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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11-21 星期六(Saturday) 晴 |
雪的联想
白雪覆盖了灌木
街上的人躲在帽子下
说出口的话再难长出枝桠
大部分随着白气飘散
四肢缩回身体
驯良的土豆，抱紧寒风中
一点渺茫的期待
冬天还没有尽头
会动的只是许多眼睛
在橱窗与广告牌之间飘飞
模特的笑容四季如春
偶尔也会迷路，像卡在树上的
风筝，路牌完全失效
一只土豆沉入梦境
“时而我思，时而我在”*
一场雪衰败了许多容颜
草地上低垂着死去的真实的花朵
2009-11-21
*瓦莱里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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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11-19 星期四(Thursday) 晴 |
薄雪覆盖了屋顶。早上和女儿一起出门。站在凉亭下等校车，雪花还在细细地编织。灰蒙蒙的校园里，只有我在走动。从山墙的隔窗看见一片幽静的樟树林，那里仿佛消灭了一切踪迹。
雪不会下得更深，像是在编织一个茧，也许只有出殡的那种尖锐唢呐才能划破。在车上，两个同事谈心，一个说，不知道是什么力，把我们推向这种不可知的方向，也不知道如何去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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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11-18 星期三(Wednesday) 晴 |
上午去院里改卷子（学生的读书笔记）。这是一种很微妙的工作，因为报酬奇高，分工又有随意性。做起来又很方便，只要数一数篇数。和上课相比，实在是一种体力活。和上课的低报酬高压力相比，也算是高校内部的“脑体倒挂”。
晚上去给学生的朗诵比赛做评委，那种气氛总是很打动我，虽然学生几乎千篇一律地只会歌颂“祖国”。
回来的时候，下雪了，很细小的雪花，落在身上就不见了。我觉得做这种可以瞬间消融的东西最幸福又最干净。说浮生若梦，雪才有资格。
因为每周四必须在图书馆呆一会，逐渐引起了读杂书的兴致，借了《夜雨秋灯录》来看，我发现我最喜欢读的书还是笔记和传奇类，但是读的时候也会发恨，古代这些读书人真的迂腐不堪。
今年读书极少，大部分时间都耗费在诗歌翻译上了。最后这两个月下了决心，要把手上的几本克里斯蒂娃的英文版逐字查字典读完。她的书极难读，不过假如读通了，对我会有极大帮助。阿伦特和巴特勒都是中文译本，倒是好对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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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11-15 星期日(Sunday) 晴 |
边界
追问越来越难
他常常看着叶子发呆
飘下来
又回到枝头
这无穷的慢镜头
使人发狂
深夜，传来隐约的诵经声
急促又渺茫，打开了
更深的夜
凌晨果然有一群白衣人
走出去
留下可以计数的悲哀
他不能遗忘
“没有了猫儿，而笑容
四处蹦跶”的现实
2009-11-13
答案
——陈琳之死
你丢弃的重物
激起了灰尘。那一刻
我正在经过
面包与烤肉的香味与音乐
一起飞向空中
清脆地碰杯之后
你如此迅速地给出了答案
而我还想倒立着
看你一会儿
窗口的夜色美得如此冷清
你的深色眼影后
几只蚱蜢跳进微黄的草丛
2009-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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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11-15 星期日(Sunday) 晴 |
智者式的写作与隐士式的写作
——读沈方与津渡的诗
我将沈方的诗歌读成智者式写作。
