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小说的尴尬与前景
黄惟群
文学形势的变化
见到这样一条网上留言:“读现在的小说,没动心感,远不如直接读新闻、时评、历史、随笔和杂文。”
只要不否认事实,任何人都能从这条信息中读到广泛、普遍的民间认同,感到当今小说所面临的重大危境。
小说创作从产生开始,不管是推崇或排斥美与丑、正与邪、光明与黑暗,不管是对现实的深度揭示还是对理想的极度向往,都以接通读者感官,激动读者脉跳为前提。失去读者阅读动心感的文学作品,意味失去了生命、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和价值。
所谓八十年代当代小说鼎盛期的文学成就,一定程度是被夸大了的。当时小说所以能够“统治”一个时代、引得全民巨大反响,其中有几个原因。一,国人刚从一个久被压抑几近窒息几近忘却人性的恶劣环境中摆脱,余悸与哆嗦依然不息,心的渴望因特别强烈而要求特别低,一点点空气、一点点光亮、一点点心的真实、一点点丑的揭露美的展现,就能以百倍放大的效果,拨动人的伤痛,抚慰人的心灵,激发人的向往。二,当时,百废待兴的中国,一切都在重建,各大学科全部处于断裂状态,人才还在培训中。文学有点特别,非但不需产于学院,某种意义,还和学院体制对立。文学可以无师自通,是心灵的产物,靠的是生活积累;当时的人们,最多的恰是生活积累、心灵话语积累。三、因政治环境的非明朗化,媒体开放程度远远不够,还在高度警惕唯恐失足地说着万无一失的话;文学的形象思维表达所特有的“模糊性”、“灵活性”、“生动性”,特别适合在非明确时期于非明确地带的狭缝间穿行。因这些原因,小说开始探头探脑、转弯抹角,率先起到了其他形式难以胜任的释放胸臆“积压”的作用。可以说,当时的小说,很大程度上承担了社会总代言人角色,大包大揽地将政治、历史、哲学、时事、社会学所关注的问题统统纳入怀中,甚至,在那娱乐生活极其贫乏的时代,还承担了成分不小的娱乐功能。
三十年巨变,今天环境全然不同。当年使得文学灿烂辉煌、广受各界关注的种种因素已不复存在。今天的政治、历史、哲学、社会学等等,分门别类,都有了各自的完整体系,承担起各自所该承担的责任,在自己的领域中对自己关注的问题,做出了其它学科难以跨越的具体、扎实、完整得多的阐述;今天的媒体也已开放得多、真实得多,新闻、时评、专题报道,有了相对清晰明朗的立场;随笔杂文,比起小说,对各种问题的议论,也直接得多、深入得多;更有网络的积极参与,全方位进入各个领域,在可能的范围中最大限度做出了淋漓尽致的大发挥;还有琳琅满目的各项娱乐,大大丰富了人们的生活,特别是影视业的蓬勃兴起,轻而易举夺走了广大观众的视线。
来自影视的冲击
对小说造成最大冲击的可谓影视,特别是电视剧,毫不费力,它们就把曾经那般耀眼的小说从主流位置“挤”到了边缘。
影视因画面、声音、语言三部分的共同作用,带给观众集文学艺术娱乐为一体的享受。然而,纵然影视语言也是文学,但此文学非彼文学,影视文学毕竟不同于小说。影视中,语言只是一个部分,影视对之的要求基本属于粗线条,只是个框架,一个大概线路,具体的细部及其微妙性,通过演员的表演完成。影视中,走在前沿、直接进入观众视眼的,是活动的画面,是大小演员。
事实上,即便优秀的影视也无法取代小说。影视传递不出文字语言所富有的深远浓厚意味,做不到文字语言的精思纤密,表述不出细节的复杂微妙性;特别是,因不能大量运用画外音而不可能直接进入人物内心、充分展示人物的心理活动。另外,相对而言,影视是种填满的艺术,因画面的无可变性,留下空间较小,面对银屏,观众剩下的基本只是接受理解和领悟。小说不同,小说除了接受理解和领悟,还给读者提供想象,给一百个观众提供一百种不同想象。
当今的影视剧本水准,应该说,距离理想还非常之遥。绝大多数作品均为粗制滥造之作,情理不通、漏洞处处、笑话百出。大量编剧都在偷懒地套用已有模式――一些毫不出色但毫无风险的模式,很少有人愿意创新。特别是宫廷阴谋、太监心理,歹毒心肠,遇上万年不遇的好时机,到处可见,其品位之低下、技能之拙劣,不谈艺术,仅谈娱乐,实在只能“娱”人而不“乐”人。
可悲的是,还没輪到优秀影视出现,远欠优秀的影视已将小说击得一败涂地。
一个原因:影视中演员的活生生行动,可以掩盖剧本的不足。
但更重要的是另一个原因,那就是:我们的小说太不优秀!
