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园工作室：在锈弦上轻轻弹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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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2月21日 星期日(Sunday) 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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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钱红丽的《诗经别意》，深深为作者强烈的个人意识所触动。她热爱《诗经》，但对这部儒家经典的儒家解释多数持强烈的批评态度。传统解读之所以让她“留下了极深的内伤——— 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拒绝再看任何形式的版本注释”。原因也许可以用郑笺中的一句话“用心专者怨必深”来解释吧。
作者有一种吸引人的质朴与执着，她将一种谦卑的态度贯穿于阐释中。这种态度如果用文字归纳出来是这样的(作者未必全部同意)，比如说，《诗经》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诗经》没有流淌在我们的血液里；《诗经》是需要努力去读才能获得的文化资源。
作者对词有一种迷恋。她不仅对“惊蛰”、“钱钟书”、“张爱玲”、“胡兰成”这样的词念念不忘，从不同的诗句联想到这样的词，也把她自己方言中的“请死”(自杀)、“跑信的”(邮递员)这类词隆重介绍给读者。也许正是对词的迷恋让她对《诗经》那种因时代变迁造成的奇特语感产生了专一的热情。
在农村长大的钱红丽发现了《诗经》中的乡村景色之美。因为“对于高度发达的城市化的新兴文明，我始终是隔膜着的，我并不能真心地欣赏它哪怕点滴的长处”。不过，“现在的乡下已经很少听见蛙鸣了……乡村野畈诗意的丧失，也丝毫不能影响我对于乡野的追念。那里的四季依然在，有四季在，节序就会一直延续下去”。阅读《诗经》让她发现“曾经的乡下”保存在《诗经》里，复活乡村记忆，同时复活《诗经》的诗意，成了钱红丽写作的主要目的。
作者不止一处肯定了朱熹的解读方式。我想她的解读也暗合了朱熹的主张：“读《诗》且只将做今人做底诗看。”这其实是一种堪称伟大的、复活古代文化的方式。钱红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古籍会一次次活过来”。然而，“诗无达诂”之所以成为定论，就在于经学派和文学派之间存在的天然鸿沟。作为散文作家的钱红丽读了多种传统解读之后，如同《诗经别裁》的热情作者扬之水一样，痛感于诗被经学派“读坏了”。
传统的解读中的经学派将《诗经》句句解读为对于国君的讽谏，现代文人在弄清《诗经》意义时又“穿凿附会”，在钱红丽看来也是走了弯路。她说：“闻一多先生仿佛有着一股狠劲儿，他恨不得叫《诗经》里所有的诗都与‘淫奔’的主题牵起手来。”按闻一多的一贯想法《野有蔓草》是“两个人在荒野里藏起来无非就是做些苟且之事”。作者自己解释这首诗的时候，针锋相对给出了诸如“积极意义”、“宽容”、“暖意”、“一刹即是永恒”等关键词。
另外，闻一多先生还“标新立异地把《击鼓》说成是同性恋之作”。《击鼓》这首诗与钱红丽是有极大渊源的，她曾从胡兰成的书里看到他常常提到张爱玲，那句“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也被屡屡引出来，“看得熟了，不免要追究起出处，并且臆想着，这么美丽的句子后面一定隐藏着什么幻丽的爱情故事”。在本书中，这句诗也常被引用。
