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江西男子黎金福再一次跪在体育西路街头。今年1月6日，他带着一双儿女跪在体育西路，自称要转卖儿女筹集5万元医药费救妻。这一次，除了一双儿女，他还带上了他的老父亲。两个月之间，他已经在广州下跪两次。这期间的变故巨大，因为他患上脊膜瘤的妻子已经去世。如果说上次来穗他仍然抱着希望，那么此次羊城再跪已经于事无补，为何又重新下跪一次呢。按照他的说法，他妻子临终前留有遗愿，希望将当初筹集到但未及花掉的多余善款还给当初的捐钱者。

然而，黎金福此举遭到不少人怀疑，认为其借机炒作，这个说法有道理，因为即便还钱也根本不需要采用下跪的方式，而且捐出去的钱对方也肯定不会收回。但是如果说黎金福有做秀动机似乎更说不通，做秀对他来说并没有任何好处，况且他的妻子去世刚过两周，有人会在亡人尸骨未凉之时就千里迢迢赶到广州来做秀么？黎金福的“做秀”背后其实另有玄机，在他的感谢信中他已经交代的很清楚：“我们再次来到广州，是为了给已经离去的妻子申冤呐喊，也为了将剩余的善款还给恩人”。很显然，还善款完全构不成下跪的理由，申冤才是黎金福的根本目的。

那么黎金福的冤情在哪里呢？据他说，妻子的病不至于致死，医治他妻子的赣州市人民医院在医治过程中存在失误，所以才会导致妻子死亡，但事后院方却以病历不见了为由拒绝公布真相。这只是黎金福的单方面言论，事实怎样有待记者继续报道，但是黎金福的此次广州之旅已经改变了性质。他上一次下跪是为卖子筹款才间接引起媒体关注，而这一次下跪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引起媒体关注。很显然，他已经发现了一种引起媒体关注的方法，上次为了筹款辗转五省，惊动各省媒体，而此次他来到广州，就是想重复媒体效应，引起对他妻子死亡的重视。

