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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春夏，80后在主流叙述中被拨乱反正，成为当红的“鸟巢一代”，不过鸟巢一代仅仅是80后中的少数人而已，在引起高层注意的《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蚁族》中，作者呈现的这个群体远未像鸟巢一代那样登上“历史的舞台”，他们拿着一千多元左右的工资，租着每月三百元左右的床位，每天吃两顿饭，到工作单位要坐两个小时以上的公交车。看到这样一个群体的存在，相信把80后指责为自私的迷惘一代或者捧为光鲜的鸟巢一代的人都会觉得自己太片面了，他们不是80后的全部。蚁族还不是最底层的80后，他们至少拥有高等学历，但于事无补，北京的房价绝不会对他们有一点点让步，他们只能像蚂蚁一样聚集在京城暗淡的城乡结合部，近在眼前的鸟巢却遥不可及，犹如他们与梦想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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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也不缺乏这样的蚁族，如果要知道蚁族的辛苦，闭上眼睛想一想城中村握手楼的暗无天日吧。如今质疑大学生还是不是天之骄子早已过时了，体面的工作尚且不能保证，如何侈谈理想。对于多数大学生来说，能做个经济适用男才是最为靠谱的目标，况且网络上女性偏爱经济适用男的舆论一度甚嚣尘上，给在城中村或者城乡结合部正努力升级为“经济适用男”的“蚁族”带来了福音。不过这福音也可能只是海市蜃楼罢，《蜗居》里的经济适用男不就被逼成了痴呆么？网络上对《蜗居》的反映可谓民情汹涌，一个热门帖子把蜗居看成一个“残忍的性掠夺故事”，它厉声声讨抢夺经济适用男的女人的权贵，“你们剥夺了经济适用男的性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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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贵抢走了经济适用男的女人，谁又抢走了蚁族的女人，或者说这只是一个伪命题（有没有女人都是个问题）？蚁族的“性”让人想一下都觉得难堪不已。调查说明蚁族的性是“隔着帘子的性”，想想发生在一个住着四五个人的房间的性，无论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恐怕都不是件愉快的事情吧。在最局促的八十年代，筒子楼的性一度是尴尬话题，电影里常出现隔墙听床的滑稽镜头，如今可好，不用隔着门听墙了，直接可以现场观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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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严、理想、性都成了高房价的牺牲品，蚁族日子不好过，经济适用男也不能守住自己的爱情堡垒，不过还有更惨的。广州今年的冬天该死地比任何一年都要来得更早一些，媒体报道广州冻死了几位流浪汉，不过他们可不是俄罗斯那些要酒不要命的醉生梦死的酒鬼，广州的流浪汉是被冻死的，其中一位冻死之后，他的狗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只流浪汉把自己的温情给了他的狗，这只狗把他的温情给了他死去的主人，人们把他们的温情给了这只狗。广州明天该转暖了，但对于那些躺卧在立交桥下、大厦檐下、空调排气出口、变电房、简陋居室的流浪汉来说，漫长的冬天才刚刚开始。

国庆之后到现在一个多月，工作算是走上正规，要不是考虑到我的稿件尚未计入绩效工资，写了也白写，有损我部门整体福利，主任估计得让我往一天一篇发展。我当然感激能有这样的空间，但另一方面，又感到自己积累之有限，无论是读书还是阅历。有时候想，有份报纸每天在最显眼处给我一千二三百字的地方舞文弄墨，而且不管我写得多烂，每篇都能给我一个农民工半个月的工资，夫复何求？但另一方面又觉得这般写评论不免束手束脚，诚然可以对外夸耀“鄙人每年发表文章数百篇”，可是，真正的好文章又有几篇呢，有几篇能被别人长时间记住呢？按目前的趋势，不算在其他地方发表，仅在日报上我每年就可以发表二十万字的评论，如果我在日报工作五年，就是一百万字，这是一个恐怖的数字，但它的价值有多大却不一定。

