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水寒写字 名博

王国华,笔名易水寒,现居深圳。已出版《书中风骨》《那些人,那些事》等十六部作品。本博均为原创,转载请先联系本人。手机,15999648246,QQ:651476448;电邮:rssj@163.com
博主:真正易水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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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寻书记

成都寻书记

     成都的城市宣传语是“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作为西南重镇,这里经济发达,山清水秀,美女如云,生活便利。我想,那隐藏在大街小巷的大大小小的书店也应该是这个城市重要的一部分。手机时代,信息顺畅便捷,唾手可得,书籍和各种纸媒的信息载体功能日趋减弱,但“图书”这个美好的字眼起码会保留一两代甚至几代吧?我们这一代还能够与其共生,足矣。因此,我的成都之行,就是要追寻几个书店,淘淘旧书,与读书人见个面,谈一谈与书有关的那些故事。

 

方所书店的美

 

    方所书店是家连锁店,在广州、重庆都有分店。而我要去的成都方所书店据说是全国十大最美书店之一,也不知道是谁评出的。不过去过以后就会感到这一称号并非浪得虚名,确实很美。

    说是美,不如说是文艺范儿。方所书店位于繁华的太古里区域的地下部分,整个书店像个巨大的山洞,如果无缘亲见,你想象一下《西游记》中妖怪们藏身的山洞即可。尤其那些巨大的柱子,空旷、坚硬,呈三角形或者菱形,互相勾连着,里面放多少东西都不显得拥挤。高低纵横的书柜仿佛小桥、峡谷、吊桥、观景台的形状。一二层楼都是书,但一楼的中心部位在卖各种物品,甚至香皂都有一个专柜。每一种物品都那么精致,让人爱不释手。资料显示,诚品书店的创始人之一廖美立,正是方所的策划总顾问,一直以来方所也在“复制诚品书店”的标签下,走着“书店+百货”的复合经营模式。成都方所更像是一个集图书、服饰、美学商品、咖啡、植物、展览等多业态为一体的公共文化空间。

    毋庸讳言,现在这个时代,光靠卖书是挣不了钱的。我在方所书店呆了足足三个小时,看到里面闲逛的人也不少,而且多为年轻人,成双成对,成群结队,但到柜台前结账的人并不多,两个收银员面对着面闲聊天,他们那轻微的成都话,听起来倒是挺悦耳。书店要盈利,或许还要靠图书之外的东西支撑。图书只是商家销售的一部分,或者说是整个组团的一部分,书店要通过概念把所有的物品销售出去。这个概念,就是“格调”,上海话讲是“有腔调”,网络语言是“有逼格”。

    一步一停地游弋在书架间,耳边是动听的、柔柔的轻音乐,整个人都变得放松起来。我和那些年轻人一样,翻一本,再翻一本,有一搭没一搭,时间就这样流淌过去。有个英语词汇“kill  time”,方所确是“kill  time”的上佳所在。

    不过,我还是关注图书本身。书架上大多为人文、艺术、设计、建筑类书籍。我找到与历史有关的两个专柜,看了看,觉得很靠谱。图书的分类摆放与组合,能够透露出书店人员的基本功,或曰学识。一个曾经广为流传的笑话是,顾客问店员有没有《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一书,店员说,你到生理卫生专柜去看看。靠谱的分类与摆放,应该是融会贯通的。读者看中其中一本,马上就能找到与其相关的图书。而这相关的图书,大多数从业人员都可以判断出来,关键是其中的一两本。如果你能把那一两本拎出来而别人拎不出来,高下立判。现在出版商学聪明了,为避免被书店店员乱摆放,大多会在新书封底标明建议上架的分类,如“历史、文化随笔”之类,但这种分类也存在着粗放乃至外行现象,根基深厚的店员可以点石成金,一摆中的。比如,我的熟人王熙远先生的著作《神巫毛拜陀》曾获本地散文大奖,却被方所书店摆放在“宗教”柜台中。不由暗想,这就对了。

    够格的书店和其他书店之间还有一个区别——是否有新诗集。诗是新诗,而非古诗、律诗之类。我在方所见到几个本地诗人的诗集,如翟永明等。成都诗人多,还有一份《星星诗刊》,诗歌土壤肥沃,诗歌的花朵四季盛开着,蔓延到书店来顺理成章。但很多书店并无此情怀。新诗集读者少,销量低,不进货似乎也正常。殊不知,作为语言的艺术,当代新诗若无一席之地,仿佛龙身上少了鳞片。画龙点睛者固然专注于眼睛,但忽略了鳞片,龙还怎么算作龙呢?继续翻阅,又见到于坚、余怒、骆一禾等人的诗集,不由暗暗点了点头。

