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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主：yehuabaib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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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20
星期五(Friday)
晴
被发型师忽悠了五百块巨款之后，我很生气地对把这家店推荐给我的同学（还是个男同学）说：我本来以为出来之后就会变美女的！早上爬起来吃挚爱的烤面包，我非常伤感：我的头上顶了多少片全麦方包，还是涂好了黄油炼乳的。
五岁第一次剪头发，因为爸爸每天上课，烦躁给我编那两根长辫子，我在理发店哭得差点昏过去，所谓世界末日无非如此。相册里有我那个时候的照片，穿着一条红色的连衣裙，胆怯地看着镜头，两根漂亮的马尾辫。那条裙子被我穿了好多年，但是一直没有穿过梦想中的白纱裙，泡泡袖，裙摆是蕾丝，一直耿耿于怀，妈妈简单粗暴地说：不好洗。但是上次回家，她自己倒是买了一件满是蕾丝的裙子，我在心里呻吟了很多声，还是一言不发地刷了卡，总不能让她八十岁的时候，耿耿于怀五十岁那年没有穿到的蕾丝连衣裙。
很多年过去，爸爸反感我每一次剪头发，大概希望我是童话中的长发姑娘，辫子长到可以从窗口放下去，让求爱的男人爬上来。当时买房子的时候买了二楼，我很严肃地对人说，主要是为了方便以后男人求婚，要是我住在十楼以上，他可能就退却了吧，何况偷情被人撞到，也非常有利于逃跑。可惜买了这两年，除了有人在窗下放过我一点不喜欢的烟花，既没人从窗口爬进来，也没人从窗口跳下去。多年以前有人向我求婚，在一个非常靠谱的法国餐厅里，那个回想起来无比可爱的男孩在烛光下涨红了脸，我却只觉得无比滑稽，几乎忍不住要哈哈大笑。
四川的冬天多么潮湿阴冷，过年的时候回家，洗头永远干不了，每天睡前都是爸爸给我吹头发。坐在沙发上，窗外有窸窸窣窣的麻将声，乡镇企业生产的吹风机呜呜地响，温度越来越高，我每天都担心头发会烧起来，幻觉中似乎已经闻到焦味。爸爸总是抱怨，我的头发从多到根本抓不住，到现在只能编一根细细的辫子。
十五岁时候的杜拉斯，赤脚穿一双镶金条带的高跟鞋在湄公河旁等船，即使后来她有了备受摧残的面容，我相信她永远是父亲的小情人。
本雅明的《驼背小人》，很美丽的文字。他在《冬日的早晨》里说：每个人都有一个可以许愿的仙女，但是只有很少的人还记得自己曾经许过的那个愿。
五岁第一次剪头发，因为爸爸每天上课，烦躁给我编那两根长辫子，我在理发店哭得差点昏过去，所谓世界末日无非如此。相册里有我那个时候的照片，穿着一条红色的连衣裙，胆怯地看着镜头，两根漂亮的马尾辫。那条裙子被我穿了好多年，但是一直没有穿过梦想中的白纱裙，泡泡袖，裙摆是蕾丝，一直耿耿于怀，妈妈简单粗暴地说：不好洗。但是上次回家，她自己倒是买了一件满是蕾丝的裙子，我在心里呻吟了很多声，还是一言不发地刷了卡，总不能让她八十岁的时候，耿耿于怀五十岁那年没有穿到的蕾丝连衣裙。
很多年过去，爸爸反感我每一次剪头发，大概希望我是童话中的长发姑娘，辫子长到可以从窗口放下去，让求爱的男人爬上来。当时买房子的时候买了二楼，我很严肃地对人说，主要是为了方便以后男人求婚，要是我住在十楼以上，他可能就退却了吧，何况偷情被人撞到，也非常有利于逃跑。可惜买了这两年，除了有人在窗下放过我一点不喜欢的烟花，既没人从窗口爬进来，也没人从窗口跳下去。多年以前有人向我求婚，在一个非常靠谱的法国餐厅里，那个回想起来无比可爱的男孩在烛光下涨红了脸，我却只觉得无比滑稽，几乎忍不住要哈哈大笑。
四川的冬天多么潮湿阴冷，过年的时候回家，洗头永远干不了，每天睡前都是爸爸给我吹头发。坐在沙发上，窗外有窸窸窣窣的麻将声，乡镇企业生产的吹风机呜呜地响，温度越来越高，我每天都担心头发会烧起来，幻觉中似乎已经闻到焦味。爸爸总是抱怨，我的头发从多到根本抓不住，到现在只能编一根细细的辫子。
十五岁时候的杜拉斯，赤脚穿一双镶金条带的高跟鞋在湄公河旁等船，即使后来她有了备受摧残的面容，我相信她永远是父亲的小情人。
本雅明的《驼背小人》，很美丽的文字。他在《冬日的早晨》里说：每个人都有一个可以许愿的仙女，但是只有很少的人还记得自己曾经许过的那个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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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1-10
星期二(Tuesday)
晴
我看的第一本《财经》就是著名的《基金黑幕》，在浦口那个很小的期刊阅览室里，忘记了那个时候的《财经》卖多少钱一本，反正我买不起。几乎肯定我完全没有看懂《基金黑幕》，那个时候我的经济学知识大概是零吧（当然了，现在也没有及格），但是我牢牢记得那篇文章带给我的震动，那样的震动就像读更早时候的《南方周末》，让我对自己要从事的工作产生了虚幻又真实的幸福感。后来工作了，我终于买得起每一期的《财经》，渐渐可以读懂上面的大部分文章，然而我并未能在工作中收获梦中的幸福感。
离开广州的那天有人去送我，我们走到白云机场外面抽烟，广州漫天灰霾，我看着自己的眼泪一滴滴从烟雾中落下来。那个人忽然对我说：等你去了北京，你就去《财经》好不好？我毫不犹豫地说，好。那个时候我会对一切的承诺说“好”，因为我需要承诺，即使我完全不知道怎样去兑现它。
在北京待了快一年，我居然真的莫名其妙有个机会去《财经》工作，我糊里糊涂参加了一次笔试，做了一道忘记什么写作题，翻译了一篇还好不怎么难的经济新闻，和好几个似乎很有名的人聊了聊，然后他们就要我去了，最开始说了一个收入，后来又加了一点。那个数目很一般，但是去或者不去《财经》从来都不是因为这个。在这段犹豫不决的时间中，我买了房子，然后地震了，等到我从四川回来，我忽然不想去了，没有任何明确的原因，我只是感觉恐惧，似乎自己不应成为当中的一员。就像伍迪艾伦所说，他永远不会加入一个愿意招收他这样会员的俱乐部。
我跟《财经》里的人有这么多奇奇怪怪复杂万分的缘分。我和有的人从亲密走向陌生，又和有的人从陌生走向亲密，虽然实在是巧合，然而每当拿起一本杂志，我依然会有尴尬的甜蜜感。那天在地铁上看了最新的一期，然后忍不住给一个永远不会回复的号码发信息说，喜欢他写的文章。又过了一会儿，我才知道，原来我手上这本杂志，已经是最后一期。
太多人在说作为一个概念的《财经》，说它的坚守、它的勇气，然而对我来说，这本杂志也不过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他们是我爱过的人，是我正在爱的人，既有挚友，也有恋人。我知道他们是怎样艰难写出一篇篇稿件，知道这么多他们生活中的无比具体的小幸福与小烦恼，知道他们是怎样从各种各样的地方来到《财经》，知道他们来之前单纯的憧憬与梦想，来之后复杂的荣誉与失落。
《财经》并不是胡舒立或者王烁的《财经》，它的美好和痛苦应当属于每一个曾经为其贡献哪怕一个字的人，甚至属于每一个像我一样关注它每一个字的人——永远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一定是为你而鸣。
转一篇《财经》记者的辞职信。
尊敬的联办有关领导：
我申请解除在《财经》杂志的劳动合同。作为《财经》工作近四年的普通一员，我自己对此感到遗憾。
《财经》是我在大学时就倾慕的一份杂志，其品牌的打造和价值观的树立，来之不易。虽对联办所知甚少，我仍相信，联办在过去十年中，为《财经》独特品牌与价值观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孵化条件和极其重要的支持。在中国的媒体环境中，这些条件和支持更是难能可贵。正因如此，今天我仍愿意提笔之初写下“尊敬”两字。
《财经》对中国社会尤其新闻界的价值，已远远超乎其每年所赚取的可见收入。从《财经》九月底出现人事动荡以来，社会各界尤其新闻圈热烈的关注度，可见一斑。这远非其他同类媒体所能比拟。同时，那么多人选择离开也表明，舒立在《财经》的作用毋庸置疑。
作为学新闻、做新闻十年有余的年轻人，我难以想象：这块中国罕见的能做真正新闻的净地，这面独树的新闻专业主义的旗帜，这张难得的讨论中国制度改革的课桌，不是因为强权的压制、不是因为竞争对手的攻击，而竟因自残而受损，以致可能丧失。
《财经》员工的薪酬水平的相对低廉，这是业界不争的事实。即便如此，每年都有一些的条件优秀的年轻人愿意申请加入，他们中不少甚至是降薪来就。同时，每年也有一些成熟的骨干离开《财经》，谋求更高薪酬的工作。
若是出于对中国新闻和改革事业的真正呵护，我想在《财经》盈利状况允许和发展形势尚好的情况下，调整薪酬水平和拓展《财经》发展空间的谈判之门应该敞开而不应关闭。
