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思维帮助我们寻求社会问题的“最优解”
文/郑渝川
所评图书：
书名：《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现实应用篇》
作者：（美）托马斯·索维尔
译者：张莹
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后浪出版
出版日期：2018年12月
医药支出昂贵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都长期成为公众最为关心的热点议题。2018年大受欢迎的电影《我不是药神》，将跨国药企很大程度上描绘为了为富不仁、不关心患者死活的机构。在印度、法国等一些国家，也有类似主题、表现内容的影视作品。因而许多人即便支持其他领域的竞争性市场定价，谈到医药领域，也希望通过价格管制来降低药价（药品、医疗器械、疫苗等药用品的价格）。
主张限制新药、专利期内特效药价格的人常常会指出，药品的实际成本非常低，即便加上其研发成本，专利期内也早早收回。但在著名经济学家、芝加哥经济学派代表人物托马斯·索维尔看来，同意、主张药品价格管制的观点，常常在几个关键的问题上发生了混淆，比如，所谓药品实际成本很低，这种说法指的是药品的物理成分，而没有考虑药品研发的“知识成分”——如果衡量一款产品的市场价格高与低的标准，就是用物理成分估算，那么任何厂家的智能手机，物理成本应该都不超过100元人民币，这样的衡量标准及思路显然是荒谬的。
药品价格高不高，是否应该纳入管制，而纳入管制又应当如何合理界定管制，对于这一系列的问题，托马斯·索维尔指出，新药开发的研发成本和风险应当被更为充分的纳入考量。托马斯·索维尔在其所著的《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现实应用篇》一书中也谈到了高价药“海外代购”的问题：美国市场上的许多特效药定价更贵，因为美国人口更多，药企希望由这个市场来更多的分摊研发成本；加拿大人口更少，所以一些药品反而更便宜，这就诱发出现了美国居民到加拿大购置低价药自用，甚至倒卖牟利的现象。
包括美国在内，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消费者、患者纷纷呼吁所在国（地区）政府大力发展仿制药。托马斯·索维尔在书中辨析指出，仿制药对于一些收入困难的患者具有帮助，但如果真的以仿制药来取代新药原创开发，必然会带来灾难性后果。事实上，相对更为严厉管制药价的欧洲，最近十几年来，其医药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显得越来越疲弱，市场份额流向了美国等国家。
托马斯·索维尔在书中也谈到了经常招致批评的药物广告。药物广告显然有助于厂商增大销量，但这不能狭隘的界定为药企利欲熏心的依据。只有提高销量，才能有助于药企收回研发成本。托马斯·索维尔指出，监管部门应当敦促药企在药物广告中如实宣传，避免夸大其词，确切说明用途。
《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现实应用篇》这本书用了一章来讨论医疗、医药问题。托马斯·索维尔指出，很多人没有正确的理解医疗服务的价格和成本，即便出于善良的愿望发出限制药价、医疗服务价格的呼吁，却没有意识到医疗服务和医药本身需要成本，单向的管制、限价措施只会起到降低医生、医院数量以及降低医疗服务、药品质量的反作用。价格管制很多情况下会让导致价格反映的大部分成本，以价格以外的“黑市”、“礼金”、“红包”等名义转移体现。
《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现实应用篇》这本书用经济学思维和方法来校验社会热点问题，包括住房、医疗、就业、歧视等，深入分析了常见的公共政策、社会政策、民众愿望在善意基础上滑向失误、偏误、错误的问题所在。这本书重在培养读者的经济学思维，从而摆脱对短期收益、直接利益、容易变现的收益的迷信，能够在面对复杂问题时寻根溯源，找出保障个人、群体、社会长远利益的更优方案或是“最不坏”的选择。
书作者在全书开篇就指出，无论是何种政治、社会体制的经济体，常常不免囿于短视思维，在处理公共政策时“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大众呼声同样如此。尤其是在21世纪的今天，各种公共政策、社会政策、商业决策通常需要在实施多年后才能逐渐显现出其多层面的影响，所以很多时候，决策者会因为该项政策能够换取短期利益而欣然作出事后看来的错误决策。就拿企业来说，如果仅仅根据税率等行政成本的高低来选择投资发展的地点，就很可能之后尴尬的面对更为昂贵的人力成本、物流成本、配套成本。
房屋是居民个人财富中价值最大的资产。房价是居民最为关心的资产、商品价格。为了确保中低收入的居民也买得起房、租得起房，美国许多城市和州的政府都会介入管制房价和租金，但正是这样的干预，相反使得纽约为代表的一些城市，能够容纳的居民反而变得更少。《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现实应用篇》书中就此进行梳理并指出，旧金山管制租房费用后，导致投入租房的房屋数量急剧减少，让中低收入者、有色人种、青年学生等人群成为主要的受害者，很多人不得已搬到旧金山周边城市，长距离通勤出行。不仅如此，由于投入买卖、租住交易的房屋减少，而今旧金山等美国城市的居民相比过去，同等价格所能租住的房子，房龄越来越高。
城市越大，市政机关就必须越谨慎的应对安全风险问题，因为任何小型事故都有可能在大城市的复杂环境内引发意想不到的连锁反应。《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现实应用篇》这本书注意到，美国的一些城市为了降低城市安全风险所推出的监管措施，比如限制高峰期的地铁超员人数，事实上降低了地铁的疏运能力，让很多上班族不得已选用地铁以外、具有更高风险的出行方式，带来的安全问题反而增加了。
《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现实应用篇》书中谈到了性别平权的社会行动和公共政策，有时会起到加剧性别歧视的反作用。为什么这么说？在美国就业市场，比较明显遭受机会歧视的多为40岁以下，即婚育年龄的女性；而40-64岁的女性在同等学历等条件下，薪资待遇甚至要高于男性。这类现象在美国之外的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也都存在，因为许多用人单位希望规避雇佣40岁以下的女性因婚育休假而带来的成本损失。
要解决这方面的女性遭遇机会歧视问题，其实比较合理、可行的方式是让政府、社会和企业一道承担因女性婚育带来的成本损失，可以体现为企业享受雇佣中青年女性员工的税收优惠，政府和社会组织帮助婚育女性解决抚育新生儿、幼儿的难题（如托养难）——这种分摊成本损失的方式，避免了让企业成为因雇佣育龄女性婚育而带来损失的唯一承担者，企业反而可能因为女性雇佣人数较多，提高其美誉度。
但在现实环境中，企业却被要求独自承担雇佣适龄女性婚育假期所带来的成本损失，一些公司规避、逃避这项责任而因此受到处罚及社会批评，这使得相关用人单位尽可能避免雇佣育龄女性、尽量不被挑出程序上的错。
本文发表在“读创”APP 1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