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与逍遥
拯救与逍遥 所谓拯救是对个人所以为社会的人而言的,人是群体的动物,不可能单独生存,那么作为群体的人应该有什么义务呢?用耶和华的话来说"救别人也就是救自己",那我们就得承担起我们的责任,救自己也救大家! 至于逍遥则是下里巴人,形而下的让人有自我发展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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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政治体制简介
2007-3-19 星期一(Monday) 晴
“中华民国总统”
 根据台湾当局“宪法”规定,“总统”拥有统帅海、陆、空三军、公布法律、发布命令、任免文武官吏、授予荣典、颁布紧急命令、召集“国民大会”等大权。1996年以前,“总统”的任期为六年,连选得连任一次,由“国民大会”选举产生。1990年李登辉就任“总统”后,进行了多次“修宪”,“总统”的产生方式、任期、职权都发生了较大变化。规定自1996年起,“总统”的任期改为四年,连选得连任一次。“总统”由“中华民国自由地区全体人民”直接选举产生,而非以“委任选举”方式间接选举产生。“总统”拥有“行政院长”任命权,不再经“立法院”同意;“总统依宪法经国民大会或立法院同意任命人员之任免命令及解散立法院之命令,无须行政院院长之副署”。1996年李登辉当选第一任“民选总统”。
台现行“宪法”规定,“总统为国家元首,对外代表中华民国”。其主要权力有:
  (1)统帅海陆空三军,为海陆空军“大元帅”,握有军令权,并以“参谋总长”为幕僚长。
  (2)行使缔约、宣战媾和以及公布法律、发布命令等权。
  (3)决定“国家”大政方针的权力。台“宪法”规定:“总统为决定国家安全有关大政方针,得设国家安全会议及所属国安局,为总统决定国家安全有关大政方针的咨询机关”。“国家安全会议的决议,作为总统决策的参考,国家安全会议以总统为主席,出席人员包括副总统、总统府秘书长、参军长,主持会议;行政院长、副院长、国防部长、外交部长、财政部长、经济部长、陆委会主委,参谋总长,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国家安全局局长等人”。
  (4)任免文武官吏。主要可分为以下几种:一是任命“行政院长”,“行政副院长”、各“部、会”首长及不管“部、会”的“政务委员”由“行政院长”提请“总统”任命。二是依据“公务员任用法”,非由主管机关迳行任命的较低级官员外,由各主管机呈报“总统府”,由“总统”任命。三是任命陆海空军将校军官。四是设“总统府”,聘请“总统府资政”、“国策顾问”等。五是“司法院正副“院长”、“大法官”若干,“考试院”正副“院长”、“考试委员”,“监察院”正副“院长”、“监察委员”,“监察院审计长”均由“总统”提名,由“立法院”行使同意权后任命。
  (5)覆议核可权。“行政院”对于“立法院”决议之法律案、预算案、条约案,如认为有窒碍难行时,得经“总统”之核可,于该决议送达“行政院”10日内,移请“立法院”复议。
  (6)解散“立法院”。“总统”于“立法院”通过“行政院长”之不信任案后10日内,经咨询“立法院长”后,得宣告解散“立法院”。
  从中可见,“总统”不仅统帅海陆空三军,握有军令权,而且享有决定“国家”大政方针的权力,并通过任免“行政院”正副“院长”等人事任免权,全面掌控作为“宪法上最高行政机关”的“行政院”,成为“最高行政机关与最高行政首长”的领导。
“行政院”
  台现行“宪法”规定“行政院”为最高行政机关,故所有行政机关皆直接或间接隶属于“行政院”,受其指挥监督。如“行政院”各“部、会”的重要决策皆须经“行政院会议”讨论议决;行政机关向“立法院”提出的各种法案,皆须经由“行政院”提出;“行政院”及所属“部、会”皆以“行政院”名义,向“立法院”提出预算案,向“监察院”提出决算案等等。此外,作为最高行政机关,凡非属“总统”以及“立法院、司法院、监察院、考试院”等四“院”的职权,都可归由“行政院”负责。
此外,台“宪法”同时也规定“行政院向立法院”负责。“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方式有三项:
  一是“立法院”享有质询权:“行政院”有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方针及施政报告之责,“立法委员”在开会时,有向“行政院长”及“行政院”各“部、会”首长质询之权。另“行政院”遇有重要事项发生,或施政方针变更时,“行政院长”或有关“部、会”首长应向“立法院院会”提出报告,并备质询。
