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11-11
星期三(Wednesday)
晴
关于书：《采菽堂古诗选》
又被封一篇，只好记下最近买书的倒霉事了。
上周参加一个开题报告，其间有几个学生的参考书都列了陈祚明的《采菽堂古诗选》。老G大哥言，这书大名鼎鼎，但似乎是没有整理本的。问学生，他们其实也未见过。当下上网一搜，居然上古新出了一种，立刻定了一套。
卓越送货那天有急事，收货匆忙，不暇查验。待闲下来拆封，发现悲剧了：上册封皮开胶，几乎要从书脊上掉下来了。退货不及，当下决定，自己想办法给它粘上。抱怨一下，就算封套没坏，上古这个书印得也够粗糙了。
这类活计我以前是干过的，譬如岳麓的《日知录》，修完之后，到今天还很结实。不过这本《采菽堂》在我手上大概是注定要悲剧的：把封皮那层纸板从书脊上剪下来，贴一层硬纸，再粘到书脊上——但这一次无论如何也粘不住了.......
于是这本书至今还保持一副开膛破肚的惨状。等哪天找点白胶试试。
......
又被封一篇，只好记下最近买书的倒霉事了。
上周参加一个开题报告，其间有几个学生的参考书都列了陈祚明的《采菽堂古诗选》。老G大哥言，这书大名鼎鼎，但似乎是没有整理本的。问学生，他们其实也未见过。当下上网一搜，居然上古新出了一种，立刻定了一套。
卓越送货那天有急事，收货匆忙，不暇查验。待闲下来拆封，发现悲剧了：上册封皮开胶，几乎要从书脊上掉下来了。退货不及，当下决定，自己想办法给它粘上。抱怨一下，就算封套没坏，上古这个书印得也够粗糙了。
这类活计我以前是干过的，譬如岳麓的《日知录》，修完之后，到今天还很结实。不过这本《采菽堂》在我手上大概是注定要悲剧的：把封皮那层纸板从书脊上剪下来，贴一层硬纸，再粘到书脊上——但这一次无论如何也粘不住了.......
于是这本书至今还保持一副开膛破肚的惨状。等哪天找点白胶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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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12
星期一(Monday)
晴
转帖——曼昆：一年级新生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昨天写了篇关于奥总统得奖的小文，发到博上，没几分钟便被某人屏蔽，跑到天涯博客首页一看，原来社区的主旋律，是要替总统得奖鼓吹的。
好吧，我转篇曼昆的博文总行吧......
First-Year Grad Student Wins Nobel Prize in Economics!
Pfuffnick's Nobel Economics Prize triumph hailed by many
LONDON — The surprise choice of first-year graduate student Quintus Pfuffnick for the Nobel Prize in Economics drew praise from much of the world Friday even as many pointed out the youthful economist has not yet published anything in scholarly journals.
翻译：
Pfuffnick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振奋人心
伦敦--星期五，令世人震惊的将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一位一年级博士生Quintus Pfuffnick的选择在世界各地饱受好评，尽管多人指出这位年轻的经济学家并未在任何学术杂志上发表过文献。
The new PhD candidate was hailed for his willingness to tackle difficult problems, his commitment to improving the economic system, and his goal of bringing efficiency and equality into harmony.
这位博士新生被称赞为拥有解决困难问题的意愿，改良经济系统的决心，以及让公平和效率平衡发展的目标。
Professor Paul Krugman of Princeton, who won the prize in 2008, said Pfuffnick's award shows great things are expected from him in the coming years.
曾在2008年获得该奖的普利斯顿大学的保罗·克鲁格曼教授，评论道把奖授予Pffunick是显示大家期待对他未来能做出的巨大贡献。
"In a way, it's an award coming near the beginning of the first year in grad school of a relatively young economist that anticipates an even greater contribution towards making our economy a better place for all," he said. "It is an award that speaks to the promise of Mr Pfuffnick's message of hope."
“在某种意义上，该奖给予了一位刚刚开始博士生第一年的相对较年轻的经济学家，是为了显示大家期待他将来为我们的经济更好而做出的更大的努力”，克鲁格曼教授说，“该奖彰显了Pfuffnick先生关于未来希望的承诺。”
He said the prize is a "wonderful recognition of Pfuffnick's essay in his grad school application."
他并且说诺奖是一个“美好的关于Pfuffnick的博士申请的自荐信的认同”。
转自http://www.ccthere.com/article/2477440......
昨天写了篇关于奥总统得奖的小文，发到博上，没几分钟便被某人屏蔽，跑到天涯博客首页一看，原来社区的主旋律，是要替总统得奖鼓吹的。
好吧，我转篇曼昆的博文总行吧......
First-Year Grad Student Wins Nobel Prize in Economics!
Pfuffnick's Nobel Economics Prize triumph hailed by many
LONDON — The surprise choice of first-year graduate student Quintus Pfuffnick for the Nobel Prize in Economics drew praise from much of the world Friday even as many pointed out the youthful economist has not yet published anything in scholarly journals.
翻译：
Pfuffnick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振奋人心
伦敦--星期五，令世人震惊的将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一位一年级博士生Quintus Pfuffnick的选择在世界各地饱受好评，尽管多人指出这位年轻的经济学家并未在任何学术杂志上发表过文献。
The new PhD candidate was hailed for his willingness to tackle difficult problems, his commitment to improving the economic system, and his goal of bringing efficiency and equality into harmony.
这位博士新生被称赞为拥有解决困难问题的意愿，改良经济系统的决心，以及让公平和效率平衡发展的目标。
Professor Paul Krugman of Princeton, who won the prize in 2008, said Pfuffnick's award shows great things are expected from him in the coming years.
曾在2008年获得该奖的普利斯顿大学的保罗·克鲁格曼教授，评论道把奖授予Pffunick是显示大家期待对他未来能做出的巨大贡献。
"In a way, it's an award coming near the beginning of the first year in grad school of a relatively young economist that anticipates an even greater contribution towards making our economy a better place for all," he said. "It is an award that speaks to the promise of Mr Pfuffnick's message of hope."
“在某种意义上，该奖给予了一位刚刚开始博士生第一年的相对较年轻的经济学家，是为了显示大家期待他将来为我们的经济更好而做出的更大的努力”，克鲁格曼教授说，“该奖彰显了Pfuffnick先生关于未来希望的承诺。”
He said the prize is a "wonderful recognition of Pfuffnick's essay in his grad school application."
他并且说诺奖是一个“美好的关于Pfuffnick的博士申请的自荐信的认同”。
转自http://www.ccthere.com/article/2477440......
