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小说的尴尬与前景
黄惟群
文学形势的变化
见到这样一条网上留言：“读现在的小说，没动心感，远不如直接读新闻、时评、历史、随笔和杂文。”
只要不否认事实，任何人都能从这条信息中读到广泛、普遍的民间认同，感到当今小说所面临的重大危境。
小说创作从产生开始，不管是推崇或排斥美与丑、正与邪、光明与黑暗，不管是对现实的深度揭示还是对理想的极度向往，都以接通读者感官，激动读者脉跳为前提。失去读者阅读动心感的文学作品，意味失去了生命、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和价值。
所谓八十年代当代小说鼎盛期的文学成就，一定程度是被夸大了的。当时小说所以能够“统治”一个时代、引得全民巨大反响，其中有几个原因。一，国人刚从一个久被压抑几近窒息几近忘却人性的恶劣环境中摆脱，余悸与哆嗦依然不息，心的渴望因特别强烈而要求特别低，一点点空气、一点点光亮、一点点心的真实、一点点丑的揭露美的展现，就能以百倍放大的效果，拨动人的伤痛，抚慰人的心灵，激发人的向往。二，当时，百废待兴的中国，一切都在重建，各大学科全部处于断裂状态，人才还在培训中。文学有点特别，非但不需产于学院，某种意义，还和学院体制对立。文学可以无师自通，是心灵的产物，靠的是生活积累；当时的人们，最多的恰是生活积累、心灵话语积累。三、因政治环境的非明朗化，媒体开放程度远远不够，还在高度警惕唯恐失足地说着万无一失的话；文学的形象思维表达所特有的“模糊性”、“灵活性”、“生动性”，特别适合在非明确时期于非明确地带的狭缝间穿行。因这些原因，小说开始探头探脑、转弯抹角，率先起到了其他形式难以胜任的释放胸臆“积压”的作用。可以说，当时的小说，很大程度上承担了社会总代言人角色，大包大揽地将政治、历史、哲学、时事、社会学所关注的问题统统纳入怀中，甚至，在那娱乐生活极其贫乏的时代，还承担了成分不小的娱乐功能。
三十年巨变，今天环境全然不同。当年使得文学灿烂辉煌、广受各界关注的种种因素已不复存在。今天的政治、历史、哲学、社会学等等，分门别类，都有了各自的完整体系，承担起各自所该承担的责任，在自己的领域中对自己关注的问题，做出了其它学科难以跨越的具体、扎实、完整得多的阐述；今天的媒体也已开放得多、真实得多，新闻、时评、专题报道，有了相对清晰明朗的立场；随笔杂文，比起小说，对各种问题的议论，也直接得多、深入得多；更有网络的积极参与，全方位进入各个领域，在可能的范围中最大限度做出了淋漓尽致的大发挥；还有琳琅满目的各项娱乐，大大丰富了人们的生活，特别是影视业的蓬勃兴起，轻而易举夺走了广大观众的视线。
来自影视的冲击
对小说造成最大冲击的可谓影视，特别是电视剧，毫不费力，它们就把曾经那般耀眼的小说从主流位置“挤”到了边缘。
影视因画面、声音、语言三部分的共同作用，带给观众集文学艺术娱乐为一体的享受。然而，纵然影视语言也是文学，但此文学非彼文学，影视文学毕竟不同于小说。影视中，语言只是一个部分，影视对之的要求基本属于粗线条，只是个框架，一个大概线路，具体的细部及其微妙性，通过演员的表演完成。影视中，走在前沿、直接进入观众视眼的，是活动的画面，是大小演员。
事实上，即便优秀的影视也无法取代小说。影视传递不出文字语言所富有的深远浓厚意味，做不到文字语言的精思纤密，表述不出细节的复杂微妙性；特别是，因不能大量运用画外音而不可能直接进入人物内心、充分展示人物的心理活动。另外，相对而言，影视是种填满的艺术，因画面的无可变性，留下空间较小，面对银屏，观众剩下的基本只是接受理解和领悟。小说不同，小说除了接受理解和领悟，还给读者提供想象，给一百个观众提供一百种不同想象。
当今的影视剧本水准，应该说，距离理想还非常之遥。绝大多数作品均为粗制滥造之作，情理不通、漏洞处处、笑话百出。大量编剧都在偷懒地套用已有模式――一些毫不出色但毫无风险的模式，很少有人愿意创新。特别是宫廷阴谋、太监心理，歹毒心肠，遇上万年不遇的好时机，到处可见，其品位之低下、技能之拙劣，不谈艺术，仅谈娱乐，实在只能“娱”人而不“乐”人。
可悲的是，还没輪到优秀影视出现，远欠优秀的影视已将小说击得一败涂地。
一个原因：影视中演员的活生生行动，可以掩盖剧本的不足。
但更重要的是另一个原因，那就是：我们的小说太不优秀！