中国新闻史上，历史份量巨重的中文报纸《大公报》的经验和教训至今可鉴。1926年9月，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合组新记公司，接办英敛之创办的《大公报》，三人拟定五项原则：
1，资金由银行家吴鼎昌一人筹措，不向任何方面募款。
2，三人专心办报，三年内不得担任任何有奉给的公职。
3，胡政之、张季鸾二人以劳力入股，每届年终，由报馆送于相当股额之股票。
4，吴鼎昌任社长，胡政之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经理。
5，由三人共组社评委员会，研究时事，商榷意见，决定主张，轮流执笔。最后张季鸾负责修正，三人意见不同时，以多数决定，三人意见各不同时，以张季鸾为准。
解放前，《大公报》无论是在新闻上还是在经营上都是极其成功的，其最终陨落的主因在于难以抗拒的历史政治因素，但其独立报人的传统一直影响到如今的香港《明报》和《信报》。
《财经》十年来的成功，能给中国留下什么？真的超过先贤了吗？1926年9月1日，《大公报》在复刊号发表的《本社同人之旨趣》中，提出了著名的“四不”社训：“不党、不私、不卖、不盲”。
作为普通员工，我不能尽悉目前《财经》动荡的局面究竟如何一步步酿就，但从零星的网上信息和坊间传言来看，曾经似乎已朝着“四不”原则的先贤之路迈步的《财经》，如今毫无疑问地在“不私”两字面前滑倒了，正如《大公报》的一些先贤在“不党”两字面前摔跤一样。
媒体若不能成为真正的“公器”，也不应该成为一部仅仅赚钱的“私器”！我相信，那些愿意降薪降职来到《财经》的人，并不期望自己在这里发大财，也许是为了“成名的想象”，而也许，就是那样简单，不过是为了在这块黄土地上找到半寸新闻净土以“立锥”。
历史选择了你们，你们没有选择历史。这两个月中发生种种不堪的景象，已经极大的消解了《财经》十载垒积的半寸高台。我无意在这里做任何道德指责，我所信仰的上帝每天都提醒我，我同你们一样是罪人，一样软弱，一样难担重负。但也许你们能像我一样，正如我能像我所跟随的耶稣那样，试着先拿走那颗坚硬冰冷自傲的心吧。
尽管我没有亲耳听到你们关于眼前这件事的描述和解释，但我愿意相信，你们做出关闭谈判之门的决定时，有着与《财经》采编团队离职同样充足的理由。祝愿《财经》走好，毕竟它的读者是无辜的。
在这最后，我只是希望（哪怕是奢望）无论结果如何，分手的双方不要再互相谩骂和攻击，尤其以暗昧的方式，无论是传播谎言还是网上删贴。为中国的新闻人留下几条不那么干净但仍努力保持洁净的小路吧，毕竟，还有那么多稚气学子的清澈的眼睛在看着你们，他们正如当年的我一样。
《财经》金融组记者 付涛
2009年11月10日
离开广州的那天有人去送我，我们走到白云机场外面抽烟，广州漫天灰霾，我看着自己的眼泪一滴滴从烟雾中落下来。那个人忽然对我说：等你去了北京，你就去《财经》好不好？我毫不犹豫地说，好。那个时候我会对一切的承诺说“好”，因为我需要承诺，即使我完全不知道怎样去兑现它。
在北京待了快一年，我居然真的莫名其妙有个机会去《财经》工作，我糊里糊涂参加了一次笔试，做了一道忘记什么写作题，翻译了一篇还好不怎么难的经济新闻，和好几个似乎很有名的人聊了聊，然后他们就要我去了，最开始说了一个收入，后来又加了一点。那个数目很一般，但是去或者不去《财经》从来都不是因为这个。在这段犹豫不决的时间中，我买了房子，然后地震了，等到我从四川回来，我忽然不想去了，没有任何明确的原因，我只是感觉恐惧，似乎自己不应成为当中的一员。就像伍迪艾伦所说，他永远不会加入一个愿意招收他这样会员的俱乐部。
我跟《财经》里的人有这么多奇奇怪怪复杂万分的缘分。我和有的人从亲密走向陌生，又和有的人从陌生走向亲密，虽然实在是巧合，然而每当拿起一本杂志，我依然会有尴尬的甜蜜感。那天在地铁上看了最新的一期，然后忍不住给一个永远不会回复的号码发信息说，喜欢他写的文章。又过了一会儿，我才知道，原来我手上这本杂志，已经是最后一期。
太多人在说作为一个概念的《财经》，说它的坚守、它的勇气，然而对我来说，这本杂志也不过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成，他们是我爱过的人，是我正在爱的人，既有挚友，也有恋人。我知道他们是怎样艰难写出一篇篇稿件，知道这么多他们生活中的无比具体的小幸福与小烦恼，知道他们是怎样从各种各样的地方来到《财经》，知道他们来之前单纯的憧憬与梦想，来之后复杂的荣誉与失落。
《财经》并不是胡舒立或者王烁的《财经》，它的美好和痛苦应当属于每一个曾经为其贡献哪怕一个字的人，甚至属于每一个像我一样关注它每一个字的人——永远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一定是为你而鸣。
转一篇《财经》记者的辞职信。
尊敬的联办有关领导：
我申请解除在《财经》杂志的劳动合同。作为《财经》工作近四年的普通一员，我自己对此感到遗憾。
《财经》是我在大学时就倾慕的一份杂志，其品牌的打造和价值观的树立，来之不易。虽对联办所知甚少，我仍相信，联办在过去十年中，为《财经》独特品牌与价值观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孵化条件和极其重要的支持。在中国的媒体环境中，这些条件和支持更是难能可贵。正因如此，今天我仍愿意提笔之初写下“尊敬”两字。
《财经》对中国社会尤其新闻界的价值，已远远超乎其每年所赚取的可见收入。从《财经》九月底出现人事动荡以来，社会各界尤其新闻圈热烈的关注度，可见一斑。这远非其他同类媒体所能比拟。同时，那么多人选择离开也表明，舒立在《财经》的作用毋庸置疑。
作为学新闻、做新闻十年有余的年轻人，我难以想象：这块中国罕见的能做真正新闻的净地，这面独树的新闻专业主义的旗帜，这张难得的讨论中国制度改革的课桌，不是因为强权的压制、不是因为竞争对手的攻击，而竟因自残而受损，以致可能丧失。
《财经》员工的薪酬水平的相对低廉，这是业界不争的事实。即便如此，每年都有一些的条件优秀的年轻人愿意申请加入，他们中不少甚至是降薪来就。同时，每年也有一些成熟的骨干离开《财经》，谋求更高薪酬的工作。
若是出于对中国新闻和改革事业的真正呵护，我想在《财经》盈利状况允许和发展形势尚好的情况下，调整薪酬水平和拓展《财经》发展空间的谈判之门应该敞开而不应关闭。
中国新闻史上，历史份量巨重的中文报纸《大公报》的经验和教训至今可鉴。1926年9月，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合组新记公司，接办英敛之创办的《大公报》，三人拟定五项原则：
1，资金由银行家吴鼎昌一人筹措，不向任何方面募款。
2，三人专心办报，三年内不得担任任何有奉给的公职。
3，胡政之、张季鸾二人以劳力入股，每届年终，由报馆送于相当股额之股票。
4，吴鼎昌任社长，胡政之任经理兼副总编辑，张季鸾任总编辑兼副经理。
5，由三人共组社评委员会，研究时事，商榷意见，决定主张，轮流执笔。最后张季鸾负责修正，三人意见不同时，以多数决定，三人意见各不同时，以张季鸾为准。
解放前，《大公报》无论是在新闻上还是在经营上都是极其成功的，其最终陨落的主因在于难以抗拒的历史政治因素，但其独立报人的传统一直影响到如今的香港《明报》和《信报》。
《财经》十年来的成功，能给中国留下什么？真的超过先贤了吗？1926年9月1日，《大公报》在复刊号发表的《本社同人之旨趣》中，提出了著名的“四不”社训：“不党、不私、不卖、不盲”。
作为普通员工，我不能尽悉目前《财经》动荡的局面究竟如何一步步酿就，但从零星的网上信息和坊间传言来看，曾经似乎已朝着“四不”原则的先贤之路迈步的《财经》，如今毫无疑问地在“不私”两字面前滑倒了，正如《大公报》的一些先贤在“不党”两字面前摔跤一样。
媒体若不能成为真正的“公器”，也不应该成为一部仅仅赚钱的“私器”！我相信，那些愿意降薪降职来到《财经》的人，并不期望自己在这里发大财，也许是为了“成名的想象”，而也许，就是那样简单，不过是为了在这块黄土地上找到半寸新闻净土以“立锥”。
历史选择了你们，你们没有选择历史。这两个月中发生种种不堪的景象，已经极大的消解了《财经》十载垒积的半寸高台。我无意在这里做任何道德指责，我所信仰的上帝每天都提醒我，我同你们一样是罪人，一样软弱，一样难担重负。但也许你们能像我一样，正如我能像我所跟随的耶稣那样，试着先拿走那颗坚硬冰冷自傲的心吧。
尽管我没有亲耳听到你们关于眼前这件事的描述和解释，但我愿意相信，你们做出关闭谈判之门的决定时，有着与《财经》采编团队离职同样充足的理由。祝愿《财经》走好，毕竟它的读者是无辜的。
在这最后，我只是希望（哪怕是奢望）无论结果如何，分手的双方不要再互相谩骂和攻击，尤其以暗昧的方式，无论是传播谎言还是网上删贴。为中国的新闻人留下几条不那么干净但仍努力保持洁净的小路吧，毕竟，还有那么多稚气学子的清澈的眼睛在看着你们，他们正如当年的我一样。
《财经》金融组记者 付涛
2009年11月10日
2009-11-8
星期日(Sunday)
晴
好久没有上来更新，不知道是忙于工作，还是忙于阅读，或者忙于生活。