她感慨道，“《诗经》里有许多这样的诺言”，“这样的承诺，令人泪热”，“这是一句美丽的誓言，怎么会读起来感到悲哀呢？”所以，当她读到闻一多的看法后，心中的愤怒我们是能理解的。
钱红丽其实与扬之水有相似之处，她们复活诗意时，在招魂与塑形的过程中“扬弃”多于“同情之理解”。扬之水在《诗经别裁》中虽然承认“读诗却不能如断案，这里也并不存在一个明明白白的是与非”，但仍然以一种不容辩驳的端正态度忽视着先民的奇异风俗。比如说她认定《桑中》好在“率性任情”，“它的‘坏’，也在率真任情，然而所谓‘坏’，只是被人读坏了”。然而她说“幽会的地点没有定指，所会之人也不作定指”显得诚意不够，思虑未周。她常常引用的《管锥编》中其实就有对《桑中》更明白的解读，钱钟书先生明确了“地点”与“人物”，并说此诗“言一男有三外遇，于同地幽会”。此种震撼说法固然让“端严庄重”、超然物外的鉴赏家手足无措，但对于读诗不得其解的读者来说却是有效的。因为，隔了几千年，读者首先要弄懂作者为什么写这首诗，以及这首诗到底讲了什么，而不是在没有弄懂主要内容的情况下去欣赏“乎”字是否用得“特别好”。
既然提到了“淫奔”、“同性恋”等词，就必然要谈到“思无邪”。如钱钟书先生所说，传统阐释者在解释诗中的“男女”时，“惩于‘无邪’之戒，遂撰序饰言‘君臣’”。今天有些解释者同样高悬“思无邪”的明镜，试图用“端言庄重”去统摄《诗经》内容的杂多性。
在我看来，我们必须发展出一种新的解读方式来理解“思无邪”，否则对《诗经》的解读就不是有效的。“思无邪”并非是指万事万物中没有“邪”，也不是我们不能用“邪”去看待诗的内容，而是说先民没有“邪”这个概念，从没把“邪”看作“邪”。
“邪”是“诗”之后出现的概念，是“礼”定义并生产出来的，或者按照福柯的说法，是权利运作的结果。我们今天的人们已经接受了“邪”的概念，想要达到先民们“思无邪”的无知状态(其表现方式大多为替先人所咏男女之事弥缝)是不可能的。不过，这其中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
卫国人民是迁徙来的殷民，考古学证明周朝以后卫人的墓制等等也仍多保持殷俗。从这个角度看，卫国有些与众不同的靡靡之音太自然不过了。按照胡适的说法，鲁国也是殷民迁徙之地，孔子本人的职业“儒”也是周朝之前的旧职业。那么“思无邪”就不完全是读诗的方法，而是孔子为殷人不合周礼的风俗与艺术辩解。我们不妨假设，孔子收入殷人风格特异的诗歌，其实是对周朝政治制度的商榷(与“吾从周”并不矛盾)。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思无邪”，我们也许会获得一种新的复活《诗经》的方式。
神州袖手人 发表于 2010-02-21 16: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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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2月5日 星期五(Friday) 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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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生叛逆，一生传说
2010年1月27日，美国作家杰罗姆·大卫·塞林格（Jerome David Salinger）在位于新罕布什尔州的家中去世。
这个据说传承了西方青少年造反传统的作家，在他的《麦田里的守望者》（1951年出版）中这样漫不经心地谈过死：
接着我又想起他们整整一嘟噜人怎样把我送进一个混账公墓。墓碑上刻着我的名字，四周围全都是死人。嘿，只要你一死去，他们倒是真把你安顿得好好的。我自己万一真的死了，倒真他妈的希望有那么个聪明人干脆把我的尸体扔在河里什么的。怎么......
