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尼与太极

　　
　　常有人把晚清至民国这一段时期比作先秦（鲁迅则把自己所处时代比作南宋末年和明末，认为存在惊人的相似），例如上世纪40年代就出现了战国策派，暗示着当时有如的战国时期。到了晚清，诸子学重新崛起，而苗头则发端于清中期汪中、毕沅、傅山等人的诸子研究。诸子学的重新活跃，是由于时人发现西方传入的诸种学问可与先秦诸子学说接洽，同时更由于时事变迁、举世动荡，遭遇两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因此出现了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各种思想也是蜂拥而起。包世臣、魏源、龚自珍，乃至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鲁迅、孙中山等思想家的出现，也许比不上先秦诸子，但晚清民国与先秦之间的双向对照，也许可以看作一种有趣的比较：通过晚清民国，可以发现更多的先秦史迹和思想轨迹；通过先秦思想，也可以加深对晚清和民国思想界的认识。
　　
　　例如，《汉书-艺文志》所归纳的儒家、道家、墨家、名家、杂家、农家、兵家、纵横家、法家，也许在晚清民国能发现相应的思想流派和代表人物，即使不能一一对应，却也相映成趣。如果有清一代思想的贡献并不十分突出，那么到了近代民国，关于思想的讨论就是空前活跃。尤其是蔡元培所主张的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悉皆采入的原则，更使各种思想被兼容并蓄、对峙交锋。这不仅表现在熊十力、梁漱溟、胡适、辜鸿铭、李大钊、陈独秀、杨昌济等人身上，同时，也表现为一些代表学派或所谓思想学派身上。同时思想的疆域也渗入学术，在学术中体现出明确的思想倾向，例如顾颉刚的古史辨派和傅斯年的史语所派的树立就深深渗透了这一点。
　　
　　因此，三十年代的科玄论战可以看作是两大流派之间的一种交锋。同时，在此前后的《新青年》、《时务报》、《经世报》、《努力周刊》、《学衡》、《甲寅》等不同主张的人也纷纷登场，各种学会的出现也成为一种景象。如果说，金岳霖等人可以看作名家的代表，那么胡适、胡先骕等可看作是墨家的代表，而冯友兰、马一浮则带有理学儒家的特色。钱穆先生作为一代史家，自学成才，归纳大势，更带有些道家特征。
　　
　　晚清至民国重要的思想人物更可见于《中国启蒙思想文库》中，里面还收纳了冯桂芬、郑观应、王韬、章炳麟、郭嵩焘、薛福成、梁启超等人的思想著作，当然其他重要的人物还有一些，例如陈序经、朱谦之、朱执信、杜亚泉、陈西滢、吴虞、吴稚晖、李石岑、罗家伦，乃至晚清时期的王闿运和杨度等人。
　　
　　先秦时期的思想很有特征，老、庄除外，其他各家的思想脉络看得很清楚，大多描述社会最优状况和最差状况，揭示其原因，层层推导、步步溯源，从而最后突出自己的主张。在这方面，最明显能看到的是《管子》、《韩非子》、《尸子》、《鹖冠子》、《黄帝四经》、《商君书》、《淮南子》、《吕氏春秋》、《孟子》、《墨子》、《荀子》、《礼记》、《战国策》、《孙子》、《吴子》、《尉缭子》、《六韬》、《司马法》等。《左传》夹叙夹议，是诸子的初期形态。一些诸子篇章流为思想的片简，局部则运用比较示意的方法，突出论题。
　　
　　笔者曾在十年前归纳过近现代诸子百家，现列出如下。如能于先秦时期与晚清民国时期共同体会，则二者之相互融通、圆镜参照，或可合则两美，而非离则两伤也。
　　
　　康有为、梁启超、廖平、谭嗣同、章太炎、梁漱溟、熊十力、傅斯年、吕思勉、胡适、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冯友兰、贺麟、朱光潜、毛泽东、曾国藩、严复、鲁迅、陈独秀、张东荪、郭嵩涛、瞿秋白、李鸿章、胡先骕、梅光迪、朱谦之、金岳霖、张君励、孙冶让、丁文江、谢无量、郭绍虞、刘大杰、阿英、冯桂芬、魏源、王韬、薛福成、郑观应、林则徐、龚自珍、张之洞、包世臣、姚莹、吴汝伦、张穆、李善兰、徐寿、欧阳竟无、刘师培、孙中山、蔡元培、朱经农、唐钺、林宰平、王星拱、范寿康、任叔永、孙伏园、章演存、陆志韦、菊农、张申府、张岱年、潘光旦、钱穆、顾颉刚、郭沫若、侯外庐、周作人、蒋梦麟、皮锡瑞、陈衍、李慈铭、王国维、太虚法师、田汉、朱自清、闻一多、陶行之、张元济、宗白华、陈黻宸、宋恕、孙宝瑄、章士钊、黄炎培、沈钧儒、丰子恺、邹韬奋、李大钊、马建忠、陈炽、朱执信、杨仁山、吕澂、李达、艾思奇、易白沙、邓实、黄节、马叙伦、杜亚泉、柳诒徵、陈序经、刘师复。
　　
　　2012-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