在不更新的时候，北京毫无征兆地下了今年第一场雪，一直到快中午拉开窗帘才看到，雪下得很大，在床上看书，都像能听到悉悉索索的声音，又像可以看到外面有人打着伞等车，顶着雪慢慢走回家。去年错过了北京最大那场雪，在南京和jky、雅罗开车回浦口，路上差点迷路，绕了不知道多久，才看到熟悉的蓝天百货。回来的火车上有人给我发短信，说北京下雪了，是多少多少年来最冷的一天，顿时觉得无比遗憾，没有穿睡衣坐在沙发上看着外面的严寒，以提醒自己拥有短暂然而真实的幸福感。
兔子说她厌恶msn和word，但是每次打开word我都觉得充实，不管是为了工作还是自己毫无用处的写作。对我而言，毫无用处写作和阅读最大的作用也许是，在孤独的时候给我描述另一个世界的可能性，幸福的时候却描述重新回到孤独的可能性。我想我同时需要它们，就像以前每次走进先锋书店看到那句“大地上的异乡者”，总觉得那是一种遥远的召唤。有一天忽然发现，这两年我总是在看异乡者，从奥兹到奈保尔，从勒克莱齐奥到正在读的凯尔泰斯，甚至从张爱玲到张北海。
译林最近出了本新书《波西米亚：迷人的放逐》，编辑让我写写书评，我拿起来好几次，都没能读完，就像我只需要读那个书名：迷人的放逐。我们总梦想着把自己的身体或者精神放逐到思念的远方，然而我相信到了远方，思念却会转向曾经的故乡，就像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里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随时都能漫步在博斯普鲁斯沿岸”。
凯尔泰斯《给未出生的孩子做安息祷告》，序言里引用了鲍尔·策兰的《死亡赋格曲》：“……把小提琴的声音拉得更低 让身体化作烟霭升上天际 云霄里自有你的坟场 上边没有下面这样拥挤……”，诗和小说都是关于奥斯维辛。
另外，跟大家一起怀个旧。
lilei&hanmeimei
词曲:徐誉滕
一切从那本英语书开始的
那书中的男孩li lei
身边的女孩名叫han meimei
还有jim lily 和 lucy
kite lin tao和 uncle wang
一只会说话的鹦鹉叫polly他到处飞
好多年没有再一次翻开它
但那一段说的谁和谁
偶尔还能细细回味
书中他们的喜与悲
书外身后的是与非
还有隐隐约约和我
一起长大的小暧昧
后来听说li lei和han meimei
谁也未能牵着谁的手
lucy回国 lily去了上海
身边还有了那么多男朋友
jim做了汽车公司经理
娶了中国太太衣食无忧
li tao当了警察
uncle wang他去年退了休
有点遗憾li lei和han meimei
谁也未能牵着谁的手
一样的是我们都有了个
当初不曾遥想的以后
还好polly它还活着
就像我们当年的小美好
他永远都不会老
在心底不会飞走
好多年没有再一次翻开它
但那一段说的谁和谁
偶尔还能细细回味
书中他们的喜与悲
书外身后的是与非
还有隐隐约约和我
一起长大的小暧昧
后来听说li lei和han meimei
谁也未能牵着谁的手
lucy回国 lily去了上海
身边还有了那么多男朋友
jim做了汽车公司经理
娶了中国太太衣食无忧
li tao当了警察
uncle wang他去年退了休
有点遗憾li lei和han meimei
谁也未能牵着谁的手
一样的是我们都有了个
当初不曾遥想的以后
还好polly它还活着
就像我们当年的小美好
他永远都不会老
在心底不会飞走
在不更新的时候，北京毫无征兆地下了今年第一场雪，一直到快中午拉开窗帘才看到，雪下得很大，在床上看书，都像能听到悉悉索索的声音，又像可以看到外面有人打着伞等车，顶着雪慢慢走回家。去年错过了北京最大那场雪，在南京和jky、雅罗开车回浦口，路上差点迷路，绕了不知道多久，才看到熟悉的蓝天百货。回来的火车上有人给我发短信，说北京下雪了，是多少多少年来最冷的一天，顿时觉得无比遗憾，没有穿睡衣坐在沙发上看着外面的严寒，以提醒自己拥有短暂然而真实的幸福感。
兔子说她厌恶msn和word，但是每次打开word我都觉得充实，不管是为了工作还是自己毫无用处的写作。对我而言，毫无用处写作和阅读最大的作用也许是，在孤独的时候给我描述另一个世界的可能性，幸福的时候却描述重新回到孤独的可能性。我想我同时需要它们，就像以前每次走进先锋书店看到那句“大地上的异乡者”，总觉得那是一种遥远的召唤。有一天忽然发现，这两年我总是在看异乡者，从奥兹到奈保尔，从勒克莱齐奥到正在读的凯尔泰斯，甚至从张爱玲到张北海。
译林最近出了本新书《波西米亚：迷人的放逐》，编辑让我写写书评，我拿起来好几次，都没能读完，就像我只需要读那个书名：迷人的放逐。我们总梦想着把自己的身体或者精神放逐到思念的远方，然而我相信到了远方，思念却会转向曾经的故乡，就像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里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随时都能漫步在博斯普鲁斯沿岸”。
凯尔泰斯《给未出生的孩子做安息祷告》，序言里引用了鲍尔·策兰的《死亡赋格曲》：“……把小提琴的声音拉得更低 让身体化作烟霭升上天际 云霄里自有你的坟场 上边没有下面这样拥挤……”，诗和小说都是关于奥斯维辛。
另外，跟大家一起怀个旧。
lilei&hanmeimei
词曲:徐誉滕
一切从那本英语书开始的
那书中的男孩li lei
身边的女孩名叫han meimei
还有jim lily 和 lucy
kite lin tao和 uncle wang
一只会说话的鹦鹉叫polly他到处飞
好多年没有再一次翻开它
但那一段说的谁和谁
偶尔还能细细回味
书中他们的喜与悲
书外身后的是与非
还有隐隐约约和我
一起长大的小暧昧
后来听说li lei和han meimei
谁也未能牵着谁的手
lucy回国 lily去了上海
身边还有了那么多男朋友
jim做了汽车公司经理
娶了中国太太衣食无忧
li tao当了警察
uncle wang他去年退了休
有点遗憾li lei和han meimei
谁也未能牵着谁的手
一样的是我们都有了个
当初不曾遥想的以后
还好polly它还活着
就像我们当年的小美好
他永远都不会老
在心底不会飞走
好多年没有再一次翻开它
但那一段说的谁和谁
偶尔还能细细回味
书中他们的喜与悲
书外身后的是与非
还有隐隐约约和我
一起长大的小暧昧
后来听说li lei和han meimei
谁也未能牵着谁的手
lucy回国 lily去了上海
身边还有了那么多男朋友
jim做了汽车公司经理
娶了中国太太衣食无忧
li tao当了警察
uncle wang他去年退了休
有点遗憾li lei和han meimei
谁也未能牵着谁的手
一样的是我们都有了个
当初不曾遥想的以后
还好polly它还活着
就像我们当年的小美好
他永远都不会老
在心底不会飞走
2009-10-28
星期三(Wednesday)
晴
2003年3月我来过一次北京，我们在那个时候到处都开着的湖北饭店里吃清蒸的武昌鱼和鸡汤。北京还没有停止供暖，室内温暖如春，我穿着一件十块钱的蓝灰条纹T恤坐在靠窗的位置上把菜全都吃光，在别人付账的时候走到外面，北三环上是让我厌恶的灯红酒绿。幸好有清冽的冷风，我把自己缩在一件其实并不暖和的红色大衣里，一路发着抖回家。
那天晚上我早早上床，第二天醒过来打开电脑听《重庆森林》里那首著名的《加州梦》，好像它可以给我力量。很多年以后我去香港，和人坐在那家饭店里吃饭，然后散步看维多利亚港的夜景，我早就过了刻意模仿电影人生的年龄，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因为对幸福的渴求，星光大道上有那么多明星的名字，来不及去寻找哪里是张国荣或者张曼玉，我只是紧张地牵着身边那个人的手。
我从北京坐了一晚上的卧铺回到南京，没多久就是铺天盖地的非典。吃过晚饭去飞来池闲逛，看到情侣们隔着锁上的大铁门牵手接吻，学校里流传着种种动人的故事，有人翻过整座龙王山去和男朋友约会，有人每天写长长的情书，就像我们都不仅不能出去，还不能打电话。事不关己的灾难总是给人复杂的兴奋感，似乎总算等来千载难逢的机会去证明真的真心，真的勇气。
看到兔子在博客里说厮守，“如果你今天没有把握这转瞬即逝的灵感，或许下次轮到你，还要等很久”。我总是疑心自己说话太快，行动太慢，会错过一切不应错过的灵感，而且不仅仅是关乎厮守。
那天晚上我早早上床，第二天醒过来打开电脑听《重庆森林》里那首著名的《加州梦》，好像它可以给我力量。很多年以后我去香港，和人坐在那家饭店里吃饭，然后散步看维多利亚港的夜景，我早就过了刻意模仿电影人生的年龄，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因为对幸福的渴求，星光大道上有那么多明星的名字，来不及去寻找哪里是张国荣或者张曼玉，我只是紧张地牵着身边那个人的手。
我从北京坐了一晚上的卧铺回到南京，没多久就是铺天盖地的非典。吃过晚饭去飞来池闲逛，看到情侣们隔着锁上的大铁门牵手接吻，学校里流传着种种动人的故事，有人翻过整座龙王山去和男朋友约会，有人每天写长长的情书，就像我们都不仅不能出去，还不能打电话。事不关己的灾难总是给人复杂的兴奋感，似乎总算等来千载难逢的机会去证明真的真心，真的勇气。
