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庵先生对周作人文章或译作之推崇，多年来可谓不遗余力。然而，一版自编文集的白璧微暇又可见一二，不妨以后有心出个《订正集》，也可有益于拥有一版的书友们。近年来，止庵声名渐起，以止庵主编为名宜谨慎用之。前贤钱钟书主编，就用量甚少，或可一鉴。近读止庵新书上说由于读书时间少，对周作人张爱玲之辈的时代标榜，对于后辈不知青年也是小误。一者，读二流作家的作品，未尝不能有幸成为一流作家的。再者，读书本是私事，有趣为之，无趣舍之，不便特定标准，专美于前。对于止庵文章，只能说止于文会心处，不止于思不生疑是最好的。名作者也是迷信不得的。过客敬留
　　
　　谢谢过客兄。
　　我迄今仅编过鲁迅、周作人、胡适、废名、张爱玲、杨绛、谷林和先父八人的书，亦止此而已。
　　
　　至于“主编”，曾写《我的笔名》一文说：
　　譬如坊间有“隐蔽的大师”《雅堂笔记》、《顾随说禅》二种，冠以“止庵主编”，实未经我同意。我知道卖书不易，当下不愿声张，只在给朋友的私信中讲明与我无关。以后这信揭载出来，有记者来电话采访，我也但述事实，未作评论。现在时过境迁，不妨略说几句：我对连横全无了解，怎会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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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牐� 承示黄裳《谷林先生纪念》一文，拜读了。第六节中，“苏青用本名冯和遗”，“冯和遗”应作“冯和仪”，倘非手民之误，似乎仍是“作文仅凭记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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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牐� 又，第二节中，“听说还有抱怨我为何不在‘自编文集’出版之际批评而在几年以后突然袭击”，我从未写过或说过这话，什么“抱怨”、“突然袭击”，如非传讹，即系捏造。当然如无此语，则无法引出下面一节，此亦文人伎俩，不足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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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牐牪还�下面一节里有些意思，我看了却觉眼熟：“出版者为此书投入可观的人力物力，如初问世时即加批评，将产生不可预计的后果。语云，‘光棍不断财路’，在这种‘低级趣味’的习惯影响之下，批评推迟了。”将近四年前，我写小文题曰《我的笔名》，有云：“坊间有‘隐蔽的大师’《雅堂笔记》、《顾随说禅》二种，冠以‘止庵主编’，实未经我同意。我知道卖书不易，当下不愿声张，只在给朋友的私信中讲明与我无关。以后这信揭载出来，有记者来电话采访，我也但述事实，未作评论。”两相对照，亦有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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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牐牻裉炫既欢恋郊改昵澳潮ㄔ匾晃模�乃是“回应”我的《关于“南玲北梅”》的。兹将二文贴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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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牐牐�2005/12/2《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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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牐� 止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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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牐牎睹纺锝�作及书简》中《北梅说给南玲的话》一篇有云：“一九四二年末，北平的马德增书店和上海的宇宙风杂志联合筹办了一项读者调查‘谁是最受欢迎的女作家’。结果，张爱玲和我双双名列榜首，从此，就有了 ‘南玲北梅’之说。”提及这个话题，论家多循此说，然而却有两点可议。第一，张爱玲在“一九四二年末”不可能被推举为“最受欢迎的女作家”，她甚至连“女作家”都不是，因为后来收入《传奇》、《流言》的作品，一篇还没有写出来。据陈子善编《张爱玲年表》，她一九四二年夏由香港返回上海，秋季插班入圣约翰大学文科四年级就读，十一月辍学，开始专事写作。一九四三年一月，首次在《二十世纪》月刊发表英文作品。五至六月，《紫罗兰》杂志连载《沉香屑：第一炉香》，是为《传奇》之第一篇。至于《传奇》单行本出版，则是一九四......