这个问题往大了说，是自由人与新闻人的冲突。多数时候，我还抱着“立言”这样的势利心态，而且总觉得新闻评论的价值往往仅存在于新闻事件发生之时，却不具备长久的阅读价值，能够流传的新闻评论当然有，像张季鸾的《蒋氏之人生观》，这种文章现在读来还是酣畅，但阅读的价值主要不在其内容了，可能更在于其作为史料文献的价值。如果把新闻分为事实报道和意见表达两块，我对前者的仰慕更为坚定，因为我见过最牛的调查性报道，令人叹为观止，就操作手法和新闻专业主义而言，前者显然有公认的标准，而后者，却很难说什么样才是最高境界，没有最好，只有最适合，无论是弗里德曼那种采访型的观察家式专栏，还是我们主任这种“今古齐观”的书生解读型，都是一种对当下表达意见的路径。至于吴晓波式或者许知远式，虽然根底不是很稳健，但也是专栏作家中的翘楚。专业新闻评论员与专栏作家的区别就在于，专栏作家有权利选择自己喜欢的题材，也可以过滤不感兴趣的话题，无论是体裁和文风，还是造词炼句都可以个性化，专栏作家甚至可以自己挖出新闻，也可以把一个完全私人化的事情作为叙述的由头，所以，专栏作家的自由度显然更大，因此，也更容易出彩，更容易迸发出灵感和文采。新闻评论员就有些死板，即便境界极高的人遇到严肃的新闻事件也得跟着严肃，往往不一定就发挥得出色，由于新闻是公共事件，往往言论需谨慎又谨慎，而言论谨慎的基础上还要比一般人想得至少要多一点点，否则哪有存在的价值，所以新闻评论员首先是新闻人，其次才是评论员，专栏作家首先是作家，他们关注当下世界，却不一定非得关注新闻。

但是新闻评论员如果往死板方向发展的话，就实在没有半点前途，我越来越觉得其面目可憎，现在好文字多得是，何必非得读你这种板着面孔的文字。中国报纸的文风和网络博文的文风越来越脱节，这是中国报业衰落的一个与互联网自身优势无关的原因。网络上现在已经什么言论都挡不住，报纸言论如果还停在前网络阶段，大家当然都上网去看了。这种趋势的一个恶性效果就是，网络上“歪理邪说”盛行，报纸上假大空文字满堆，中宣如果想真正做到引导舆论的话，就应该让报纸重新强势介入，中宣一直要求报纸做好引导舆论作用，但报纸在引导舆论方面的功能萎缩恰恰是因为中宣的管束，因为中宣管得了报纸，却管不了网络，报纸的读者都到网络上去了。中宣本来要管的是意识形态，报纸不过是个载体而已，现在民意的阵地基本已经转移，倒不如利用报纸舆论去引导网络，毕竟相对于网络来说，报纸还是可控制的，不过中宣显然太笨，这种点子他们估计很难想到。

但我并不认为新闻评论员毫无前途可言，这一点马少华已经在《新闻评论教程》中说得很清楚，实际上，网络上当红的几个狠角色往往是意见领袖。但是，我们目前的新闻评论员却只是媒体的意见领袖，民众认不认可多数是不管的，多数人还沾沾自喜，在评论这个小圈子里互相吹捧，以满口清谈为能，真正有几篇有影响的好文章，真是令人怀疑。好的评论应该形成一种与读者的互动，也应该以读者为王，读者差异化，作者也可以差异化应对，而不是自己居高临下表达，这不是一个迎合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态度的问题。任何评论不要将它条条框框，如果还以这种条条框框为自得的话，那就是自己跟自己玩，玩久了当然没趣。高手往往是无招胜有招，严谨的逻辑有可能通过最荒诞的文字组合表达出来，作者的表达畅快淋漓，读者读来必也大呼痛快。议论纵横，文采斐然，这些竟然成为评论的忌讳，都是一些不可思议的僵化思维，某些评论员往往在文章中说要解放思想，其实自己的思想又何曾解放过?鄙人不才，多数评论也是才思枯竭之作，但我也时时警惕自己这种写作方式，多数情况下我的突破都有可能被日报的整体风气扼杀，在我看来，这也并不痛苦，因为我自己尚且不能打到庖丁的境界，又有什么资格要求别人给予我游刃有余的权力呢？不管怎样，南日的评论仍存在进步和突破的空间，只要适合尽可拿来，《中青》的时事大评论，我之向往也，南都的社论，我亦极怀敬佩，当然，如果能够把文笔炼到和杨禹一样，那就绝不输给任何一个专栏作家了，我希望南日能有这样的改革空间。

昨日，广东警方公开悬赏通缉50个命案逃犯，其中约三成的逃犯的年龄都在20岁左右，甚至包括三位90后。青少年犯罪往往引人注目，少年杀人更是青少年犯罪行为的极端表现。近几年媒体和舆论普遍认为青少年犯罪率增加，但昨日国家司法部专家却根据国家统计局数字认为近年来青少年作案人员占刑事犯罪作案人员的比重基本上一直保持着下降的态势，之所以舆论认为青少年犯罪率增长是因为青少年犯罪绝对数有所增长。

姑且不论舆论的感性认识和专家的统计数字之间出现为何出现这种不一致，单就青少年犯罪本身而言，社会对其的关注显然超过了成年人，尤其是少年杀人事件，无论是07年汝南少年杀人还是去年17岁少年的分尸日记都引起很大关注。人们对成人世界更残酷的斗争习以为常，却对少年杀人有更大的同情和惋惜，这是因为犯罪主体的特殊身份令人唏嘘，青春期发生着人生最剧烈的转变，人们对青春期的残酷和阵痛感同身受，