2009-9-23
星期三(Wednesday)
晴
2009-9-12
星期六(Saturday)
晴
笔记贴：论羁縻
班固在《汉书·匈奴传》中称：
“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贡，制外内，或修刑政，或昭文德，远近之势异也。是以《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而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绝外内也。是故圣王禽兽畜之，不与约誓，不就攻伐；约之则费赂而见欺，攻之则劳师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縻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
这段文字是关于羁縻之道的经典表述。羁縻之道的核心是界线的观念，而界线基于差异：制度、风俗、道德诸方面的差异，概而言之，即文明之差。差异不可消弭，因此界线不可抹煞。界线在现实当中表现为长城、关塞、亭障等军事设施，也体现为谨慎平衡的外交技艺。羁縻政策有很强的保守意味，这不仅是因为这一政策的宗旨在于维持、强化界线，更因为它基本上放弃了进夷狄于中国的......
班固在《汉书·匈奴传》中称：
“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贡，制外内，或修刑政，或昭文德，远近之势异也。是以《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而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绝外内也。是故圣王禽兽畜之，不与约誓，不就攻伐；约之则费赂而见欺，攻之则劳师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縻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
这段文字是关于羁縻之道的经典表述。羁縻之道的核心是界线的观念，而界线基于差异：制度、风俗、道德诸方面的差异，概而言之，即文明之差。差异不可消弭，因此界线不可抹煞。界线在现实当中表现为长城、关塞、亭障等军事设施，也体现为谨慎平衡的外交技艺。羁縻政策有很强的保守意味，这不仅是因为这一政策的宗旨在于维持、强化界线，更因为它基本上放弃了进夷狄于中国的......
2009-9-1
星期二(Tuesday)
晴
读书脞录：桑原骘藏《考史游记》
桑原骘藏先生是近代日本的中国史大家，可惜我对他的学术成就了解很少，读这部游记，最初只是觉得有趣，特别是前两部分，《长安之旅》和《山东河南游记》，可以和所知相印证，也就更有意味。但读进去了，便生发许多敬意，桑原先生史料娴熟，视野广阔，笃行诚谨，确实是很了不起的学者。
敬意之外，还有感慨。这部游记创作于1907和1908年间，正是清朝乃至中国古代文明行将终结的时候，桑原游历的区域，如雍、豫、齐、鲁，则是旧文明精华萃集的所在，两相对比，令人有不忍闻见之感。桑原一路所见，道路艰难、寝舍简陋，固不必说，各处古代遗迹，也多因保存不善而房屋废坏、碑石倾倒、雕刻剥落，一派凋敝景象。经过洛阳天津桥的时候，桑原写道：
“隋唐时，洛水横贯都城，天津桥架其上，为往来要道，在当时极为繁华、唐代刘廷芝有所谓‘天津桥下阳春水，天津桥上繁华子。马声回合青云外，人影摇动绿波里’诗句。如今桥废流变，在破砖累累中，仅能依稀识得少许旧容。四望荒凉寥落，不见人影，不闻马声。宋代邵康节先生听杜鹃声卜国运兴衰之地即此处。如今觉罗氏的天下，亦酷似赵宋之末期。桥边杜鹃声究意如何呢？落晖熹微，秋风萧瑟，徒使万里来客生怀古之念。”
《考史游记》的文笔朴质，以记述为主，这样的议论、抒情其实较少。“万里来客”，似乎有一点超然的意思，虽然也关乎心、动乎情，但毕竟不是中国的时局中人。情感中，伤心之意，兴亡之叹固然有，但总不见得有多么痛切。说起来，桑原对于中国的态度，也是个很有趣的问题。他的书，此前只读过中华书局出版的《东洋史说苑》，译者在书后附录的一篇文章中也说到此事，结论是：“桑原骘藏可以说是一个蔑视中国，至少是无视中国的中国学研究者，是只把中国作为一堆可以引发出种种历史教训的反面教材的中国学研究者。”这话不太悦耳，但大体是事实。桑原骨子里不是个多么“现代”的人，他的观点，有些在今天看来未免守旧。譬如，《长安之旅》写到安史之乱中，唐朝无兵可用，是因为太平日久，武官地位卑下。这是他一贯的观点，即中国文化、中国人天性文弱，忽视武力，从事军事者也受人轻视，所以武力不举，武功不彰，在近代被外人百般欺凌，也是势所必然。《东洋史说苑》中有一篇《中国人的文弱和保守》，便专门讨论这一问题。这样的观点，以历史研究论，显然是以偏概全，但从充当反面教材为日本作镜鉴看，则是可以理解的。只不过桑原1931年便去世，未能得见他的民族崇尚武力的最终结局。
在《考史游记》里，中国也并非全是反面典型，有时也有一些积极的价值。如访问长安文庙时，桑原提及清朝地方政府设立名宦、乡贤祠的制度，称：
“......因此我想，我邦若也能移此风俗，每个市、町、村均建乡贤祠，凡当地出身的，举殉国者、报国者、有德行者、有学识者祀之，则对提高国民的精神修养，将会有很大的帮助。”
这其实就是儒家以名为治、以名教劝士之意。只不过桑原所谓的德行，未必就与儒家相同。日本当日或许没有先贤祠，但确实有尚武力、好名节的品德，有它的武士道精神。清末民初，中土士大夫浮海东游，在彼邦最推崇的，便有武士道。像梁启超，写过一本《中国之武士道》，把孔子列为武士道第一人，大力鼓吹本民族的“兵魂”。时过境迁，如今“武士道”一词在华土多少有了些贬义，但在当时它备受推崇，也自有其道理。假如你认定这世界的公理就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即便为防御计，似乎也不得不选择走尚武强兵一途，而近代历史里中、日两国的经历，也确实能够体现那个“公理”。近代日本的自我认同有两面性，一方面脱亚入欧，在政治、科技、军事诸方面向西方看齐，另一方面又颇自居为亚洲的代表，要抵御欧美诸强对东方的殖民。在桑原的文字中，对后一方面思想的表达较多，典型者如《黄祸论》，主张“白祸的客观存在是一种事实，而黄祸是一种虚妄之想”，对西方文明的自大和虚伪大加鞭挞。于此，不难看出桑原种种观点的现实和思想背景。
不管桑原对中国的态度如何，在游记中，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热爱，或曰兴趣还是很明显。有一些爱好和兴趣可以说是职业性的，譬如他访求保定六幢和开封宴台碑的劲头，便能看出他作为学者的旨趣；有一些则是个人性的，如他在马嵬杨贵妃墓前发了一大番“红颜蹇命”、“一抔黄土，不堪凭吊”式的感慨，后来到华清池，又慨叹了一回，读来启人发笑。又如他在孙承宗的墓前徘徊不忍离去，并抱怨墓修得太简陋，这也很能看出他的性情和抱负。另外，桑原在长安之旅中与著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几次遭遇，也很有趣。本来，他在金胜寺（崇圣寺）已经见到了这座碑，不料几天后，又目睹此碑被运抵西安，原来当时有一丹麦人（傅里茨·何尔谟），看到景教碑，想购买出国，当地官府闻知，立即将此碑迁至西安碑林，以绝外人觊觎之念。又过数日，在归途中，桑原见到一辆大车陷入泥沼之中，车上所载，据说便是一方仿刻的景教碑，因为那外国人购求真品不得，只好退而求其次。半月之内，数次与景教碑相逢，用桑原自己的话讲，也算是一件“奇缘”了。
......