文学创作的三阶段
小说创作大致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无意识创作;第二阶段:有意识创作;第三阶段:看似无意识实是有意识、看似有意识实是无意识的创作。
所谓无意识创作,是指创作没明确理性、非手段化的自发喷涌式状态。大多作家的无意识状态都是漂亮的,干净、纯真、朴素,较少杂质,是内心的需要、心的冲动,是作家自己的眼光、自己的热情、自己的方式对事物的投射与反应。“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心的需要和冲动是文学的根本,是文学产生的源头,也是写好作品的先决条件。尽管这一阶段的作品会显一定粗糙,一定写作手法和表现方式的幼稚,但体现的是作家的个人特性,其中隐藏的是作家日后成功与否的要素。
第二阶段即“有意识创作”阶段。这阶段的作家对创作已有一定了解,特别愿意通过广泛勤奋的学习完备自己。可以说,这是个完成基本功的阶段。然而,这一阶段的作家,一方面积极奋进,一方面多有恍惚、迷乱、自信不足,特别易受社会风气、文坛风气影响,容易将时尚当标准,并以为那样的标准才是自己的追求,特别容易在学习借鉴他人长处的同时不同程度地迷失自己,忘记自身独立与作品原创的重要。
至于第三阶段,那是洗尽铅华、炉火纯青的阶段。这阶段的作家,无意识中有的是有意识,有意识中有的是无意识。心到笔到,颐指气使,率尔造极,想表达的和所表达的自然天成、不见斧痕,不见匠心、手段、刻意,甩手间流出的都是成熟老道。这是文学创作的至高境界。是大家的境界。
最容易出问题的是创作的第二阶段。
小说、故事的两难境地
当代中国文学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小说。传统小说以故事为主。故事有故事的严格要求,要求事件的完整性,要求情节的曲折起伏、跌宕多姿、扑朔迷离,要求不断发展变化的情节具有让人难以释卷的神秘性、悬念性、诱惑性,满足大众的猎奇心。
讲一个故事也许容易,但讲好一个故事、将故事讲得滴水不漏、丰满圆润、生动动听、其实不容易。故事需要情节人物发展的合理,需要主线与支线的自身合理及彼此联系的合理,需要人物各自于不同环境中表现的合理以及相互关系的合理,还有与环境间关系的合理。“合理”,在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中是个起码的、也是必须的要点。只有合理,才让读者信服,让读者贴近,才具备进入读者心灵与之纠缠致使“中毒”的可能。
所谓合理,就是事物内部的逻辑,就是事物内部客观存在的可被判断、推理、论证的规律。
一些愿为自己护短的作家一再强调:文学创作是形象思维的创作,不需逻辑、是没逻辑的。实在是个不可原谅的天大“误会”。很多故事为什么让我们觉得可笑,就因不合理,因其中的逻辑错了,因按故事中的人或事判断、推理、论证,出现不了故事中出现的情况。逻辑,太重要了,尽管它不出现在纸面,但却必须切切实实、极其严谨地存在于纸内。
然而,不管故事是否易写,大多作家眼里,它还是通俗的、简单的、不登大雅之堂的;对止于故事的写作,还是不满足的、甚至是轻视的。
这就有了小说。小说中,故事只是一个部分,起的是载体作用,用来承载作家的用心、作家的审美、作家的艺术表现。小说强调如何通过故事表达自己想表达的,强调在作品中寄放了作家怎样的情感与思想,强调写作技巧,强调叙述过程中透发的文学味,强调细节的准确、微妙性,人物的生动、复杂、立体性,小说更强调探索深隐人物表象内的灵魂。
如此,小说的写作难度较之纯粹的故事大大提高了。讲好一个故事不易,讲好一个负有如此重任的故事更不易,而将小说家所负的重任于不动声色、顺利成章中,自然天成地完成于,那就更是难上加难。
当今小说的最大问题就在于,这样一件难上加难的事,被大多作家看得过于轻松、过于简单,也完成得过于轻松、过于简单了。
差不多所有作家都觉得自己在讲故事,却几乎没看到几个讲好、讲得扣人心弦、引人入胜的故事,都是些可讲可不讲、不讲马路上也能听到的故事。