  二是“立法院”享有“倒阁权”:“立法院得经全体立法委员1/3以上连署,对行政院长提出不信任案,不信任案提出72小时后,应于48小时内以记名投票表决之,如果全体立法委员1/2以上赞成,行政院应于10日内提出辞职,并得同时呈现请总统解散立法院;不信任案如未获通过,一年内不得对同一行政院长再提不信任案”。
  三是“立法院”享有法律、预算议决权:对于“行政院”向“立法院”所提出律案、预算案、条约案及其它“国家重要事项”,“立法院”都享有最终议决权。虽然“行政院”对于“立法院”决议的法律案、预算案、条约案,如认为有窒碍难行时,得经“总统”之核可,于该决议送达“行政院”10日内,移请“立法院”复议,复议案逾期未议决者,原决议失效;复议时,如经全体“立法委员”1/2以上决议维持原案,“行政院”应即接受决议。
  “行政院院会”,是“行政院”的决策机关,由“行政院”正、副“院长”、各“部、会”首长、“政务委员”组成,“院长”主持会议,并邀请有关人员列席备询。根据“行政院组织法”的规定,“行政院”置“秘书长”、“副秘书长”各一人。院内设“秘书处”、“参事”、“诉愿审议委员会”、“法规委员会”、“人事室”、“会计室”等,处理幕僚业务。
  “行政院”于1948年5月在南京成立。其下属机构的设置历经多次演变,至2000年5月为止,有八“部”、二“会”、一“行”、一“处”、二“局”、二“署”、一“院”、十七个“委员会”。
“立法院”
“立法院”为台湾当局的“最高立法机构”。有“议决法律案、预算案、戒严案、大赦案、宣战案、媾和案、条约案及国家其他重要事项之权”。90年代“政治革新”后,“立法院”失去了“行政院院长”的人事任命同意权,但同时增加了“倒阁权”、对“总统”、“副总统”的“弹劾权”。此外,“立法委员”非经“立法院”许可不得逮捕或拘禁的规定的适用范围缩减为会期之内。在2000年4月24日通过的第六次“修宪案”中,“国民大会”确定无形化,其原有的人事同意权等职权大多转移到“立法院”,“立法院”的权力大幅扩张。
“立法院”设正、副“院长”各一人,由“立法委员”分别选出。由于“立法院”对于“总统”的人事权、命令权拥有广泛的同意权、决议权,并且对“行政院”拥有广泛的决议权,因此,“立法院”的地位与作用十分重要,对于“总统”与“行政院长”的权力关系也有着重大的影响力。
自2000年4月“国民大会”走向虚级化后,“立法院”不仅成为最高立法机关,而且成为唯一的最高民意代表机关。其主要权力有:
一是法案议决权。作为台湾当局的“最高立法机构”,“立法院”对于“行政院、考试院、监察院,司法院、立法院”所提出的法律案、条约案,以及专属“行政院”提出的预算案,享有最后议决权。“立法院”组织法规定,“立法院”会议须有“立法委员”总额的三分之一出席始得开会,其决议除“宪法”另有规定,一般取得出席委员的过半数同意即可。
二是监督“行政院”。由于“行政院向立法院负责”,因而“立法院”对“行政院”的施政起到强力的监督作用。主要监督方式除法案与预算议决权外,主要有质询权、“倒阁权”以及议决其他“国家重要事项”的权利等。
三是提案罢免、弹劾“总统”。“立法委员得提案罢免副总统,经全体立委1/4提议,全体立委2/3同意后提出,完成提案,送中央选举委员会举办投票,经选举人总额过半数投票,有效票数过半数以上同意罢免,即可完成罢免案”。“立法院对于总统、副总统犯内乱罪或外患罪之弹劾案,须以全体立法委员1/2以上提议,全体立法委员2/3以上决议之,向任务型国民大会提出”。所谓内乱罪即:“意图破坏国体、窃据国土或以非法之方法变更国宪、颠复政府,而以强暴或胁迫手断实行者”。
四是“修宪”提案权。全体“立法委员”四分之一提议,四分之三出席,以及出席“立委”的四分之三决议,可提出“宪法修正案”,再提请任务型“国民大会”复决。
五是决议领土变更权。“中华民固有之领土,经全体立法委员四分之一提议,四分之三出席,及出席委员四分之三之议决,可提议变更,之后提请任务型国民大会复决同意”。
六是人事任命同意权。“总统”提名的“司法院正副院长、大法官若干,考试院正副院长、考试委员,监察院正院长、监察委员,监察院审计长”,由“立法院”行使最后任命权。
从“总统”、“行政院”以及“立法院”三者之间的权责来看,“总统”虽然可以透过操控“行政院”而掌控行政大权,但“行政院”才是真正“宪法”意义上的最高行政机关,且不向“总统”负责,单独向“立法院”负责。因而台现行“宪政体制”既不是“总统制”,也非“内阁制”,而是类似法国同时存有总统与“行政院长”两位行政首长的“双首长制”,“总统”、“行政院”以及“立法院”三者之间的也常因权责不清而导致政局纷乱。
“监察院”