    店内一块茶褐色的大玻璃上,写着狄兰·托马斯的诗句:

    “暗处的歌声,

    歌唱着美好的事情,歌唱着美好;

    歌唱着,回到一首歌里。”

    这就是美。

 

送仙桥旧书市场的清冷与热闹

 

    送仙桥旧书市场藏身于同名古玩市场内。

    送仙桥这个名字还有些来历。据说旧时三月三,老成都人经常在桥头看见八仙下凡来赶庙会。时辰一过,众位仙家便在桥头踏云归去,向河中撒下万千珍宝。市民眼睁睁看他们离去,故称“送仙桥”。送仙桥下的河称为“摸底河”,摸摸河底可以摸到珍宝。关于八仙啦,乾隆啦、王母娘娘啦之类的传说全国各地都有,无中生有的有之,穿凿附会的有之。姑妄言之姑妄听之,这种事不能较真。

    送仙桥的旧书市场,其实就是几个旧书摊位。听说原先在楼下,后来挪到了三楼天台。将旧书与古玩捏合在一起,或是因为旧书有收藏价值,且可营利。各地均如此,此地亦未免俗。我读书较功利,坚信书是工具,只看内容,不太在乎品相、版本。读完以后,谁都可以借走,如果不还,我也不去追。因此在古玩市场淘书,于我来讲堪为奢侈,亦文不对题。

    和朱晓剑兄登上三楼,见到冷冷清清的几个摊位旁,摊主们凑到一起,大呼小叫地斗地主。冷清与热闹形成非常鲜明的对比,感觉他们不是摆摊的,而是借这个机会玩乐的。既然摊主这种心态,我们也就不用郑重其事了,一边逛一边闲扯。旁边一个顾客坐在花坛上,手里拿着一本画册,对摊主说,二十元喽,反正我可买可不买喽。摊主说,不行啦,怎么也要加五块啦。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地攻防,谁都不着急。后来顾客站起身,硬把二十元钱塞到摊主兜里,起身走了。摊主也不追,嘴里却喊着,再加五块啦。直到顾客的身影消失。

    书摊虽不多,但足够消耗上大半天。闲逛的女人,把挂出来的衣服挨个摸一遍、试一遍,乐趣无穷。真正的爱书人,就像逛街的女人,把每一本书都拿起来翻一翻,若碰到中意的,就掏钱买下,反正也不贵,一般都是三五块钱。有些人心中存有若干定见,以为旧书就比新书好,其实不然,旧书中还是垃圾书居多,能留存下来,靠的就是当时印量大。风靡一时的大路货到现在还有人买,皆因时过境迁,它们的数量变少了,物以稀为贵了,但也不怎么贵。我用两元钱买了一本期刊,1976年第6期《黑龙江演唱》。当时已是文革后期,这本纯文艺性质的期刊充满了杀气腾腾的斗争气息。虽然有诗歌、新民歌、二人转、相声、竹板书等形式,但基本都是大批判内容。如今读来,恍如隔世。

    珍贵的书还是有一些的。我看到一家摊位上摆着一套民国期间的银行内刊,小心地用塑料袋包起来,叫价很高。研究者见到,或会以之为宝。

    这个旧书市场并不是天天开市,每周只有周三和周日两天,而且到十一点就散了。不知是谁规定的这个时间,下午接着摆摊有什么不好呢?不得而知。

    古玩城旁边的摸底河畔,有一排排的茶馆。垂柳、竹椅、荡漾的清波,三五知己,五元一杯的绿茶,可以喝一整天,反复加热水也不加钱。曾疑惑这样的生意怎么赚钱。晓剑兄说,很少有一两个人泡茶馆的,大家动辄七八个人,除了喝茶中午还要吃饭。我们逛书摊逛累了,就来这个茶馆喝茶,店主还是有的赚。

    茶馆文化是成都一带特有的文化。跟旧书摊一样,是胎里带的文化,无论被贬到什么地步,都有着打不烂的生命力。据说成都的旧书市场数度搬迁,先后经过猛追湾游泳池、青羊宫花鸟市场、文化公园、杜甫草堂北大门等,直到今日的送仙桥古玩城。但愿送仙桥旧书市场能多活几年。