神州袖手人 发表于 2010-02-05 13: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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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2月3日 星期三(Wednesday) 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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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意中听到一个人的旅程串起过该市。
她说，该市的人走得慢。是的。
该市的清晨非常干净，到了夜晚，该市风尘的一面就显露出来。
多么可贵的游客语态啊。
只有游客才有资格品评一个城市。
不仅是人，一个城市的“自我”也是由他人的话语建构起来的。
神州袖手人 发表于 2010-02-03 17: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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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1月31日 星期日(Sunday) 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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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大闹天宫结束之后，取经故事开始之前，读者的情绪有些不可避免的低落。火爆的打斗场面已经过去，即使是孙悟空与36员雷将鏖战，孙悟空“六只手使开三条棒，好便似纺车儿一般，滴流流，在那垓心里飞舞”，对读者来说，真的已经没有多大意思了。
于是，从打斗场面到玉帝“传旨着游弈灵官同翊圣真君上西方请佛老”，中间连过度都省了。如果没有“佛老”即将出场的消息，明朝的听众也许就会离场，读者也许会往后猛翻几页。
到现场后如来开口就说：“叫那大圣出来，等我问他有何法力？”联系以后众所周知的情节看，我们应该明白佛祖“炼魔救驾”的计划早已酝酿完毕。恐怕就连几个时辰后孙悟空被压在五行山下挣扎抓挠的画面，我佛如来都已经看到了吧。
那么，如来要考虑的是什么呢？是如何一击即中并展现“佛法无边”，如何善后，如何低调应对玉帝……这些才是本回值得看的地方——火爆场面结束之后，如何安排暗流涌动的用计、布局情节，才是真正的大手笔。
在如来春风化雨的询问中，更凸显了悟空政治主张的天真烂漫。在大悲剧到来之前的轻喜剧中，猴子撒泼、撒尿都是小情节了。真正惊心动魄的倒是如来讲话时底气的深不可测：“你一筋斗打出我这右手掌中，算你赢……就请玉帝到西方居住……”
“请玉帝到西方居住”这句颇有深意的话，应该也是说给玉帝听的。
收服猴子真的是易如反掌，猴子上当后想反悔，佛祖翻掌一扑，将它推出西天门外，五指化作“五行山”，“轻轻地把他压住”。前面的赌赛，无非是给大家看的。赢，一定要赢得漂亮。
堪称完美的救驾之后，玉帝留如来吃饭。如来说：“老僧承大天尊宣命来此，有何法力？还是天尊与众神洪福，敢劳致谢？”我们可以感觉到玉帝和如来之间，似乎过分客气了。高规格的“安天大会”席间孙悟空有些异动，如来拿出一张帖子让人贴在五行山上，猴子马上老实了。帖子上有6个金字：“唵、嘛、呢、叭、咪、吽。”这个帖子，在灵山就写好了吧？
季羡林和钱钟书都提到过，这6个字在明朝有另外的意义，当时的翰林侍读李继鼎对外国和尚不满，把这6个字读成“俺那里把你哄”。明朝的听众，听到这里，应该是哄堂大笑吧。
神州袖手人 发表于 2010-01-31 17: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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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1月31日 星期日(Sunday) 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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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记》在今天被许多人视为“童书”，而《金》肯定是儿童不宜的。后一种看法无疑是的见，不过，《西游记》不仅可以不被看作是“童书”，在某种意义上还可说与《金》在写作上共享同时代文人的习语、知识结构与审美。
所谓明代“四大奇书”中，文人独创性较强、改编力度更大的《金》与《西游记》的成书年代非常靠近。在日本发现的“世德堂”本《西游记》出版于1592年，而在1596年的文人书信中就提到了《xxx》。学者柳存仁曾经提到《西游记》中某些文句片断在《金》里反映出来。其实，这两本小说的相似性还远远不止于此。