如果我们认同作“做秀论”，那么可以说，黎金福的确是一个做秀高手，他很懂得媒体和大众的心理。为了救妻子，他采取转卖儿女的策略，大街上公开卖儿鬻女这种白毛女时代才可能发生的事情自然吸引无数关注，而这一回他采用归还善款的策略也极能吸引眼球，因为少有人具有这样的道德。但是，我们看到这种“做秀”又是多么无奈。医药费奇高，又不能眼睁睁看着妻子离开，只好走上做秀路；怀疑医院失误致妻子死亡，但面对强势的医院也基本毫无办法，只好又再走一回做秀路。所以，黎金福的“做秀”其实是被逼的。弱势群体通过出格离奇的行为吸引社会关注其实并不鲜见，据2月份《南方农村报》报道，今年1月7日，化州几十位村民围坐在几张凳子旁“煮锄头”，碗中分别盛着石头、沙子和泥土，锅里放着几把下田用的锄头，锅底燃起大火，原来这是村民们通过“煮锄头”的行为艺术吸引媒体关注当地学校违规征用耕地的行为。而另一方面，某些做秀又到了过火的地步，比如海珠桥上屡屡上演的跳桥秀就已经变味，但是我们又能对此有过多责怪么？民众的极端措施恰恰说明社会的种种问题缺乏解决的畅通渠道。我们更应看到的是，“做秀”说明人们仍然带着希望，如果通过“做秀”也毫无结果，到了绝望之际便会产生更加极端的举动，恐怕就会引起某些恶劣的社会事件了。（南方日报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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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温总理甫一履新，便以一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惊艳亮相，从此，引经据典的温氏风格给中国政坛打下鲜明烙印。区别于朱镕基总理“地雷阵”“万丈深渊”和“棺材论”的激越悲壮，温总理的语言方式温文尔雅，却同样不缺表达的力度。从引用郑板桥、林则徐到萧伯纳、泰戈尔再到今年两会引用《离骚》明志。八年经典犹在耳，总理原是读书人。除了中国古代名篇，总理之阅读视野亦包括西方经典名著。2006年两会期间，在回答美国记者问题时，温总理引用美国老报人斯特朗斯基那句“要讲民主的话，不要关在屋子里只读亚里士多德，要多坐地铁和公共汽车”至今仍然令人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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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句之引用，正因其是个人情感之着力点。八年里，温总理的引用频率最高的集中于三个方面：民生、党建与外交。其中民生方面最多，最著名的当属引用诗人艾青那句“为什么我的眼睛总饱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而“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一度成为当年度引用率最高的诗句。在执政党和国家前途之忧虑方面也很多：“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不一而足。实际上，民生问题、党建问题以及中美关系台湾问题正是当今中国最大的政治国情。今年两会，温总理继2005年之后再一次引用王安石“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以表达对中美关系的期望。而台湾问题也是其引用密集的所在，无论是余光中还是于右任，皆是信手拈来。而去年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崔世安时，引用《左传》“慎始而敬终，终以不困”也引来一片赞叹。除了引经据典，温总理也在践行一个读书人的本色，他在不少场合推荐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今年两会，他表达了同样的理念，他说“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同高尚的伦理学是不可分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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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遍缺乏文化素养的中国政坛，一个富有读书涵养的总理成为政治生活的亮点。通过引经据典的方式表达对现实的期望成为温总理的独特话语方式，除了个人素养外也是因为总理对传统政治的独到理解。那些早被引用多次的经典在现实政治语境中散发出奇特的魅力，成为人们解读中国政治的话语密码，其中意味之深长，真所谓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在这个一直被定位为文化大国的国度，一个读书的总理成为这个国家悠久文化的代表。然而，我们也应看到，总理引经据典最重要的意义不在它表现了这个国家的文化，而是用这种方式将政治的严肃化作和暖春风。一百多年来，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开展，代代先贤在东西方文化的讨论上展开了漫长的论争。一个基本的共识是传统文化需要融入现代理念。那些来自传统文化的经典在某些语境下发挥出现代性作用，而在很多领域需要的是现代性话语。于是，我们也看到了温总理的另一面，我们至今还记得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候温总理在黑夜之中那一声殚精竭虑的怒吼，“是人民养活了你们”。这句大白话没有引经据典，然而那个耳畔略染白霜的总理更加令人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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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中国，为转型之中国。胡温新政已近八年。八年，世界风云大变，中国亦在大变。而当今中国，问题的核心似乎仍未有丝毫质变。八年中温总理叙述过的经典，见证了一位总理的对这个国家全部的情感、对官民的全部期望，同时也见证着中国的进步，也可一窥中国改革的某些困境、某些症结。从这个意义上说，温总理这些引经据典，已经成为过去八年中国政治生活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3月16日南方日报社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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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政府的收支简单到和一个家庭的油盐酱醋一样,那么钱袋子的管理当然非常简单。但就算一个家庭花钱也得掂量着过,要是遇上哪个败家子或者购物狂主妇,“月光”也是常事；一个小家庭倒还好,一个国家要是弄到寅吃卯粮的地步,受累的就是全体民众。所以,小到一个家庭大到一个国家,要想管理得好,钱袋子的预算都不能不重视。这个道理是现代社会的一项基本常识。但在我国,财政预算公开和官员财产申报一样成了一个大难题。之所以成为一个大难题,恐怕与目前的国情分不开。

实际上,公众也没有苛刻到罔顾国情的地步。对任何进步,公众都给予了最大的掌声。去年10月,广州市政府在全国率先上网公布了114个部门的财政预算。此举因在国内首开先河而备受公众褒奖。事实证明,财政预算的阳光化有着立竿见影的效果。广州市财政预算公布之后,就有人对某幼儿园几千万的预算提出质疑。而广州这次预算公布尚且还没有披露公款招待、公车消费、公费出国等项目的明细以及个别账目,可以想象,如果真披露了,那会引起多大的震惊。所以,政府可以一步一步推进财政预算公开,因为公众对政府是有耐心的；但是如果有人以所谓技术原因故意阻碍财政预算的公布,那就是开改革的倒车。

本次全国“两会”上,委员代表们对这个问题没有放松。全国政协委员蒋洪要求会后仔细查看预算报告却被工作人员告知属于国家机密,当天需收回,也不能给记者。而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会主任高强针对记者提出何时公开预算报告的询问时,以等待“财政部批复”之类的话耍了太极。我们知道,政府从来不会有财政预算公开的天然激励,只有存在监督政府制约权力的代议制机构才能通过详细审议讨论迫使政府修改预算草案。换句话说,代议制机构应该在与政府的博弈中起到最重要的作用。而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最高代议制机构,也是最高权力机构,宪法已经赋予人民代表大会监督权。如果人民代表连财政预算报告都无法获得,那这样的监督能够取得效果吗?