这次广东公布通缉名单，外界一个重要关注点是为何这些杀人青少年多数都来自农村，前几年比较热的“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又成为被关注的焦点。留守少年儿童正处于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除了缺少父母情感上的呵护，他们也无法享受到父母在思想认识及价值观念上的引导和帮助，极易产生价值上的偏离和心理发展的异常，一些人甚至会因此而走上犯罪道路。但要注意的是，非留守儿童也同样时时有少年杀人的惨剧发生，父母对于儿童的教育极为重要，但绝不是唯一的要素，对于儿童的成长而言，学校、社会的作用可能更为明显。在一个学习风气差的学校或者一个遍布赌场、黄色网吧、夜店并且黑恶势力横行的社区，即使家长父母都在，孩子的成长环境也堪称危险。所以，考虑农村留守儿童如何得到制度性的安置，社会如何给予留守儿童同样的温暖，这固然重要，但如果我们仅仅从制度上检讨，而不是从社会大环境上去考虑青少年犯罪，就极有可能治标不治本。

每一个少年杀人事件看上去起因、过程和结果都很简单，在一篇新闻中聊聊数百字就可以讲述完，但对于局中人来说，却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性工程。家庭、学校、伙伴、邻居或者一个陌生人、一本书、一部电影都是这项复杂的社会性工程的构成要素。少年世界过早开始上演成人世界才有的“江湖”世界，这个江湖的展开地点可能是网吧、舞厅、台球厅、游戏室乃至学校、家庭。对于青少年来说，冲动和无知固然是产生杀人动机的非理性因素，然而，多数时候我并不认为青少年犯罪仅仅是一时冲动的结果，任何一个少年杀人事件背后都有结构性的矛盾。实际上，青少年犯罪的动机多数是简单的，但这个动机的成因却可能很复杂。青春期的性萌动、渴望获得社会承认、因被歧视对社会的仇恨、爱慕虚荣、江湖义气等等要素有可能杂糅在一起，所以每一个少年杀人事件都是涵括了教育学，犯罪学、心理学、社会学的百科全书。同时，它也是电影导演和小说家爱好的话题。无论是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还是王小帅的《十七岁的单车》还是吕乐的《十三棵泡桐》都是少年犯罪的电影文本，他们详细地展开了每个少年犯罪事件的分析，这种文化上的个案反思兴许才是我们了解杀人少年们内心世界的窗口。（11月18日《南方日报》/朱迅垚）

发言被局长打断，人大代表愤然走人。值得玩味的是邓成明并非被打断后立即走人，二人又经过了一番语言交锋。邓成明被打断以后说“不能因为你是局长，就以权势压人”，这句话有些过火，丁红都的回击则颇为老道，他说“如果你不习惯互动，我尊重你的习惯，你说完了我再说”，这句话气场十足，丝毫不落下风，估计邓成明一时无词以对，终于愤然离场。

事后二人的回应更有意思，邓成明说“对代表都这样，对群众会怎样”，他认为这件事是“衙门作风”并认为这件事“牵涉到行政机关作风、环保局长的行政观念问题”。就事论事而言，邓代表的火气不必过大，升级为作风和观念问题也稍欠证据。但这种火气也能理解，近期官员言论不当的太多了，加之邓代表与官员长期打交道，有些积累的情绪也很正常。

由于最近政府官员频繁沦陷于网络，官员们越来越信奉低调为王，比如周久耕案件后官员们普遍衣着朴素就是个例子。这件事情发生后环保局估计也预料到可能发生的后果，马上危机公关，特派副局长专门登门拜访邓成明，这一点说明充分说明了监督的效果，同时也说明，政府还是很给代表面子的。因此总体来看政府的表现不算失态，不过就算这样，网民的整体仍然是倾向于支持代表，可能是最近频频落马的官员们的表现太让民众寒心了。

但就二人争论的起源来看，却有不少值得深思之处。打断代表的说话固然不够礼貌也不够尊重，但是人大代表和政府作为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本身就应该有交锋、有争论。如果一团和气，反而奇怪。民主机制健全的现代社会有时候反而让人感觉争论得闹哄哄。比如某些国家的议会，议员对政府的批评毫不客气，政府官员也往往反唇相讥，不要说打断讲话，破口大骂、扔鞋打架的也不乏其人，当然，我不是在鼓励扔鞋打架，只是这种看似乱成一团的景象有时候恰恰说明了社会的包容，况且对于人大代表的调研活动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双方争这口气，通过沟通讨论议，达成共识、解决问题才是大事请，只要台上的官员没有到质问“拉屎要不要告诉你”的程度，就不妨优雅一些。人大代表应该有这样的海涵。

