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这儿,也在别处天涯名博

在我生存的世界外,在我日常的生活外,在我真实的经验外,始终有一个专属于我自己的世界,一个由我设计但可以自行发展的情节,一个脱离于世俗规则之外的规律,伴随我整整一生。那是我的寄托,我的归宿,我的光彩,我的生命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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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都北京

    近几年英国剧集、电影中屡屡出现男同性恋的情节或暗示,大有领世界潮流的意思,以至于大不列颠被影迷们戏称为“腐国”,而伦敦则被称为“腐都”。

    其实腐都还真轮不到伦敦,我史上大北京可比伦敦厉害多了。从晚明至清,北京男风之盛到什么程度?按明清之际文人李渔的说法是“如今世上的人,一百个之中,九十九个有这件(喜欢男人的)毛病”,到清中期,京师娱乐界干脆到了“有歌童而无名妓”的程度,妓院集中处金鱼池气象潦倒,生意萧条,“京师宴集,非优伶不欢,而甚鄙女妓。士有出入妓馆者,众皆讪之。结纳雏伶,则洋洋得意,自鸣于人”;而下酒馆不叫一个相公,“叫走堂的也瞧不起”。

    明末男妓叫小唱,后来叫过小官,到了清朝,慢慢约定俗成了“相公”这个称呼。相公的人数之多,清人笔记中载“大栅栏诸伶之车遍道,几不可行”。起初小唱们集中于莲子胡同(也叫帘子胡同),后来聚居于韩家潭一带,再后来就扩展到京城各处。有本笔记里边写:王桂官居粉坊街,又居果子巷;陈银官尝居东草场。玉皇庙、韩家潭、石夹胡同、猪毛胡同、李铁拐街、李纱帽胡同、贩子庙、陕西巷、兆顺胡同、广福斜街,每当华月照天,银筝拥夜,家有愁春,巷无闲火,门外青骢呜咽,正城头画角将阑矣……

    营业的相公分三个档次,第一等的是相公私寓,其主人多为红极一时的角儿,而其宅子也布置得十分清雅,非常浪漫,是学士文人喜欢出入的地方;第二等的是花档子,是集体营业的地方,在此卖身的相公要么是色衰音变的伶人,要么是没受过高级训练,只会唱些小曲的相公;最低一等是薙头铺的男妓,也梳洗打扮,但并不会唱曲唱戏,他们交往的,多为社会下层人,有身份的士人是不会与他们来往的。

    当然不是只有京城流行男风,当时全国士人都有此类爱好。不过京中相公职业化程度之高,远超出外省。清人笔记中写道:”都中歌伶之教子弟,雅步媚行,绰有矩度;掉头掷眼,各具精神。虽雅俗不同,而一颦一笑,皆非苟作。“”京师狎优之风,冠绝天下。其优伶之善修容饰貌、眉听目语者,亦非外省所能学步。“而优秀相公们的收入也相当可观,据说“其色艺俱绝者,岁入十万……达官大估及豪门贵公子挟优童以赴酒楼,一筵之费动至数百金……(相公)日陪数筵酒,一巡即登车驰去,人不得留之也。每陪一筵,或酬十金,或酬数金,至赏赐之物,金玉珠翠,貂袍锦衣,莫知其数。”

    连外国人也注意到了这一时尚,1806年,一位持基督教道德观的英国旅游者这样记录下了他的所见:“这种极其令人憎恶的犯罪和非自然的行为在他们看来却那么地没有羞耻感。甚至这个国家中的一些高级官员也都肆无忌惮地谈论此事而不觉得有什么难堪,并且几乎每个官员都会有一个俊美的嬖童,他们大都在十四至十八岁左右,衣着入时”。而一份出版于1835年的西方杂志则这样写道:“它(同性恋)存在的范围很广,几乎遍及整个帝国,尤其是在那些为民父母和作为道德表率的官员中同样存在”。

    正如这两个外国人所记录的,在当时,男风之时尚主要盛行于上流社会中,士人皆以此为风流潇洒的表现,并给其取了个风雅的称号为“翰林风月”。

    在这股风气中,出过好几个艳压一时的名角。明初的伶人徐紫云,与好几个名士有过感人的情事,名士瞿有仲曾有诗赞其“汉宫若得徐郎入,不把河山禅董贤”,“秦箫为歌杨枝舞,就中紫云尤妩媚”;雍正时期伶人刘三以自身资财助翰林李玉渊,连剃发铺都有赞美其的诗云“欲得刘三一片心,明珠十斛万黄金。一钱不费偏倾倒,妒杀江南李翰林”;乾隆年间的魏长生,红透半边天,“所至无不为之靡,王公大人俱物色恐后”。

    同性恋之风直到民国才因为一些禁令而慢慢消退,再往后,由于西风东渐,基督教的一些观念传入中国,同性恋逐渐成为禁忌。到如今,腐都盛况已经让人难以想象了。

 

(给《凤凰都市》写的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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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评论:我要评论
哇,现在神都是不是又复兴了。不好意思,俺是乡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