《西游记》这本小说究竟讲的是什么，历来有很多种看法。清代有文人认定这是一本修身养性的书，义和团成员将之作为宗教教科书，这两种看法曾经都受到后人的嘲笑。当代部分学者抱着“同情之理解”的角度，发现清人的看法也未免就没有道理。就“养生”这一方面来讲，它与《xxx》恰好构成了一枚硬币的两面。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浦安迪（Andrew Plaks）在他的名著《明代小说四大奇书》中将《金》定义为“修身养性的反面文章”，而陈士斌、刘一明等清代学者早就将《西游记》视为修身养性的“正面文章”了。
浦安迪发现，在结构上，两部一百回本的小说都是严格地遵循“一分为二”的原则，在《xxx》的四十九回中——如果是上下卷，就是第一卷的最后一回——胡僧赠送给西门庆一套猛药和器具。从这个分水岭往前看，《金》的人物全部出场亮相，往后看，这些人物便开始纷纷散场了；而西门庆渐渐朝不可理喻的方向——就是兽性与死亡的方向发展。《西游记》的四十九回和五十回中出现了象征意义浓厚的渡河，从此岸到彼岸的过程也就是上下卷分野的标志。在小结构中，《xxx》前六回是对《水浒传》相关段落的精巧改编，用“王婆遇雨”的一段抒情性闲笔将之结束（田晓菲在《秋水堂论金》一书中对此有令人激赏的评论）。《西游记》前七回是与“取经”无关的“大闹天宫”故事，小说作者改变了已有取经故事的结构，天才地将前七回放在小说开头。它在结构上仿佛一次微型的、意义别具的“取经”。结尾处是写来场面热闹、读来却令人心酸的“安天大会”。在小说快要结尾的时候，《xxx》的第八十九回，出现了读者早就等得不耐烦（或者早就忘掉了）的武松的戏剧性归来；而在取经的后期，如来令人意外地亲自出马，降服他那谁也不想惹的舅舅大鹏金翅雕。
在更小的地方，我们会发现《金》经常用“热”与“冷”两个字来建构与点染故事。例子很多，一般在描写西门庆“熊熊欲火”熄灭之后的往往会不经意地提到天气和街景，“一天霜气，万籁无声”。西门庆遭受潘金莲致命一击之后，令人惊悚的画面是“血尽出其冷气而已”。给人印象深刻的是西门庆与宋惠莲在“雪洞”里从缱绻缠绵热情拥抱到牙关打战的描写，张竹坡鉴于此书对冷热问题大书特书的特点将之命名为“炎凉书”。在《西游记》里，“冷”、“热”（还有“寒温”）也是作者爱用的词。但所指有区别。“热”往往用在心浮气躁，丧失本性的时候，而“清凉”说的是人物认识本性之后的境界。如“耳热眼跳，身心不安”，“屏除邪欲得清凉”，“唐三藏师徒四众，水火既济，本性清凉”。
值得一提的是，与《xxx》的作者一样，《西游记》的作者也熟谙房中术，而且水平非同一般。孙悟空在菩提祖师那里学习的时候，祖师介绍的“动门之道”中有一条为“攀弓踏弩”，余国藩先生将之翻译成英文的时候百思不得其解，于是求教于李约瑟之后研究中国科技史的重要学者如席文（nathan sivin）、马瑞志（richard mather）、韦尔奇（holmes welch）等人，他们互通书信，研究该词的涵义，不过最后余国藩先生还是感叹“掇拾无门”。清人常常说的《西游记》之“难解”，于此可见一斑。
神州袖手人 发表于 2010-01-31 17: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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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1月19日 星期二(Tuesday) 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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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历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来，就存在着两种史学研究范式之争。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兰克史学一直独擅史坛，睥睨西方学界。兰克本人在《拉丁与日耳曼民族史》的序言中说：“历史曾被赋予判断过去，指导现在，以为未来谋福的职责。本书不冀望有如许高超的期待，它仅是陈述事实的真况而已。”他揭示出历史仅是“陈述事实的真况”，表面上是为历史研究卸下了许多包袱，但极具分量的“真况”二字，让这一派史学家都具有一种自豪感。兰克史学在英国的代言人、《剑桥现代史》的编辑艾克顿勋爵曾宣称：“历史不仅是门特殊的学问，并且是其他学问的一种独特的求知模式与方法。”
但是，很多史学家在研究中渐渐明白历史研究所依赖的史料，只不过是由于极其偶然的原因（可以肯定的是，并非是考虑到史学研究的需要）才留存到了今天。史学家依靠这些史料试图恢复全部真实的过去，其实是不理智的。因此，另一种史学研究范式诞生了，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可以当作这一派的宣言。
之所以在此简略回顾两种研究范式，是因为刚刚出版的新书《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重新提到了“史学是门科学”这一看法。这本由22名中国学者撰写的苏联74年兴衰历史的研究著作，被称为“实证性研究”著作。该书主编、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沈志华在该书的绪论中质疑，对中国而言地位如此重要的苏联史，即使是专家学者也说不清“苏共干部制度的历史渊源和运行机制”，人们也搞不懂“为何一场阿富汗战争就把苏联拖入了国力衰竭的深渊”。原因在于，历史上苏联不是作为我们的榜样来学习，就是作为靶子被批判，“中国很长一个时期并没有真正地把苏联历史当作一门科学来研究”。
