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渝川

　　
　　 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将进入作品征集阶段。日前，清华大学哲学教授肖鹰却在媒体发表抨击文章，建议“茅盾文学奖”停奖整顿10年，给时间中国作家磨炼自己的思想之剑，以期待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问世。
　　对此，《新京报》2月4日刊发评论认为，不惟文学，类似的奖项社科、美术、摄影、影视等等，即使被冠以“国家”之名，已经并不必然享有“权威”性，甚至也未必就反映中国文化艺术发展的真实状况。《新京报》认为，与其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奖项上，倒不如容许甚至推动民间形成诸如“张爱玲文学奖”一类、具有公信力的、新奖项与价值标准出现。
　　在笔者看来，这两种观点都有一定观点，其观点分歧在于对文学的定义。肖鹰教授界定的文学、文学作品、文学批评，是传统意义上的严肃文学。圈内人都心知肚明，曾经风靡一时的几大文学期刊、文学通讯和批评报纸，如今的读者基本上就是编制内作家，许多人甚至也只关心跟自己名字相关的内容。这大概就是人们说的，写诗写小说的比读诗读小说的还要多。
　　《新京报》评论反其道而行之，将文学放到了一个相对更宽广的领域，加入了王小波、张爱玲、龙应台等作品艺术性和思想性并不逊色于严肃文学的作家，这些新加入者之所以长期被“茅盾文学奖”等“权威”评价体系所“忽略”，原因来自于文学之外。按照《新京报》评论所设定的原则，中国文学、文艺的现状并不那么糟糕，如果“解放思想”，让“茅盾文学奖”等更具备包容性和开放性，容纳王小波们，那么才担得起“权威”“国家奖项”的名头；或者干脆让民间新办“张爱玲文学奖”。
　　实际上，以“茅盾文学奖”为代表的国内社科、文艺各类国家奖项评比，方式、原则、方法，跟诺贝尔文学奖、欧美许多经济发达和文化繁荣国度的国家奖项差别不大。国家奖项评比所看重的，除了艺术水平，无非是价值观，譬如诺贝尔文学奖所表达和传递的就是北欧国家对世界现状和未来的一种价值观期待，并包含着对历史的意识形态态度。“茅盾文学奖”的困境，其实不在于是否纳入了王小波和张爱玲，而是奖项所秉持的价值标准、历史态度，传播不清晰、理解不正确、执行没到位。
　　一个文学、文艺奖项反映出的价值标准和历史态度，本身很抽象，需要具体的作品，来帮助作家、读者、批评家来领会。新中国建立六十年来，特别是近三十年，国家面貌、主流意识都发生了极大变化，必然带来观念更迭和创新，也带来转型期人们的困惑、激荡、痛苦与思虑。那么，国家奖项的价值观和历史观，必须有新的阐释方向、方式和内容。如果文学的创作、批评、评比，都不能因此作出回应和共鸣，始终僵化固守，其处境就会变得相当糟糕——阅读的当下，它不能与通俗文艺及批评相竞争；可见的未来，它注定会“速朽”，而不会带有历史意义。可以说，这是对“茅盾文学奖”主旨的严重背离。
　　但《新京报》评论所倡导的“另起炉灶”说，也有其内在痼疾。传统的严肃文学之所以被读者慢慢的忘却，没有可供称道的价值标准和历史态度，但是商业力量或者文人小圈子搞起来的新评比，就能有吸引力、公信力，可以藉此拯救文学？近年来国内外出版界频频曝出的评奖丑闻，以及所谓的“丑闻营销”，多来自文人小圈子主导的商业性评比。每到年底，出版商、叛逆性作家和批评家们评出的“年度十大好书”，多数是文字晦涩的小众图书，评比者们根本不考虑自己的阅读口味脱离了社会大众。
　　“茅盾文学奖”停下去容易，日后再要复出和复兴就很困难了。如前所述，“茅盾文学奖”为代表的中国社科、文艺各种国家奖项，本身带有传递价值标准和历史态度的目的，如果停摆，无异于自废武功。重要的是将既有的艺术要求、价值标准、历史态度明晰起来，打破小圈子式的自娱自乐（比如，类似申报科研项目式的层层推选机制，就应予废除），实现低门槛、严要求，借鉴、吸取国内外既有社科文艺奖项的制度优势和积弊教训，形成对优秀文学作品的激励导向。国家奖项及其关怀下的严肃文学，在短期内是无法跟通俗文艺竞争的，但是真正公允的评比、优秀的作品，一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绽放光彩。
　　
　　
　　本文引用媒体报道：2月3日《南方日报》：《茅盾文学奖要“休克治疗”?》
　　http://epaper.nfdaily.cn/html/2010-02/03/content_6818529.htm
　　2月4日《新京报》：《何必让茅盾文学奖休克？ 不如搞个“张爱玲奖”》
　　http://culture.people.com.cn/GB/27296/1092706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