看到兔子在博客里说厮守，“如果你今天没有把握这转瞬即逝的灵感，或许下次轮到你，还要等很久”。我总是疑心自己说话太快，行动太慢，会错过一切不应错过的灵感，而且不仅仅是关乎厮守。
2009-10-23
星期五(Friday)
晴
虽然还没有看过赫塔穆勒的小说，但是我已经爱上了她。人物周刊上引用了一句她的话：“我一直扪心自问，为什么少数人可以将整个国家窃为己有，直至山河破碎，政权徒留？人类对自己的同胞究竟可以做出怎样令人发指的行径？”
引一篇王小山写的法兰克福书展。看境内境外媒体对这次书展的报道，更让人觉得我们生活的国家是个彻头彻尾的幻觉，中国主流作家的表现让人太过失望，虽然当中有我非常喜欢的李洱与余华，我知道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站在极权的对面，但是我们至少不要站在反极权的对面。
王小山
2009-10-18 德国《日报》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有两个人拥有用汉语写作的能力，一个是美国人赛珍珠，她于1938年获奖，一个是法国人高行健，他于2001年获奖。不同的是，赛珍珠一直是美国人，在瓷器生活过很多年，高行健曾经是瓷器人，从1988年开始，一直生活在法国。相同的是，他们的获奖都曾经有过巨大的争议，赛珍珠获奖被一些人称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耻辱，高行健获奖时，我给我的一位朋友，与高行健合作过的话剧导演打电话道喜，他的第一反映是——啊，他凭什么啊？
瓷器很多作家也觉得，高行健表不了汉语写作的最高成就，那年，官方操纵的作家协会对高行健的获奖更是不满，称之为“一个笑话”。当然，在我眼里，更大的笑话是，官方不准媒体报道高行健获奖的消息——如果你让政府不快，即使你获得了诺贝尔奖，读者也不会知道，高行健和大喇叭都有过这样的遭遇。
昨天在法兰克福书展上，至少有两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举办讲座，一个是今年获奖的德国人赫塔穆勒，一个就是高行健。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她们的身份，都曾经是流亡作家——主动或者被动地离开自己的祖国。
赫塔穆勒在演讲里提到了瓷器，说，她的作品《呼吸荡漾》中，写了很多关于“劳教”（劳动教养，就是不经过法庭审判而直接将人逮捕并强迫劳动，通常是重体力劳动）的事情，瓷器作家对此会有相同的经验。赫塔穆勒更为直接的话是：人们对于“某个”主义暴行所造成的恐惧，依然没有足够的认识。赫塔穆勒的另一个做法可能让人感到有些极端——她拒绝接受来自瓷器的媒体采访。
我从国内媒体一位编辑处得到的消息，已经有人做了赫塔穆勒作品的中文版代理，但很怀疑，她的作品是否真的能在瓷器出版。
高行健的讲座和赫塔穆勒有很大不同，他和诗人杨炼一起，讲座的内容是“跨越两种文化的生活与写作”，但两个人更多的是在讲如何用第二语言写作，如何直面自己的内心等等话题——有趣的是，高行健提到了一个词，叫“自律”，这个词的意思是“自我约束”，也就是在瓷器写作时，作家要考虑到写到什么程度才能获得发表的权利——讲座结束后，我跟高行健说：高老师，现在在国内，表达同样的意思，已经不用“自律”，而叫“自宫”（自我阉割）了，高行健笑了。他1988年离开瓷器，再也没回去过，而且声称，只要现政权存在一天，他就不会回去。一方面，我欣赏有立场的人，另一方面，去国太久，他对瓷器的了解已经有限，不知道从“自律”到“自宫”，两个说法内涵相似，但目下瓷器的紧张程度，以及官方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比他的80年代要严重得多。
我理解，高行健和杨炼是在做文学讲座，当然以讨论写作为主，但还是对高行健的一些说法有不同意见，比如他说，没有绝对的自由，而作家追求的是心灵的绝对自由，这是作家的本分。这当然没有问题，他接着说，即使在已经充分民主化的国家，人的自由也会受到种种限制，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政治正确”就让人难以表达很多思想。他说的固然不错，但我觉得，还是混淆了“1984”的危险和“娱乐至死”的危险，对很多国家来说，面临的不过是“娱乐至死”，而瓷器，依然是“1984”。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代表的是瓷器异议作家群体，而他却很少用自己获得的巨大声誉，去帮助这个群体里的其他人，而依然（他很勤奋）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文学和绘画里，这多少有些遗憾。——我当然知道，一切都会过去，而文学会永存，而且乐于看到高行健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但还是觉得，如果他能用自己的能力去影响瓷器当下的现实，会更好一些。
仅仅在这一点上，我更喜欢赫塔穆勒。
引一篇王小山写的法兰克福书展。看境内境外媒体对这次书展的报道，更让人觉得我们生活的国家是个彻头彻尾的幻觉，中国主流作家的表现让人太过失望，虽然当中有我非常喜欢的李洱与余华，我知道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站在极权的对面，但是我们至少不要站在反极权的对面。
王小山
2009-10-18 德国《日报》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有两个人拥有用汉语写作的能力，一个是美国人赛珍珠，她于1938年获奖，一个是法国人高行健，他于2001年获奖。不同的是，赛珍珠一直是美国人，在瓷器生活过很多年，高行健曾经是瓷器人，从1988年开始，一直生活在法国。相同的是，他们的获奖都曾经有过巨大的争议，赛珍珠获奖被一些人称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耻辱，高行健获奖时，我给我的一位朋友，与高行健合作过的话剧导演打电话道喜，他的第一反映是——啊，他凭什么啊？
瓷器很多作家也觉得，高行健表不了汉语写作的最高成就，那年，官方操纵的作家协会对高行健的获奖更是不满，称之为“一个笑话”。当然，在我眼里，更大的笑话是，官方不准媒体报道高行健获奖的消息——如果你让政府不快，即使你获得了诺贝尔奖，读者也不会知道，高行健和大喇叭都有过这样的遭遇。
昨天在法兰克福书展上，至少有两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举办讲座，一个是今年获奖的德国人赫塔穆勒，一个就是高行健。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她们的身份，都曾经是流亡作家——主动或者被动地离开自己的祖国。
赫塔穆勒在演讲里提到了瓷器，说，她的作品《呼吸荡漾》中，写了很多关于“劳教”（劳动教养，就是不经过法庭审判而直接将人逮捕并强迫劳动，通常是重体力劳动）的事情，瓷器作家对此会有相同的经验。赫塔穆勒更为直接的话是：人们对于“某个”主义暴行所造成的恐惧，依然没有足够的认识。赫塔穆勒的另一个做法可能让人感到有些极端——她拒绝接受来自瓷器的媒体采访。
我从国内媒体一位编辑处得到的消息，已经有人做了赫塔穆勒作品的中文版代理，但很怀疑，她的作品是否真的能在瓷器出版。
高行健的讲座和赫塔穆勒有很大不同，他和诗人杨炼一起，讲座的内容是“跨越两种文化的生活与写作”，但两个人更多的是在讲如何用第二语言写作，如何直面自己的内心等等话题——有趣的是，高行健提到了一个词，叫“自律”，这个词的意思是“自我约束”，也就是在瓷器写作时，作家要考虑到写到什么程度才能获得发表的权利——讲座结束后，我跟高行健说：高老师，现在在国内，表达同样的意思，已经不用“自律”，而叫“自宫”（自我阉割）了，高行健笑了。他1988年离开瓷器，再也没回去过，而且声称，只要现政权存在一天，他就不会回去。一方面，我欣赏有立场的人，另一方面，去国太久，他对瓷器的了解已经有限，不知道从“自律”到“自宫”，两个说法内涵相似，但目下瓷器的紧张程度，以及官方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比他的80年代要严重得多。
