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水寒写字 名博

王国华,笔名易水寒,现居深圳。已出版《书中风骨》《那些人,那些事》等十六部作品。本博均为原创,转载请先联系本人。手机,15999648246,QQ:651476448;电邮:rssj@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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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市场”是什么样子

古代的“市场”是什么样子

    我们现在所说的市,一般指城市,是一个整体的地域。但古代的“市”,真的就是市,市场的“市”。在一座城池中,有住宅区,曰“里”;有商业区,曰“市”。秦、汉时代,城池中的住宅区与商业区有着较为严格的区分。里、市的四面都是墙,有一个总门可以出入,派人看守着,里面的住户或者商户不得擅自在墙上开“门”,权贵除外。权贵在任何时代、任何禁令下似乎都有区别于常人的权利。一般情况下,居住区的房子称为“宅”,而当道开门的宅子称为“第”,《汉书》中说“爵虽列侯,食邑不满万户者,不得做第,其舍在里中,皆不称第”。商业区里则既没有宅也没有第,全是摊位了。

    一座城池里面一般都要有一个“市”,所有商业活动都在此举行,想象中有点类似于今天的农贸大市场之类。超大城市中如长安、洛阳等,还不止一个“市”。秦汉时的首都长安至少有九个“市”,《三辅黄图》中说“长安市有九,各二百六十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凡四里为一市”,同时也提到当时的住宅区,“长安闾里,一百六十,室居栉比,门巷修直”。从这些简略的叙述可以看出,彼时的区划相当规范、整齐,多长多宽都有具体数据;居住区与商业区比例适中,不是随机而设。

    隋唐时代,城池中仍有“市”、“里”之分,只是“里”改称为“坊”。坊间坊间,大概就是这么来的。对于市场的管理,仍然沿袭秦汉惯例,在“市”中设置官职进行管理,并根据相关规章制度按部就班运作。《唐会要》卷八十六中说,“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其市当以午时击鼓二百下而众大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下散,其州县领务少处,不欲设钲鼓,听之。”什么地方可以设,什么地方不能设,什么时候采取什么方式开市,用什么方式收市,都有着较强的仪式感。

    不过随着物质生产的丰富,“市”内也悄悄发生着变化。隋唐时代东京洛阳和西京长安的市场内部设置,已经有了邸店行肆的区别。“邸”相当于仓房或者货栈,店就是店面,行肆则是摆摊的,一个个的摊位。后来,从四面八方赶来的购货者常常寄居“邸店”中,货栈兼职住处。久而久之,专业的旅店出现了。

    一直到北宋早期,“里”“市”的区分犹在。东北方的大辽国还当成新兴事物向其学习呢。《辽史》中载,“太宗得燕,置南京(现在的北京),城北有市,百物山偫, 命有司治其征;余四京及它州县,货产懋迁之地,置亦如之。东平郡城中置看楼,分 南、北市,禺中交易市北,午漏下交易市南。 雄州、高昌、渤海亦立互市,以通南宋、西北诸部、高丽之货”。

    然而到了北宋中后期,情形大变。《东京梦华录》中对此有详细的介绍。首先是交易不再限于“市”,居民区的街面上随处可见小贩。卷三《诸色杂卖》中载,“每日如宅舍宫院前,则有就门卖羊肉、头肚、腰子、白肠、鹑兔鱼虾、退毛鸡鸭、蛤蜊、螃蟹、杂燠、香药果子,博卖冠梳领抹、头面衣着、动使铜铁器、衣箱、磁器之类。……其后街或闲空处团转盖屋,向背聚居,谓之‘院子’,皆小民居止,每日卖蒸梨枣、黄糕麋、宿蒸饼、发牙豆之类。”其次是居民区内出现了很多店铺。卷二《宣德楼前省府宫宇》中载:“近东郑太宰宅、青鱼市内行、景灵东宫。南门大街以东,南则唐家金银铺、温州漆器什物、大相国寺直至十三间楼、旧宋门。自大内西廊南去,即景灵西宫,南曲对即报慈寺街、都进奏院、百钟圆药铺,至浚仪桥大街。西宫南皆御廊杈子,至州桥投西大街,乃果子行。街北都亭驿(大辽驿也),相对梁家珠子铺。余皆卖时行纸画花果铺席。”再次是交易时间不再被严格限定,只要有人愿买,有人在卖即可。卷三《天晓诸人入市》中载:“每日交五更,诸寺院行者打铁牌子或木鱼循门报晓,亦各分地分,日间求化。诸趋朝入市之人,闻此而起。诸门桥市井已开,如瓠羹店门首坐一小儿,叫饶骨头,间有灌肺及炒肺。酒店多点灯烛沽卖,每分不过二十文,并粥饭点心。亦间或有卖洗面水,煎点汤茶药者,直至天明。”凌晨即营业,可见时间之灵活。

    中国古代的交易,从春秋之前的无序到秦汉唐时的严格秩序,是人类经济发展的必要,某种意义上推进了社会的进步。但是这种大一统下的规划,约束了人的灵性,而且不方便,大老远走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买东西,一个门进一个门出,万一人多,可能还发生踩踏事件呢,所以越来越有悖于经济规律,终被摒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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