桑原骘藏先生是近代日本的中国史大家，可惜我对他的学术成就了解很少，读这部游记，最初只是觉得有趣，特别是前两部分，《长安之旅》和《山东河南游记》，可以和所知相印证，也就更有意味。但读进去了，便生发许多敬意，桑原先生史料娴熟，视野广阔，笃行诚谨，确实是很了不起的学者。
敬意之外，还有感慨。这部游记创作于1907和1908年间，正是清朝乃至中国古代文明行将终结的时候，桑原游历的区域，如雍、豫、齐、鲁，则是旧文明精华萃集的所在，两相对比，令人有不忍闻见之感。桑原一路所见，道路艰难、寝舍简陋，固不必说，各处古代遗迹，也多因保存不善而房屋废坏、碑石倾倒、雕刻剥落，一派凋敝景象。经过洛阳天津桥的时候，桑原写道：
“隋唐时，洛水横贯都城，天津桥架其上，为往来要道，在当时极为繁华、唐代刘廷芝有所谓‘天津桥下阳春水，天津桥上繁华子。马声回合青云外，人影摇动绿波里’诗句。如今桥废流变，在破砖累累中，仅能依稀识得少许旧容。四望荒凉寥落，不见人影，不闻马声。宋代邵康节先生听杜鹃声卜国运兴衰之地即此处。如今觉罗氏的天下，亦酷似赵宋之末期。桥边杜鹃声究意如何呢？落晖熹微，秋风萧瑟，徒使万里来客生怀古之念。”
《考史游记》的文笔朴质，以记述为主，这样的议论、抒情其实较少。“万里来客”，似乎有一点超然的意思，虽然也关乎心、动乎情，但毕竟不是中国的时局中人。情感中，伤心之意，兴亡之叹固然有，但总不见得有多么痛切。说起来，桑原对于中国的态度，也是个很有趣的问题。他的书，此前只读过中华书局出版的《东洋史说苑》，译者在书后附录的一篇文章中也说到此事，结论是：“桑原骘藏可以说是一个蔑视中国，至少是无视中国的中国学研究者，是只把中国作为一堆可以引发出种种历史教训的反面教材的中国学研究者。”这话不太悦耳，但大体是事实。桑原骨子里不是个多么“现代”的人，他的观点，有些在今天看来未免守旧。譬如，《长安之旅》写到安史之乱中，唐朝无兵可用，是因为太平日久，武官地位卑下。这是他一贯的观点，即中国文化、中国人天性文弱，忽视武力，从事军事者也受人轻视，所以武力不举，武功不彰，在近代被外人百般欺凌，也是势所必然。《东洋史说苑》中有一篇《中国人的文弱和保守》，便专门讨论这一问题。这样的观点，以历史研究论，显然是以偏概全，但从充当反面教材为日本作镜鉴看，则是可以理解的。只不过桑原1931年便去世，未能得见他的民族崇尚武力的最终结局。
在《考史游记》里，中国也并非全是反面典型，有时也有一些积极的价值。如访问长安文庙时，桑原提及清朝地方政府设立名宦、乡贤祠的制度，称：
“......因此我想，我邦若也能移此风俗，每个市、町、村均建乡贤祠，凡当地出身的，举殉国者、报国者、有德行者、有学识者祀之，则对提高国民的精神修养，将会有很大的帮助。”
这其实就是儒家以名为治、以名教劝士之意。只不过桑原所谓的德行，未必就与儒家相同。日本当日或许没有先贤祠，但确实有尚武力、好名节的品德，有它的武士道精神。清末民初，中土士大夫浮海东游，在彼邦最推崇的，便有武士道。像梁启超，写过一本《中国之武士道》，把孔子列为武士道第一人，大力鼓吹本民族的“兵魂”。时过境迁，如今“武士道”一词在华土多少有了些贬义，但在当时它备受推崇，也自有其道理。假如你认定这世界的公理就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即便为防御计，似乎也不得不选择走尚武强兵一途，而近代历史里中、日两国的经历，也确实能够体现那个“公理”。近代日本的自我认同有两面性，一方面脱亚入欧，在政治、科技、军事诸方面向西方看齐，另一方面又颇自居为亚洲的代表，要抵御欧美诸强对东方的殖民。在桑原的文字中，对后一方面思想的表达较多，典型者如《黄祸论》，主张“白祸的客观存在是一种事实，而黄祸是一种虚妄之想”，对西方文明的自大和虚伪大加鞭挞。于此，不难看出桑原种种观点的现实和思想背景。
不管桑原对中国的态度如何，在游记中，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热爱，或曰兴趣还是很明显。有一些爱好和兴趣可以说是职业性的，譬如他访求保定六幢和开封宴台碑的劲头，便能看出他作为学者的旨趣；有一些则是个人性的，如他在马嵬杨贵妃墓前发了一大番“红颜蹇命”、“一抔黄土，不堪凭吊”式的感慨，后来到华清池，又慨叹了一回，读来启人发笑。又如他在孙承宗的墓前徘徊不忍离去，并抱怨墓修得太简陋，这也很能看出他的性情和抱负。另外，桑原在长安之旅中与著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几次遭遇，也很有趣。本来，他在金胜寺（崇圣寺）已经见到了这座碑，不料几天后，又目睹此碑被运抵西安，原来当时有一丹麦人（傅里茨·何尔谟），看到景教碑，想购买出国，当地官府闻知，立即将此碑迁至西安碑林，以绝外人觊觎之念。又过数日，在归途中，桑原见到一辆大车陷入泥沼之中，车上所载，据说便是一方仿刻的景教碑，因为那外国人购求真品不得，只好退而求其次。半月之内，数次与景教碑相逢，用桑原自己的话讲，也算是一件“奇缘”了。
......