长期以来某些政府官员的作风形成了民众对官员的刻板印象，不少官员在群众面前可以说是颐指气使，在代表面前大概会收敛一点，但我们不能把逻辑延伸为官员“对代表都这样，对群众会怎样”，甚至以此挟民意对官员形成压力。我们倡导的是对话，是畅通的对等地互相表达权利的讨论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官员可以据理力争，也可以反驳，甚至可以否定人民代表们的意见。我们要警惕一种单向的权力，政府对民众单向行使权力，不允许质疑、监督，这种模式遭人诟病。但反过来，人民代表对政府的监督也并非单向的权力关系，一个运作良好的权力机制绝不允许任何一方对另一方无条件服从，只有双方不断争论、交锋乃至博弈，才能达成权力的均衡。权力不是单向的，拉屎门的主角虽然最有应得，可是他的下台同样是权力单向的作用，而不是合理程序的结果。当他不被媒体曝光，他的权力对民众或对底层是一种单向，而当他不小心说了这句天下皆可耻笑的官腔，又形成一种反向的权力单向作用，他的权力的使用和权力的剥夺都遵循着单向权力的逻辑。我们要倡导一种文明的合理的程序严谨的政治文明，只有这样的政治文明才可能避免单向的权力。官员面对代表不必畏畏缩缩，群众面对官员不必卑微，代表面对官员能够心平气和，这才是一个被捋顺的权力格局。（11月13日《南方日报》）

这次是给本报王春芙总编作刀笔吏，级别升高了。

朝阳先生雅鉴：

伏承来教，情意拳拳。评论改版系此次《南方日报》改版的重头戏，得到你如此高的赞誉，颇为感奋，在此我谨代表本报及评论部员工向你表示诚挚的感谢。

新媒体兴起的形势下，媒体格局有了新的发展，传统纸媒必须寻找到新的传播路径。作为党报，《南方日报》一直致力于打造权威主流政经媒体，不仅要做信息提供者，还要做资讯管家、时事顾问和意见领袖。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加强评论不仅与本报办报理念相符，也是顺应时代婵变的必然趋势。

诚如腾先生所说，评论兼具报道、理论之长，而无报道、理论之短。这种优势有利于将时事热点、深度报道和专业理论结合起来，就目前改版之后的社会反响来看，本报评论部将这种优势发挥得不错。当然，本报评论工作也不是做得尽善尽美，比如，广告版面经常与评论版面发生冲突，这些问题我们今后也会注意。

评论部改版能取得这个不错的开头，获得社会的良好反响，反映了《南方日报》改版理念的正确，同时也与东江同志带领的评论部长期的积累和辛勤的工作分不开，他们的成就也得到了报社内部的肯定。报社必将继续支持评论部工作，鼓励他们开拓创新，打造国内一流的评论平台。

朝阳先生作为青年评论家，亦是新闻事业之同人，十几年来作为本报评论部的核心作者为本报发展作出很大贡献，祈盼腾先生继续惠赐大作，支持评论部工作，对本报发展亦望不吝赐教，俾有遵循。

再次表示衷心的感谢，敬祝工作顺利！

《南方日报》总编辑：王

第五届“南方农村报—中国农村发展论坛”近日在广东蕉岭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农村治理创新与社会实验”，创新与实验是论坛的关键词，也反应了学界推动农村改革选择的基本路径。

近几年社会呼吁政治改革，政府推动了一系列政治制度的创新和实验，前几年设立的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就是对此的鼓励。制度创新是在现有体制、政制和宪法法律规定之外进行新的制度探索，它不仅可能取得实验成功，而且可能激发既有体制、政制的活力，从而产生化学反应，推动政治改革。如果我们把制度创新称为增量的话，那么既有体制、政制就是一种存量。相对而言，存量改革难度更大，增量创新则正面回避了改革体制有可能发生的冲突，因而操作难度较小，可以取得曲线改革的效果，这是增量创新最为人称道的地方。

中国乡土社会正处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原有政治权力秩序和社会道德体系经历了崩溃和重建的过程。因为经济发展水平不均和思想开放度不同，各地农村的政治生态也大不相同，正是这些不同造就了农村制度创新的可发挥空间。此次论坛重点讨论了三种农村制度创新模式，河北“青县模式”、浙江“温岭模式”和广东“蕉岭模式”，这三种制度创新的形式不同，但共同点都是在农村基本政治制度基础上针对各地特殊情况进行制度创新。比如，蕉岭模式的一个重要措施是在村庄设立监事会，将村中具有威望的人吸收入监事会。这种做法试图将传统乡绅治理的某些理念引入现代农村管理，而这个措施之所以能够取得成效很大程度是因为蕉岭的客家文化传统，德高望重的长老们起到了对下消除村民对村委会怀疑对上监督村委会的作用。蕉岭的这种制度创新看似是源于传统文化的拿来主义，实际上却是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的务实的创新，这种创新值得赞许，也可以考虑推广，因为客家文化在广东不少地方都有强大的文化影响力。