“监察院”为台湾当局的“最高监察机关”。其设置取法于我国古代的“御史制度”,其监督功能类似西方国家国会,但又与西方国家的国会不尽相同。“监察院”“行使同意、弹劾、纠举及审计权。”“监察委员”由各省、市议会,蒙藏地方议会及华侨团体选出。“监察院”“行使同意、弹劾、纠举及审计权。”1947年国民党当局在大陆曾选出第一届“监察委员”180人,至台湾后因无法改选,第一届“监察委员”留任至90年代的“政治革新”时。“政治革新”后,经“修宪”规定,从1993年第二届开始,“监察委员”由“总统”提名、“国民大会”同意任命。同时“监察院”的政治地位发生重大变化,由“民意机关”转变为“准司法机构”,“监察院”不再行使“同意权”,不再享有对“总统、副总统”的“弹劾权”。“监察委员”不再享有“言论免责权”与“不受逮捕与拘禁权”。
“监察院”设正、副“院长”各一人,由“监察委员”分别选出;设“审计长”,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任命之。“监察院”下设十个“委员会”,各“委员会委员”由“监察委员”分任之。
“司法院”
“司法院”为“最高司法机关”,掌握“民事、刑事、行政诉讼之审判,及公务员之惩戒”,有“解释宪法,并有统一解释法律及命令之权”。“司法院院长、副院长”、“司法院大法官”由“总统”提名,经“国民大会”同意任命之。“院长”、“副院长”外,另置“秘书长”一人,特任;“副秘书长”一人,简任;“秘书长”承“院长”之命处理“本院”事务。“司法院”为解释“宪法”并统一解释法令,设“大法官会议”,以“大法官”十七人组织之。“司法院”的直属机关有:“各级法院”、“行政法院”、“公务员惩戒委员会”。
“考试院”
  台湾当局的最高考试机关。管理“考试、任用、铨叙、考绩、级俸、升迁、保障、褒奖、抚恤、退休、养老等事项。”“考试院”置“院长”、“副院长”各一人,“考试委员”19人,由“总统”提名经“监察院”同意任命之。“考试委员”须超出党派以外,依据法律独立行使职权。“考试院”下设“考选部”及“铨叙部”。“考试院”由“院长”综理“院务”并监督所属机关,其下置“秘书长”、“参事”若干人,及“秘书处”。“秘书处”置“秘书”、“科长”、“科员”等。
“国民大会”
根据“中华民国宪法”规定,“国民大会代表全国国民行使政权”。
“国民大会”原系孙中山先生提出。孙中山先生鉴于以往专制政权统治下,权利完全集中于政府,以及鉴于近代西方的议会政治中,政府行动处处受议会牵制,人民只有选举权,没有罢免官员与议员的权利,也没有创制法律与复决法律的权力这一弊端,因而提出了“权能区分”理论。该理论赋予政府以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项治权,人民保留选举、罢免、创制、与复决等四项权力,使人民得以有效控制政府,而政府又能服务于人民。但是,国民党政权从未赋予“国民大会”上述权力。“国民大会”除了每六年选举一次“总统”、“副总统”以及奉命修订所谓“临时条款”外,实际上别无所事,根本不具有民意代表性。1948年,第一届“中华民国国大代表”选出,原本1954年任期届满。蒋氏父子去台后,为使这届“国民大会”延续下去,以维持其所谓“正统”形象,并便于当“总统”,经过几次“修宪”,使得这届“国民大会”一直延续到1991年“第二届国民大会”产生为止。
进入上世纪80年代末以后,几十年不曾改选的“国民大会”已随着“资深国代”的“凋谢”而难以为继,台湾民众快速增长的政治参与需求更使“万年国会”的法理性与道德性丧失殆尽,“国民大会”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经过上世纪90年代的多次“修宪”后,“国民大会”已经“虚级化”,未来的“国民大会”以“政党比例方式”产生,“国大代表”的任期将随任务结束而结束。“国民大会”除保留对“立法院”通过“修宪案”进行复决、复决“领土变更案”以及“弹劾总统、副总统”三项职权外,其他职权大部分移交“立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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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harrylg 发表于 2007-03-19 20: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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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担忧中国不是坏事