我理解，高行健和杨炼是在做文学讲座，当然以讨论写作为主，但还是对高行健的一些说法有不同意见，比如他说，没有绝对的自由，而作家追求的是心灵的绝对自由，这是作家的本分。这当然没有问题，他接着说，即使在已经充分民主化的国家，人的自由也会受到种种限制，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政治正确”就让人难以表达很多思想。他说的固然不错，但我觉得，还是混淆了“1984”的危险和“娱乐至死”的危险，对很多国家来说，面临的不过是“娱乐至死”，而瓷器，依然是“1984”。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代表的是瓷器异议作家群体，而他却很少用自己获得的巨大声誉，去帮助这个群体里的其他人，而依然（他很勤奋）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文学和绘画里，这多少有些遗憾。——我当然知道，一切都会过去，而文学会永存，而且乐于看到高行健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但还是觉得，如果他能用自己的能力去影响瓷器当下的现实，会更好一些。
仅仅在这一点上，我更喜欢赫塔穆勒。
2009-10-20
星期二(Tuesday)
晴
给施老师写的文章，被毙了，号称人物周刊历史上首篇被毙的世相。
幻觉中的城市
阅兵那天我不得不从遥远的郊区去上班，和小区里的黑车师傅拿着北京市地图看了很久，我们终于在限行的重围中杀出了一条极其复杂的进城路线。在一度甚至上了京沈高速之后，我成功地来到了北京市区——我是说，长安街以外的北京市区。这个时候的北京完全是一个幻觉：天蓝得可怕，城市安静地可怕，道路顺畅得可怕。我们从南四环开到南二环，路上遇到的车不超过十辆，大部分的店铺都关着门，路口没有戴着红袖章的老大妈，当然了，一个连鸽子和风筝都被禁飞的空城是没有什么秩序需要维持的。
这个情景让我想到地震后的绵阳。当时唐家山堰塞湖的险情让绵阳撤离了二十万人，我打着车绕了半个小时，没有买到一瓶哪怕是大宝的防晒霜，因为绵阳人民都上了山。后来我去山上的撤离点上看了看，每个帐篷里都在打麻将和斗地主，麻将和扑克是居委会发的。
按照这个逻辑，北京市政府也应该给那天在长安街上的人民发点娱乐工具，那样类似我同事这样的人就不会在凌晨三点安检结束后，坐着小板凳痴痴地等了七个小时，宛如回到幼儿园开大会。更何况人工降雨后那天的太阳还无比热情，在认真考察了附近地形后，我确认天安门也是买不到大宝防晒霜的。
下午三点，我接替同事去了金水桥，在长达五个小时的时间里，我和几米之外拿着红绸子黄绸子的大中小学生们面面相觑。我非常好奇地是，他们为什么穿得跟参加乡村运动会似地就来了，男同学们还个个都画着红脸蛋，当中那些已经进入青春期的男同学难道不会多少觉得这样的形象有点妨碍求偶？当然电视上是看不到这些的，连我也只看到绸子们挥来舞去，组成种种我不想复述的图案。这个时候的北京依然是个幻觉，大屏幕上连焰火放出的都是花团锦簇的红脸蛋，就像我们都不用担心房价、工资、暂住证以及至今还没有吃到晚饭这一铁的事实。
晚会结束后，我从天安门走到故宫，因为打不到车又重新穿过天安门走回前门去坐班车。自从去西藏爬了雪山，我就没有走过这么长的路，我相信从此以后，我再不会为穿着高跟鞋走到地铁站而痛苦万分。
长安街我又回来了，不过这一次是坐在车上。解禁后的长安街上车如流水，虽然已经是晚上十二点，红绿灯极大地发挥了它的作用，我想开车的人大概都跟我一样，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打破这个城市今天带给我们的幻觉，以便赶紧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上来。这样的正常既包括随时困扰你的堵车、随时看着你的红袖章老大妈，也包括随时可以在蓝天下放飞鸽子与风筝的自由吧。
施老师很早之前推荐的京极夏彦，最近才开始看。针对我这样的传统推理爱好者，施老师很不屑地说，你们也就只能看看东野圭吾。
幻觉中的城市
阅兵那天我不得不从遥远的郊区去上班，和小区里的黑车师傅拿着北京市地图看了很久，我们终于在限行的重围中杀出了一条极其复杂的进城路线。在一度甚至上了京沈高速之后，我成功地来到了北京市区——我是说，长安街以外的北京市区。这个时候的北京完全是一个幻觉：天蓝得可怕，城市安静地可怕，道路顺畅得可怕。我们从南四环开到南二环，路上遇到的车不超过十辆，大部分的店铺都关着门，路口没有戴着红袖章的老大妈，当然了，一个连鸽子和风筝都被禁飞的空城是没有什么秩序需要维持的。
这个情景让我想到地震后的绵阳。当时唐家山堰塞湖的险情让绵阳撤离了二十万人，我打着车绕了半个小时，没有买到一瓶哪怕是大宝的防晒霜，因为绵阳人民都上了山。后来我去山上的撤离点上看了看，每个帐篷里都在打麻将和斗地主，麻将和扑克是居委会发的。
按照这个逻辑，北京市政府也应该给那天在长安街上的人民发点娱乐工具，那样类似我同事这样的人就不会在凌晨三点安检结束后，坐着小板凳痴痴地等了七个小时，宛如回到幼儿园开大会。更何况人工降雨后那天的太阳还无比热情，在认真考察了附近地形后，我确认天安门也是买不到大宝防晒霜的。
下午三点，我接替同事去了金水桥，在长达五个小时的时间里，我和几米之外拿着红绸子黄绸子的大中小学生们面面相觑。我非常好奇地是，他们为什么穿得跟参加乡村运动会似地就来了，男同学们还个个都画着红脸蛋，当中那些已经进入青春期的男同学难道不会多少觉得这样的形象有点妨碍求偶？当然电视上是看不到这些的，连我也只看到绸子们挥来舞去，组成种种我不想复述的图案。这个时候的北京依然是个幻觉，大屏幕上连焰火放出的都是花团锦簇的红脸蛋，就像我们都不用担心房价、工资、暂住证以及至今还没有吃到晚饭这一铁的事实。
晚会结束后，我从天安门走到故宫，因为打不到车又重新穿过天安门走回前门去坐班车。自从去西藏爬了雪山，我就没有走过这么长的路，我相信从此以后，我再不会为穿着高跟鞋走到地铁站而痛苦万分。
长安街我又回来了，不过这一次是坐在车上。解禁后的长安街上车如流水，虽然已经是晚上十二点，红绿灯极大地发挥了它的作用，我想开车的人大概都跟我一样，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打破这个城市今天带给我们的幻觉，以便赶紧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上来。这样的正常既包括随时困扰你的堵车、随时看着你的红袖章老大妈，也包括随时可以在蓝天下放飞鸽子与风筝的自由吧。
施老师很早之前推荐的京极夏彦，最近才开始看。针对我这样的传统推理爱好者，施老师很不屑地说，你们也就只能看看东野圭吾。
2009-10-12
星期一(Monday)
晴
也就离开了一周，回来发现窗外的不知道什么树已经略微红了，随便煮了碗面条吃下去，觉得此前一周的生活完全没有真实感。就像每次回家，每天睁开眼的头等大事不过是吃早饭，坐在沙发上跟妈妈聊毫无意义地天也可以度过整整一个下午，牵牛花枝枝蔓蔓地伸到屋里来，妈妈抱怨花园里种的蒜苗好不容易成熟，没来得及炒回锅肉却不知所踪，整个院子里的小孩都轮番来敲门，因为妈妈总是给他们一颗糖。任何一个小城的生活大概都是相似的，既有静止的温暖，也有静滞的焦虑。
诺贝尔文学奖给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女作家，我认为堪称伟大的奥兹又落选了。不知道诺奖委员会是看不上他太热门，还是认为他的国籍过于敏感：颁给犹太人和颁给真正以色列国籍的人似乎似乎全然不同。回到北京就开始重看《爱与黑暗的故事》，这大概是这两天我读的最厚的书，每次在地铁里拿出那么大一本都觉得自己充满了阅读的优越感，但即刻又想到这样的优越感实在无聊。
国庆期间读了很多人提起过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作者陆健东在写完这本书后销声匿迹，书也因为法律问题没有再版。很多年以前，我就把手机的开机语设成陈寅恪那句著名的“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和刚刚认识的男同学在五羊新城的小区里散步喝饮料，他看到后说：你真是个奇怪的姑娘。
又忘记是在什么时候，我在某张潮湿的凳子上摘下一朵不知道什么时候生长出来的木耳，凳子的主人很生气：你为什么要摘我的木耳？忽然有难以抑制的冲动，想去看看那张凳子上有没有长出新的木耳，这样的冲动也许是因为眷恋，也许不过是因为我的确是奇怪的姑娘。
诺贝尔文学奖给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女作家，我认为堪称伟大的奥兹又落选了。不知道诺奖委员会是看不上他太热门，还是认为他的国籍过于敏感：颁给犹太人和颁给真正以色列国籍的人似乎似乎全然不同。回到北京就开始重看《爱与黑暗的故事》，这大概是这两天我读的最厚的书，每次在地铁里拿出那么大一本都觉得自己充满了阅读的优越感，但即刻又想到这样的优越感实在无聊。
国庆期间读了很多人提起过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作者陆健东在写完这本书后销声匿迹，书也因为法律问题没有再版。很多年以前，我就把手机的开机语设成陈寅恪那句著名的“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和刚刚认识的男同学在五羊新城的小区里散步喝饮料，他看到后说：你真是个奇怪的姑娘。
