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80年代之汉阳篇
李更
如果不算在武汉师范学院中文系那段时光,上世纪我的80年代应该是从汉阳开始的。我23岁离开武汉,在广东生活了32年,现在经常梦到故乡,奇怪的是,从来没有梦到汉阳。
那天回武汉忽然兴起,坐地铁,没有目的,坐到哪里算哪里。就从钟家村地铁口上来了,多少年没来了?记不得了。完全认不得周围的路,无头苍蝇一样走了一天,兴尽而返。
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没有注意到辅导员的表情,和我同寝室的和晓曦忽然表现得怪怪的,本来我们总是在一起玩的,那时我有一个照相机,他老是缠着我教他光圈焦距什么的,我现在还有一张我们在武汉大学梁思成设计建造的楼前合影。快分配时,他像不认识我了。后来有人告诉我,他是怕我跟他抢指标,年级普遍认为我和他条件相当。
其实我自己明白,我肯定不能和他比,虽然那时我已经是省市作协会员了,但是因为老逃课去参加全国各地的文学活动,主要是诗人之间的活动,我的一些科目成绩不理想。直到今天我还是不明白,我的写作课都不及格。教我们写作课的涂怀章是当时武汉有名的文坛活跃人物。我和郁源、周勃走得近,他们很包容我。和晓曦告诉我,有一次你逃涂老师的课,他在课堂上说你的文章是你父亲代笔的。我听了一笑,风格都不一样,怎么代笔?
毕业时刻才知道后果很严重,我的中学老师张志扬出面帮我找关系,还专门找了系里面管事的邹贤敏,邹老师是教马列文论的,是要求进步的类型,大概平常对我的思想也有看法,虽然和张老师关系不错,此刻也表示爱莫能助,说我得罪的辅导员父亲是学院副院长。这是非常冤枉的,我只是和辅导员交往不多而已,当时同学们都议论过这个辅导员,说是辅导员,却是跟着我们一起修同样的课程,没有经过高考,按照学院子弟照顾和我们一起拿毕业证。
反正,武汉师范学院中文系80级4个班大部分分配在武汉,我是惟一分配到农村的武汉籍学生。当时我甚至不知道我分配去的大冶那个学校在哪里。我的上下铺的同学和晓曦得偿所愿,后来我只知道他的发展轨迹是:武汉杂技团团长、武汉文化局长党委书记、武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直到2011年,同学里面有做生意的,还专门找到珠海,要我出面找他接项目,辛亥革命100年,武汉大兴土木建设相关场馆。我哭笑不得,老实坦白,毕业以后我就没再见过老和。同学们都不相信:我们一直认为你才是他最好的朋友。2018年9月,忽然梦到他了,他抓住我的肩膀说:苟富贵莫相忘,老子一定要当官。醒来我一身汗,赶紧百度一下,却是《长江日报》消息, 长江日报讯 武汉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和晓曦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8年7月18日逝世,享年61岁。
和晓曦同志系河南沁阳人,1978年11月参加工作,1983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发到同学群,居然没有一个人知道,可见对于同学而言,他已经失联了。连几个厅局级同学还问我:真的?这么多年对他真是不了解,我也是通过讣告才知道他是先上班后上学,在辅导员手上入了党。
有些文友都在关心我的工作问题,纷纷找我商量,有的直接到学院要人,那时的大学毕业生还是奇货可居的,搞得我还在挑肥拣瘦,完全是心里冇得数。
铁道部大桥局宣传部有个诗人叫张良火,他听说了我的事情,马上帮我联系,说,铁道系统坐火车不要钱,岔滴,我们正在筹备办杂志,就缺大学生。大桥局人事部门负责人很积极,要我先去上班。张良火和我,两个人就拉起了队伍,创办了《彩虹》。老张是个十分温和的人,我印象中他好像没有脾气,大概为了让我安心,还特别告诉我,人事部门负责人有两个姑娘,他可能看上你了。
几乎一进入大桥局,铁道部文联就召开成立大会,李国文当主席,我也成为会员。
但是,朝九晚五的坐班我一开始就不适应。还不是朝九,早上8点上班,好像正赶上严抓组织纪律,局长大人亲自带人在大门口守着,我老远就看到了,这怎么办?所有迟到的都在单位门口罚站。