故事是可虚构的,但不管怎样的虚构,终究要以现实生活为基础。作者从现实生活中提取材料,读者因故事联系自己的现实生活而投入其中。虚构的故事中,太多需要极其细致精密的考虑。太多。真实事件中,逻辑、准确性和分寸感因天然存在,即使作家掌控能力略欠,问题还不大。但虚构的故事,一切都靠作家“无中生有”地制造,合理巧妙地安排。这样的制造安排,其中千丝万缕的关系,差之分毫,失之千里,一点不妥,全盘不通,宝玉大弓,终非所有。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一个优秀的作家能把一个假的故事写成真的,而一个差劲的作家则能将一个真的故事都写成假的。其中牵涉的就是对事物内部存在的逻辑、以及微妙的分寸感有无高度精准的把握能力。
差不多所有作家都觉得自己不是简单的故事讲述者,都觉得自己是在写小说,觉得在小说中注入了自己的观察、感受、审美与艺术、理解与认识。然而,只能说是他们自己这样感觉这样认为并且这样满足着。
九十年代之前,中国历史上所有长篇堆在一起,屈指可数,而如今,蜂拥而上,凡作家,个个拥有三五、八九。小说到了非长篇不能容纳,内容该已丰富得可被任意筛选、调度,作家的写作能力也该十分过硬。然而,我们来稍看几部“名著”。王安忆的《启蒙时代》,简直就是垃圾筒,七拉八扯,胡拼乱凑:张三扯到李四,李四扯到王五,王五扯到赵六,链条式地任意展开,没有约束、没有章法,既没说好一个故事,又无半点表现技巧;而社会时尚、小道消息、街头拾遗、历史碎片、政治见解、八卦故事、古典文学炫耀,到处可见,想得到的统统鸡零狗碎地塞进小说。三十年前,人们的思想感情、文化知识极其贫乏,精神面貌处于贫血状态,那时的小说中,看了什么书,引了哪段名言,以及整段出现的心得体会,都能赢得社会青睐,今天,回首再望,这样的显摆,不能不让人生寒。余华的《兄弟》扬扬洒洒几十万字,屁股、苍蝇、鲜血、大便、尸体,打人、杀人,“丑”与“恶” 的概念穷凶极恶地发挥;一朝得志,百试不厌、周而复始;真知灼见是不可期待的,而故事则是些儿时记忆、成年见闻的凑合:扫荡腿、大白兔奶糖、以及人造处女膜、阴道探测器等等,浅显、粗俗、低劣得难以置信,文字语言、细节、结构、审美、艺术,不管从哪点看,都与文学扯不上多少关系。格非的学识和写作水准算是够格的,而且是全面的,他写《人面桃花》,无疑也是为自己的才能、特别是古典文学素养找条出路。然而,且不说故事编得不算完美,小说写的是一百年前的历史,他对那段历史的了解有多少?当时的任何人,笔下随便洒出的一滴水,都够他考证三五年,还不一定考证得对。这样的故事,能写出多少可信性?多少价值?毕飞宇的细节描写之出色当今作家中数得上的,然而,他的《玉米》似乎又显示了,他有深入细节的能力,却缺少退出细节、审查并且控制细节与人物性格统一的能力,他也似乎还没重视怎样在小说中寄放自己的整体审美。为了求“大”,还勉强地将三个中篇拼成一个长篇。文学作品的优秀与否,不以长短而论,拙劣的作品再长还是拙劣,优秀的作品再短还是优秀。现当代中国最优秀的作家:沈从文、鲁迅、周作人、汪曾祺等,都和长篇无关,张爱玲算是写过几个,但她的长篇于她的成就无功可言。
我们的中篇,体现的是个极不理想的境地,那就是“平庸”,极度平庸!一如衣向东的《爱情西街》,不管将之当小说还是当纯粹的故事,从中都看不到亮点,看不到吸引我们、打动我们的地方。我们甚至在这样的作品中找不到作家的创作冲动,不知是怎样的思想感情促使作者创作这样的小说,为什么要创作。近期榜上有名的小说,孙惠芬的《致无尽关系》,写得算是真实了,也细致了,有了贴切感,但是,过于琐碎了,材料没经筛选,缺少提炼,缺少谋篇布局的考虑,不知叙说的节制,不知经用手段强化细节,不知“物色虽繁,取之当精”、“附赘悬疣,实奢于形”。王十月的《国家定单》,写的是劳资关系,揭示的是社会现象。应该说,写得还不错。然而,这样的小说算不算文学作品?有没有文学性?有多少?这是个很大很值得考虑的问题。而就可读性而言,这样的小说能竞争过专题报道、电影故事?很多这样的小说,很多。
我们的短篇,真是一塌糊途。短篇是最显作家素养、功力、写作技巧的,一点毛病、一点优点,所长所短,一览无余。或许因为都去写长篇了,太多短篇中,我们看到的是,作者的写作技能还没过关,有的榜上有名的作品,稚嫩得让人不敢相信,简直就是习作。
不管长篇、中篇、短篇,可说是既无让人动容的情感,又无让人尊敬的高明思想。很多作家以为高明地大发议论,且不说文学作品并不欣赏理性思考粗鲁地出现前台,就议论谈议论,实在也是一点不高明,太一般;至于情感,这一小说的文学命脉,似已消失很久,我们的作家们对情感似乎是麻木的、惧怕的、羞怯的,就像面对心中一团见不得人的柔软,都在回避。
