呆屋

　　叙述就是寻找
　　——序马宇鹏作品集《父亲的骨伤》
　　马宇鹏又要出新书了。这回还像上回，散文，小说，报告文学等一锅烩，一样都不能少。写作之于他，如同人们常说的，那是一种耕耘，为的是收获，而非放弃。
　　文学只是生活中的一件事，它远非一个人的全部。对此我现在不仅能够予以宽容的理解，似乎还比从前增添了几分同情，乃至佩服。
　　我佩服老马这样善于经营生活的人。他孜孜不倦地从每一寸土地上去发现黄金，并且他果真就发现了。他的身上始终有着一个翻山越岭少年的影子，那个少年是去挖药材和打荆条的。少年时代建立起了每个人生活的哲学，这个哲学比从书本上学来的哲学更像哲学，并且更管用，因为它流淌在血液里；我更佩服老马的是，他双眼紧盯着土地，同时却又可以望得见天空，仿佛他不用直起腰来就能看得见一切。我佩服他这样接地气而又爱文学的人。
　　老马每天下班以后，都要骑上他的老旧摩托车，摩托车后座上坐着他的妻子，他们奔往晋城一中，陪伴在那里读书的他的孩子，数年如一日，风雨无阻，单位同事没人不熟悉他的口头禅：晚上还要去一中呢！第二天早晨，他风驰电掣地回来了，要赶上单位的班车来上班。这是他的生活细节之一。人们常拿这事儿打趣他，但是，老马是无法被冒犯的，因为他是一个温和而又坚定的人，他的有几分狡黠的明亮眼神，不会因为任何事而黯淡下去。他的文章里父亲重伤，哥哥病逝，横河老家的这事那事，都不能对老马飞奔的姿态产生影响。他一直是这样的一个人。同时他也一直在写作。写作是和生活中其他事并列的一件事。我和他探讨写作时，他望着我的样子，仿佛在无言地告诉我，他打理好地上的一切之后，就会忽扇起翅膀飞到天上一阵子，但他不会忘记飞回来。
　　他的样子使我想起卡尔维诺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里描述的那个在墓碑中间轻盈跳跃的人，他之能够跳跃于死亡之上，因为他是一个哲学家；我还想起我的同事老贾讲的故事：一个死刑犯在被押赴至刑场时，从一个宽的水洼上一跃而过，为的是不弄湿鞋子。死刑犯的一跃，在雨中围观的人群里，如同一条最高指示那样迅速地传扬开来，人们惊讶于他那轻轻地一跃时，阴霾的天幕就被突然地拨开了，如同一道闪电。
　　每当老马拿着他的又一篇新作来找我“提提意见”时，我就会产生上述的感觉，我顿觉我的周围并不全然是令人憋闷的高墙。于是我欣喜地打开他的又一个横河故事，且看这一回他又将如何叙述……
　　关于马宇鹏，老贾说过一句话。那是我和他站在河南平原的一棵小树下躲避七月的炎热时。老贾说老马，“性情还在”。被笼罩在如此那般考验我们的天空之下，我都不好意思向老贾承认，听了他的话我内心的震动：生活泯灭了许多人，只有少数可得以幸存，我们会是这少数中间的一个吗？会永远是吗？因为什么老马“性情还在”，一定是因为文学吗？是文学艺术终究会使人变成一切障碍所粉碎的弱者，还是强者的僵硬面孔有着黑色墓碑性质，因我们的周围墓碑林立，从而使得那轻轻的跳跃变得生动而又超越呢？
　　对于老马这样的文学写作者，无论他写的是什么，怎样写，我都觉得惟其有了这样一种可见的向上的愿望和姿态，有了这样一种不断地在地上的腾跃，才使得我们对自身的同类能够有相识、同情和勉励，才使得我们不至于被普遍的他者的冷漠完全淹没掉。我们甚至有希望在高于地面的某处相遇相知。我们的生命中的惊喜难道不就是这样来的吗，否则我们会多么的沉闷，无聊和孤独。
　　我特别想要说到的一点是，老马有着很强的文学荣誉感。这一点也时常会令我感动。已经很少有人有这种以及其他任何一种荣誉感了，更很少有人会看重这个。但他的文章得到转载，进入选本，或者得奖，甚至他只是参加了一次作家组织的活动，都能令他兴奋许久。看他的样子，仿佛一个少年的形象从他体内冲将出来，在我们的面前跳跃，生活的重轭于是顿然掉落在了地上，一种天真重新回到我们之间。他的这种表现成为他的环境里的小幽默：人们开心地围观一个领到了奖状的孩子。但是，有谁能够意识到，犬儒主义的灰色天空正是在此时被撕裂开了。
　　现在我们来看看老马的文章。他擅长写他家乡的人和事。置于本书之首的《父亲的骨伤》，在他刚写成初稿时我就看了。我震惊于现代化进程之下的另一种生活，另一种人的命运，这种人我们称之为“农民”。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农民仍旧是一种原野上的生存者，如果没有老马式的书写，他们便不会浮现在城市的和现代化的视野之中。他们的生与死，他们存在的意义，几乎处于社会主体的意识之外，除非他们成为进入了城市的农民工，这时他们便成为了城市的“他者”，遭到蔑视或者同情。老马的父亲是一个永远的农民。这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去深山采药时跌断腿骨，一个人挣扎在灌木丛中，是一个聋哑人发现并救起了他。这个情节并非完全巧合地具有了象征性：我们对于这样的人的灾难是失语的，如同聋哑人那样无法言说，并且，在很多情况下，我们连聋哑人那样的行动力都是缺失的——旷野上有多少人在独自挣扎？那些有着农村父母的城里的儿子们，读到这样的情节时定会比我有更多的触痛。
　　像我以前评论老马时说过的，他是一个一条腿插在乡村，一条腿走进了城里的人。这回读他即将出版的书稿我更明白，人和故土之血脉相连，除了血和情感的联结，还有一种伦理的关系。比如老马的家乡人会以“脸太大”或“脸不大”来评价那些昔日的故乡人今日的城里人，如果他们认定某人“脸太大”，会发生什么情况呢？老马在《锁哥》一文中明白无误地写道：
　　“这下你就完了。哪怕你在城里，就是一尊金佛，在他们眼里也是一摊没人味的臭狗屎。这种情绪还会传染，会口口相传，到最后，人们便会孤立你、冷漠你，不愿意再亲近你，把你远远的搁起。像是要静静地、幸灾乐祸的看着你这种人，将来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下场。”
　　这种群体性审判，是温柔敦厚传统乡村礼俗的另一面，自有其残酷性。如果一个人如老马，坐在城里，面对乡村，他就会处于这样一个伦理的位置，始终面对着可能的道德愧疚。但是，并非所有的农民的儿子都像老马一样，因为这样的一种道德评判，在城里，在所谓的现代化生活中，已然失效了，甚至在现时乡村是否真的如老马说的这样有效力，也是可疑的。既然一切都可以毫无疑虑地加以背弃，更不必说这样一种老旧的道德了。
　　实际上老马散文里的叙述者，有时也会是一个略含反讽意味的“我”。他并非全然地是一个道德之我。他对乡村既有感情，也有观察，他的判断是犹疑的。他需要寻找一个道德和思想的高点。他的叙述正是这样的一种寻找。
　　以前我曾告诫老马，只要写的是二十年前的往事，它就会天然地具有文学性。现在我想跟他说的是，如果能够以反讽的目光观看自我，一个“我”之中就会生出无数的“我”。那个憨直的故乡之“我”才会真正地强壮并且会思想。而这正是现代文学养育我们精神的最重要方法之一。
　　2012年7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