又忘记是在什么时候，我在某张潮湿的凳子上摘下一朵不知道什么时候生长出来的木耳，凳子的主人很生气：你为什么要摘我的木耳？忽然有难以抑制的冲动，想去看看那张凳子上有没有长出新的木耳，这样的冲动也许是因为眷恋，也许不过是因为我的确是奇怪的姑娘。
2009-9-25
星期五(Friday)
晴
在国庆新闻中心晃了几天。基本上来说，我把这里当成了星巴客，而且有免费无限量供应的咖啡红茶果汁水果蛋糕，有效抚慰了我每天经过长安街的深深痛楚——对于一个过敏症患者来说，鲜花盛开的长安街完全是个噩梦。
在新闻中心里遇到了西藏姑娘YZ，看着她美丽的高鼻梁大眼睛我又开始嫉妒得心痛。三年前我们一起来北京跑两会，我采访吴敬琏被劈头盖脸痛骂，她在旁边战战兢兢却还是没忘记录音。我们去找一脸傲慢的厉以宁，她提醒我可以问什么“菠萝地海”，事实证明厉以宁很吃菠萝这一套。我累得万念俱灰，恨不得不洗澡不洗头一睡不起，她还是坚持敷了不少面膜，每天出现都宛如要去约会，我一直认为她是个占尽好处的美女：既有西藏人的轮廓，又有四川人的皮肤。
YZ出身于西藏贵族，父母都是拉萨高官，她从小被送到北京读书，大学毕业后回到拉萨当记者，舒适得每天都在八角街晒太阳。然后她遇到了后来的老公，一个汉族男人，她跟着他来到广州，住在同德围的出租屋里，两个人所有存款加起来只有八千块。八年之后，他们依然是我认识的最幸福的夫妻，YZ经常叹着气说，在北京一个人生活了那么多年，她明明是独立的，现在却完全依赖老公了。在广州的时候，他们时常约我吃饭，两个人总是紧紧牵着手，对那个时候的我来说，既是触动，也是安慰。
最早看《天葬》就是因为他们夫妻的推荐，可以说，是他们对我进行了西藏问题的启蒙。我对YZ说，你应该写一本书，就像Taring Rinchen Dolma写的《Daughter of Tibet.》，你也是西藏的女儿。YZ说，她不在乎意识形态的站队，DALAI或者中共，她只站在西藏人是否幸福的这一边，她厌恶西方把西藏当成一张美轮美奂明信片的简单粗暴，因为“你们来了又去，拍下一堆照片，有多少人关心照片里的人生活是多么艰辛，为什么这样自私，要求我们永永远远这样生活下去，而你们却享受现代化的所有便利”。
这让我想起蔡康永说，“当我们这些人全心相信土拨鼠爱钻洞、狮子爱奔驰、蟒蛇爱猎杀的时候，我们自己却快乐地为自己盖起遮蔽风雨的房子，装自来水管、开医院看病、开超级市场买洗干净的肉、开汽车免得走断腿。 我们这么享受干净的水和食物、安全的住处，有人替我们剔去鱼的刺、有人拔去我们的痛牙。这样的我们，却自命正直地相信动物都该活在野外、发炎、拉肚子、牙痛、中暑。”
YZ说，她信仰藏传佛教的教义，然而对某个具体的人却全无个人崇拜。因为现在的宗教格局不过是几千年来政治斗争的产物，格鲁派中多少分支都因不屑于寻找政治力量的帮助而湮灭，黄教的今天，既不永恒，也不永生。
顺便推荐一下《毒太阳》，俄罗斯电影看得不多，但是很少失望。
在新闻中心里遇到了西藏姑娘YZ，看着她美丽的高鼻梁大眼睛我又开始嫉妒得心痛。三年前我们一起来北京跑两会，我采访吴敬琏被劈头盖脸痛骂，她在旁边战战兢兢却还是没忘记录音。我们去找一脸傲慢的厉以宁，她提醒我可以问什么“菠萝地海”，事实证明厉以宁很吃菠萝这一套。我累得万念俱灰，恨不得不洗澡不洗头一睡不起，她还是坚持敷了不少面膜，每天出现都宛如要去约会，我一直认为她是个占尽好处的美女：既有西藏人的轮廓，又有四川人的皮肤。
YZ出身于西藏贵族，父母都是拉萨高官，她从小被送到北京读书，大学毕业后回到拉萨当记者，舒适得每天都在八角街晒太阳。然后她遇到了后来的老公，一个汉族男人，她跟着他来到广州，住在同德围的出租屋里，两个人所有存款加起来只有八千块。八年之后，他们依然是我认识的最幸福的夫妻，YZ经常叹着气说，在北京一个人生活了那么多年，她明明是独立的，现在却完全依赖老公了。在广州的时候，他们时常约我吃饭，两个人总是紧紧牵着手，对那个时候的我来说，既是触动，也是安慰。
最早看《天葬》就是因为他们夫妻的推荐，可以说，是他们对我进行了西藏问题的启蒙。我对YZ说，你应该写一本书，就像Taring Rinchen Dolma写的《Daughter of Tibet.》，你也是西藏的女儿。YZ说，她不在乎意识形态的站队，DALAI或者中共，她只站在西藏人是否幸福的这一边，她厌恶西方把西藏当成一张美轮美奂明信片的简单粗暴，因为“你们来了又去，拍下一堆照片，有多少人关心照片里的人生活是多么艰辛，为什么这样自私，要求我们永永远远这样生活下去，而你们却享受现代化的所有便利”。
这让我想起蔡康永说，“当我们这些人全心相信土拨鼠爱钻洞、狮子爱奔驰、蟒蛇爱猎杀的时候，我们自己却快乐地为自己盖起遮蔽风雨的房子，装自来水管、开医院看病、开超级市场买洗干净的肉、开汽车免得走断腿。 我们这么享受干净的水和食物、安全的住处，有人替我们剔去鱼的刺、有人拔去我们的痛牙。这样的我们，却自命正直地相信动物都该活在野外、发炎、拉肚子、牙痛、中暑。”
YZ说，她信仰藏传佛教的教义，然而对某个具体的人却全无个人崇拜。因为现在的宗教格局不过是几千年来政治斗争的产物，格鲁派中多少分支都因不屑于寻找政治力量的帮助而湮灭，黄教的今天，既不永恒，也不永生。
顺便推荐一下《毒太阳》，俄罗斯电影看得不多，但是很少失望。
2009-9-20
星期日(Sunday)
晴
北京雾气环绕，宛如回到四川的冬天。傍晚的时候从窗口望出去，点点车灯从雾气中闪出暗红的光。靠在窗边吃了一个进口的橘子，想到小时候去农村玩，住在山上的小屋里，吃了几天满山遍野的红橘。又想到以前妹妹家里种的柚子，种了好多年终于挂果，居然只结了一个，被我们无比珍惜地……吃了。那棵柚子树的后来从我的记忆里神秘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在小院子里种的草莓，小小的甜蜜果实，最后泛滥成灾，被姨妈无情地连根拔起。于是我们又种了花生，潮湿的果实有细微的甜。
去宋庄看艺术节，到处都是准方力钧岳敏君，想象力匮乏得让人厌倦。某一个展馆名为“一百个艺术理想”，门口的说明混乱不堪毫无逻辑，大抵也说明理想的现状。又有某个工作室里的某个画家用棉网罩住一只小小的黄花猫，以制止它继续成长，我厌恶地想到达利为了拍那副著名的《原子的达利》，把三只猫扔来扔去，洋洋自得地残酷。
墙壁上写满了罗尔斯的《正义论》，我大学就读过的书，现在却已毫无印象。某人给我说，我忘记得如此之快，是因为我并不在现实世界中需要它。然而我牢牢记得这样多从来不需要的琐事：晴雯爱吃豆腐皮包子、小英子有让小明子心里痒痒的小脚丫、翠翠等待那个人“也许永远都不回来,也许明天就回来”。
还有更多无用的琐事挥之不去，广州植物园里高高的棕榈树，五羊新城后面小巷子里的手工饺子，没有空调的灼热深夜，青岛下雪的寂静海面。往事和现实都是童年时和妹妹在院子里种下的花生，有些缓慢成熟终会成熟，有些却将长埋地底长埋记忆。
成都画家陈镪的《小混蛋》，艺术节上我尚且喜欢的一个系列。
去宋庄看艺术节，到处都是准方力钧岳敏君，想象力匮乏得让人厌倦。某一个展馆名为“一百个艺术理想”，门口的说明混乱不堪毫无逻辑，大抵也说明理想的现状。又有某个工作室里的某个画家用棉网罩住一只小小的黄花猫，以制止它继续成长，我厌恶地想到达利为了拍那副著名的《原子的达利》，把三只猫扔来扔去，洋洋自得地残酷。
墙壁上写满了罗尔斯的《正义论》，我大学就读过的书，现在却已毫无印象。某人给我说，我忘记得如此之快，是因为我并不在现实世界中需要它。然而我牢牢记得这样多从来不需要的琐事：晴雯爱吃豆腐皮包子、小英子有让小明子心里痒痒的小脚丫、翠翠等待那个人“也许永远都不回来,也许明天就回来”。
还有更多无用的琐事挥之不去，广州植物园里高高的棕榈树，五羊新城后面小巷子里的手工饺子，没有空调的灼热深夜，青岛下雪的寂静海面。往事和现实都是童年时和妹妹在院子里种下的花生，有些缓慢成熟终会成熟，有些却将长埋地底长埋记忆。
成都画家陈镪的《小混蛋》，艺术节上我尚且喜欢的一个系列。
2009-9-9
星期三(Wednesday)
晴
下午twitter上流传马尔克斯死了，我连忙把所有能想到的英文媒体都看了一通，然后才放下心来。跟同样热爱马老师的小S交流，他非常不屑地说：我都还没有跟他说过我爱他，他怎么会死？我后来就想，太遗憾了，我还没给曹雪芹老师说我爱你呢，他就这么死了几百年了都。
家乡正在欲火焚身般的高温，爸爸妈妈热得除了欲火焚身地打麻将，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却已经在北京迫不及待地穿上了柔软的蓝色开衫。在万圣从下午坐到晚上，旁边有两只睡觉的小猫，我简直没有办法挪动自己离开沙发。
最近忙于看各种传记，波伏娃的，桑塔格的，多米尼克的，纳博科夫的。最美的当然是纳博科夫的《说吧，记忆”》。认真看了他的年表才发现纳老师居然没得过诺奖，跟普鲁斯特老师一样，这会是诺奖永远的耻辱。
