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80年代之汉阳篇
李更
如果不算在武汉师范学院中文系那段时光，上世纪我的80年代应该是从汉阳开始的。我23岁离开武汉，在广东生活了32年，现在经常梦到故乡，奇怪的是，从来没有梦到汉阳。
那天回武汉忽然兴起，坐地铁，没有目的，坐到哪里算哪里。就从钟家村地铁口上来了，多少年没来了？记不得了。完全认不得周围的路，无头苍蝇一样走了一天，兴尽而返。
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没有注意到辅导员的表情，和我同寝室的和晓曦忽然表现得怪怪的，本来我们总是在一起玩的，那时我有一个照相机，他老是缠着我教他光圈焦距什么的，我现在还有一张我们在武汉大学梁思成设计建造的楼前合影。快分配时，他像不认识我了。后来有人告诉我，他是怕我跟他抢指标，年级普遍认为我和他条件相当。
其实我自己明白，我肯定不能和他比，虽然那时我已经是省市作协会员了，但是因为老逃课去参加全国各地的文学活动，主要是诗人之间的活动，我的一些科目成绩不理想。直到今天我还是不明白，我的写作课都不及格。教我们写作课的涂怀章是当时武汉有名的文坛活跃人物。我和郁源、周勃走得近，他们很包容我。和晓曦告诉我，有一次你逃涂老师的课，他在课堂上说你的文章是你父亲代笔的。我听了一笑，风格都不一样，怎么代笔？
毕业时刻才知道后果很严重，我的中学老师张志扬出面帮我找关系，还专门找了系里面管事的邹贤敏，邹老师是教马列文论的，是要求进步的类型，大概平常对我的思想也有看法，虽然和张老师关系不错，此刻也表示爱莫能助，说我得罪的辅导员父亲是学院副院长。这是非常冤枉的，我只是和辅导员交往不多而已，当时同学们都议论过这个辅导员，说是辅导员，却是跟着我们一起修同样的课程，没有经过高考，按照学院子弟照顾和我们一起拿毕业证。
反正，武汉师范学院中文系80级4个班大部分分配在武汉，我是惟一分配到农村的武汉籍学生。当时我甚至不知道我分配去的大冶那个学校在哪里。我的上下铺的同学和晓曦得偿所愿，后来我只知道他的发展轨迹是：武汉杂技团团长、武汉文化局长党委书记、武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直到2011年，同学里面有做生意的，还专门找到珠海，要我出面找他接项目，辛亥革命100年，武汉大兴土木建设相关场馆。我哭笑不得，老实坦白，毕业以后我就没再见过老和。同学们都不相信：我们一直认为你才是他最好的朋友。2018年9月，忽然梦到他了，他抓住我的肩膀说：苟富贵莫相忘，老子一定要当官。醒来我一身汗，赶紧百度一下，却是《长江日报》消息， 长江日报讯 武汉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和晓曦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8年7月18日逝世，享年61岁。
和晓曦同志系河南沁阳人，1978年11月参加工作，1983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发到同学群，居然没有一个人知道，可见对于同学而言，他已经失联了。连几个厅局级同学还问我：真的？这么多年对他真是不了解，我也是通过讣告才知道他是先上班后上学，在辅导员手上入了党。
有些文友都在关心我的工作问题，纷纷找我商量，有的直接到学院要人，那时的大学毕业生还是奇货可居的，搞得我还在挑肥拣瘦，完全是心里冇得数。
铁道部大桥局宣传部有个诗人叫张良火，他听说了我的事情，马上帮我联系，说，铁道系统坐火车不要钱，岔滴，我们正在筹备办杂志，就缺大学生。大桥局人事部门负责人很积极，要我先去上班。张良火和我，两个人就拉起了队伍，创办了《彩虹》。老张是个十分温和的人，我印象中他好像没有脾气，大概为了让我安心，还特别告诉我，人事部门负责人有两个姑娘，他可能看上你了。
几乎一进入大桥局，铁道部文联就召开成立大会，李国文当主席，我也成为会员。
但是，朝九晚五的坐班我一开始就不适应。还不是朝九，早上8点上班，好像正赶上严抓组织纪律，局长大人亲自带人在大门口守着，我老远就看到了，这怎么办？所有迟到的都在单位门口罚站。