2009-8-18
星期二(Tuesday)
晴
读书脞录：巴别尔《骑兵军》
事先就知道的内容，真正读到的时候，也就没有太多冲击力了。譬如《我的第一只鹅》，“雪白的鹅颈横在粪便中”，确实是很刺眼的意象，只是之前已听人絮叨过许多遍了，反不如《札莫希奇市》里的小故事，简单直白，令人无言，令人难忘——“我”和沃尔克夫到一户老妇人家借宿，那老妇人养了一头幼牛。向她讨吃讨喝未果，于是“我”去打盹，同伴开始给未婚妻写信。一刻钟后，“我”睁眼，看了一下同伴的信，上面写着：万分尊敬的瓦丽娅，你还记得我吗？紧接着——“我看过第一行后，从兜里掏出火柴，点燃了地板上的一小堆干草。火苗訇的一声朝我窜起来。老太婆扑到火上，用胸脯把火压灭。”
没有停顿，不假思索，火便烧了起来，“烧死你，老东西，烧死你，把你那头偷来的牛一起烧死。”没有《鹅》当中未尝言明的暗自筹划和刻意表演，也没有《鹅》中直言不讳的“心里十分痛苦”，这怒气的倏忽而至和空洞无凭更令人愕然。冲突因为老妇人端出藏匿的面包牛奶而结束，但面包牛奶并不是“我”发火的原因，甚至，文章结尾提到的“老婆把我扔了”，也不是真正的原因。在那个战场上，一切都太随性、自然，因与果反而显得多余了。
《鹅》中的“我”只是在努力找寻认同，《札莫希奇市》的“我”却难得地像一个哥萨克，但也只是像而已。
“我” 在布琼尼的骑兵军中的地位始终尴尬，《鹅》中的小插曲只是一次暂时的融洽，更多的时候，就像“我”驯服不了哥萨克的良驹“千里马”一样，哥萨克的骑兵们也始终与“我”有隔阂。“我”想下连队，师长眉头大皱：你到那里，一张嘴，他们就会把你整成狗屎堆。其实狗屎堆还是好的，他们抱怨“我”害死了他们的战友，甚至在“我”身后掏出枪——战场上，多尔古绍夫受了致命伤，开膛破肚，肠子淌到膝盖上，心跳都能看见。多尔古绍夫让“我”解决掉他，“我”不干，阿弗尼卡在他嘴里开了一枪。“我”上前，苦笑，说：我可下不去手。阿弗尼卡大怒：
“‘滚，’他回答说，脸色煞白，‘我毙了你！你们这些四眼狗，可怜我们弟兄就像猫可怜耗子......‘“
于是他扣住扳机，“我”感觉到后背一股死亡的寒气。
“我”在此时此处是何等的累赘啊，不仅“我”的同情、怜悯、迟疑是累赘，在这篇文字直截平静的叙述中，“我”的言语和表情也都显得累赘。这其中有倒错和混淆：残忍、果决、悲悯、伪善，绞成一团，分辨不开，但也只是在“我”心中如此，哥萨克的心里，决没有一丝疑虑。所以，“我”不被接受，不仅因为“我”是知识分子（“四眼”）或者犹太人，而是因为，“我”是不必要的存在，是黑白间的灰色、素朴中的杂多，是老子所言的五色五声五味，也就是毒药。尽管“我”有 “我”的辩护词：文明、智识、革命的纪律，但无论如何，“我”都是这大美中的瑕疵。
“我”自愿到骑兵军的基层去。这真是一个作家最好的自我放逐之地。
......
事先就知道的内容，真正读到的时候，也就没有太多冲击力了。譬如《我的第一只鹅》，“雪白的鹅颈横在粪便中”，确实是很刺眼的意象，只是之前已听人絮叨过许多遍了，反不如《札莫希奇市》里的小故事，简单直白，令人无言，令人难忘——“我”和沃尔克夫到一户老妇人家借宿，那老妇人养了一头幼牛。向她讨吃讨喝未果，于是“我”去打盹，同伴开始给未婚妻写信。一刻钟后，“我”睁眼，看了一下同伴的信，上面写着：万分尊敬的瓦丽娅，你还记得我吗？紧接着——“我看过第一行后，从兜里掏出火柴，点燃了地板上的一小堆干草。火苗訇的一声朝我窜起来。老太婆扑到火上，用胸脯把火压灭。”
没有停顿，不假思索，火便烧了起来，“烧死你，老东西，烧死你，把你那头偷来的牛一起烧死。”没有《鹅》当中未尝言明的暗自筹划和刻意表演，也没有《鹅》中直言不讳的“心里十分痛苦”，这怒气的倏忽而至和空洞无凭更令人愕然。冲突因为老妇人端出藏匿的面包牛奶而结束，但面包牛奶并不是“我”发火的原因，甚至，文章结尾提到的“老婆把我扔了”，也不是真正的原因。在那个战场上，一切都太随性、自然，因与果反而显得多余了。
《鹅》中的“我”只是在努力找寻认同，《札莫希奇市》的“我”却难得地像一个哥萨克，但也只是像而已。
“我” 在布琼尼的骑兵军中的地位始终尴尬，《鹅》中的小插曲只是一次暂时的融洽，更多的时候，就像“我”驯服不了哥萨克的良驹“千里马”一样，哥萨克的骑兵们也始终与“我”有隔阂。“我”想下连队，师长眉头大皱：你到那里，一张嘴，他们就会把你整成狗屎堆。其实狗屎堆还是好的，他们抱怨“我”害死了他们的战友，甚至在“我”身后掏出枪——战场上，多尔古绍夫受了致命伤，开膛破肚，肠子淌到膝盖上，心跳都能看见。多尔古绍夫让“我”解决掉他，“我”不干，阿弗尼卡在他嘴里开了一枪。“我”上前，苦笑，说：我可下不去手。阿弗尼卡大怒：
“‘滚，’他回答说，脸色煞白，‘我毙了你！你们这些四眼狗，可怜我们弟兄就像猫可怜耗子......‘“
于是他扣住扳机，“我”感觉到后背一股死亡的寒气。
“我”在此时此处是何等的累赘啊，不仅“我”的同情、怜悯、迟疑是累赘，在这篇文字直截平静的叙述中，“我”的言语和表情也都显得累赘。这其中有倒错和混淆：残忍、果决、悲悯、伪善，绞成一团，分辨不开，但也只是在“我”心中如此，哥萨克的心里，决没有一丝疑虑。所以，“我”不被接受，不仅因为“我”是知识分子（“四眼”）或者犹太人，而是因为，“我”是不必要的存在，是黑白间的灰色、素朴中的杂多，是老子所言的五色五声五味，也就是毒药。尽管“我”有 “我”的辩护词：文明、智识、革命的纪律，但无论如何，“我”都是这大美中的瑕疵。
“我”自愿到骑兵军的基层去。这真是一个作家最好的自我放逐之地。
......
2009-8-16
星期日(Sunday)
晴
和伊朗队打到第三节，王治郅成了中国队唯一的得分点，当年正是信兰成毁了他，今天难道要变成信大主任的救星？
结果还是输了，惨败。赛后苏群的话意味很深：这次失利，主要是指挥和情报的问题，对于失利的原因我们要有清楚的认识。苏群们在未雨绸缪，因为味道已经很浓烈了：说不定，信大主任们就要把这次失利当作脏水泼到尤纳斯时代的中国男篮头上，否定这些年来男篮的建队思想和发展方向了！
然后再复辟什么中国特色的小快灵，如张合理老师所鼓吹的。
然后你就能看见信兰成主任背后那一排满脸不服不忿的遗老们，鼻孔里喷着陈腐的荣耀，不知今夕何夕地鼻息生鼍鼓。
当然还有信大主任自己，腆着脸等着拆球员的肋骨作他爬升的阶梯。
我们怎么到处养着、甚至供着这种反作用力型永动机？
官僚不去，诸事不举。信兰成，赶紧滚蛋吧！
......