号称是另一部《阳光小美女》的《阳光清洗》，没有小美女那样充满温暖的感伤，然而也值得一看。美丽的艾米亚当斯在里面演一个大龄单身而且还在当钟点工的女青年，女青年跟永远不会为她离婚的已婚男警察偷情，穿着紫色内衣在昏黄的灯光下风情万种。忽然有一天她幡然醒悟，大哭着说：“我从来不擅长让男人想跟我固定约会或者结婚，我只擅长让男人欲火焚身。”我看了之后很羡慕地想，我这辈子最不擅长的事情，估计就是让男人欲火焚身吧。只有洛丽塔才能让纳博科夫，以及所有的男人说:我的生命之光，我的欲望之火，我的罪恶，我的灵魂。
干脆都发上来，都算值得一看。
家乡正在欲火焚身般的高温，爸爸妈妈热得除了欲火焚身地打麻将，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我却已经在北京迫不及待地穿上了柔软的蓝色开衫。在万圣从下午坐到晚上，旁边有两只睡觉的小猫，我简直没有办法挪动自己离开沙发。
最近忙于看各种传记，波伏娃的，桑塔格的，多米尼克的，纳博科夫的。最美的当然是纳博科夫的《说吧，记忆”》。认真看了他的年表才发现纳老师居然没得过诺奖，跟普鲁斯特老师一样，这会是诺奖永远的耻辱。
号称是另一部《阳光小美女》的《阳光清洗》，没有小美女那样充满温暖的感伤，然而也值得一看。美丽的艾米亚当斯在里面演一个大龄单身而且还在当钟点工的女青年，女青年跟永远不会为她离婚的已婚男警察偷情，穿着紫色内衣在昏黄的灯光下风情万种。忽然有一天她幡然醒悟，大哭着说：“我从来不擅长让男人想跟我固定约会或者结婚，我只擅长让男人欲火焚身。”我看了之后很羡慕地想，我这辈子最不擅长的事情，估计就是让男人欲火焚身吧。只有洛丽塔才能让纳博科夫，以及所有的男人说:我的生命之光，我的欲望之火，我的罪恶，我的灵魂。
干脆都发上来，都算值得一看。
2009-8-30
星期日(Sunday)
晴
秋天真的到了。睡觉的时候得紧紧裹着被子，我又开始想买下遇到的每一条美丽围巾，除了买书，这是我最控制不了的购物欲。去年十一，爸爸在后海给我买了一条极其柔软的蓝色羊毛围巾，我几乎戴了一个冬天，衣柜里有两条据说经典的BURBERRY，我却难得拿出来。就像有一天晚上坐在后海边上喝东西，我忍不住借用亦舒老师的话感慨，世界上最美的东西统统免费——即使不免费，也都不怎么贵吧。
买了一套迄今为止见到最喜欢的沈从文文集，封面是黄永玉的画与张兆和的题词，集名《沈从文别集》是汪曾祺想的。下午躺床上重新读《长河》，沈从文总是把女孩儿们写得那么美，从翠翠到萧萧到三三到夭夭。听说侯孝贤打算重拍《边城》，不知道他会去哪里去找翠翠，虽然我如此爱舒淇，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想象她可以“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
翻了一遍EB怀特的书信集《最美的决定》，书名来自他给妻子的一封信，“致凯瑟琳, E.B.怀特渐渐习惯了这样想,他做了平生最美的决定”。在北京最美的季节中，我也会想，自己做出的是不是平生最美的决定？
买了一套迄今为止见到最喜欢的沈从文文集，封面是黄永玉的画与张兆和的题词，集名《沈从文别集》是汪曾祺想的。下午躺床上重新读《长河》，沈从文总是把女孩儿们写得那么美，从翠翠到萧萧到三三到夭夭。听说侯孝贤打算重拍《边城》，不知道他会去哪里去找翠翠，虽然我如此爱舒淇，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想象她可以“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
翻了一遍EB怀特的书信集《最美的决定》，书名来自他给妻子的一封信，“致凯瑟琳, E.B.怀特渐渐习惯了这样想,他做了平生最美的决定”。在北京最美的季节中，我也会想，自己做出的是不是平生最美的决定？
2009-8-24
星期一(Monday)
晴
过了接待的一周。咖喱来那天我一心带她去后海吃客家菜，两个人在长安街上傻傻站了一个小时才打到车，咖喱的头发卷了又直，长了又短，拎着一个我不认识的英国名牌包，穿着黄色高跟鞋，我不得不盛赞：还是那么美。大学时候老是开玩笑她的追求者覆盖几乎所有院系，收过如假包换的血书，有如假包换的帅哥拿着99朵红玫瑰在楼下痴痴等她。即使没有她那么夸张，我们也都有几乎完美的大学生活，然后的然后就是在不完美中寻找些许完美的可能。
和小施在地铁口匆匆见了一面，虽然前一晚他其实住在我家。小施对我的小房子颇有好评，但还是婉转表示不喜欢沙发的颜色。当年搬家的时候妈妈说家里应该有点红色，想来想去就把沙发弄成了玫红。今年五月的时候觉得应该把沙发套拆下来洗洗，谁知道装回去是如此困难，我在某个清晨整整折腾了两个半小时，电视里在放最火那一届超女，张靓颖难得唱了首中文歌，“在你身边路虽远末疲倦，伴你漫行，一段接一段”，我听着听着，毫无征兆地大哭了一场。当然了，哭过了之后也就回床上睡了，再醒过来的时候，生活还是若无其事继续下去。就像兔子在小说里写的，“我的生活，已经染上了不可逆转的疾病。解释通俗一点，就是一天天恶化下去，糟糕下去，像一个伤口由于没有及时采取措施而永久地溃烂下去。令人不解的是，它表面上却还那么顺理成章，那么一帆风顺”。
又想到兔子这段话，是雅罗过来的时候我把书找出来给他看。雅罗在我家住了两天，我做最拿手的兔子肉给他吃，他陪我坐公交车进城，逛街买高跟鞋、吃披萨、在咖啡厅里发呆、去家乐福买葡萄、坐在我家的窗前抽烟。相识九年，我们似乎第一次这么长时间的相处。毕业前他斥责我冷漠得几乎铁石心肠，因为我丝毫没有别离感，但是毕业五年我们年年见面，他也不得不承认，相逢的人永远会再相逢。
五年前的8月22日，我忙完工作离开南方大院，包里装着一张《老男孩》，在让人烦躁的热风中慢慢走往五羊新城，路上买了一杯很苦很苦的凉茶。你说，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是迷失，还是相逢？
雅罗拍的，用他的高级手机。
和小施在地铁口匆匆见了一面，虽然前一晚他其实住在我家。小施对我的小房子颇有好评，但还是婉转表示不喜欢沙发的颜色。当年搬家的时候妈妈说家里应该有点红色，想来想去就把沙发弄成了玫红。今年五月的时候觉得应该把沙发套拆下来洗洗，谁知道装回去是如此困难，我在某个清晨整整折腾了两个半小时，电视里在放最火那一届超女，张靓颖难得唱了首中文歌，“在你身边路虽远末疲倦，伴你漫行，一段接一段”，我听着听着，毫无征兆地大哭了一场。当然了，哭过了之后也就回床上睡了，再醒过来的时候，生活还是若无其事继续下去。就像兔子在小说里写的，“我的生活，已经染上了不可逆转的疾病。解释通俗一点，就是一天天恶化下去，糟糕下去，像一个伤口由于没有及时采取措施而永久地溃烂下去。令人不解的是，它表面上却还那么顺理成章，那么一帆风顺”。
又想到兔子这段话，是雅罗过来的时候我把书找出来给他看。雅罗在我家住了两天，我做最拿手的兔子肉给他吃，他陪我坐公交车进城，逛街买高跟鞋、吃披萨、在咖啡厅里发呆、去家乐福买葡萄、坐在我家的窗前抽烟。相识九年，我们似乎第一次这么长时间的相处。毕业前他斥责我冷漠得几乎铁石心肠，因为我丝毫没有别离感，但是毕业五年我们年年见面，他也不得不承认，相逢的人永远会再相逢。
五年前的8月22日，我忙完工作离开南方大院，包里装着一张《老男孩》，在让人烦躁的热风中慢慢走往五羊新城，路上买了一杯很苦很苦的凉茶。你说，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是迷失，还是相逢？
雅罗拍的，用他的高级手机。
2009-8-19
星期三(Wednesday)
晴
看波伏娃的传记，忽然想到把《阴道独白》的原版找来看了看。我深陷在万圣的沙发里，把声音开到最低，几乎是默默地看了一个小时十六分钟，中间多次落泪，又多次大笑。回家的时候我给某人说，真希望所有的女人都来看《阴道独白》，他说，更应该让所有的男人来看。
大学的时候读《第二性》，已经隐约觉得波伏娃归根结底还是站在男性的视角看待女性，这次读传记也更确认了这一点。所以有人给我说，波伏娃的贡献在于她完成了对男权社会的批判，真正女性主义的觉醒是由后来的女性主义者们完成，也可能至今尚未完成。
在《阴道独白》中，我最喜欢的一个章节是“我的阴道是我的村庄”，描写的是性侵犯。在被侵犯之前，“我的阴道是绿色的田野、是流水轻盈的粉色田野，牛群哞叫太阳升起可爱的牛郎用柔软的金色稻草轻轻抚摩它”，而在之后，“我变成一条流淌毒液脓汁的河流，所有的庄稼死去，鱼也死去”。
Eve Ensler问每个受访者相同的问题，你将怎样打扮你的阴道？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太说，一条拉夫劳伦的长裙；一个女胖子一脸严肃地回答，我的阴道是裸体主义者。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果你的阴道会说话，它会说什么？画面中数个女人异口同声：slow down！我想了想我的回答，我的阴道会说：别离开我。
大学的时候读《第二性》，已经隐约觉得波伏娃归根结底还是站在男性的视角看待女性，这次读传记也更确认了这一点。所以有人给我说，波伏娃的贡献在于她完成了对男权社会的批判，真正女性主义的觉醒是由后来的女性主义者们完成，也可能至今尚未完成。