但是这种做法在没有客家人的地区可能就不灵验。蕉岭模式放到温岭就可能水土不服，同样，温岭模式放到蕉岭也可能变样。也就是说增量创新固然有其发挥空间，但作为普遍制度大范围推广是否仍然有效就值得怀疑了。如果说中国的治理要把中国特殊国情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起来，那么中国农村的治理就要把各地农村的特殊情况与中国农村社会的普遍情况结合起来。特殊情况可以采取特殊的制度创新，但是对中国农村的普遍情况，我们更应该注意的是要探讨普适性的农村基本体制。

有人说中国改革就是增量改革的过程，但是这种增量改革的成果主要体现在经济上，而政治体制改革仍然进展缓慢，这是因为旧政治秩序比旧经济秩序更难动摇，而政治改革的实施效果的考量没有经济改革的考量简单，因而增量政治改革可能遭到比增量经济改革更强烈的质疑和抵制。我们的思路可以跳出增量创新的范围，我们可以反过来思考一个问题，既有体制、政制的最大能量发挥出来了吗？既有的政治体制都真正落实到位了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村民自治制度真正落实到位了么？明朝张居正的改革就是这种思路，他并不改变已有政治体制，而是通过考成法核名实、勘合政令，从而激活体制，把既有制度本身的效力发挥到最大。今天的政治体制改革增量创新固然重要，但也不妨学习张居正激活已有的存量。（11月10日《南方日报》/朱迅垚）

两会是高官的舞台，在政协的位置上耍些性情是高官的时髦，比如今年两会政协的两位发言人就在开幕式上充分秀了一把个人魅力。大员高官们到政协之前都掌握着实际事权，一言一行影响甚大，所以往往谨言慎行，到了政协，级别虽升了，毕竟多数用来让老人家们发挥余热，享受晚年，官虽升了，压力却小了，领导人们不那么严肃，说些性情的话，百姓乐意看，媒体也追捧，何乐而不为？

不过对于高官来说，性情话也得挑场合说。官话说多了惹人厌，性情话说过了，麻烦可更大。比如李德水先生，不小心就捅了马蜂窝。“中国根本没有金融危机”，李先生太较真了，他非要把“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区分开来。世界经济危机影响下，中国经济出现危机是不证自明的事情，但中国有没有金融危机，这个问题学术界都懒得追究，老百姓当然更搞不懂金融和经济有什么区别，多数人眼中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是一码事，说没有金融危机就等于说没有经济危机。但是李先生不这么想，他偏要较这个真。

既然李先生较真了。我们不妨也来跟他较真一番。中国金融系统是他所说的“根本没有危机“么？这话可挑刺的地方相当多。李先生当然可以列举各种数据来说明中国金融体系运行的正常，但问题不在于数据正不正确，而在于看观察的视角。把金融系统抽离出经济系统进行静态的数据演绎得出一个静态的结论，然后宣布结论正确，这是统计学家的思维，不是经济观察家的思维（难怪李先生能做统计局局长）。判断经济走势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现在的数据是什么样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的数据将要演变成什么样。如果有这种思维，怎么会出现李先生这种抽离经济大环境静态看金融的观点呢。实际上，金融与经济本就是孪生关系，更何况全球化背景下，金融和贸易把大家绑在同一条船上，核心金融区爆发危机，各国金融业都难免“殃及池鱼”，中国的金融业也不能例外。只不过中国所受的影响是以间接传导为主，欧洲所受的影响是以直接传导为主。直接传导影响的数据、资料比较明显，容易解读，也容易引起重视。间接影响的数据、资料不清晰，比较隐蔽，所以容易被忽视。正因为如此，判断经济形势就需要观察这种隐蔽不清晰的暗流。实际上，在多数经济学家眼里，中国的金融体系虽然没有受到直接冲击，但是必将受到影响是可以预期的。因为金融危机的影响不仅局限于中国出口企业本身，还将波及到相关的产业链、供应链。当客户订单下降，客户的违约风险提高时，商业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对风险的预期也普遍提高，而危机的负面影响通过交叉传染，进一步强化了金融机构对客户风险的心理预期。最后的结果是金融业普遍下调客户信用等级，收缩客户贷款。这种自下而上的负面影响的传递最终会导致中国信用紧缩和金融杠杆的削减，对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由此可见，中国金融机构在此次全球经济危机大背景下全身而退几乎是不可能的。李先生根据滞后和不完备的数据资料作出过于肯定的结论也太草率了。