结果还是输了，惨败。赛后苏群的话意味很深：这次失利，主要是指挥和情报的问题，对于失利的原因我们要有清楚的认识。苏群们在未雨绸缪，因为味道已经很浓烈了：说不定，信大主任们就要把这次失利当作脏水泼到尤纳斯时代的中国男篮头上，否定这些年来男篮的建队思想和发展方向了！
然后再复辟什么中国特色的小快灵，如张合理老师所鼓吹的。
然后你就能看见信兰成主任背后那一排满脸不服不忿的遗老们，鼻孔里喷着陈腐的荣耀，不知今夕何夕地鼻息生鼍鼓。
当然还有信大主任自己，腆着脸等着拆球员的肋骨作他爬升的阶梯。
我们怎么到处养着、甚至供着这种反作用力型永动机？
官僚不去，诸事不举。信兰成，赶紧滚蛋吧！
......
2009-7-31
星期五(Friday)
晴
读书脞录：焦循《春秋左传补疏序》
读到清经解本《春秋左传补疏》，焦循的自序不长，顺手敲出来。杜预在清代的名声不算好，很多人对他的左传注不满，便越过他去搜集贾逵、服虔、京相璠的注。焦循这部著作也是批评杜预的，但他批评的角度与别人不一样，他认为杜预作春秋经传集解，是为了替司马氏父子的丑行伪饰，所以杜注里面有许多悖乱圣人意旨的内容。这个批评有无道理，怕是有待辨析，至少，左氏学在东汉之后逐渐壮大，在魏晋时也有多人为之作传，这总不会都是为了效勤于当政的缘故。焦循的指责里面还包括一个内容，即左传本身就是很可疑的。焦循引明人陆粲的话称，左传应当作于战国之初，而且可能被刘歆窜乱过，所以不可尽信为圣经。汉代之后，春秋三传中左氏独尊，但对左氏的怀疑和批评还是有许多。这个问题似乎还缺少整理和研究。
焦循《春秋左传补疏序》
余幼年读春秋，好左氏传，久而疑焉。及闻杜预集解暨所为释例，疑滋甚矣。孔子因邪说暴行而惧，因惧而作春秋，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春秋者，所以诛乱贼也。而左传则云：称君，君无道；称臣，臣之罪。杜预者，且扬其辞而畅衍之，与孟子之说大悖，春秋之义遂不明。已而阅三国魏志杜畿传注，乃知预为司马懿女壻。晋书预本传云：祖畿，魏尚书仆射，父恕，幽州刺史。其父与宣帝不相能，遂以幽死。故预久不得调，文帝嗣立，预尚帝妹高陆公主，起家拜尚书郎，思念传参相府军事。预以父得罪于懿，废弃不用，盖热中久矣。昭有篡弑之心，收罗才士，遂以妹妻预而使参府事，预出意外，于是忘父怨而竭忠于司马氏。既目见成济之事，将有以为昭饰，且有以为懿、师饰，即用以为己饰，此左氏春秋集解所以作也。夫懿、师、昭乱臣贼子也，贾充、成济，郑庄之祝聃、祭足而赵盾之赵穿也。王凌、毋邱俭、李丰、王经，则仇牧、孔父嘉之伦也。昭弑高贵乡公而归罪于成济，已俨然托于大义而思免于反不讨贼之讥。师逐君、昭弑君，均假太后之诏以称君罪，则师旷所谓其君实甚、史墨所谓君臣无常位者本有以启之，预假其说而畅衍之，所以报司马氏之恩而解懿、师、昭之恶，夫又何疑？顾射王中肩，即抽戈犯跸也，而预以为郑志在苟免，王讨之非，显谓高贵讨昭之非而昭御之为志在苟免。孔父嘉之义形于色，仇牧之不畏强御，而预皆锻炼深文以为无善可褒，此李丰之忠而可斥为奸，王经之节可指为贰，居然相例矣。师、昭而后，若裕，若道成，若衍，若霸仙，若洋，若泰、若坚、广，他如石虎、冉闵、苻坚，相习成风，而左氏传、杜氏集解适为之便，故其说大行于晋宋齐梁之世。唐高祖之于隋，亦踵魏晋余习，故用预说作正义，而贾、服诸家由是而废。吾于左氏之说，信其为六国时人为田齐、三晋等饰也。左氏为田齐、三晋等饰，与杜预为司马氏饰，前后一辙，而孔子作春秋之义乖矣。四明万氏充宗作学春秋随笔，斥左氏之颇，吴中惠氏半农作春秋说，正杜氏之失，无锡顾氏栋高作春秋大事表，特纠杜注之误，而预撰集解之隐衷，则未有摘其奸而发其伏者。贾、服旧注，惜不能见全，而近世之儒者补左氏注，亦徒详核乎训故名物而已。余深怪夫预之忘父怨而事仇，悖圣经以欺世，摘其说之大纰缪者稍疏出之，质诸深于春秋者，俾天下后世共知预为司马氏之私人、杜恕之不孝子、而我孔子作春秋之蟊贼也。嘉兴丁丑冬十二月除夕录于半九堂书塾之蜜梅花馆。
补：陈澧《东塾读书记》卷十引此序，三联版整理者似未能复核原文，颇有脱误。又如“射王中肩即抽戈犯跸也而预以为郑志在苟免王讨之非显谓高贵讨昭之非......”三联版断作：“射王中肩，即抽戈犯跸也，而预以为郑志在苟免。王讨之非，显谓高贵讨昭之非......”，显然错误。《左传》桓公五年杜注云：“‘劳王’、‘问左右’，言郑志在苟免，王讨之非也。”
......