文学创作的三阶段
小说创作大致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无意识创作；第二阶段：有意识创作；第三阶段：看似无意识实是有意识、看似有意识实是无意识的创作。
所谓无意识创作，是指创作没明确理性、非手段化的自发喷涌式状态。大多作家的无意识状态都是漂亮的，干净、纯真、朴素，较少杂质，是内心的需要、心的冲动，是作家自己的眼光、自己的热情、自己的方式对事物的投射与反应。“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心的需要和冲动是文学的根本，是文学产生的源头，也是写好作品的先决条件。尽管这一阶段的作品会显一定粗糙，一定写作手法和表现方式的幼稚，但体现的是作家的个人特性，其中隐藏的是作家日后成功与否的要素。
第二阶段即“有意识创作”阶段。这阶段的作家对创作已有一定了解，特别愿意通过广泛勤奋的学习完备自己。可以说，这是个完成基本功的阶段。然而,这一阶段的作家，一方面积极奋进，一方面多有恍惚、迷乱、自信不足，特别易受社会风气、文坛风气影响，容易将时尚当标准，并以为那样的标准才是自己的追求，特别容易在学习借鉴他人长处的同时不同程度地迷失自己，忘记自身独立与作品原创的重要。
至于第三阶段，那是洗尽铅华、炉火纯青的阶段。这阶段的作家，无意识中有的是有意识，有意识中有的是无意识。心到笔到，颐指气使，率尔造极，想表达的和所表达的自然天成、不见斧痕，不见匠心、手段、刻意，甩手间流出的都是成熟老道。这是文学创作的至高境界。是大家的境界。
最容易出问题的是创作的第二阶段。
小说、故事的两难境地
当代中国文学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小说。传统小说以故事为主。故事有故事的严格要求，要求事件的完整性，要求情节的曲折起伏、跌宕多姿、扑朔迷离，要求不断发展变化的情节具有让人难以释卷的神秘性、悬念性、诱惑性，满足大众的猎奇心。
讲一个故事也许容易，但讲好一个故事、将故事讲得滴水不漏、丰满圆润、生动动听、其实不容易。故事需要情节人物发展的合理,需要主线与支线的自身合理及彼此联系的合理，需要人物各自于不同环境中表现的合理以及相互关系的合理，还有与环境间关系的合理。“合理”，在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中是个起码的、也是必须的要点。只有合理，才让读者信服，让读者贴近，才具备进入读者心灵与之纠缠致使“中毒”的可能。
所谓合理，就是事物内部的逻辑，就是事物内部客观存在的可被判断、推理、论证的规律。
一些愿为自己护短的作家一再强调：文学创作是形象思维的创作，不需逻辑、是没逻辑的。实在是个不可原谅的天大“误会”。很多故事为什么让我们觉得可笑，就因不合理，因其中的逻辑错了，因按故事中的人或事判断、推理、论证，出现不了故事中出现的情况。逻辑，太重要了，尽管它不出现在纸面，但却必须切切实实、极其严谨地存在于纸内。
然而，不管故事是否易写，大多作家眼里，它还是通俗的、简单的、不登大雅之堂的；对止于故事的写作，还是不满足的、甚至是轻视的。
这就有了小说。小说中，故事只是一个部分，起的是载体作用，用来承载作家的用心、作家的审美、作家的艺术表现。小说强调如何通过故事表达自己想表达的，强调在作品中寄放了作家怎样的情感与思想，强调写作技巧，强调叙述过程中透发的文学味，强调细节的准确、微妙性，人物的生动、复杂、立体性，小说更强调探索深隐人物表象内的灵魂。
如此，小说的写作难度较之纯粹的故事大大提高了。讲好一个故事不易，讲好一个负有如此重任的故事更不易，而将小说家所负的重任于不动声色、顺利成章中，自然天成地完成于，那就更是难上加难。
当今小说的最大问题就在于，这样一件难上加难的事，被大多作家看得过于轻松、过于简单，也完成得过于轻松、过于简单了。
差不多所有作家都觉得自己在讲故事，却几乎没看到几个讲好、讲得扣人心弦、引人入胜的故事，都是些可讲可不讲、不讲马路上也能听到的故事。