 

毛边书局的坚持

 

    所谓书局,其实是一个人的旧书店。老板傅天斌是湖北襄樊人,年轻时曾在新华书店上班,对图书有着浓厚的兴趣,后来创立毛边书局。毛边书局这四个字容易给人一种误解,即,只经营用于收藏的毛边本。不过,深入了解后,误解也就没了。误解与了解,都需要时间。毛边书局在旧书网上曾经很有名气,全国众多图书爱好者都从这里买过书。

    一个阴冷的下午,我和深圳年轻的图书收藏爱好者欧海在朱晓剑、傅天斌带领下,来到隐于一个老旧居民区内的毛边书局藏书库。几间屋子都是堆得满满当当的书架,遮挡了所有的光线,书架和书架之间的空隙很小,像我这样的身材,基本上转不过身来。我和欧海每人拿着一个手电筒,侧着身子进去,侧着身子出来。晓剑兄给我拍了一张照片,黑乎乎的背景下,一点微弱的光,我聚精会神地在书架间搜寻,画面有点惊悚,也有点温馨。

    书架上的书,只能看最外面的一层,里面还有好几层。想想,把这么多书搬进来,进行分类,再一排排摆好,需要下多大的功夫!我们这时候才是真正的淘书,无法把外面的一层全部搬开,里面的书看不到,选中哪一本,与哪一本擦肩而过,还真靠点缘分。人与书的缘分,与人与人的缘分一样,命里注定的。

    有人说现在网络真是方便,点击一下,对方就把书送到家门口。但这多为一厢情愿。好书在淘,而且必须当面淘。你在网上搜索图书,只能看到一个名字和内容简介。按“相关字眼”搜索书名的局限性较大。比如我有一段时间关注古代经济,搜索“古代 经济”,只能看到有限的一些书。而我在毛边书局淘书,得到《清代前期的米谷贸易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太平天国的工商管理》等书籍, 这种书你在网上是搜索不出来的。

    淘书的间隙,天斌兄邀请我们喝茶聊天。我比较关心旧书的销售市场,遂问起经营状况。他说附近有个医学院,老师和学生们经常来淘书,关于医学的旧书相对好卖一些。另外,关于成都以及川渝本土文化的图书也占一定比例。但总体上卖旧书挣不到什么钱,他的妻子是注册会计师,有一份还过得去的收入,才能让他有充足的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另外,毛边书局还向国外的华人社会出售一些工艺品,聊补不足。傅天斌先生卖书,更多是自己喜欢书,有这方面的情怀。我挑了几本孙犁的书,他问我:“你是从床头拿来的吧?”我说是。他说真的不好意思,那是我自己读的,不卖。我们由此及彼,谈到了孙犁、汪曾祺以及一些老文化人。我在长春生活时,与藏书家潘芜(笔名上官缨)先生来往颇多。2009年,老先生过世,我先后写过几篇文章以纪念其人其文。傅天斌说他曾做过《书友报》的通联,与潘芜先生多次通信。我们提及潘芜先生一生藏书数万册,生前曾将一部分藏书赠送长春图书馆,一部分留下自用。他去世后,老伴曾对儿女说,只要我还活着,这些书就不能动。但傅天斌说,其实老先生的藏书有些已经流出,网上有卖的。但藏书流出来也许是件好事。在新的读者那里,图书又有了生命。

    还有一个趣闻。毛边书局藏书库搬过几个地方,都比较偏僻。有个日本学者,专门研究中国文化的,中国话讲得非常好,也不打电话,每次都能根据网上提供的地址找过来。“这才是忠实粉丝”,傅天斌笑着说。

    关于书源,他说,眉山有几个造纸厂,从川渝各地收集了大量旧书。四川曾经是抗日期间的大后方,众多文化名流在此生活,留下过痕迹,也培养了本地人好读书的习惯。虽经文革浩劫,但传统总还有一些。傅天斌经常到造纸厂去选淘,然后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全国各地。

    差不多一个下午的时间,朱晓剑、欧海和我各自挑选了一些自己喜欢的书。结账时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场景:卖书者只肯收很低的一点钱。购书者觉得价格太低,反复往上加价,最后终于敲定一个大家都接受的价格。厚厚的三大包书,三个人也才花了四百多元钱。

    读书人相聚,更看重的是气味相投。有了共同的气味,其他真的不算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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