读到清经解本《春秋左传补疏》，焦循的自序不长，顺手敲出来。杜预在清代的名声不算好，很多人对他的左传注不满，便越过他去搜集贾逵、服虔、京相璠的注。焦循这部著作也是批评杜预的，但他批评的角度与别人不一样，他认为杜预作春秋经传集解，是为了替司马氏父子的丑行伪饰，所以杜注里面有许多悖乱圣人意旨的内容。这个批评有无道理，怕是有待辨析，至少，左氏学在东汉之后逐渐壮大，在魏晋时也有多人为之作传，这总不会都是为了效勤于当政的缘故。焦循的指责里面还包括一个内容，即左传本身就是很可疑的。焦循引明人陆粲的话称，左传应当作于战国之初，而且可能被刘歆窜乱过，所以不可尽信为圣经。汉代之后，春秋三传中左氏独尊，但对左氏的怀疑和批评还是有许多。这个问题似乎还缺少整理和研究。
焦循《春秋左传补疏序》
余幼年读春秋，好左氏传，久而疑焉。及闻杜预集解暨所为释例，疑滋甚矣。孔子因邪说暴行而惧，因惧而作春秋，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春秋者，所以诛乱贼也。而左传则云：称君，君无道；称臣，臣之罪。杜预者，且扬其辞而畅衍之，与孟子之说大悖，春秋之义遂不明。已而阅三国魏志杜畿传注，乃知预为司马懿女壻。晋书预本传云：祖畿，魏尚书仆射，父恕，幽州刺史。其父与宣帝不相能，遂以幽死。故预久不得调，文帝嗣立，预尚帝妹高陆公主，起家拜尚书郎，思念传参相府军事。预以父得罪于懿，废弃不用，盖热中久矣。昭有篡弑之心，收罗才士，遂以妹妻预而使参府事，预出意外，于是忘父怨而竭忠于司马氏。既目见成济之事，将有以为昭饰，且有以为懿、师饰，即用以为己饰，此左氏春秋集解所以作也。夫懿、师、昭乱臣贼子也，贾充、成济，郑庄之祝聃、祭足而赵盾之赵穿也。王凌、毋邱俭、李丰、王经，则仇牧、孔父嘉之伦也。昭弑高贵乡公而归罪于成济，已俨然托于大义而思免于反不讨贼之讥。师逐君、昭弑君，均假太后之诏以称君罪，则师旷所谓其君实甚、史墨所谓君臣无常位者本有以启之，预假其说而畅衍之，所以报司马氏之恩而解懿、师、昭之恶，夫又何疑？顾射王中肩，即抽戈犯跸也，而预以为郑志在苟免，王讨之非，显谓高贵讨昭之非而昭御之为志在苟免。孔父嘉之义形于色，仇牧之不畏强御，而预皆锻炼深文以为无善可褒，此李丰之忠而可斥为奸，王经之节可指为贰，居然相例矣。师、昭而后，若裕，若道成，若衍，若霸仙，若洋，若泰、若坚、广，他如石虎、冉闵、苻坚，相习成风，而左氏传、杜氏集解适为之便，故其说大行于晋宋齐梁之世。唐高祖之于隋，亦踵魏晋余习，故用预说作正义，而贾、服诸家由是而废。吾于左氏之说，信其为六国时人为田齐、三晋等饰也。左氏为田齐、三晋等饰，与杜预为司马氏饰，前后一辙，而孔子作春秋之义乖矣。四明万氏充宗作学春秋随笔，斥左氏之颇，吴中惠氏半农作春秋说，正杜氏之失，无锡顾氏栋高作春秋大事表，特纠杜注之误，而预撰集解之隐衷，则未有摘其奸而发其伏者。贾、服旧注，惜不能见全，而近世之儒者补左氏注，亦徒详核乎训故名物而已。余深怪夫预之忘父怨而事仇，悖圣经以欺世，摘其说之大纰缪者稍疏出之，质诸深于春秋者，俾天下后世共知预为司马氏之私人、杜恕之不孝子、而我孔子作春秋之蟊贼也。嘉兴丁丑冬十二月除夕录于半九堂书塾之蜜梅花馆。
补：陈澧《东塾读书记》卷十引此序，三联版整理者似未能复核原文，颇有脱误。又如“射王中肩即抽戈犯跸也而预以为郑志在苟免王讨之非显谓高贵讨昭之非......”三联版断作：“射王中肩，即抽戈犯跸也，而预以为郑志在苟免。王讨之非，显谓高贵讨昭之非......”，显然错误。《左传》桓公五年杜注云：“‘劳王’、‘问左右’，言郑志在苟免，王讨之非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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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7-29
星期三(Wednesday)
晴
班固不立“清节传”
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二称：
“西汉末，郭钦、蒋诩、栗融、禽庆、苏章、曹竟不仕于莽，卓茂与孔休、蔡勳、刘宣、龚胜、鲍宣同志，不仕莽时。王皓、王嘉并弃官。《汉史》不能表而扬之为《清节传》，而仅附见其名氏，然诸君子清风肃然，立懦夫之志于百世之下，不待传而彰。”
全祖望很赞同这个说法，其《困学纪闻注》称“《汉史》不传忠义，自是大阙略”，《鲒埼亭集》中《西汉节义传题词》、《拾汉豫章太守贾萌事》两文也持此说。除王应麟所举者之外，全祖望还补充了彭宣、王崇、邴汉、梅褔、逢萌、薛方、向长、李业、谯玄、辛庆忌之五子（辛庆忌，其三子通、遵、茂，以及南郡太守辛伯）、刘崇、翟义、刘信、张充、刘快、贾萌等人。全祖望论贾萌事所引史料的史源有错误，见《陈垣史源学杂文》。
深宁论“清节”，谢山论“忠义”，后者补充的一些人物其实是因为起兵反抗王莽而死，谓之忠义固可，但不能算“清节”。王应麟是宋之遗民，全祖望虽不是遗民，但平生学术志趣也大半落在明清异代之际。他们重视朝代变革时的“清节”、“忠义”，这自然可以理解，但因此责备班固未能为上述众人单独列传，就过苛了。《汉书》虽然没有清节传，但有《王贡两龚鲍传》，以传述“礼让进退”之人，其中对龚胜的事迹记述得很详细，称他“守死善道”，这多少有一些表彰志节的意思。汉代史书叙事简略，不似后世史著那样细大不捐，因此不能如全祖望希望的那样备录忠义贞节之士。重要的是，《汉书》的体例规模昉自太史公书，而《史记》并无清节传，班固对《史记》的体例有所损益，其所增益者如《艺文志》、《古今人表》等，不论是否成功，都内容丰富、关系甚大，相比之下，创立清节传是否有必要呢？守志不仕新朝、伪朝，这确实是高尚的德行，但德行需要时势以玉成之，对德行的历史记录也同样如此。新莽代汉是两汉历史中的大事，但炎汉之王命并未因此而徙移，这与蒙元代宋、满清代明这样的世变不可同日而语，其对汉代士人心理造成的冲击也要小得多。班固创作《汉书》的时候，东汉政治堪称清明，此时并无为西汉之史增设清节传的时势。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大概是，对于“清节”的理解，班固与王应麟、全祖望并不尽然相同。简单地说，后两人更重气节，而班固更重清操，后两人强调的是节义行为体现的价值，而班固更看重这种行为的结果——保身、全命、不污于世。班固之祖稺在王莽朝便退身自保，既不荣显，也未罹祸。关于此事，班固《幽通赋》称：“ 巨滔天而泯夏矣，考遘愍以行谣，终保己以而贻则兮，里上仁之所庐。”若以王应麟或全祖望的观点看，班稺的行为肯定算不得“清节”，班固却对其感觉荣耀。
《后汉书》有党锢列传，表彰气节，范滂、李膺等人也常常被宋、明的士人视作榜样，这似乎导致了一种错觉，即汉人对气节的理解与后世是一致的。其实不然，譬如，汉人并不认为“死节”尽是可取的，东汉赵歧堪称气节之士，但他对孟子“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一言的理解是：“穷达舒卷，屈伸异变，变流从顾，守者所慎，故曰金石独止，不殉人也。”这样的理解想来很难被全祖望所接受。另外，宋、明两朝皆为异族所替代，在这种情况下，死节或者守志行为的意义，只有当代之人才有深刻的理解，如顾炎武“有亡国、有亡天下”之论，又如，全祖望在《巾子山张太傅祠堂碑》一文称：“国家不能长存而不亡，忠臣志士成者一而败者九，顾其所以长存而不败者，此配义与道之气，塞乎天地之间。”这样的理解，显然是不能强求于一千六百年前之班固的。总而言之，王应麟、全祖望两先生批评班固不立“清节传”，虽然立意甚正，但未免有些求全责备。
......