2007-2-22 星期四(Thursday) 晴
●受别人时时关注并非坏事,如果能正确地分析和对待,外界的担忧就可能成为中国提升地位和扩大影响的推动力   ●世界看大国的眼光,更多的不是因大国做了好事而赞叹不已、感恩戴德,而常常会因大国做事不周全、不注重小节而埋怨连连。这就是所谓的“大有大的难处”   ●外国人看中国的崛起,实际上就是看我们能不能针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提出正确的决策,而这些决策又能不能有效地落实      树大招风,随着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和对国际社会影响的不断加大,中国越来越成为世人关注的对象,甚至举手投足也有搅起波澜的可能。中国讲崛起,有人可能会担忧搞“对外扩张”;中国经济发展快,有人可能会担忧影响他们国民的就业;中国增加军费,有人可能会担忧“威胁世界和平”。总之,在一些西方人眼里,中国所做的、所讲的都充满着不确定性。   受别人时时关注并不是坏事,说明中国的地位和影响非同寻常。如果能正确地分析和对待,外界的担忧就可能成为中国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地位和扩大自己影响的推动力。从这个角度,我们应当多问问自己,中国怎样做,才能更有效地减少世界对中国的猜疑,才不会让世界如此复杂而担忧地看待中国崛起?   难道是中国惹了谁?   必须承认,对中国忧心抑或放心是别人的权利,中国人既决定不了也干涉不着,但可以探究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探究缘由有两个角度。一个角度是从担忧者那里找,看看他们为什么会担忧,是不怀好意,还是不了解实情?另一个角度是从中国自身来寻找,看看我们自己到底有哪些地方让人放心不下。先哲孔老夫子说“君子求诸已”,要求的就是遇事先反躬身自问,应当“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从这个角度来反思世界对中国崛起的担忧,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我们注意:   其一,中国发展的反差性。中国是地区发展、城乡发展、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都很不平衡的大国,鲁迅先生曾讲过的“将几十个世纪缩在一时”的中国社会状态,并没有彻底改变。GDP总量与人均GDP形成巨大反差,大都市的富有与边远山区的贫困形成巨大反差,勤政为民的领导与厚颜无耻的贪官形成巨大的反差,漂亮的言辞与冷酷的现实形成巨大的反差。   其二,从构建和谐社会到倡导和谐世界,在这些比较抽象的大事上,中国人做得都比较到位,但在具体小事上却有很大的不足。比如,横穿马路、乱闯红灯,处事不守承诺,生产和销售中的假冒伪劣、坑蒙拐骗,文明礼貌方面的长幼无序、国骂盛行,有的为官者横行霸道,某些有钱者的为富不仁,个别求富者的生财无道,如此等等,并没有随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而消失。   从宏观上看,上面讲的那些负面的事情与正面的事情相比、那些小事情与大事情相比无疑都是次要的、从属的。但是,在对外人眼球的刺激方面,这些负面的、小的事情则会变成主要的和主导的,产生的效应却是不可低估的。把话说白了,世界舆论看一个大国,更多的不是因大国做了好事而赞叹不已、感恩戴德,而常常会因大国做事不周全、不注重小节而埋怨连连。这就是所谓的“大有大的难处”。在许多中、小国家看来,大国的小事可能会成为影响他们的大事。中国时时受到世界的关注,那是因为中国的地位和影响在不断上升。世界上的许多国家不被人如此关注,并不是因为它们的富有或贫穷,也不是由于它们有没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而在于它们是小国寡民,对世界的影响有限。因此,世界对中国的担忧,有相当一部分实际上是对中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担忧,是对在快速发展中出现的一些中国人觉得不屑一顾的种种“小节”的担忧。   别人的担忧有时像保健医生   面对别人对中国的种种担忧,国人应以平和的心态来对待。在中国快速发展的主旋律中,确实存在着许多不和谐的音符,别人的担忧有的时候就像一面对中国发展有益的镜子,或者是一位“保健医生”。   