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泽民专栏

　　新话世界
　　
　　刘苏里
　　　　
　　　　 对没有经历过《1985》所描述生活经验的读者，这是一部警示小说。对有类似生活经验者，作品中的诸多事件、人物，事件发生背景、人物活动形状，皆会似曾相识。


　　
　　　　此作的大哥篇，乔治•奥威尔的《1984》曾引起一些争论，比如奥威尔是左派还是右派，是社会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1984》篇尾提到“新话”的定义、新话实施的具体步骤，以及新话辞典颁布的年代——2050年。《1985》延续了奥威尔关于新话的预言。在我看来，这才是作品值得反复品读......

　　1984后肯定是1985吗？
　　
　　（*我新翻译的匈牙利作家道洛什•久尔吉的小说《1985》不久前由“世纪文景”出版，这本书是奥威尔《1984》的续写。这本书曾在冷战时期的匈牙利被禁，曾在冷战后的欧洲走红，现在似乎被遗忘了，因为欧洲的历史已经翻过了一页。不过，我们读起它来并不觉得过时，也许，因为历史还有那么多相似之处。书出版后，我应《中国新闻周刊》编辑之托，帮他们跟作者做了一个书面访谈，在这里转一下，值得一读。）


　　
　　“老大哥”死了，自由还远吗？
　　
　　　　如果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1984》是一出精彩的政治寓言，那么匈牙利作家道洛什•久尔吉续写的《1985》则是一部现实生活的政治讽喻：“老大哥”再也不能看着你。因为他死了。
......

　　
　　余泽民
　　
　　 上午，邮递员敲门，送来一个从深圳寄来的牛皮纸信封，不用看我就知道，是好友厚圃新问世的中短篇小说集，我已经等了两周了。书名很长很特别也很好记：《只有死鱼才顺流而下》。厚圃是深圳活跃的青年小说家，不仅在深圳，听说他还被选入“岭南文学新实力十家”，三年前，我应邀去深圳参加“深圳书城晚八点”的访谈节目，他和毕亮是主持人。我特意造了一个词用来形容厚圃给我的第一印象：暖峻。
　　
　　 厚圃的“暖”，是侠义的暖；厚圃的“峻”，是斯文的峻。规矩的板寸留在他头上一点儿不楞，鼻直额高，眉阔眼润，面颊饱满并无棱角，下巴透出敏感和锐气。那次见面他尚未出书，便送了我一册他父亲韩杰的赏石专著《天工意匠》。“摩挲掌上日相将，袖中常见烟云绕”，赏石是古代上品文人的闲情雅趣，我由此推测，厚圃该是出自一个懂金石、通诗律的书香门第。如果这样，“暖峻”便有了出处和更贴切的注解：修养的暖，孤傲的峻。
　　
　　 总之，在厚圃身上有一股在他那代年轻人中极少会继承的风雅气和书卷气。从那之后，我们彼此挂上了对方的博客，在MSN上也聊天频繁，果真发现他不仅执着于......

　　
　　余泽民
　　
　　 布达佩斯的华人买车，不是宝马奔驰，就是欧宝、大众，几乎没人买广告做得最火、甚至零首付贷款的铃木（嫌档次太低），也很少买很受当地人青睐、且在中国也已立足了的斯柯达（嫌车名不好听）。
　　
　　 “奇怪，斯柯达的发音怎么不好听？”国内的朋友肯定不解，往近了说它让人想到柯达胶卷，往远了说可以让人联想到彪悍勇敢的斯巴达克。原来，按照匈牙利语的发音，斯柯达（Škoda）的词首字母并不像汉语拼音里发“S”的音，而是发“Sh”，所以，从当地人嘴里说出来，“斯柯达”变成了“屎疙瘩”，对很计较谐音的中国人来说成了块心病。
　　
　　 不过我是不在乎这个，自己家开的这辆就是“屎疙瘩”，而且，我常跟朋友们反唇相讥，逗他们说：“屎疙瘩又怎么了？很生物，很环保！总比你们的车听起来好听，BENZ——奔死，BMW——弼马温！”
　　
　　 有一天，我教一个匈牙利朋友学中文，聊天中说起了汽车品牌的中文谐音，他忽然一本正经地问我说：“那你知道捷克语中的Škoda是什么意思？”
　　
　　 “知道啊，那是个......

　　
　　余泽民
　　


　　
　　
　　 住在布达佩斯，我常被当做印第安人或秘鲁人，一是因为我留了一头长发且皮肤棕暗，二是因为在当地有一支打游击的秘鲁乐队，他们总身穿印第安土著的服饰，在街头又吹又唱并像跳大绳似的蹦跳。
　　
　　 有一次我去国王大街的药店买药，一位中年女药剂师上下左右地打量我一番，然后问我：“您是唱歌的吧？”我怔了一下，不知这话从何说起，虽然我出国前在音乐学院读过书，但也没唱过歌，即使唱过她也不可能知道啊！我纳闷地反问：“怎么呢？”对方满脸堆笑地告我：“我女儿喜欢听你们演唱，还买过......

　　
　　余泽民
　　
　　 去希腊之前，我在国内网上读到一则新闻，讲的是马尔克斯自食其言，终于将《百年孤独》授权给中国某家出版社，十年前他来中国后曾撂下句狠话，说死后150年内不许卖给中国版权！原因是，他在大陆看到了许多盗版本。


　　
　　 盗版可恨，但80年代中国盗版有情可原。一是当时中国尚未加入国际版权公约组织，即使盗版也无所谓盗版，就像鲜花不能告蜜蜂强奸；二是从历史的角度看，若没有盗版的《百年孤独》，中国当代文学会逊色许多，至少《红高粱》和《白鹿原》很难写成现在这样；三是那时代的人要比现在的人更尊重作家更敬畏文学。说句话粗理不粗的实在话：那时代的盗版......