“两会”上提供的还不是预算草案,只是预算草案报告。在这样的一个报告里面,我们可以想象,它并不可能非常细化、具体,想来这样的报告也不会被委员代表抓到多少把柄。但就算这样的报告,代表委员们也看得不知所以然。我们对一个成熟的财政预算公布机制的预期是:每一项预算项目都细化到具体的人工和资金数量。只有这样的预算草案才能方便审核方也就是人大代表相对容易地判断。同时被普遍忽视的是,财政预算的功能不仅仅是给代表委员提供监督财政的机会,还能反映一国政治、经济的发展方向,是代表委员共商国是的重要根据之一。而现在他们和媒体讨论的不是草案中有哪些合理哪些不合理,反而仍然在问为何看不懂,或者为何看不到,这样的现象只能说明预算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任何改革不进则退,民众有期待改革的耐心,政府能拿出这样的魄力么?（3月12日南方日报社论）

一位记者首先发明了“蚁族”这个名词，之后北京某个博士后发现了这个名词的传播价值和商业价值。蚁族开始流行，因为它指向大家共同关注的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它第一次试图以纪实的态度讲述他们的故事，这种方式获得了那些仍在底层苦苦打拼的大学生们的情感认可。但“蚁族”在它的传播过程中发生了异化，围绕它逐渐形成一个共赢的名词炒作集团。这本书的主编、传播它的记者以及出版商皆大欢喜，前者得名，后者获利。

在传播意义上，“蚁族”的走红是名词炒作的成功案例，但在学术意义上，“蚁族”是一个伪概念。一个新学术概念往往是对一种从未有过的现象进行的概括，而传播者声称的“蚁族”的四个特点“大学生、高智、聚居、低收入”却毫无新意，每个年代每个国家都有这类人。所以“蚁族”并不是一个学术概念，只是一个便于传播的新闻名词。在北京，记者们扫荡了唐家岭、小月河，接着他们还试图将蚁族的调查扩展到上海、广州。而那些被采访的蚁族呢，媒体需要他们放下自己的生活，去充当这场舆论盛宴的主角。当媒体的轰炸过去，那些被骚扰过的人们还剩下什么？

不错，这个名词的创造者最初是带着同情去关怀这个群体，但现在却异化为夺取眼球的名词炒作。一个策划团队利用大众传媒将一个概念从无变成有，然后用这个概念将本来是散落状的群体从我们身边剥离出来，制造出一个抽象的悲情集体，而描述这个集体所谓的四个特点中没有一个能够构成区别于正常人的特殊群体的必要性。所谓的“蚁族”不过是“就业难的大学生聚居群体”的另一个名称，难道换上一个马甲就该引起更多的关注么？与一个平实的名称相比，蚁族这个概念散发出浓重的悲情意味。而这些纪录报道千篇一律，记者们更倾向于描写蚁族的悲惨史而较少描写蚁族的奋斗史，在选图上似乎也更加偏好环境杂乱不堪、人物情绪低落的照片。其实那只是蚁族的一面，不是蚁族的全部表情，媒体把这个群体日益悲情化，除了夺人眼目，对于解决这个问题又有何益呢。事实上，哪个年代哪个国家没有所谓的“蚁族”呢，八十年代那拨人年轻时不少住着筒子楼，纽约的高楼的地下室也住着怀着梦想的年轻人，走出校门在城市打拼的年轻人要想获得体面的生活都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打拼过程，没有天生的优越环境，任何人都应该以不断的努力去获得社会认可。如果媒体过度渲染他们生活工作上的苦难和障碍，如果随意给正在努力的大学生扣上蚁族的帽子就有可能潜在地影响他们奋斗的激情，而那些报道也极容易让人产生负面情绪。这个社会即使存在再多问题，媒体的责任也不是让他们更加沮丧，而应当鼓励他们的信心，给他们以正面情绪。