故事是可虚构的，但不管怎样的虚构，终究要以现实生活为基础。作者从现实生活中提取材料，读者因故事联系自己的现实生活而投入其中。虚构的故事中，太多需要极其细致精密的考虑。太多。真实事件中，逻辑、准确性和分寸感因天然存在，即使作家掌控能力略欠，问题还不大。但虚构的故事，一切都靠作家“无中生有”地制造，合理巧妙地安排。这样的制造安排，其中千丝万缕的关系，差之分毫，失之千里，一点不妥，全盘不通，宝玉大弓，终非所有。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一个优秀的作家能把一个假的故事写成真的，而一个差劲的作家则能将一个真的故事都写成假的。其中牵涉的就是对事物内部存在的逻辑、以及微妙的分寸感有无高度精准的把握能力。
差不多所有作家都觉得自己不是简单的故事讲述者，都觉得自己是在写小说，觉得在小说中注入了自己的观察、感受、审美与艺术、理解与认识。然而，只能说是他们自己这样感觉这样认为并且这样满足着。
九十年代之前，中国历史上所有长篇堆在一起，屈指可数，而如今，蜂拥而上，凡作家，个个拥有三五、八九。小说到了非长篇不能容纳，内容该已丰富得可被任意筛选、调度，作家的写作能力也该十分过硬。然而，我们来稍看几部“名著”。王安忆的《启蒙时代》，简直就是垃圾筒，七拉八扯，胡拼乱凑：张三扯到李四,李四扯到王五,王五扯到赵六，链条式地任意展开，没有约束、没有章法，既没说好一个故事，又无半点表现技巧；而社会时尚、小道消息、街头拾遗、历史碎片、政治见解、八卦故事、古典文学炫耀，到处可见，想得到的统统鸡零狗碎地塞进小说。三十年前，人们的思想感情、文化知识极其贫乏，精神面貌处于贫血状态，那时的小说中，看了什么书，引了哪段名言，以及整段出现的心得体会，都能赢得社会青睐，今天，回首再望，这样的显摆，不能不让人生寒。余华的《兄弟》扬扬洒洒几十万字，屁股、苍蝇、鲜血、大便、尸体，打人、杀人，“丑”与“恶” 的概念穷凶极恶地发挥；一朝得志，百试不厌、周而复始；真知灼见是不可期待的，而故事则是些儿时记忆、成年见闻的凑合：扫荡腿、大白兔奶糖、以及人造处女膜、阴道探测器等等，浅显、粗俗、低劣得难以置信，文字语言、细节、结构、审美、艺术，不管从哪点看，都与文学扯不上多少关系。格非的学识和写作水准算是够格的，而且是全面的，他写《人面桃花》，无疑也是为自己的才能、特别是古典文学素养找条出路。然而，且不说故事编得不算完美，小说写的是一百年前的历史，他对那段历史的了解有多少？当时的任何人，笔下随便洒出的一滴水，都够他考证三五年，还不一定考证得对。这样的故事，能写出多少可信性？多少价值？毕飞宇的细节描写之出色当今作家中数得上的，然而，他的《玉米》似乎又显示了，他有深入细节的能力，却缺少退出细节、审查并且控制细节与人物性格统一的能力，他也似乎还没重视怎样在小说中寄放自己的整体审美。为了求“大”，还勉强地将三个中篇拼成一个长篇。文学作品的优秀与否，不以长短而论，拙劣的作品再长还是拙劣，优秀的作品再短还是优秀。现当代中国最优秀的作家：沈从文、鲁迅、周作人、汪曾祺等，都和长篇无关，张爱玲算是写过几个，但她的长篇于她的成就无功可言。
我们的中篇，体现的是个极不理想的境地，那就是“平庸”，极度平庸！一如衣向东的《爱情西街》，不管将之当小说还是当纯粹的故事，从中都看不到亮点，看不到吸引我们、打动我们的地方。我们甚至在这样的作品中找不到作家的创作冲动，不知是怎样的思想感情促使作者创作这样的小说，为什么要创作。近期榜上有名的小说，孙惠芬的《致无尽关系》，写得算是真实了，也细致了，有了贴切感，但是，过于琐碎了，材料没经筛选，缺少提炼，缺少谋篇布局的考虑，不知叙说的节制，不知经用手段强化细节，不知“物色虽繁，取之当精”、“附赘悬疣，实奢于形”。王十月的《国家定单》，写的是劳资关系，揭示的是社会现象。应该说，写得还不错。然而，这样的小说算不算文学作品？有没有文学性？有多少？这是个很大很值得考虑的问题。而就可读性而言，这样的小说能竞争过专题报道、电影故事？很多这样的小说，很多。
我们的短篇，真是一塌糊途。短篇是最显作家素养、功力、写作技巧的，一点毛病、一点优点，所长所短，一览无余。或许因为都去写长篇了，太多短篇中，我们看到的是，作者的写作技能还没过关，有的榜上有名的作品，稚嫩得让人不敢相信，简直就是习作。
不管长篇、中篇、短篇，可说是既无让人动容的情感，又无让人尊敬的高明思想。很多作家以为高明地大发议论，且不说文学作品并不欣赏理性思考粗鲁地出现前台，就议论谈议论，实在也是一点不高明，太一般；至于情感，这一小说的文学命脉，似已消失很久，我们的作家们对情感似乎是麻木的、惧怕的、羞怯的，就像面对心中一团见不得人的柔软，都在回避。