我住在红钢城105街,不像今天这样有一路直达的公交,要转好几路车,而且人多车少,武汉人当时叫跑月票抢公交,没有一定体力还不行。开始我还是心情特别好,从灰蒙蒙的武钢上了苏联老大哥的经典大桥,在汉阳桥头下车,沿着龟山小路蜿蜒下去,还唱一曲“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每天上下班花在路上的时间差不多5个小时。完全是一条减肥的路,一个月下来,一米八的青年只有108斤。
瘦得猴似的,爬墙上树当然是我的拿手。我转到后面,翻进去。张良火每次看到我怡然自得进办公室都目瞪口呆,你又没被抓住?因为10点以后,大桥局彻底关门。
这边厢,辅导员就是不放我的档案,直接说,叫他跑关系去吧。
当时的黄石市委宣传部长李北桂还找我父亲说,李更交给我解决了,我们有个《散花》。
就是赌一口气,我强烈要求改派。拿不到档案,大桥局不能正式办手续,我一直是个临时工。很快,我就离开了大桥局。张良火退休以后随儿女一大家人定居美国纽约。
当时武汉市有位领导叫李梅芳,热心快肠,黄石人,她丈夫是武钢的,我去她家蹭饭,托她找了分管副市长高顺龄,终于获得改派,虽然回到武汉,结果还是去中学教语文。
居然还是在汉阳。建港中学。家里人也觉得这样在大桥局当临时工也不是个事,一天工资一元钱。母亲还是叫我去建港中学看看再说。
虽然也在汉阳,建港中学离大桥局又远了许多,我找了很久才找到那个地方,从我红钢城105街出发,横穿武汉,现在走也是横穿大半个武汉去上班。
感觉应该是到了,就是找不到大门,周围就是荒郊野外,正确叫法,城乡结合部。一群打打闹闹的少年呼啸而过,拉住他们问路,都歪头看我:新来的?哪里都可以进。
原来这学校围墙已经年久失修破烂不堪,墙根到处都是洞,他们叫狗洞,仅仅能容一人缩骨挤出,后来我了解他们就没有从大门进入的习惯,就是走到大门跟前也是狗洞进出,所以大门附近也有几个狗洞。我试了几次,尽管也瘦如非洲难民,就是进不去。他们建议我爬树,真是豁然开朗,这是我的基本能力。
但是运气差喝凉水也塞牙,一个中年男人把我抓住了,他以为我是社会青年进来“擂肥”的。
居然就是校长。后来我知道这个学校多少年没有来过大学生了,校长本人也不是大学生,好像在哪里进修过。
学校的校风?按照武汉人的口头禅:谈不得。
厕所也是年久失修,红砖风化得非常厉害,完全是危房。经常能看到男孩子们蹲着甚至趴着往里面看,原来女厕所那边墙根基本风化,加上可能是人为破坏,也是给人豁然开朗的感觉,一排白花花的屁股。一些男孩子上厕所特别喜欢到里面隔墙处,我觉得好奇怪,去观察一下,原来粪池静止时的水面像镜子,如果隔壁也蹲着人,其下体清清楚楚。
我上课从来不准备教案,校长多次警告,如果碰到教委检查组来了就掉得大,校长会掉得更大。开始是我给校长敬烟,后来都是校长主动给我递烟,其实那时我根本不抽烟。
我离开了,估计校长也阿弥陀佛,送温神。
改派两次,就是拒绝分配,按照当时规定,拒绝分配就意味着成为社会青年了。家里也不管我,我自己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严重性,还是写我的诗歌小说,混迹武汉文人圈。
和武钢的文友还是交往更多,董宏量、董宏猷兄弟。经常跟董宏量回他长堤街守根里,董宏猷当时还在靠鄂州那边的中学教书。有一次他告诉我,有个叫张元奎的会计创办了一个书刊发行公司,民营的,类似于武钢的大集体,还要办报纸,你可以去试试。但是他不知道这个公司到底在哪里。
我找到武昌首义路44号,是纸坊驻汉办事处,离紫阳路215号中国作家协会湖北分会很近。顶楼两层已经由公司租下,其中一层准备创办报社。一个快秃顶的中年男人,现在叫油腻男,看了我出示的武汉师范学院毕业证、作家协会会员证,喜笑颜开:我们正在找你这种人,年轻有为啊,我叫黄学忠,是张总专门到北京请我来办报的。原来他是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的。旁边有个现在叫作帅哥的中年男,何友胜,武汉一家皮鞋厂的厂长,是个党员。张元奎自然是社长,黄是总编辑,何是党支部书记。三驾马车已经就位一个多月了,报纸名字还是破费踌躇,当时上海有一家报纸非常火爆,《世界经济导报》,有样学样,我们不是书刊发行公司吗?就叫《书刊导报》,连版面也一模一样,就是后来许多晚报的版式。
我居然是第四个报到的。马上去街上做记者证,现在想起来就会笑,记者证应该是新闻出版总署才能做的,那个时期,记者证五花八门,但是十分管用,尤其是坐火车补卧铺进入风景区,按照武汉话说那是岔滴,甚至有时干脆免票,不像今天,你拿记者证去风景区,分分钟给你丢回来,在广州南站,想提前上车?湖南人把持的地方根本没有记者证优先的概念。我们做的记者证很夸张,封皮里面衬有海绵,发泡,武汉话的发泡可能就是这样来的。