事实上，这正是当今大众传媒的一个隐忧，越悲情的名词似乎越有市场。我们关注大学生就业难、买房难、收入低等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集体去炒作一个伪学术概念。所谓的“蚁族”问题其实是每年都在讨论的大学生就业问题换成另一锅汤而已，而通过创造新概念讲述老问题，似乎成了当今中国媒体界的传播手段。而“蚁族”炒作集团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笔者以为，创造一个蚁族概念并无不妥，某种程度上它可以让社会和政府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但过分炒作只怕有害无益，媒体狂欢不会有助于问题的解决，蚁族仍然需要努力奋斗，政府仍需研究解决对策，最大的受益者不过是某些借机上位的沽名钓誉之辈罢了。（3月11日南方日报）

全国政协委员、作家二月河先生昨日接受采访时提议应该设立中国特色的诺贝尔文学奖——如同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一样的国家最高文学奖。二月河先生的出发点是用这种重奖可以激励原始创作。这个出发点看上去似乎有道理,但如果要说中国的文学奖太少显然不是事实。而且,虽然没有明确,但要说茅盾文学奖或者鲁迅文学奖是中国文学界的最高奖应当没有争议,现在又提出设立另一个最高奖,岂不是叠床架屋?假设真如二月河先生所说,中国文学缺乏原始创作的动力是因为已有的重大文学奖缺少激励,那么再添设一个国家级文学奖就能提供更大的激励吗?显然不是,要激励中国原始文学的创作与设置什么样的奖项没有多大关系。好比电影界的金鸡奖、百花奖之类,再添设一个更高奖就能激励中国导演们拍出更好的电影么?

但二月河先生的这个提法也很有意思。其一,为何一定要与诺贝尔文学奖相提并论；二,这个中国特色又是怎样一种特色。从当初盛传鲁迅曾经拒绝诺贝尔奖提名到老舍、沈从文和林语堂与之擦肩而过,再到当今中国文坛几乎成为诺贝尔奖无人区的尴尬现状,诺贝尔文学奖一直是中国作家解不开的一个情结。每年十月,媒体的固定节目除了围观新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就是不断追问中国文坛到底为何遭到瑞典的抛弃。而在文学批评界,围绕着这个问题逐渐产生了两大派别,支持方认为,诺贝尔文学奖没有光顾中国,正是因为作协之下的体制内作家并没有写出堪称世界级的作品；反对方则认为,当代中国已经产生了足够优秀的作家和作品,而诺贝尔奖已经被一群对中国充满傲慢与偏见的评委垄断,诺贝尔奖的标准是外国标准,而不是中国标准。

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不断有新的成员加入,同时还捧红了一些国外汉学家。当支持方捧出顾彬的时候,反对方一定会捧出马悦然,而在这个问题上的倾向已经不仅仅是文学问题,因为在双方的争论中,涉及到更多的是政治态度以及文化倾向,而文学与政治、民族与世界、传统与现代等错综复杂的关系注定这场争论毫无结果。在国内,支持方中逐渐产生一些文学民族主义情绪,暗合了当今中国思想界的盛世潮流,或者可以称为中国模式之文化支流。他们认为当代中国文学只有在中国政治现实和传统文化语境下才能得到理解,瑞典那些偏执的评委没有办法读懂中国文化,自然也无法理解中国文学的内涵,而这种情绪同样存在于影视界,帝王剧、传统文化剧的流行也是同样的道理。

以写帝王小说出名的二月河先生似乎应当属于支持方,那么他有这样的言论也就不足为奇了。但笔者以为这种所谓的中国特色诺贝尔文学奖不过是这种情绪的表现,也就说说而已,实施起来只怕又沦为某些人自娱自乐的道具。（3月10日南方日报）

周洋夺得冬奥会女子速滑1500米金牌后那句“拿了金牌可以让我爸我妈生活得更好一点”感动了很多人；而在“两会”上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于再清因为说了“感谢你爹你妈没问题,首先还是要感谢国家”,在网上立即招来骂声一片。就事论事,于再清的批评并没有多严厉,他比较理解周洋首次夺冠的激动,所以一开始就替周洋打了个圆场说“小孩儿有些心里话没有表述出来”,之后才指出“说孝敬父母感谢父母都对,心里面也要有国家,要把国家放在前面”。

要求“感谢国家”有错吗?我们先不去争论中国体育是否应该实行举国体制这样的问题,现实中你可以质疑游戏的规则有问题,但修改游戏规则是另一个问题,只要现有举国体制的游戏规则没有改变,那么这个体制下成长的运动员就得按照游戏的规则来办事。包括周洋在内的绝大多数运动员都经过了从地方选拔到国家训练队的过程,在这个漫长的培养过程中,国家不仅保证他们的基本生活,同时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精心培养他们,当运动员们做出一些成绩之后,应该感谢国家难道是特别过分的要求么?