在《阴道独白》中，我最喜欢的一个章节是“我的阴道是我的村庄”，描写的是性侵犯。在被侵犯之前，“我的阴道是绿色的田野、是流水轻盈的粉色田野，牛群哞叫太阳升起可爱的牛郎用柔软的金色稻草轻轻抚摩它”，而在之后，“我变成一条流淌毒液脓汁的河流，所有的庄稼死去，鱼也死去”。
Eve Ensler问每个受访者相同的问题，你将怎样打扮你的阴道？一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太说，一条拉夫劳伦的长裙；一个女胖子一脸严肃地回答，我的阴道是裸体主义者。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果你的阴道会说话，它会说什么？画面中数个女人异口同声：slow down！我想了想我的回答，我的阴道会说：别离开我。
2009-8-13
星期四(Thursday)
晴
北京不知道是在盛夏的顶点还是尾声。来后海吃饭，出门前看到小区里开满了凤仙花，大概所有的姑娘都跟我一样，在还是个很小很小的小姑娘时，热衷于把凤仙花捣碎了染红指甲，自以为美得要死。不知道为什么，真正长大了之后，我却从来没有买过指甲油。认真想起来，我似乎没有买过任何化妆品，除了一瓶价值59的粉底——三年前的某一天我抽烟把脸给烫了，又很快得去参加猫子的婚礼，出于不能在花枝招展的南京帮面前太丢人的心态，我买了瓶被氧气鄙视的美宝莲。谁知道过去一看，以鱼儿为代表的女同学们都穿得跟埃及艳后似的，完全是自取其辱。
蛤蟆留言说这里实在太过文艺，上一次他写我的稿子被一个老师转载，称我为本报第一女文青，我报的第一女文青居然不是文化部的，居然一天到晚在为宏观经济数据之类的破事焦头烂额，不知道是不是多少有点荒谬。某一次报社开会，我带了一本EB怀特去，大家热烈讨论新闻理念的时候我在热烈看书，我报美丽的女总编看到后很吃惊，说：“你还看散文啊？！”我很有隐私被戳破的尴尬，只好不置可否地点点头。长到某一个年龄之后，选择怎样的个人生活，似乎越来越难以启齿，就像我的前领导去了某著名经济网站当新闻总监后，有一天羞答答地给我发了篇他的小说，还是农村题材的，我盛赞：写得跟路遥似的。然后我继续鼓励他，你要力争写得跟李洱似的。
03年的时候我实习完回到南京，住在鼓楼破旧不堪的宿舍里，每天最大的事情就是去图书馆占位，以及一到饭点就排队抢楼下的糖醋小排。我在那个时候看了第一本李洱（其实至今也只看过两本，主要是因为他也就写了这两本），《花腔》，他的语言和结构彻底震晕了我，弄得我至今还在说他那句“有甚说甚”。不管算不算炫耀，我当时就已经声称，李洱将成为或者已经是当代中国最好的作家，我连之一都有点不愿意说。很多年之后，默克尔来中国，送给温家宝一本《石榴树上结樱桃》，我激动地像那本书是我写似的逢人便说。
我给某人推荐李洱的时候说，在沈从文之后，我认为他是中国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家，当然前提之一是他的语言能够得到起码过关的翻译，前提之二是他还得多写，人民文学给李洱出《花腔》的系列号称“中国当代小说名家长篇小说代表作”，完全是扯淡，他那时也就写了这一个长篇。好几年后才有个《石榴树上结樱桃》，这就是传说中的代表率百分之百吧。前段时间有个机会可以见到李洱，出于对偶像的又爱又怕，我最终还是没敢去。去的人后来汇报说，李洱亲自订了一份我报，而且每天亲自阅读之。有甚说甚，一想到我的名字每天都要被李洱阅读，我就油然而生了强烈的职业自豪感。
蛤蟆留言说这里实在太过文艺，上一次他写我的稿子被一个老师转载，称我为本报第一女文青，我报的第一女文青居然不是文化部的，居然一天到晚在为宏观经济数据之类的破事焦头烂额，不知道是不是多少有点荒谬。某一次报社开会，我带了一本EB怀特去，大家热烈讨论新闻理念的时候我在热烈看书，我报美丽的女总编看到后很吃惊，说：“你还看散文啊？！”我很有隐私被戳破的尴尬，只好不置可否地点点头。长到某一个年龄之后，选择怎样的个人生活，似乎越来越难以启齿，就像我的前领导去了某著名经济网站当新闻总监后，有一天羞答答地给我发了篇他的小说，还是农村题材的，我盛赞：写得跟路遥似的。然后我继续鼓励他，你要力争写得跟李洱似的。
03年的时候我实习完回到南京，住在鼓楼破旧不堪的宿舍里，每天最大的事情就是去图书馆占位，以及一到饭点就排队抢楼下的糖醋小排。我在那个时候看了第一本李洱（其实至今也只看过两本，主要是因为他也就写了这两本），《花腔》，他的语言和结构彻底震晕了我，弄得我至今还在说他那句“有甚说甚”。不管算不算炫耀，我当时就已经声称，李洱将成为或者已经是当代中国最好的作家，我连之一都有点不愿意说。很多年之后，默克尔来中国，送给温家宝一本《石榴树上结樱桃》，我激动地像那本书是我写似的逢人便说。
我给某人推荐李洱的时候说，在沈从文之后，我认为他是中国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家，当然前提之一是他的语言能够得到起码过关的翻译，前提之二是他还得多写，人民文学给李洱出《花腔》的系列号称“中国当代小说名家长篇小说代表作”，完全是扯淡，他那时也就写了这一个长篇。好几年后才有个《石榴树上结樱桃》，这就是传说中的代表率百分之百吧。前段时间有个机会可以见到李洱，出于对偶像的又爱又怕，我最终还是没敢去。去的人后来汇报说，李洱亲自订了一份我报，而且每天亲自阅读之。有甚说甚，一想到我的名字每天都要被李洱阅读，我就油然而生了强烈的职业自豪感。
2009-8-4
星期二(Tuesday)
晴
周六见到兔子，不知道是不是起码三年内我们最后一次相见，发彩信给静静的时候她很伤感：我们四个人什么时候才能再凑齐呢？兔子还是灰色短裤格子衬衫平底凉鞋，唯一的区别是脚上涂着疑似银色的指甲油。我穿着拖拖拉拉的长裙，装作很风情地系了腰链。两个人都是一如既往的大脸，手指头都胖得跟胡萝卜似的。兔子号称她胖了六七斤，目测后我认为起码有两三斤胖在了胸上，我很羡慕，但是想到小疯怀孕五个月还是个A cup，我又觉得不是无处寻找安慰。
我一点都不吃惊兔子要出国，多少年前我就认为她当然会出去，必然会出去。只是她房子工作统统全抛，甚至至今没有考托靠G申请学校，仅仅因为爱情就可如此勇敢，实在让我骄傲。就像兔子在自己的辞职信中说：“我希望能在平庸的生活改造我们如同改造众人之前，把想象力保留下来。就像《革命之路》中的“去巴黎”——这个选择最大的意义是——你知道自己还有勇气来做选择。于是毅然卖掉房子，抛弃稳定的生活，把全部所得用作三年自由的资金，大概是有些“疯了”。但我很高兴，我们是那么自由，令人羡慕的自由，吃再多苦也不怕。”
大学时候我们都爱魔幻现实主义，兔子从图书馆里找到一本何塞•多诺索的《污秽的夜鸟》，然后整个宿舍都在翻那本我至今已经完全模糊的小说。我想我牢牢记得它的原因就像我牢牢记得我们无数次的深夜卧谈，我们的恋爱失恋、欢笑泪水、彷徨挣扎。我20岁的时候第一次失恋，兔子用一句老杜的话安慰我：“前程远大，永远不要被眼前的事情所蒙蔽。”在这后面的七年中，我从来没能真正按照过这句话生活，但是我一直没有放弃过这样的努力。所以不管何时我都坚持阅读思考，旅行写作，我几乎是刻意地让自己独立，就像再也没有机会去习惯依赖。
兔子去后海吃饭后，我一个人在万圣又坐了很久。刚到北京的时候，我几乎每个周末都在这里度过，我在窗前看着成府路上的大树从寒冬走入盛夏，看着天桥上有恋人紧紧牵着手，那总是给我一种魔幻感，似乎人生不应如此美好。所以我要牢牢记住它们，记住在脚踏实地的现实中，我们依然有魔幻生活的可能。
我一点都不吃惊兔子要出国，多少年前我就认为她当然会出去，必然会出去。只是她房子工作统统全抛，甚至至今没有考托靠G申请学校，仅仅因为爱情就可如此勇敢，实在让我骄傲。就像兔子在自己的辞职信中说：“我希望能在平庸的生活改造我们如同改造众人之前，把想象力保留下来。就像《革命之路》中的“去巴黎”——这个选择最大的意义是——你知道自己还有勇气来做选择。于是毅然卖掉房子，抛弃稳定的生活，把全部所得用作三年自由的资金，大概是有些“疯了”。但我很高兴，我们是那么自由，令人羡慕的自由，吃再多苦也不怕。”
大学时候我们都爱魔幻现实主义，兔子从图书馆里找到一本何塞•多诺索的《污秽的夜鸟》，然后整个宿舍都在翻那本我至今已经完全模糊的小说。我想我牢牢记得它的原因就像我牢牢记得我们无数次的深夜卧谈，我们的恋爱失恋、欢笑泪水、彷徨挣扎。我20岁的时候第一次失恋，兔子用一句老杜的话安慰我：“前程远大，永远不要被眼前的事情所蒙蔽。”在这后面的七年中，我从来没能真正按照过这句话生活，但是我一直没有放弃过这样的努力。所以不管何时我都坚持阅读思考，旅行写作，我几乎是刻意地让自己独立，就像再也没有机会去习惯依赖。
兔子去后海吃饭后，我一个人在万圣又坐了很久。刚到北京的时候，我几乎每个周末都在这里度过，我在窗前看着成府路上的大树从寒冬走入盛夏，看着天桥上有恋人紧紧牵着手，那总是给我一种魔幻感，似乎人生不应如此美好。所以我要牢牢记住它们，记住在脚踏实地的现实中，我们依然有魔幻生活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