史学家所研究的史料不外三种：档案文献、当事人的口述和回忆以及当时公开出版的文字或影像资料。在进行历史研究考察时，其中最可靠的无疑当属档案文献。俄国档案文献的解密为全世界的历史学家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研究资料。俄国公开档案的时间有限，我曾看过一些资料，据说当沈志华赶到俄国时，哈佛大学等机构早已经结束了复印工作，而俄国方面那时也提高了资料复印费用。但沈志华仍然用高价复印了资料。因为他确信，“苏联历史档案的解密和公布，对于中国人来说，更有其特殊的重要意义—在新的史料面前，应该说我们与国外同行大体上是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的”。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的撰写建立在对解密档案研读的基础之上，不仅对一些苏联历史事件进行了充满细节的描述，还对中国与苏联相关的史料进行了对比分析，比如书中就提到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彭真年谱》极有价值。这个信息对国内其他研究者来讲是很重要的。又比如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早已成了普通人都耳熟能详的名词，许多学者还在研究中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进行了评价。但事实上，苏联官方当时没有公布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世界上广泛传播的是当年6月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的本子。直到1989年《苏共中央通报》第3期才根据苏共档案中的稿子予以公布。该章节的写作者阅读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赫鲁晓夫回忆录（选译本）》，对相关历史进行了重新描述，剔除了掩盖在那段历史事件上似是而非的陈见。
沈志华再三强调：“我们提出这样要求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追求真实。”这仿佛在重申兰克史学的神圣使命。但他同时又说：“历史的确都是历史学家‘创造’的。但是，作为历史研究者，其神圣职责就是尽可能真实地告诉人们以前所发生的一切，而要做到这一点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发掘、解读和运用历史档案文献。”中国作为“早熟”的史学大国，在苏联研究的新领域里，还得先走完坚实的实证之路，然后才能在此基础上有所发明，有所创造。
神州袖手人 发表于 2010-01-19 10: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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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12月21日 星期一(Monday) 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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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楼梯扶手、地板、瓷砖都像镜子一样反光的“单位”里，它的清洁由一个老太婆维持。除此之外她还负责打开所有沉重的、殖民地风格的护窗板和窗子。我常常下班前自己关闭那些复杂的窗子，因此她会感激地跟我说一两句话。我并没有，或者说并没有多少帮忙的意思，我在关窗，同时也在抚摸“殖民地”这个词。从建筑学的角度来说，这座建筑是“新古典主义”的，常常出现在电影里的贵族庄园里。我的办公室在二楼，外面还有长长的，一眼望不到头的铺木地板阳台，浸泡在热带潮湿的空气与汽车噪音中，除我之外没有人会去走走。
老太婆有时候会非常严厉。往往是我刚刚注意到身后快速移动的拖把或吸尘器停止之后，非常不熟练的普通话会响起：“你为什么喝这种咖啡？”我手持罐装咖啡的罐子，不知道如何回答。
“楼下有不要钱的咖啡，你为什么要花钱买？”
“好的。我以后不买了。”
好像是一周后，我又忘记了我的保证，让同样的对话又进行了一次。
老太婆工资很高，她向我透露她到珠海买菜，自己“用电饭煲煮饭”。一个月花很少的钱。似乎只是工资的七分之一。
我慢慢发现，旅游大巴有一条线路，位于这条线路两旁的商店，物价是一般商店的七倍。也许旅游团的团员正是从这个物价来体会资本主义的。我住的地方距离这条线不远，所以也用这种方式体会了资本主义。几天后我在一家名叫“工人俱乐部”的超市里，发现一瓶“统一”绿茶的价格是两块八，心灵不是没有感到一丝冲击的。
当然，资本主义是有的。只是非常稀薄，难以发现。很久以后，我才在一家商店里发现那种从日本舶来的、小容量、一口气可以喝完的易拉罐可乐，它的价格是大容量可乐的五倍。
对于世界我只是通过涨价，而且是深受震动地通过涨价去了解的。卡夫卡说。
神州袖手人 发表于 2009-12-21 16: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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