所以,要求“感谢国家”并没有错。有人说,不应该感谢国家,应该感谢纳税人。但抽象的国家含义已经包含了广义的中国公民,公民意识和国家意识并没有冲突。在美国这样的国家,运动员夺冠之后拥抱国旗喜极而泣的场面亦是常见,而对他们的采访中也时时会听到感谢队友和自己祖国这样的话。要知道,这些国外运动员并没有经历举国体制,他们的国家没有拿出大量财力去培养他们,对他们来说,岂非更没必要感谢祖国?

反过来,那些嬉笑怒骂的网民难道就全是非理性的骂人狂吗?当然也不是。国家体育总局有些事情做得也着实欠妥。前几天,征战冬奥会的女子速滑队队员回国,在机场欢迎仪式上,拿到奖牌的队员一律走正门接受鲜花和拥抱,没拿到奖牌的队员一律被安排走其他通道,这种势利的做法实在令人不齿。网友戏称,夺冠了有领导拥抱,不夺冠,只有父母拥抱。从这个角度来说,难道最该感谢的不是父母吗?

但我们不应该把两者混淆起来。我们在怒骂的网民中看到他们对现实的不满,对体制内既得利益阶层的愤怒。因为这种愤怒,他们偏执到痛骂任何体制中人,他们试图在痛骂中消解对现实的不满。与之相反的是,大部分五六十岁的体制中人仍然固守着集体主义和国家主义情结,觉得感谢国家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冲突正是这件事情的内在本质。本来一件很小的事情,在转型时期的中国却成为重大社会话题。我们必须搞清楚一点,该批评的要批评,不该批评的就不要伤害到无辜。网络暴力一旦蔓延开来,就会对当事人造成伤害。(3月9日南方日报)

针对民众对统计局2月份公布的去年我国大中城市房价同比上涨1.5%的数据的普遍质疑，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终于在两会上回应，承认统计方式存在缺陷，并称统计局正在改进房价统计方法。这话我们怎么这么熟悉，2007年那一波房价上涨期后，时任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就曾经表态2008年“将启动房价和CPI等关键数据统计改革”。然而近两年过去，我们看到了什么？不仅是房地产数据，CPI、工资收入、居民可支配收入等数据也同样遭到质疑，统计局已经成为负面新闻的重灾区，“官方统计和民众感受有较大差距”成为这类新闻的关键句，而被怀疑有水分的还有仍然在披着皇帝新装的GDP。统计学教育要求的真实性、严肃性和现实中的巨大反差构成了当代社会的荒诞一面，而民众对此已经普遍麻木。

统计局的离奇数据是怎么练成的，一个匪夷所思的数据是只经过一道程序就完成的么？实际上，一个最终出炉的数据是一批原始数据经过地方政府层层分级最终汇总到国家统计局而成的。那么这个过程是国家统计局可控的吗？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模型。假设某一个县的某一种统计数据的实际增长率为8%。同时我们假定以下两种情况成立：一，政府官员有让这一数据比实际增长率多报10%而不会遭到处罚的激励；二，官员们的权力对统计部门能够形成足够的威慑以至于统计部门有修改数据迎合官员的激励。经过计算，这个县8%的实际统计数据到国家统计局那里将变成11.7%，比实际增长率高了近四个基点。我们看到，在每个微观决策者看来，虚报10%的风险并不高，民众也看不出太大差异，但是当这个数据经过层层放大之后就会越来越离谱，最终与民众的感受相距甚远，而实际社会中的统计工作远远比这样复杂，虚报10%对某些官员来说可能只是小儿科，这么大一个国家，那么多省市，最终汇总起来出现更加离奇的数据也就不足为怪了。