我住在红钢城105街，不像今天这样有一路直达的公交，要转好几路车，而且人多车少，武汉人当时叫跑月票抢公交，没有一定体力还不行。开始我还是心情特别好，从灰蒙蒙的武钢上了苏联老大哥的经典大桥，在汉阳桥头下车，沿着龟山小路蜿蜒下去，还唱一曲“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每天上下班花在路上的时间差不多5个小时。完全是一条减肥的路，一个月下来，一米八的青年只有108斤。
瘦得猴似的，爬墙上树当然是我的拿手。我转到后面，翻进去。张良火每次看到我怡然自得进办公室都目瞪口呆，你又没被抓住？因为10点以后，大桥局彻底关门。
这边厢，辅导员就是不放我的档案，直接说，叫他跑关系去吧。
当时的黄石市委宣传部长李北桂还找我父亲说，李更交给我解决了，我们有个《散花》。
就是赌一口气，我强烈要求改派。拿不到档案，大桥局不能正式办手续，我一直是个临时工。很快，我就离开了大桥局。张良火退休以后随儿女一大家人定居美国纽约。
当时武汉市有位领导叫李梅芳，热心快肠，黄石人，她丈夫是武钢的，我去她家蹭饭，托她找了分管副市长高顺龄，终于获得改派，虽然回到武汉，结果还是去中学教语文。
居然还是在汉阳。建港中学。家里人也觉得这样在大桥局当临时工也不是个事，一天工资一元钱。母亲还是叫我去建港中学看看再说。
虽然也在汉阳，建港中学离大桥局又远了许多，我找了很久才找到那个地方，从我红钢城105街出发，横穿武汉，现在走也是横穿大半个武汉去上班。
感觉应该是到了，就是找不到大门，周围就是荒郊野外，正确叫法，城乡结合部。一群打打闹闹的少年呼啸而过，拉住他们问路，都歪头看我：新来的？哪里都可以进。
原来这学校围墙已经年久失修破烂不堪，墙根到处都是洞，他们叫狗洞，仅仅能容一人缩骨挤出，后来我了解他们就没有从大门进入的习惯，就是走到大门跟前也是狗洞进出，所以大门附近也有几个狗洞。我试了几次，尽管也瘦如非洲难民，就是进不去。他们建议我爬树，真是豁然开朗，这是我的基本能力。
但是运气差喝凉水也塞牙，一个中年男人把我抓住了，他以为我是社会青年进来“擂肥”的。
居然就是校长。后来我知道这个学校多少年没有来过大学生了，校长本人也不是大学生，好像在哪里进修过。
学校的校风？按照武汉人的口头禅：谈不得。
厕所也是年久失修，红砖风化得非常厉害，完全是危房。经常能看到男孩子们蹲着甚至趴着往里面看，原来女厕所那边墙根基本风化，加上可能是人为破坏，也是给人豁然开朗的感觉，一排白花花的屁股。一些男孩子上厕所特别喜欢到里面隔墙处，我觉得好奇怪，去观察一下，原来粪池静止时的水面像镜子，如果隔壁也蹲着人，其下体清清楚楚。
我上课从来不准备教案，校长多次警告，如果碰到教委检查组来了就掉得大，校长会掉得更大。开始是我给校长敬烟，后来都是校长主动给我递烟，其实那时我根本不抽烟。
我离开了，估计校长也阿弥陀佛，送温神。
改派两次，就是拒绝分配，按照当时规定，拒绝分配就意味着成为社会青年了。家里也不管我，我自己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严重性，还是写我的诗歌小说，混迹武汉文人圈。
和武钢的文友还是交往更多，董宏量、董宏猷兄弟。经常跟董宏量回他长堤街守根里，董宏猷当时还在靠鄂州那边的中学教书。有一次他告诉我，有个叫张元奎的会计创办了一个书刊发行公司，民营的，类似于武钢的大集体，还要办报纸，你可以去试试。但是他不知道这个公司到底在哪里。
我找到武昌首义路44号，是纸坊驻汉办事处，离紫阳路215号中国作家协会湖北分会很近。顶楼两层已经由公司租下，其中一层准备创办报社。一个快秃顶的中年男人，现在叫油腻男，看了我出示的武汉师范学院毕业证、作家协会会员证，喜笑颜开：我们正在找你这种人，年轻有为啊，我叫黄学忠，是张总专门到北京请我来办报的。原来他是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的。旁边有个现在叫作帅哥的中年男，何友胜，武汉一家皮鞋厂的厂长，是个党员。张元奎自然是社长，黄是总编辑，何是党支部书记。三驾马车已经就位一个多月了，报纸名字还是破费踌躇，当时上海有一家报纸非常火爆，《世界经济导报》，有样学样，我们不是书刊发行公司吗？就叫《书刊导报》，连版面也一模一样，就是后来许多晚报的版式。
我居然是第四个报到的。马上去街上做记者证，现在想起来就会笑，记者证应该是新闻出版总署才能做的，那个时期，记者证五花八门，但是十分管用，尤其是坐火车补卧铺进入风景区，按照武汉话说那是岔滴，甚至有时干脆免票，不像今天，你拿记者证去风景区，分分钟给你丢回来，在广州南站，想提前上车？湖南人把持的地方根本没有记者证优先的概念。我们做的记者证很夸张，封皮里面衬有海绵，发泡，武汉话的发泡可能就是这样来的。