退一步说，即使没有全球金融危机，中国金融市场也有自己饱受诟病的一面，比如货币发行不独立、利率不能市场化、贷款的所有制歧视严重、银行只大不强。具有这些特点的金融体系对于实体经济的影响，就是纵容国企与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银行系统投资整体倾向于国企，对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普遍缺少信任。这些都是中国金融机构的问题，也是中国金融机构的潜在危机，但在李先生眼里却是形势一片大好，这种绝对的口气显然会给批评者留下口实。

费这么多笔墨来挑刺李先生的一句话似乎有断章取义的嫌疑，但如果仔细考察下李先生两会时期的言论，就会发现他对经济危机下的中国金融体系有着整套理解，这句话是其逻辑体系的必然结果。李先生对本国金融体系的自信毫不掩饰，这种高调的自信并不是因为中国金融机构本身的强大，只是因其自身的封闭性，未直接卷入全球金融风暴而已，而这种封闭性本来是其遭受诟病的地方。李德水这种自信有没有粉丝呢，当然有，在某些官员体系内，这话是大有市场的。这是此次金融危机后某些人的一种典型心态，资本主义世界出问题了，舆论又把中国看作世界经济的救世主，你们资本主义世界不是很拽么，这回轮到我们牛气冲天了。不管有意无意，李先生的讲话迎合了这种基本心态。

从善意的角度理解李先生，他放出此番话可能是为了提升民众信心。虽然温总理说信心比黄金重要，但用这种说法来提振信心也太不靠谱了，因为它可能导致两种反效果。其一，可能引发公众对政府的质疑，认为在掩盖危机，忽悠大众。其二，无危机论说对了固然好，说错了就是对金融危机的低估，低估金融危机并不能提振市场信心，反而可能导致政府应对金融危机懈怠不力。李先生说的是不是空话？某种程度上，李先生说的其实是大实话，吊诡之处就在这里，李先生的性情话、大实话在网民眼里却是句大空话。因为民众的实际感受和官员的表达完全相反。媒体天天在说外贸缩水、企业订单剧减、现金流紧张，老百姓遇到的问题更是切肤之痛，裁员、降薪、生活成本上升，谁都在说经济寒冬到来，李德水却偏说根本没有危机，公众看来，这就是庙堂不知江湖之苦的大空话。而在表达上，李先生说话动辄“理直气壮”、“牛气十足”，用词的不容怀疑和其内容本身的值得怀疑又形成传播上的反差效果。当然，我认为李先生绝无忽悠民众之意，只可惜，言论的溢出效应掩盖了它的本来意图。李先生这句话很可能被老百姓传播为“中央高官说中国没有经济危机”，只听这句话，网民被激怒就是显然的，在老百姓看来，就算用屁股想，也不能得出这种荒谬的结论啊，这不是公然藐视人民群众的智商么。

网络时代把媒体都训练成标题党，公众人物任何一句有问题的话都可能经过几何级数的传播产生与说话者本意相去甚远的效果。不过，这也是这个时代的基本特点，公共生活太无聊了，不折腾点料哪有意思呢。两会看上去热闹得很，可惜政治经济的猛料不多，媒体们只好把兴趣转向花边八卦，遇到这种猛料，媒体不把他放大才怪。不过，李先生也不必过于责怪媒体，只能怪自己说话太过，如果你说得八面玲珑、滴水不漏，媒体想断章取义当标题党怕也难。由此可知，在中国做官还是低调为王为好，除非你是朱镕基，既有个性，又能说得皆大欢喜，否则效果参见李先生这句话。同样在两会，同样为了提振市场信心，王岐山的表达就显得驾轻就熟，他的表述是“外国的金融危机对我国的金融机构没有构成直接冲击。”这句话显然就比李德水高明了不少。（发表于11月份《名牌》）

“挟尸要价”，听起来就已经够令人愤怒了，更何况看到一张堪称惨烈的照片（捞尸者用绳牵拽大学生遗体），公众的道德神经被这张照片刺痛了。在一片道德讨伐声中有必要先厘清事件发生的现实逻辑。

根据记者调查，“挟尸要价”的打捞公司垄断了当地的打捞尸体业务。垄断的基因天然生长出以下几种行为：一，掌控定价权，该公司向落水者家属漫天要价，并且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而当地其他地方的打捞公司的价格要远远低于该公司的价格；二：打压竞争，该公司通过各种手段限制其他渔民打捞尸体，包括收买、恐吓、打砸等黑社会方法；三：无视行业规则和道德底线，该公司老板放话，“只救死人不救活人”，“钱不到位就不救人”，而救人的当天此人的确忠实地践行自己的行事理念，第一位落水学生打捞上来之后，他竟然因为钱未到位拒绝继续打捞，这简直比修车店撒玻璃还不可理喻，撒玻璃戳的不过是轮胎，打捞尸体可是人命关天的事情。