在上面的分析中，造成统计数据扭曲最关键原因是权力对于统计数据的影响，而弱势的地方统计局也缺乏提供真实数据的勇气，因此国家统计局无法控制原始数据的来源。从这一点看，人们痛骂统计局似乎有些打错了板子。但在这次受到广泛质疑的房价上涨数据上，统计局似乎没那么容易开脱。比如，据记者调查，某些房价涨幅的“统计表格”填写的主动权竟然掌握在房地产开发商手里，统计局并不亲自调查而由开发商通过“填表”直接提供原始数据真是令人匪夷所思。我们千万不要指望开发商会有“良心”填上真实数据，在房价和房地产商被全民痛骂的时代，开发商的普遍心理是试图虚报数据以降低房价上涨数据。这么做有两个动机：一方面是怕这些真实数据落到税务部门手里，成了日后被要求纳税的把柄，另一方面如果真实房价报上去，最终出现的统计数据会成为民众痛骂的证据，社会压力可能会导致政府出台包括土地增值税在内的一系列政策从而损害到房地产商的利益。如果说上面的分析说明统计局的为难之处，那么在统计房价这个过程中统计局应当为其失职负责任。

当然，造成房价统计数据还有更多的原因，比如房价统计体系的不合理，但那些原因大多属于统计技术范畴，如果只是技术问题，当然一切就好办，我们要探讨的是与统计学无关的非技术原因。而非技术原因的关键就在于统计局的的职责涉及到各个部门各个利益集团乃至各种地方势力的利益，因此统计局就不是自己的，它与各种利益体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在这个利益格局中，最终会产生两个的受益者，一是虚报了数据又没有获得骂声的地方政府官员，另一个就是占了便宜还卖乖的开发商，最终受害者当然还是无法获知真相干着急的民众，而最倒霉的是国家统计局本身，他们每公布一个数据都要冒着巨大的舆论压力，同时还成为最可能失信于民的部门。但这些复杂的关系与统计局的本职工作又有何干呢，统计局本应该是个纯粹的部门，不应该与成为各种权力利用的工具。真实是统计学的立身之本，也应当是统计局的立身之本，没有真实的统计，政府如何决策，学者如何研究，统计数据一旦到了离奇的程度，失信于民的就不仅是统计局，还是整个政府。把统计局还给统计学吧！（3月5日南方日报社论）

与壁垒森严的现实社会相比，匿名制的网络社会无疑成为平民意志狂欢的舞台。尽管日益加强的管制技术不知疲倦地试图将互联网规训到现实秩序中，但网民们仍然不断用脚投票出一个个网络红人和“名博”。从芙蓉姐姐到公共知识分子时代的韩寒，一方面互联网孕育着民主社会的公民意志，另一方面也将庶民的喜怒哀乐汇聚成网络社会聚众围观的广场。今年谁最红，无疑是最近风头正劲的犀利哥。

我们可以用“广场效应”来解释网络红人的出现。它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完全竞争”的网络环境，不存在任何管制，包括删帖、过滤词和“根据当地法律法规，部分结果未能显示”；二，符合网络审美，至少具备一种传播价值。第一个条件是给网民以“点击”机会，第二个条件是让网民产生“点击”欲望。那些点击率动辄几十万的网络广场上，每天都在生产满足这两个条件并且具有献身精神的网络红人。

你看到了犀利哥的潮男造型，但你未必看到也未必关心他在垃圾箱里寻找食物的照片，因为这种照片丝毫不能引起你的关注，所有的乞丐都会做同样的事情；你惊叹他有着刘天王的鼻梁和嘴唇、金城武的棱廓以及忧郁的眼神、性感的胡须，但你也未必会知道这位犀利哥还是一个经常穿上女人衣服把自己想象成女人的精神分裂者。事实上，很多乞丐都有着精神病症，我们还记得《十月围城》里的黎明么，一个为情所困的型男乞丐兼武林高手。

网络的传播永远遵循“眼球定律”，犀利哥的造型和他乞丐身份的落差多么富有娱乐精神，他成了互联网上的靓丽风景，从这个角度来看，犀利哥已经给这个社会做出了贡献，他让每个网民从中获得猎奇的愉悦。在最近的网络红人中，足以与犀利哥媲美的当属名动天下的“凤姐”。一个有着明显心理变态倾向的丑女。这是自芙蓉姐姐之后另一个献身大众娱乐的丑角，她们的出名路线惊人地相似，她那声名赫赫的七条择偶标准让人想起芙蓉姐姐当年的名言“我那张耐看的脸，配上那副火爆得让男人流鼻血的身体，就注定了我前半生的悲剧。”与犀利哥不同的是，这位凤姐显然有着自发的“献丑”趋向，她站在网络广场上发出怪诞不经的语言让人们发笑，同时享受着这种聚光灯下的突然成为名人的快感，而那位犀利哥却拒绝配合主流媒体，除了那张惊为天人的潮人照，他仍然活在现实的乞丐江湖，他不知道江湖上到处是他的传说。