�牐牻驳搅醢肱�，有人会问这是什么人。当然未必不知道他是谁，是说怎么简明扼要地给下一个名义。恰恰简明扼要不得。这是五四人物与今日作家学者辈区别所在，而刘半农尤其如此。可能惟一合适的说法是“杂家”。然而也不是用的通常意思。查《现代汉语词典》，“杂家”指“知识面广，什么都懂得一点儿的人”。显然说的不是刘半农。如果说“知识面广，什么都懂得很多的人”还差不多。刘半农集许多“家”于一身，他是这样的“杂家”；用蔡元培的话说，就是“有兼人之才者”（《故国立北京大学教授刘君碑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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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牐� 刘半农的事业，大略地讲有学问和爱好两部。但却不大容易区分明确，因为对他来说，学问即爱好，爱好即学问。专门学问是实验语音学，也从事语法研究，词书编纂，汉字改革等。此外他又致力乐律研究，参与文物考古。这些我们外行人不敢妄谈，但是不能忽略他的重要成就。他还是一位教育家，又颇具办事才干，曾经担任一些院校的领导工作。大家一般较为了解的，是在刘半农的爱好领域。他是诗人，著有《瓦釜集》和《扬鞭集》；是散文家，著有《半农杂文》和《半农杂文二集》；又是翻译家，出版《茶花女》、《国外民歌译》和《法国短篇小说集》；还从......

�牐犞芙ㄈ嗽凇堵逞负椭茏魅恕罚ㄒ痪虐巳�年十一月《新文学史料》第四期）中说：
�牐牎奥逞该挥薪补�周作人的不好，只是对周作人有一个字的评价，那便是‘昏’。有几次对我摇头叹气，说：‘启孟真昏！’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日）中，也说：‘周启明颇昏，不知外事……。’”
�牐犝夥�话常被人引用，乃至据以立论。然而鲁迅致许广平此信尚有后文，即周建人以“……”替代者：“废名是他荐为大学讲师的，所以无怪攻击我，狗能不为其主人吠乎？”“外事”与“废名”之间用逗号，本是一句整话。
�牐牎堵逞溉�集》于信中“废名”下有注释：“冯文炳的笔名。参看300524信注[2]。”“300524信”是致章廷谦的，有云：“《骆驼草》已见过，丁武当系丙文无疑，但那一篇短评，实在晦涩不过。”“注[2]”系于“丙文”下：“指冯文炳（1901—1967），笔名废名，湖北黄梅人，作家。那一篇短评，即《‘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载《骆驼草》周刊第一期（一九三〇年五月十二日），署名丁武。”如此，则鲁迅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日致许广平信，乃是重提两年多前的旧事了。
�牐犑导噬下逞噶碛兴�指，虽然对象仍是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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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牐犖业谝淮味涟峦�尔的《一九八四》，迄今已经二十四年了，其间读过不止一遍。每当有人问对我影响最大的书时，我总是举出这本，因为觉得在中国从未受到足够重视，而它理应受到这种重视。记得一次朋友聚会，有位老先生非常兴奋地谈论《往事并不如烟》。当时我说，在您感兴趣的那个方向上，走到头是百分之百，《往事并不如烟》大概写了百分之一，藉此我们可以想到百分之五。我告诉您有一本书，早已写到了百分之百，就是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您一辈子都想不透的，它早已替您解决了。有关这个问题，真是不能再说有什么《一九八四》未曾揭示过的东西了。
�牐犖叶痢兑痪虐怂摹罚�觉得最重要的不是具体写到什么，尽管那些描写惊心动魄；关键是它从本质上揭示了一切。《一九八四》的历史意义在于，当人们虚幻地以为看到了世界的希望时，奥威尔指出，那是一条极其危险的路。这本书涉及科学问题，而科学进步的速度和程度是包括奥威尔在内的所有人都难以想象的。如果只是盯着书中“电幕”一类东西，那么现实中没有“电幕”时，对人的监控就真的不存在了么。而现代科学技术早已把“电幕”完善到了无法察觉和不留任何死角。
�牐牎兑痪虐怂摹烦霭�......