人们自然会问，为什么对生命如此漠视，甚至连基本的人性都没有？谁都可以指责道德的败坏，但单纯指责于事无补。道德问题往往是社会深层矛盾的表面，追问道德需从问题本身追问起。在记者的追踪报道中，关键词是垄断。那么这种垄断权力的来源是什么，其一，政治保护或者政治妥协，其二，无人监管下黑社会行为猖獗。就目前的证据不敢说该公司背后一定有人撑腰，但是，就常识而言，有保护伞几乎是可以肯定的。

再具体分析由垄断生长出的这三种行为，第一种和第二种是垄断行为的常态，也是可控行为，也就是说，可以通过社会治理来改变这种状况，改变的方法也不复杂，清除背后的政治保护，打击黑社会行为即可。第三种行为则是垄断的变态，是不可控的，即使是在无垄断的领域，这种行为也屡见不鲜，只是因为垄断，这种无视行业规则、逾越道德底线的行为才更加放肆而已。

如此分析，似乎此次“挟尸要价”事件的症结找到了，但人们可能还不满足，还要追问，这种漠视生命、人性丧失的情况可不只是这一个案例。问题的关键点就在这里，人们可以容忍你漫天要价，也可以对你打击竞争对手习以为常，却不能容忍违背人伦逾越道德的行为。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有人将之归罪为资本的罪恶，归结于社会整体道德的滑坡，证据是“只要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死的危险”。道德大环境的固然存在问题，但我们应看到这种问题在一个不成熟的市场上和不完善的社会制度下发生的。一个个不完善的小环境组成了有问题的大环境，只有先把一个个小环境的问题解决掉，才能解决大环境的整体问题。就以这次事件为例，如果我们打击垄断，肃清黑社会行为，这种行为应该不会如此猖獗吧。（《南方日报》11月5日/朱迅垚）

本期南都周刊（10月30日至11月5日）值得一看。证明三点：其一，《三联》与《南都周刊》的风格确有不同，虽然南都应该以新闻周刊的身份与瞭望比；其二：中国的新闻周刊也能做出点东西；其三：杂志呈现的材料、采访对本人工作启发甚多。

不过，个人也以为有不足之处。韩寒那篇，作者意图保持客观，但是在韩寒面前有些怯场，可能被韩寒的场唬住了，作者有点取悦韩寒。关于公民韩寒何谓“公民”这一点的阐释稍显浅薄。排名：no1，柏林拆墙20年，no2，上海钓鱼事件洗冤录，这两篇深度调查堪称两个范本。关于韩寒，有两个料，一，他说与郭敬明是男女有别，二是他说鄙视女权主义。

三联最近关于剑桥的专题也做得颇好。Mary Beard那篇有不少有意思的对话。

1、关于女性在剑桥。“我母亲也是这样对我说的，作为一个女人，你一定要投票，因为100多年前，有人为了你今天的权利而付出生命的代价，所以，你必须去，每一次选举。我一直觉得我母亲的态度很怪异，但到了这里，才发现很多像我母亲一样的女人。她们告诉我，如果你聪明，一定要善用你的聪明，这既是特权，也是责任。你必须记住，为了你今天能在这里受高等教育，有人付出了很大的代价。”Mary Beard是一位女性主义者，这是她与韩寒的区别。

2、关于精英主义。“精英化本身没有问题，剑桥就是一个精英主义的地方，我从不羞于承认这一点。关键是，它应该是一种智力上的精英主义，而不是社会、经济方面的精英主义。也就是说，它得是聪明人的学科，而不是有钱人的学科。从19世纪开始，古典学就是一种划分社会、政治、智力精英的手段。穷人的孩子从来不学拉丁文，不是他们不肯学，而是学校根本不教，只有私立学校才教。直到现在，英国的公立学校也极少教拉丁文。从某种角度，拉丁文和希腊文是‘无用的知识’，但它是进入政界或者上流社会的门票。”