我们不介意小人物的走红，我们希望看到像苏珊大妈那样的小人物靠自己的实力成为英国的全民偶像，而不是凤姐这类通过卖笑、自虐来吸引全民低俗审丑的走红方式；人们看完犀利哥的造型后爆笑，但对犀利哥的身世却往往视而不见。在我们的笑声里隐含着观看一个小丑表演的优越感，却缺乏对小人物的尊重。娱乐时代的中国走在两个极端，一方面是与性、暴力、低俗挂钩的草根娱乐，一方面是高高在上的政治化娱乐，而网络传播显示了它的残酷和歧视，精英主义和古典审美以及说教式道德教育遭到了网络无情的抛弃，理性的言论和严肃的探讨在网络中往往处于广场边缘。（3月4日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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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局长的日记日后或将被几个二流作家拿去作为官场小说的底本，正愁没有素材的电视编剧们也可以借用。同僚们说这位韩局长是个文人型官员，倒真没说错，什么不好，偏偏要记下来，实在是文人的习惯惹了祸。不过没准做官的韩局长倒了，文学史上倒会留下他的名字。这部散发着香艳、腐朽、淫乱等各种气味的纯写实文学用娴熟的白描手法描写了一位局长的官场生涯，不仅成为一部男性下半身写作的典范作品，还将成为研究当今中国官场生态的第一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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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向来对官场之事有着极强的窥探欲，最爱好的就是庭前的勾心斗角和后宫的金枝欲孽。当今流传的民间八卦和过去那些野史也差不多，绕不过美女与权力的纠结。去年大热的电视剧《蜗居》就被指影射沪上某落马高官及某位名媛。此事虽然毫无证据，却被老百姓们茶余饭后谈了好几个月。广东去年落马两大高官，事发之后亦是满城尽谈香艳事，无外乎美人与金钱纠葛以及到底得罪哪路人物的疑问罢了，所以民间对这类揭露内幕的文字是极为喜欢的，因此也就有人专门写这类小说。清朝李宝嘉写作《官场现形记》时就有影射时局时人的目的。据说，小说写的都是当朝人物，只是改名易姓而已。这么看来，古人的八卦精神一点不比我们差，而且胆量和手段都要更高一筹，书中影射荣禄、李莲英甚至老佛爷的地方一看便知，而且写得如此真实，以至于惊动了老佛爷，史载“慈禧太后索阅是书，按名调查，官吏有因以获咎者”。从这一点看，老佛爷还满有雅量，没有把李宝嘉给禁了，反而把《官场现形记》当做了反腐倡廉的切入口。现在这局长日记公布出来了，有关部门不妨也学一学老佛爷读《官场现形记》的精神，按图索骥，把与之关联的官商找出来。不厚道一点说，这位仁兄才公布了五个月的日记而已，倘若查到他更多的日记，不知道会不会在广西的烟草系统内掀起一些风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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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开局长日记本身，普通人用膝盖想想都知道这韩局长有点“冤”。这“冤”倒不是说他行为可饶恕，实在是相对某些落马官员的行为，日记中所涉及的贪污、吃喝、玩女人不仅是正常，还有些“小儿科”。按照网友统计，此君近一年内收受贿赂16.2万元，有过关系的有五人，比起某些官员，其实不是一个数量级。难怪有网友说韩局长其实已经算是个好局长，而事实上韩局长本人在广西烟草系统也有着不错的口碑。所以这部局长日记的曝光意义并不在于通过它抓了一个不大的贪污犯，而在于它第一次如此真实地展示了“酒场—钱场—情场”三点一线的官场生态，而贪污的数额和情妇的等级显然与权力的级别挂钩，一个小小的科级干部尚且如此，那些更高级别的官员自然可想而知了。在两会召开的前夕，又有多位省部级高官被双开，中央此前出台领导干部廉政准则52条，笔者以为，可以把局长日记作为反腐倡廉的反面教材，让官员们学习这个案例。（3月3日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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