公司立刻派我去北京，那是1984年，拿回了第一批本报讯，我的文字基本上都是整版的，直接去木樨地22号楼，采访丁玲、姚雪垠，在那个楼又见到陈永贵、曹轶欧等名人，现在想起来都高兴，那么多名人都住在一起，方便我采访。
办公室同时也是宿舍，每个房间都有单人床，我懒得回家，很多晚上都是住在那里。
不久，在公司认识了一个高个美女，才17岁，在公司折信封的小工，只上了小学，汉阳县农村的，其父是汉阳钢厂的工人，武汉户口，母亲还是等待农转非，生了两子一女，结果两口子离婚了，先在国棉一厂做，非常辛苦，她带着女儿和小儿子住工厂宿舍，就是东北那种大通铺，还不是高低床，是上下三层，还是好几家人住一间房，白天不开灯，蓦然进去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所有的床铺常年挂蚊帐，其实就是当门用，既挡灰尘又遮私密。
我去见她母亲时，她母亲已经离开国棉一厂，到市政府一位领导家做家政，领导待他们如一家人，原来是王千弓，陕西人，和我认识的李梅芳住隔壁。就是王老安排她去这家发行公司的。王千弓后来参与创办江汉大学，担任校长、书记。这就是缘分，因为江汉大学的前身就是我们武汉师范学院的汉口分部，著名画家冷军就是那里毕业的。
要得到她家人的认可，还必须去见见她父亲。他父亲这边在汉阳有房子，在汉水的长江出口，那里叫晴川，就是晴川历历汉阳树的晴川。那地方甚是奇特，以前是没有行政区划的，夏天长江涨水，那一大片就从武汉地图上消失了，被水淹没了。我去的时刻，正在涨水，要坐木船进去，里面已经是江心洲了，老远看见一个微胖的男人站在一个坡上，个子并不高，应该还不到40岁，面无表情，双方无语，点头不算摇头算，应该是默许。
才知道这里都是汉阳县来的农民，就像京汉铁路两旁都是河南棚子，方方有部中篇小说《风景》就是写河南棚子的，当时，我也想写晴川的汉阳逃荒农民，他们是季节性的，夏天涨水，他们就回农村老家，水退了再回来，很多都是在张之洞开办的汉阳铁厂打短工，外人很难分辨他们到底是农民还是工人，有的家庭已经在这块飞地上延续几代了，他们回老家是农民，到武汉是工人，出去讲武汉官话，回家讲汉阳话。
从贫民窟远望，可以看见气派的晴川饭店，那是当时武汉最牛逼的大酒店，长方形板块，墓碑一样竖在龟山面前。我带她去坐电梯，上上下下好几次，出去阳台看滚滚长江东逝水，可惜接待能力达不到，还是出去吃热干面、豆皮，结束浪漫的武汉一日游。当时我暗下决心，有朝一日发财了，我一定要在这里请客。也是奇怪，我每次想交女朋友都是经济困难时期，结果落得一个小气的名声，至今还在为伙食改善而奋斗。后来，《中篇小说选刊》的创办人章世添到武汉组织笔会，找我选择吃饭的地方，我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选择了晴川饭店，买单的是武钢党委书记、总经理黄墨滨。我有一个评价标准，经常买单的是好人。黄总是好人，所以他活到95岁，一年前在武钢总医院去世，作为延安来的老干部，他没有找那些著名的大医院，一直艰苦朴素，但对文化人很好，《武钢文艺》是在他任上发展壮大的。章世添69岁去世，男人逢九一个坎。
那段时间，我如果不出去采访，基本两点一线，从武昌首义路到汉阳晴川街，晚上送女友回家，公共交通全部停了，那时又没有的士，我得步行走过长江大桥，几个小时啊，还一路大喊大叫鼓励自己。后来看了池莉送我的一本书，她也有步行过大桥的经历，是在老公家暴的一个晚上，她无家可归，从武昌水果湖步行去汉口花桥市文联的《芳草》编辑部，那是她当时的工作单位，我走的正好是同样路线，不过是其中一段罢了。但是我是经常走，而且是唱着歌走的，那时我真的非常佩服自己，怎么这么能走。
张元奎是浙江人，一口蒋介石方言，在武汉财会学校教书多年，在全国率先进行民营书刊发行，打破了新华书店一统天下的发行局面，为后来繁荣的二渠道书刊发行开了先河。他善于和领导打交道，公司里面延揽了很多领导的亲属，李梅芳的儿子去日本以前也在他公司呆过，本来局面很好，但是创业容易守业难，由于他的刚愎自用，由于他的任人唯亲，由于他赶走了不少有性格的人才，他的公司彻底垮掉。
《书刊导报》创刊时期的三个火枪手：黄学忠、何友胜和我都被赶走，后来者鸠占鹊巢，《书刊导报》成为实际上的家族企业。连张元奎自己也被扫地出门，我去广东以后，他还来珠海在我家住了一个月，天天感叹当年应该把企业交给我一部分的，现在全部完蛋。回武汉不久他就去世了。黄、何二人退出以后又去办了个《企业家》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