很多小说，翻开书页，几句话一读，就会产生排斥感，会对作品有种思想感情上的远。为什么？就因为“假”，太假。“假”，是当今小说的一个重大问题。特别是在有了那么多“真”可看可听的情况下，我们还有什么理由阅读“假”的小说？而我们的作家们，一编故事，就感觉自己是在“编”，于是，像个蹩脚演员，装模作样，假情假义，连语气声调全都走样，假得一心一意。“为文造情，其情必虚”。缺少诚意，缺少真情，也就传递不出作为文学的小说应有的那份动人。迟子建的《一坛猪油》，第一人称写的，第一人称写作的最大好处就是细致、具体，让人感觉真，产生贴近感。然而，她写得既空洞又假。是个听来的故事，发生在她出生前四十年，“战线”拉得很长，围绕一坮猪油，强做文章；时代背景、人物习性，她都不了解，还用第一人称写，怎能不假？刘醒龙在他的《圣天门外》，多次写到做爱的叫嚷声，声响竟能远传几里地。生活中谁听到过这样石破天惊的做爱声？有存在的可能吗？逐奇而失真，夸大得离谱，唯一能够产生的效果就是读者的信任危机和离心动力。魏微的《化妆》，从头到尾就是个假的故事，没一点合理性，情感是浮在表面上的，见解是牵强附会的。毕飞宇的《相爱的日子》，写的是相爱男女必须冷靜面对分手前景的现实，然而，却将重点落在两人的性事上，心猿意马，项庄舞剑。 “男儿树兰而不芳”，无真情。也是一种假。
还有语言文字，大成问题。太多小说的文字语言淡而无味，没有感觉，存在似乎仅为介绍、交代、为讲述故事、推动情节。简单、空洞、絮叨、匆忙，没半点风采、半点文学味，没一处能让阅读觉得必得停下，必须认真想一想，细细品一品，醉醉然地享受一番。大量作品，开始阅读就怀疑：这样的文字语言与文学有没有关系？这样的语言文字和新闻报道、调查报告、年终总结有什么两样？！
还有铺垫，也是问题。小说中的铺垫是为高潮、为叙说中心服务。如果铺垫和不传递感觉的文字语言一样，仅为交代、介绍，那么，绝大多数铺垫的价值极为可疑。很多小说，前半部中发出的信息，后半部中实际都有，不过是以碎片形式散落而已。大面积铺垫的省却，以及碎片散落式的交代介绍，本身就是种技巧的表现，它使核心更突出、更精彩、效果更浓烈。而于有能力捡起碎片解读的读者，省却铺垫的阅读本身就是智力的享受、艺术的享受。提及这点，只为太多作家那里，铺垫往往成为罗嗦、唠叨、七拉八扯的正当理由。
都是基本问题。说到底，我们的作家严于律己不够，自我检点不够，即便名家也不例外。
大量中国当今小说正处于的就是这样一种：既没说好故事，又没写好小说的尴尬境地。
这样的小说，哪来的竞争力？这样的小说，还有什么存在理由？！
文学的不二之法
小说彻底失去了吸引力。那么多曾经的狂热追求者，一个转身，很容易就甩下轻蔑一瞥，怪声怪气地迈开投靠新一轮辉煌的轻盈步履。
似乎是悲哀，其实是好事。离去的，本就都是不该来的。他们带走了热闹，也带走了喧哗、吵嚷和不够纯浄的目的。小说创作的队伍因之而精简了、纯粹了。留下的，目的简单了，对文学的热爱也明确了。
应该承认，当年那席小说盛宴，本就是个误会。特殊环境的特殊要求，中国小说红杏出墙、担任了不该自己担任的社会总代言人角色。
建国以来，中国文学有个被强行规定的功能：“为政治服务”。今天的人们无需疑问就能明白这种帮闲功能的荒谬性，但是，荒谬的理论几十年以“真理”面貌绝对权威地渗入，潜移默化的作用致使今天还有不少作家，将政治及其延伸的种种社会问题当做小说的全部，甚至当作可使作品变得伟大的投靠处。
文学领域中，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历史问题等等任何问题，与爱情、死亡一样，永远是创作的题材，但是，它们所以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是因它们天然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小说的根本注视对象是人、是人的生活。作为文学艺术的小说，不管作者还是读者，重要的不是通过它来反映、了解社会、政治、历史，重要的是在它所叙说的社会、政治、历史中，感受其中的文学之美。
--原文引至天涯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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