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二称：
“西汉末，郭钦、蒋诩、栗融、禽庆、苏章、曹竟不仕于莽，卓茂与孔休、蔡勳、刘宣、龚胜、鲍宣同志，不仕莽时。王皓、王嘉并弃官。《汉史》不能表而扬之为《清节传》，而仅附见其名氏，然诸君子清风肃然，立懦夫之志于百世之下，不待传而彰。”
全祖望很赞同这个说法，其《困学纪闻注》称“《汉史》不传忠义，自是大阙略”，《鲒埼亭集》中《西汉节义传题词》、《拾汉豫章太守贾萌事》两文也持此说。除王应麟所举者之外，全祖望还补充了彭宣、王崇、邴汉、梅褔、逢萌、薛方、向长、李业、谯玄、辛庆忌之五子（辛庆忌，其三子通、遵、茂，以及南郡太守辛伯）、刘崇、翟义、刘信、张充、刘快、贾萌等人。全祖望论贾萌事所引史料的史源有错误，见《陈垣史源学杂文》。
深宁论“清节”，谢山论“忠义”，后者补充的一些人物其实是因为起兵反抗王莽而死，谓之忠义固可，但不能算“清节”。王应麟是宋之遗民，全祖望虽不是遗民，但平生学术志趣也大半落在明清异代之际。他们重视朝代变革时的“清节”、“忠义”，这自然可以理解，但因此责备班固未能为上述众人单独列传，就过苛了。《汉书》虽然没有清节传，但有《王贡两龚鲍传》，以传述“礼让进退”之人，其中对龚胜的事迹记述得很详细，称他“守死善道”，这多少有一些表彰志节的意思。汉代史书叙事简略，不似后世史著那样细大不捐，因此不能如全祖望希望的那样备录忠义贞节之士。重要的是，《汉书》的体例规模昉自太史公书，而《史记》并无清节传，班固对《史记》的体例有所损益，其所增益者如《艺文志》、《古今人表》等，不论是否成功，都内容丰富、关系甚大，相比之下，创立清节传是否有必要呢？守志不仕新朝、伪朝，这确实是高尚的德行，但德行需要时势以玉成之，对德行的历史记录也同样如此。新莽代汉是两汉历史中的大事，但炎汉之王命并未因此而徙移，这与蒙元代宋、满清代明这样的世变不可同日而语，其对汉代士人心理造成的冲击也要小得多。班固创作《汉书》的时候，东汉政治堪称清明，此时并无为西汉之史增设清节传的时势。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大概是，对于“清节”的理解，班固与王应麟、全祖望并不尽然相同。简单地说，后两人更重气节，而班固更重清操，后两人强调的是节义行为体现的价值，而班固更看重这种行为的结果——保身、全命、不污于世。班固之祖稺在王莽朝便退身自保，既不荣显，也未罹祸。关于此事，班固《幽通赋》称：“ 巨滔天而泯夏矣，考遘愍以行谣，终保己以而贻则兮，里上仁之所庐。”若以王应麟或全祖望的观点看，班稺的行为肯定算不得“清节”，班固却对其感觉荣耀。
《后汉书》有党锢列传，表彰气节，范滂、李膺等人也常常被宋、明的士人视作榜样，这似乎导致了一种错觉，即汉人对气节的理解与后世是一致的。其实不然，譬如，汉人并不认为“死节”尽是可取的，东汉赵歧堪称气节之士，但他对孟子“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一言的理解是：“穷达舒卷，屈伸异变，变流从顾，守者所慎，故曰金石独止，不殉人也。”这样的理解想来很难被全祖望所接受。另外，宋、明两朝皆为异族所替代，在这种情况下，死节或者守志行为的意义，只有当代之人才有深刻的理解，如顾炎武“有亡国、有亡天下”之论，又如，全祖望在《巾子山张太傅祠堂碑》一文称：“国家不能长存而不亡，忠臣志士成者一而败者九，顾其所以长存而不败者，此配义与道之气，塞乎天地之间。”这样的理解，显然是不能强求于一千六百年前之班固的。总而言之，王应麟、全祖望两先生批评班固不立“清节传”，虽然立意甚正，但未免有些求全责备。
......