很多小说,翻开书页,几句话一读,就会产生排斥感,会对作品有种思想感情上的远。为什么?就因为“假”,太假。“假”,是当今小说的一个重大问题。特别是在有了那么多“真”可看可听的情况下,我们还有什么理由阅读“假”的小说?而我们的作家们,一编故事,就感觉自己是在“编”,于是,像个蹩脚演员,装模作样,假情假义,连语气声调全都走样,假得一心一意。“为文造情,其情必虚”。缺少诚意,缺少真情,也就传递不出作为文学的小说应有的那份动人。迟子建的《一坛猪油》,第一人称写的,第一人称写作的最大好处就是细致、具体,让人感觉真,产生贴近感。然而,她写得既空洞又假。是个听来的故事,发生在她出生前四十年,“战线”拉得很长,围绕一坮猪油,强做文章;时代背景、人物习性,她都不了解,还用第一人称写,怎能不假?刘醒龙在他的《圣天门外》,多次写到做爱的叫嚷声,声响竟能远传几里地。生活中谁听到过这样石破天惊的做爱声?有存在的可能吗?逐奇而失真,夸大得离谱,唯一能够产生的效果就是读者的信任危机和离心动力。魏微的《化妆》,从头到尾就是个假的故事,没一点合理性,情感是浮在表面上的,见解是牵强附会的。毕飞宇的《相爱的日子》,写的是相爱男女必须冷靜面对分手前景的现实,然而,却将重点落在两人的性事上,心猿意马,项庄舞剑。 “男儿树兰而不芳”,无真情。也是一种假。
还有语言文字,大成问题。太多小说的文字语言淡而无味,没有感觉,存在似乎仅为介绍、交代、为讲述故事、推动情节。简单、空洞、絮叨、匆忙,没半点风采、半点文学味,没一处能让阅读觉得必得停下,必须认真想一想,细细品一品,醉醉然地享受一番。大量作品,开始阅读就怀疑:这样的文字语言与文学有没有关系?这样的语言文字和新闻报道、调查报告、年终总结有什么两样?!
还有铺垫,也是问题。小说中的铺垫是为高潮、为叙说中心服务。如果铺垫和不传递感觉的文字语言一样,仅为交代、介绍,那么,绝大多数铺垫的价值极为可疑。很多小说,前半部中发出的信息,后半部中实际都有,不过是以碎片形式散落而已。大面积铺垫的省却,以及碎片散落式的交代介绍,本身就是种技巧的表现,它使核心更突出、更精彩、效果更浓烈。而于有能力捡起碎片解读的读者,省却铺垫的阅读本身就是智力的享受、艺术的享受。提及这点,只为太多作家那里,铺垫往往成为罗嗦、唠叨、七拉八扯的正当理由。
都是基本问题。说到底,我们的作家严于律己不够,自我检点不够,即便名家也不例外。
大量中国当今小说正处于的就是这样一种:既没说好故事,又没写好小说的尴尬境地。
这样的小说,哪来的竞争力?这样的小说,还有什么存在理由?!
文学的不二之法
小说彻底失去了吸引力。那么多曾经的狂热追求者,一个转身,很容易就甩下轻蔑一瞥,怪声怪气地迈开投靠新一轮辉煌的轻盈步履。
似乎是悲哀,其实是好事。离去的,本就都是不该来的。他们带走了热闹,也带走了喧哗、吵嚷和不够纯浄的目的。小说创作的队伍因之而精简了、纯粹了。留下的,目的简单了,对文学的热爱也明确了。
应该承认,当年那席小说盛宴,本就是个误会。特殊环境的特殊要求,中国小说红杏出墙、担任了不该自己担任的社会总代言人角色。
建国以来,中国文学有个被强行规定的功能:“为政治服务”。今天的人们无需疑问就能明白这种帮闲功能的荒谬性,但是,荒谬的理论几十年以“真理”面貌绝对权威地渗入,潜移默化的作用致使今天还有不少作家,将政治及其延伸的种种社会问题当做小说的全部,甚至当作可使作品变得伟大的投靠处。
文学领域中,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历史问题等等任何问题,与爱情、死亡一样,永远是创作的题材,但是,它们所以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是因它们天然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小说的根本注视对象是人、是人的生活。作为文学艺术的小说,不管作者还是读者,重要的不是通过它来反映、了解社会、政治、历史,重要的是在它所叙说的社会、政治、历史中,感受其中的文学之美。
--原文引至天涯部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