作为一面镜子,外人的担忧可以用来校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问题,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样做对中国只有好处而没有坏处,大可不必事事都去责备这面镜子的持有者或镜子的本身,特别是在中国发展自身还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的时候。   作为一名保健医生,外人的担忧可以提醒中国预防可能发作的疾病或是尽快治疗正在出现的疾病,有些话听起来可能会不顺耳,开出的药方也很难吃,但有助于中国社会以后的健康发展。当然,有的医生的心术可能不正,药方中可能有毒,但我们不妨姑且听之,大不了没病不吃他的药就是了。在这方面,美国霍普金斯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主任戴维·卡莱欧在《欧洲的未来》一书中提出的一种观点值得注意。他认为,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时时刻刻都面对着批判,甚至是某一些思潮的诅咒和批评,但欧洲国家不是简单地将这些诅咒和批评当作一种敌意宣传,而是用来警示自己。于是,诅咒也好、批评也罢都成了帮助西欧资本主义进行自我调整和完善的良药或社会医生,正是这些诅咒“成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救命稻草”。从这个角度看,世界上有人担忧中国的崛起也并非是件坏事。   大国之道,从小事做起   但是,让他人担忧自己的发展总不能说是件好事。中国应当怎样做才能减少外人的担忧呢?答案无疑是多维的、多角度的和多层次的,但从根本上说,还在于做好自己的事情。   首先,沿着已被证实了是正确的改革开放的发展模式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中国是一个在许多方面发展都不平衡的大国,伤风感冒都会产生“国际效应”,而中国存在的许多令人担忧的问题又需要在发展中加以解决。所以,只有坚持开放、坚持改革,随着时间的推移,外人眼中那些不确定的东西才能确定下来,担忧才能弱化。   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实际上也是中国用自己的行动不断消除外人担忧的过程。面对中国在某些特定时期出现的特殊问题,世界上很多人曾经担忧中国会陷入混乱甚至分裂,但是,最终中国还是用实际行动表明了中国人的治理能力,让世界更加放心。   其次,中国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现实一时半会难以消除,但有些反差必须要努力消除。比如,缩小漂亮的言辞与冷酷的现实之间的反差、勤政廉政与特权的反差、贫富差距的反差等等。对于这些反差,作为旁观者的外国人有时可能会比中国人看得还清楚。这样的反差在中国不应当是一种“常态”,它的存在加重了外国人眼里中国社会发展的某些不确定性。外国人看中国的崛起,实际上就是看我们能不能针对这些问题提出正确的决策,而这些决策又能不能有效地落实。   最后,需要培育国民的道德观念,莫因善小而不为,莫因恶小而为之。在日本拥堵的高速公路上,汽车排成长长的队,没有鸣笛的,也没有走应急道的,其耐性令人可畏;在美国的自助餐馆中,顾客喝大碗汤还是喝小碗汤,喝一碗还是喝两碗,全凭结账时自己告诉给售货员,诚实得令人可畏。今天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在诸如GDP总量、大都市的现代化等大的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小,可在诸如红灯停绿灯行、不随地吐痰、讲文明懂礼貌等小的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大。而在外国人眼里,这些小事很可能就关系到国家的整体形象。因此,中国必须从改变诸如两个人也要比出个冠亚军、吃自助餐时在盘子里堆起“宝塔”、在公共场合无视他人的存在出口成“脏”等“小事”做起。   总而言之,要想逐渐消除别人对中国的担忧,就要学会更多地反躬自问,踏踏实实地做好自己的事情。这也是大国之道。
yangharrylg 发表于 2007-02-22 12: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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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陆自由主义者看台湾 ZT