2009-7-27
星期一(Monday)
晴
关于书：金克木《书读完了·甘地论》
拿到金克木先生的文集《书读完了》，里面的一些文章曾经读过，但《甘地论》却是第一次读到。这篇长文是作者1942年在加尔各答创作的，隔年在重庆出版。正值中国抗击日本侵略之际，如此背景之下，以国内读者的角度看，甘地的“不抵抗主义”难免有些不可思议的意味，作者为了把事情讲清楚，便用了许多中国的例子作类比。譬如说，他认为甘地的“不害主义”恰如老子或黄老，甘地的形象也如同手持《老子》而非宝剑与《可兰经》的默罕默德。提到默罕默德是为了表现甘地作为教主兼政治家的巨大能量，而《老子》则与“不害主义”的本质有相合之处：貌似消极，实际很积极，“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当然，这样的斗争需要有特殊的外部条件，若是在中国，面对日本人的枪口，鼓吹非暴力无异于自取其辱，但印度却有这样的条件，这在“君子手段与女性战斗”一节中讲得很显豁：甘地的对手是“君子国”，不管是真君子还是伪君子，面对这种守雌抱弱的手段，总是难以拉下脸皮来。君子国的殖民主义固然也是殖民主义，但好歹有一些自我约束。
有一点，即印度的民族性问题，作者谈的不多，却很精辟。他认为英国人的代表字是决心、毅力或固执，中国人的代表字是方法（resourcefnlness，正面理解是说国人善谋略，反面理解大概也有缺乏原则的意思），印度人的代表字则可硬译作“负号主义”。不同文明间的人物世情，有的相同，有的可以类比而相通，有的实际上是根本不同的。譬如甘地，他全无资产、生活朴素、意志坚定、一心为民，似乎与中国历史上的圣人如手不爪、胫不毛的大禹相似，但大禹治水是积极的活动，全无不抵抗或者“负号”的意味。负号主义或者不害主义，若非印度特殊的宗教和文化环境，必然是产生不了的。不管是君子国的殖民主义，还是特殊的宗教与宗教熏染的民情，印度的问题，也只有在印度才能被解释。
这些年总能看到关于印度的文章，以前多是半学术性质的议论，现在游记类的文字也多了起来。两国同为文明古国，同为第三世界大国，历史上有些恩怨，政治制度上又不相同，必然要被拿来作对比。对比经常是一种虚妄的活动，对比的对象只是虚拟之境，因为此地的不完满而被寄托了善好的幻象，印度之于我朝，大概尤其如此。这两年来，亲自去印度的人多了，耳闻目睹之余，也打破了不少幻象，像天涯国观里的某几个帖子，关于恒河岸边的生活和印度公立医院，只是照片，胜过千言万语。问题也接踵而至：印度有所谓的制度优势，为何发展较差？更有趣的问题是：印度社会状况如此，为何Victory Chen和Broad Wu两位先生还不出世？问题或许有些促狭，但未必不严肃。答案也许需要千言万语，但印度特殊的宗教文化一定是重要的因素。
像金克木先生对大部分国人的批评一样，我对印度的了解很少，有一点认识，也都是印象式的。如看过奈保尔的印度三部曲，也许是对里面讲到的在壁龛里面睡觉的方式印象太深，以至于很长时间里，一提起这个国家，都会有一种黯淡和逼仄的感觉。更早一些，大略看过布塔利亚·乌瓦什的《沉默的另一面》，这部书讲述了印巴分立之际发生在印度教徒、穆斯林、锡克教徒等之间的血腥故事，它们自然是英国人“君子国”式的殖民主义遗留下的恶果，同时也说明，即便是一种平和的宗教，在面对异教、陷入宗教对立的时候，也可能会性情大变。因为兴趣，我平时接触的消息，关于印度的，多半与暴力有关。就在今天，印度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这是五常之外的第一家。这几年，印度的军力扩张迅速，国内的恐怖活动也很频繁。说实话，这些印象与金克木先生的文章内容对比，真有天壤之感。这大概是需要惭愧下的。
......
拿到金克木先生的文集《书读完了》，里面的一些文章曾经读过，但《甘地论》却是第一次读到。这篇长文是作者1942年在加尔各答创作的，隔年在重庆出版。正值中国抗击日本侵略之际，如此背景之下，以国内读者的角度看，甘地的“不抵抗主义”难免有些不可思议的意味，作者为了把事情讲清楚，便用了许多中国的例子作类比。譬如说，他认为甘地的“不害主义”恰如老子或黄老，甘地的形象也如同手持《老子》而非宝剑与《可兰经》的默罕默德。提到默罕默德是为了表现甘地作为教主兼政治家的巨大能量，而《老子》则与“不害主义”的本质有相合之处：貌似消极，实际很积极，“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当然，这样的斗争需要有特殊的外部条件，若是在中国，面对日本人的枪口，鼓吹非暴力无异于自取其辱，但印度却有这样的条件，这在“君子手段与女性战斗”一节中讲得很显豁：甘地的对手是“君子国”，不管是真君子还是伪君子，面对这种守雌抱弱的手段，总是难以拉下脸皮来。君子国的殖民主义固然也是殖民主义，但好歹有一些自我约束。
有一点，即印度的民族性问题，作者谈的不多，却很精辟。他认为英国人的代表字是决心、毅力或固执，中国人的代表字是方法（resourcefnlness，正面理解是说国人善谋略，反面理解大概也有缺乏原则的意思），印度人的代表字则可硬译作“负号主义”。不同文明间的人物世情，有的相同，有的可以类比而相通，有的实际上是根本不同的。譬如甘地，他全无资产、生活朴素、意志坚定、一心为民，似乎与中国历史上的圣人如手不爪、胫不毛的大禹相似，但大禹治水是积极的活动，全无不抵抗或者“负号”的意味。负号主义或者不害主义，若非印度特殊的宗教和文化环境，必然是产生不了的。不管是君子国的殖民主义，还是特殊的宗教与宗教熏染的民情，印度的问题，也只有在印度才能被解释。
这些年总能看到关于印度的文章，以前多是半学术性质的议论，现在游记类的文字也多了起来。两国同为文明古国，同为第三世界大国，历史上有些恩怨，政治制度上又不相同，必然要被拿来作对比。对比经常是一种虚妄的活动，对比的对象只是虚拟之境，因为此地的不完满而被寄托了善好的幻象，印度之于我朝，大概尤其如此。这两年来，亲自去印度的人多了，耳闻目睹之余，也打破了不少幻象，像天涯国观里的某几个帖子，关于恒河岸边的生活和印度公立医院，只是照片，胜过千言万语。问题也接踵而至：印度有所谓的制度优势，为何发展较差？更有趣的问题是：印度社会状况如此，为何Victory Chen和Broad Wu两位先生还不出世？问题或许有些促狭，但未必不严肃。答案也许需要千言万语，但印度特殊的宗教文化一定是重要的因素。
像金克木先生对大部分国人的批评一样，我对印度的了解很少，有一点认识，也都是印象式的。如看过奈保尔的印度三部曲，也许是对里面讲到的在壁龛里面睡觉的方式印象太深，以至于很长时间里，一提起这个国家，都会有一种黯淡和逼仄的感觉。更早一些，大略看过布塔利亚·乌瓦什的《沉默的另一面》，这部书讲述了印巴分立之际发生在印度教徒、穆斯林、锡克教徒等之间的血腥故事，它们自然是英国人“君子国”式的殖民主义遗留下的恶果，同时也说明，即便是一种平和的宗教，在面对异教、陷入宗教对立的时候，也可能会性情大变。因为兴趣，我平时接触的消息，关于印度的，多半与暴力有关。就在今天，印度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这是五常之外的第一家。这几年，印度的军力扩张迅速，国内的恐怖活动也很频繁。说实话，这些印象与金克木先生的文章内容对比，真有天壤之感。这大概是需要惭愧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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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一般评论：全民名义下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2009-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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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愚居
林贤治先生《旷代的忧伤》出版2009-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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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英国法人观念的起源2009-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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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拉格群鸟2009-11-19 2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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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白守黑2009-11-11 20:21
lyfond2009-11-09 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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咄嗟2009-11-09 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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