3、关于古典学。“如果人们不再学习拉丁文、希腊文，不再学习希腊文化、罗马文化，西方文化会失去理解自己的一种关键途径啊。”“你只要在剑桥绕一圈，就能看到古罗马的遗迹。为什么？因为2000多年前，罗马征服过这里。我们的历史、文学、建筑、音乐、绘画，都与古代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不理解英国与古希腊、古罗马之间的联系，你如何理解英国文化？如何理解18世纪的英国诗歌？要知道，18世纪的英国诗人都在阅读维吉尔。你去欧洲任何一个国家，比如意大利，你需要理解什么才能理解意大利文化。也许你会说，读但丁吧。是啊，意大利最伟大的诗人。但是，但丁跟谁说话呢？但丁也在与维吉尔对话。从某种程度而言，西方文化总是在与古希腊和古罗马对话。”“其实，今天在剑桥学习古典学的人比任何时候都多。为什么？因为它迷人啊，还有什么比阅读维吉尔、埃斯库罗斯、欧里庇得斯更让人愉快的呢？如果你没学过，你无法理解，语言为你打开了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4、关于剑桥。“这里是我的家。我在这里读了6年书，又教了25年的书，大半生是在这里度过，我无法想象还能对别的任何地方产生这样的感情。它很漂亮，智力上非常有趣，还有一个这么好的图书馆。我也可以去牛津，图书馆一样的好，但这个世界上，我绝对找不到其他任何一个地方，只要骑上3分钟自行车，就能到达一个图书馆，可以看到全世界任何一本我想看的书。”你知道，剑桥是一所24小时的大学。它不像有些朝九晚五的大学，到了17点，灯灭了，人散了，所有人都回家了。剑桥不是这样。晚上22点，你可能还在某个研讨会上。半夜了只要你的房间灯还亮着，就会有学生来拜访你。或者你约了同事在酒吧喝酒聊天”。“不过，剑桥最可爱的是人。我走在国王大街上，就会遇到许多相识的人，我们会互相打招呼。他们是可以跟我在智力上交往的人，他们知道我所不知道的事情。比如我正在做一个关于19世纪历史的学术项目，我可以遇到研究达尔文，研究19世纪科学史的人，或者研究19世纪英国人民族身份的人，我可以跟他们在咖啡馆里坐坐，很舒适地喝杯咖啡，聊一聊。你不用预约，你在街上就可以遇到他们，这很可爱。我不觉得这是智力优越感，这是幸运。我很幸运，剑桥很幸运。听起来可能太煽情，但生活在这里，的确是一种特权。”

《柏林墙被拆20年》中关于艾波曼的采访有不少值得重视的段落。关于信息自由的一段说得颇符合我最近的想法：“如果你们能让朝每家每户都有一台电脑，或者电视，能够看到韩人民的生活，朝人就主动会想，为什么他们的生活要比我们这边好得多，人心就会思变，这样后边的事情就好解决了。如果只是抽象地去谈集权和民主社会，很多人可能对这个一点都不感兴趣，他们感兴趣的是非常具体的东西。几年前，我曾经去俄国，距离莫斯科越远、越偏僻的地方，这些人的思想就越闭塞，我本来是希望和他们讲民主自由社会的好处，但没想到那些人反而对我说，勃列日涅夫时代我们过得比现在还好。在信息闭塞的情况下，没有对比的情况下，要和他们说清楚这些就很难。所以信息的自由流通是何等重要！我想这也是20年前柏林墙被拆除、东德政权倒台的重要原因。”

昨天看到一位同学（蔡雯蕙/外经贸）的博客。有几个段落说得很好。如，“一旦以文字的形式将糊状的思想固定了下来，自己主动的行为便随之被限制了，甚至日后被动所见的各种现象外加现象背后的各个主体，但凡靠得上边，就立即被五花大绑塞进tag好了的结论中，永世不得翻身。从前轻狂地叫它standard，但现在看来似有judgmental的恶意成分，因为不管怎么说，我们都得承认standard太多的人不是太好相处的人，他们身上爆点太密集又太神秘，稍不留神就容易被冒犯到暴走。大概不是所有人都爱好扫雷游戏的吧。”我最近在想，这可能是思维方式的问题，思维灵活不僵化自然不会“将糊状的思想固定”，每时刻都是新环境、新语境，人遇到的是新情况，这其实是个哲学的知行之辩，或者认识与实践的辩证法，总之，迂腐不堪的思维是常遭人嘲笑的，迂腐实际不过是懒得思考的表现罢了。另一方面，思维方式忌讳偏执，片面，因为这阻碍思维的拓展，惯性思维的毛病就是以意识预判行动，思考需如水般灵动才能应对自如。

作者经过这番顿悟后开始考虑自己的行动。“我无意突然决定去做一个好人，而只是想洗去些cynical的符号特征。”作者提到一个佛家的概念。“前些天去灵山大佛时随处见到"佛教圣地，静心止语"的标示牌，我想"静心止语"大概是个很严的要求很高的境界，"静心"我一时半会儿是做不到的，但"止语"的修炼却显得简单的多。”回到刚才的减少符号特征问题，作者说“我的点是，如果无法不鄙视，请默默鄙视；如果无法不爆，请内爆。”这句话我很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