2007-2-22 星期四(Thursday) 晴
王怡:一个大陆自由主义者看台湾 ◇王怡 东吴大学政治学系,和台湾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论政团体澄社,在3月12日联合举办“两岸知识分子论坛”,讨论两岸民主话题。因为种种阻挠,我很意外地成了这次会上唯一一个来自大陆的知识分子。在台湾十天访问,我看到一个了不起的台湾。走在台北街上,因为大家的肤色、文化和语言都相同,就有一种时空错乱感,让我想起一部美国电影《回到未来》。也许我就非常奢侈地走在二十年后的成都大街上。你在西方国家就没有这种感觉,因为群众演员不一样,民主是人家的民主,跟你好像没关系。但在这里,我在捷运的火车上,我的相貌和周围的台北人差不多,可以完全混迹于一个民主社会当中让人认不出来,因为我脸上并没有写着我来自共产党中国。我甚至很害怕遇见一个小偷,把我的通行证暴露出来,让所有人都扭头看我,发现原来我和他们不同。 当我真正来到台湾,和台湾的朋友们见面,和那些陌生的台北人在一辆列车上“百年修得同船渡”,我发现在“台湾的命运只能由台湾人自己决定”的民主逻辑之外,我真不可能再接受其他任何一种政治逻辑。因为其余的逻辑都伴随着暴力和蛮横。而我只要想起任何一种需要依靠暴力来保驾护航的逻辑,我就会想起地铁上那些台北人的脸。想起他们的脸就是一种背叛。像以前有一个自称非常仇日的朋友,讲了一大通理论后,我就问了一个问题,你有没有认识的日本朋友?他说一个都没有。我说原来如此。其实我们应该更恨火星人,因为我们连一个火星人都不认识。我们可以尽情地恨他,不怕得罪人,绝没有道德上的负担。 台湾人的斯文以前也见识过,但这一次铺天盖地,还是有些让我震惊。有一个开出租车的老伯,一路上唱了几首老蒋时代的宣传歌,在对讲系统里问路,完了就说四个简单的字,“了解、感谢”。那种文雅和温柔的语气让我怦然心动。我对一个台湾朋友说,这位老伯身上,有一种在大陆教授们身上也已“扫地”了的斯文。因为无论革命还是改革,都是狼一样的时代,没法给教授们这种温柔的气质,光知识是给不出来的。就像台北的诚品书店,我进去了就不想出来。我无法想象台湾人的文化气质和阅读习惯可以浓缩到这样的地步,足以养得起这么优雅和心平气和的书店。大陆的教授们心平气和不下来,也温柔不下来,因为你在书店里翻书,你对店外的世界和这个世界的尽头充满了顾虑。所以从诚品的旗舰店出来,我在心里暗暗发誓,仅仅是为了这一家书店,我将在任何情况下誓死反对一个对台湾使用武力的政权。仅仅从审美的角度说,那将是世界上最严重的焚琴煮鹤事件。如果不幸那是一个我必须活在其统治之下的政权,我只能选择成为它的敌人。为了诚品书店而背叛一个国家,就像温莎公爵为了情人而放弃江山,活着还有更富有人性尊严的选择吗? 大陆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普遍有一个情结。就是看到台湾在自由民主的好处里独善其身,心头就痒极了。就着自由民主,不是就着文化传统而对台湾充满期待。希望台湾的知识界、媒体、政府和民众,能够更加关心大陆的政治命运,想象台湾能有足够的自信心而不是鸵鸟的心态,成为华人世界中民主自由价值的宣扬者和捍卫者。因此也对台湾目前各种“去中国化”的现实,对台湾把一种独立的理想,只放在台湾岛内这样一种狭窄的视野下去观照,感到不太理解,没机会来台湾的就暗自叹气。 但是反过来,这次访台又让我感觉羞愧。大陆的自由知识分子,迄今为止,又基于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对台湾问题有过什么发言呢?大陆的异议作家几乎什么话都敢说了,就是台湾问题不怎么敢说话。为什么不敢呢,怕得罪老百姓,超过了怕得罪共产党。怕自己被群众抛弃,怕雪上加霜,怕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联合起来反对自由主义。《反分裂国家法》出台后,我们少有人鲜明的表达出一种自由主义的立场,很少有人坚定的说,我反对这部法律,我反对在任何情况下对台对武。 这样,自由主义者对台湾人的期望就很虚妄了大陆的自由知识分子何尝不是这样呢?如果我们希望有一天台湾人站出来捍卫大陆的民主,铸一座自由女神像送过来。我们今天就必须站出来捍卫台湾的民主,甚至不惜为此与自己的政权和支持者反目成仇。 尼采抱着一匹马哭喊说我的兄弟啊,这么大个台湾,这么大个大陆,我们有力气去抱吗? 仅供参考,欢迎拍砖,拒绝辱骂,希望理性探讨!
yangharrylg 发表于 2007-02-22 12: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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