公司立刻派我去北京,那是1984年,拿回了第一批本报讯,我的文字基本上都是整版的,直接去木樨地22号楼,采访丁玲、姚雪垠,在那个楼又见到陈永贵、曹轶欧等名人,现在想起来都高兴,那么多名人都住在一起,方便我采访。
办公室同时也是宿舍,每个房间都有单人床,我懒得回家,很多晚上都是住在那里。
不久,在公司认识了一个高个美女,才17岁,在公司折信封的小工,只上了小学,汉阳县农村的,其父是汉阳钢厂的工人,武汉户口,母亲还是等待农转非,生了两子一女,结果两口子离婚了,先在国棉一厂做,非常辛苦,她带着女儿和小儿子住工厂宿舍,就是东北那种大通铺,还不是高低床,是上下三层,还是好几家人住一间房,白天不开灯,蓦然进去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所有的床铺常年挂蚊帐,其实就是当门用,既挡灰尘又遮私密。
我去见她母亲时,她母亲已经离开国棉一厂,到市政府一位领导家做家政,领导待他们如一家人,原来是王千弓,陕西人,和我认识的李梅芳住隔壁。就是王老安排她去这家发行公司的。王千弓后来参与创办江汉大学,担任校长、书记。这就是缘分,因为江汉大学的前身就是我们武汉师范学院的汉口分部,著名画家冷军就是那里毕业的。
要得到她家人的认可,还必须去见见她父亲。他父亲这边在汉阳有房子,在汉水的长江出口,那里叫晴川,就是晴川历历汉阳树的晴川。那地方甚是奇特,以前是没有行政区划的,夏天长江涨水,那一大片就从武汉地图上消失了,被水淹没了。我去的时刻,正在涨水,要坐木船进去,里面已经是江心洲了,老远看见一个微胖的男人站在一个坡上,个子并不高,应该还不到40岁,面无表情,双方无语,点头不算摇头算,应该是默许。
才知道这里都是汉阳县来的农民,就像京汉铁路两旁都是河南棚子,方方有部中篇小说《风景》就是写河南棚子的,当时,我也想写晴川的汉阳逃荒农民,他们是季节性的,夏天涨水,他们就回农村老家,水退了再回来,很多都是在张之洞开办的汉阳铁厂打短工,外人很难分辨他们到底是农民还是工人,有的家庭已经在这块飞地上延续几代了,他们回老家是农民,到武汉是工人,出去讲武汉官话,回家讲汉阳话。
从贫民窟远望,可以看见气派的晴川饭店,那是当时武汉最牛逼的大酒店,长方形板块,墓碑一样竖在龟山面前。我带她去坐电梯,上上下下好几次,出去阳台看滚滚长江东逝水,可惜接待能力达不到,还是出去吃热干面、豆皮,结束浪漫的武汉一日游。当时我暗下决心,有朝一日发财了,我一定要在这里请客。也是奇怪,我每次想交女朋友都是经济困难时期,结果落得一个小气的名声,至今还在为伙食改善而奋斗。后来,《中篇小说选刊》的创办人章世添到武汉组织笔会,找我选择吃饭的地方,我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选择了晴川饭店,买单的是武钢党委书记、总经理黄墨滨。我有一个评价标准,经常买单的是好人。黄总是好人,所以他活到95岁,一年前在武钢总医院去世,作为延安来的老干部,他没有找那些著名的大医院,一直艰苦朴素,但对文化人很好,《武钢文艺》是在他任上发展壮大的。章世添69岁去世,男人逢九一个坎。
那段时间,我如果不出去采访,基本两点一线,从武昌首义路到汉阳晴川街,晚上送女友回家,公共交通全部停了,那时又没有的士,我得步行走过长江大桥,几个小时啊,还一路大喊大叫鼓励自己。后来看了池莉送我的一本书,她也有步行过大桥的经历,是在老公家暴的一个晚上,她无家可归,从武昌水果湖步行去汉口花桥市文联的《芳草》编辑部,那是她当时的工作单位,我走的正好是同样路线,不过是其中一段罢了。但是我是经常走,而且是唱着歌走的,那时我真的非常佩服自己,怎么这么能走。
张元奎是浙江人,一口蒋介石方言,在武汉财会学校教书多年,在全国率先进行民营书刊发行,打破了新华书店一统天下的发行局面,为后来繁荣的二渠道书刊发行开了先河。他善于和领导打交道,公司里面延揽了很多领导的亲属,李梅芳的儿子去日本以前也在他公司呆过,本来局面很好,但是创业容易守业难,由于他的刚愎自用,由于他的任人唯亲,由于他赶走了不少有性格的人才,他的公司彻底垮掉。
《书刊导报》创刊时期的三个火枪手:黄学忠、何友胜和我都被赶走,后来者鸠占鹊巢,《书刊导报》成为实际上的家族企业。连张元奎自己也被扫地出门,我去广东以后,他还来珠海在我家住了一个月,天天感叹当年应该把企业交给我一部分的,现在全部完蛋。回武汉不久他就去世了。黄、何二人退出以后又去办了个《企业家》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