　　
　　余泽民
　　
　　 前一段，我因患药疹急救住院，在病房里躺了两个星期。没有电视，没有电脑，不看新闻，不查邮件，体验了许多年没体验过的平静。随着黏膜康复，皮疹渐消，我入院时的惊恐慢慢淡去，我躺在病床上一边吊瓶一边读书，《星期六》、《鳄鱼街》、《大师》和《纽约三部曲》，一点不着急出院回家。为了不影响大夫查房、护士输液、病友休息和实习生问诊，我的手机调到静音，烦了闷了，就发一封短信，或到走廊拨一个电话。大多数时间我靠在床头，捧着小说过久违的读瘾，手机摆在床头柜上，无声地与外界保持着联系。我不时瞥一眼显示屏，尽管大多数来电我不接也不回，但喜欢看到显示屏的闪亮和留下的信息。
　　
　　 手机真是个好东西，能帮人编织一张人脉的网，亲情，友情，工作，生意，或琐琐碎碎的实用信息，让一个人的生活变得立体、高效、富于动感；然而，手机之所以能超神速地征服世界，除了它的通讯功能，还在于隐秘的心理功能。
　　
　　 手机是出类拔萃的“焦虑缓解器”。如果有只手机放在包里、兜里或攥在手里，会无形中给人增添安全感，有备无患，随时可以通过它求助。或者说，让人意识到自己......

　　
　　余泽民
　　
　　 周末，我去离布达佩斯四十来公里的一座小城看朋友。医院坐落在河边，在一片即使到了初冬仍是绿色的草坪上，几株悬铃树的叶子纷纷落落，在树干周围铺出一个个金色的圆，阴天下的河水是蓝灰色的，要不是有从上游漂下的树枝，根本感觉不到是在流淌。
　　
　　 朋友住院一周了，我去的时候，他正依在病床上看DVD电影，边看边笑，一点看不出有病的样子。更见鬼的是：他在看他从来不看的卡通片，并说这是大夫给他开的“处方”，每天早晚都要看上两部。朋友说，刚开始时他有点抵触，感觉是对自己智商和情商的羞辱，但是后来看上了瘾，不仅感受到夸张中的幽默，而且感到久违了的孩子式的快乐。
　　
　　 我趴在床边跟他一起看成人版的《白雪公主》，片中的公主五大三粗，笨手笨脚，打个喷嚏能把七个小矮人震到房顶……我跟着他咯咯大笑，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没想到卡通片这么有趣，真不可思议，你竟会为一只驴子的故事感动。”他说。
　　 “是因为生活的节奏，让人省略了许多细腻的感受。”我说。
　　 “是啊，人经历得多了，反而变得粗糙了。......

　　
　　余泽民
　　
　　 平时我喜欢泡酒吧，主要原因有三：一能在嘈杂中放松身心，言语无忌；二是能替代一部分饭局，变相减肥；三是喜欢坐在吧台跟陌生人聊天，遇到知音可酒壮色胆，若话不投机可择机而逃。在国外，吧台总是酒吧里最富戏剧性的角落，就像聚光下的剧院舞台。
　　
　　 按照人们通常的泡吧习惯，朋友们聚会爱围坐大桌，大呼小叫地推杯换盏；情人约会，偏爱包厢或远离门窗角落，借着轻窜的烛光窃窃私语；至于独来的客人，多坐在吧台前的高脚凳上，时而背对喧嚣自斟自饮，时而饶有兴味地冷眼旁观，时而跟吧台后的酒保闲聊几句，时而伺机跟旁边的陌生人搭上话题。总之，吧台是具有两重性的空间，既是孤独的角落，又是最容易交友或有艳遇的地方。
　　
　　 追根溯源，吧台的资历老于酒吧。早在十八世纪前，吃喝住一体的客栈多是主人私宅的一部分，厨房成了主人、仆人和客人共用的空间，只是灶台上不仅上菜上酒，而且还兼收钱的柜台功能。后来随着生意扩大，不仅客栈与家宅分开，还形成了各有侧重的饭馆和酒馆，到了近代，服务行业分工更细，出现了干脆不供餐的酒吧。酒吧为了方便客人，多由侍......

　　
　　余泽民
　　
　　两个月前，娜拉在她四十五岁的生日聚会上，出人意料地宣布了一个自家的私事，她告诉我们：安迪“出柜”了。安迪是娜拉的大儿子，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广告公司做平面设计，我跟他虽只见过两面，但从娜拉嘴里听得耳根子都磨出茧子。安迪个子不高，但挺英俊，齐肩的卷发，笑起来羞怯，不过娜拉说他火起来跟狮子一样。
　　娜拉讲，上周末全家去外地参加一个亲戚的婚礼，出门前就因奶奶评论了一下孙子的衣着，安迪就莫名其妙地发起火来，冲着老人面目扭曲地吼了一句：“您听着，您孙子是个同性恋！”
　　
　　老人虽然耳背，但是这句吼叫她听得清清楚楚。她闷头在厨房里坐了会儿，即使娜拉劝她也不理睬，之后心事重重得去了邻居家。她必须消化一下这个词的含义。
　　
　　对于儿子的心事，其实安娜早有察觉。两年前，在安迪大学毕业典礼后的一次聚会上，她偶然捕捉到儿子和一位古巴男孩之间暧昧的眼神。
　　
　　“你想跟妈妈说什么吗？”有一天她试探着问儿子，但当时安迪没有吱声。
　　
　　两天之后，她得了回答：“那好吧，咱们要说就坐下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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