�牐牬忧拔倚垂�一篇《四十不惑》，当时还不到那岁数；如今年满五十，可以谈谈“五十而知天命”了。《论语》里另有两处讲到“五十”，一处讲到“天命”。《述而》：“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子罕》：“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季氏》：“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合而观之，大约可知“五十而知天命”之意。盖君子“畏天命”，“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是“知天命”落实于“畏天命”，由此“可以无大过矣”，此即孔子“学易”之用心所在。然而，若“畏”了以后什么都不做，落得“四十五十而无闻焉”，亦为孔子所看不入眼。是以“五十而知天命”应该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知”即明白其间区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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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牐� 还可看看《论语》他处所说。《宪问》：“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子罕》：“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

�牐犖剩貉Ы缍灾茏魅说钠兰鬯坪跏贾绽氩豢�“周作人是汉奸”这个政治命题。而你对他却情有独钟，你怎么看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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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牐牬穑焊�周作人下结论，不是我能做的，我只是一个普通读者、普通作者。周作人出任伪职的案子，国民党的法院正式做过判决，解放后共产党的法院也做过判决，迄今为止并没有新的判决。我完全无意也不可能推翻这些判决。但是我关心的是，当初他到底是怎么想的，他自己的逻辑是什么。很多人觉得他做这件事情很傻，可是他为什么要那么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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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牐犝馍婕暗轿叶岳�史特别感兴趣的一个点。我一直希望读到一本《人类动机史》或《人类意愿史》之类的书。我最关心的不是当时发生了什么事，而是人们想什么，因而做什么，我特别关注动机与结果的不一致处。我们根据结果做出判断，考虑动机予以理解。我写《周作人传》，可以说是“动机史”或“愿望史”的一个片断。从前我写的关于义和团运动的《神奇的现实》，也是类似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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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牐犖剩耗阈础吨茏魅舜�》是基于什么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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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牐牬穑何倚吹闹饕�是周作人的思想历程。一个人的思想是很重要的东西，跟这个人做过什么事没有太大关系。二十世纪中......

�牐犖倚陆�出了一本《茶店说书》，有读者问这书名的意思。我在序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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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牐� 前些时读《心经》，因想西方亦有类似总括一切的文字，大概古代可举《旧约》中《传道书》一篇，现代可举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狱中书简》的《十年之后》里“ 关于愚蠢”一节。读之可知我们这个世界过去如何，现在如何，将来又会如何。譬如在朋霍费尔看来，不辨善恶，尤甚于故意为恶；惟其多数人不辨善恶，少数人才得以故意为恶。此即其所谓“愚蠢”。他说：“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而不是一种理智上的缺陷。”反观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差不多全给这句话说中了。而我觉得不妨接着说：道德缺陷，其实就是一种理智缺陷或智力缺陷。
�牐� 相比之下，我们写写文章实在无关大局，顶多止是小愚蠢罢。然而亦当深自警惕。新编集子要起名字，见过几本以“说书”为题的书，也来凑份热闹。有个现成的， 见周作人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三日致鲍耀明信：“近见丰氏《源氏》译稿乃是茶店说书，似尚不明白《源氏》是什么书也。”“茶店说书”或有出典，一时不及查考， 我取这个书名，是告诫自己不要信口开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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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牐犖抑皇谴又苁系幕袄锶×苏馑母鲎郑�他谈......

�牐牰浴翱�卷有益”这话，我一向有些怀疑。回想起来，读过的书中真说得上对自家有益的，未必占多大比例，其他则读不读两可，甚至根本就不必读。早年没条件也没能力选择，后来挑选余地多了，才慢慢知道拣好的看了。
�牐� 读书不易的时候，能到手的多是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小说和翻译过来的苏联小说。相比之下，我对后者更感兴趣。诸如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富尔曼诺夫的《恰巴耶夫》，革拉特珂夫的《水泥》，法捷耶夫的《毁灭》和《青年近卫军》，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马卡连科的《教育诗》，凯特林斯卡娅的《勇敢》，潘菲洛夫的《磨刀石农庄》，阿扎耶夫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巴巴耶夫斯基的《金星英雄》和《光明普照大地》，尼古拉耶娃的《收获》，柯切托夫的《茹尔宾一家》、《叶尔绍夫兄弟》和《州委书记》，等等，都想方设法找来，读过不止一遍。当时颇为书里描写的英雄和标举的理想所鼓舞，自然认同其宣扬的意识形态了；现在想来，那种意识形态来自严酷的现实，反过来又对现实的严酷产生作用。举个例子，盖达尔在《少年鼓手的命运》中写道：“只有到了革命的浪潮把一切界限都消灭了，最后一个奸细、最后一个特务和幸福人民的敌人，也跟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