的亲人陪伴在他的身边。
    
  不知道在弥留之际,面对痴心不改的潘兰珍,陈独秀是否会想起,那些在他生命中出现过的女人。那个被他象弊履那样丢弃的高晓岚;那个为他燃尽生命之火,而早早夭折的高君曼;那个在他生命中灿烂一时,却又遽然消失于瞬间的施之英,或者还有那些八大胡同的妓女们?陈独秀有句名言道,你谈政治也罢,不谈政治也罢,除非你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要不,政冶总会寻着你的。那么,对于人间的情爱欲望呢,是否也是如此?也许只有陈独秀自己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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