智者式的写作是对现实的一种思考，但是无论其中的现实还是思考都带有抽象的味道，是对一种普遍存在的普遍性发言。
而我想读的是沈方诗歌中的智者形象。
一首诗一般携带着诗人的三重自我出现：现实中的我，写作（发言）的我和诗歌中的我。这三重自我未必是重合的，也不需要重合。在不同类型的诗歌中，这三重自我呈现的比重是不一样的。
在智者式的诗歌中，需要突出的是第二重自我——写作的我。他要调动思想和语言的全部力量，发出强大的声音，争取最大范围的有效性。但是在沈方的诗歌中，这三重自我身份都不显露，不是完全不显露，而是有一种模糊性，仿佛灰色迷雾中出没的影子。
他的诗歌中的“自我”，的确存在着，却不停地做着自我清除的动作。有时候是一种分裂的动作：“在光线中走来走去，\也是好的，一个人\成为两个影子”；有时候是一种幻想的动作：“渴望不曾有的我\回到过去，站在面前”；有时候是一种离去的动作：“渐渐远去，虽然\只有我一个人”；有时候是身份的替代的动作：“你去做你的堂吉诃德\而我做我的骑桶人”，“我看你的时候，犹似你看我，\久而久之就无所谓彼此了”；有时候是一种干脆的否定动作：“回来了也是枉然，\因为自我已荡然无存”。更彻底的否定则是对自我源头的否定：“我看不见\那个妇人，\犹如看不见自己。”
这是对自我的一种谋杀吗？我想沈方是不置可否的，或者说是矛盾的。诗歌中的自我多少带有诗者理想的建构，这种理想对于现实是一种指引，它是诗歌成立的基点，但自有其虚幻之处。沈方的“自我清除”，一方面是对这种自我理想的轻度嘲讽，另一方面又有深重的失落感。在信仰缺失的年代，理想与现实严重脱节，诗歌中建构的理想自我常常成为一种空洞的符号，或者只是被语言包装的现实之小我。因此，沈方愿意呈现这个“我”又清除这个“我”。这种既呈现又清除的动作，成为他的诗歌中一种最迷人的情节。
作为发言者的自我情形又如何呢？沈方的智者式写作并没有树立一个清晰的智者形象，他同样隐身在迷雾中，思想着，却又厌倦思想；发着言，却又厌倦发言。
人们常常忽视的一个事实是：思想本身不是救赎，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因为思想是没有边界的，如庄子所说：生也有涯，知乃无涯，无边无际中，升起的总是更多的海市蜃楼。在中国古代，思必落于人事，追求身体力行，在西方，则确立了神的彼岸作为归宿。可是西方哲学在苏格拉底之后彻底偏离了航向，苏格拉底教导世人，“未经反省的人生是不值一过的”，后人牢记了反省，却忘了苏格拉底如何拥抱着他的神安然无畏地死去。他之后的哲学家一直在勇敢地弑神，彼岸不存在了，“神的文字已经毁灭”，思想者拥有了发言的独断权力，但是思想转变成文字能够寄托什么呢？“在地上画字，然后\又在地上画字”，文字成为蜘蛛似的结网，思想成为一种轮回的地狱。看上去众声喧哗，其实“是脸上的茫然，无助，\是赤裸裸的沉默”。
因此，沈方的智者形象更像一种反智者的形象。不能提供彼岸的思想与现实既已严重脱节，思想成为智者个人结网自悬的工具、安心却不立命的封闭堡垒。对于大众而言，书籍和网络的流通如此发达，智慧的各种（思想）产品都一一陈列在眼前，我们稍微花点功夫，就可以获得各种有用的思想，智者早已成为多余人。沈方在做智者式的思考，却也否定智者，否定自己这种智者式的思考：“有时这样想想，那样想想，\其实也没有什么可想”。
没有彼岸之后，思想和言说的尽头在哪里？是一切“不言而喻”？“噩梦醒来是早晨，而早晨\只是一座挪威的森林，\太阳照常升起，被禁锢的头脑\仍旧有另一次死亡。”死亡可以消灭肉体，却无法真正平息灵魂的迷惘，更何况，活着的人仍需活着。在正反两面都勘透之后，言说多余，思想多余，因为一切毫无改变的希望。这种悲凉，在他的诗歌中逐渐扩散成一种浓厚的迷雾。
最后，该说说沈方的现实自我。事实上，我在他的诗歌中没有读到他的现实自我。这种空白之所以产生，并非因为我不了解作为诗人的他，也并非因为他在诗歌中没有提及自己的生活，即使偶尔提及，也是“顾左右而不言他”。
文本中应不应该有现实的我存在？这个我的出现会扩大还是缩小文本？对这个问题，我难以作出定论，因为在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正反的例证，我们既有《论语》这样记录个人生活言行的伟大著作，也有《道德经》这样纯粹超然的思想言论。
沈方仿佛介于两者之间，因为他反复提及这个时代，提及“我”，反复地播散着悲凉，他没能做到太上忘情，可是他那个现实的我也难以公然出场，因为那个我本身包含着被作为发言者的我所否定的一面，“一天到晚说的是别人的话，\无聊无趣，且面目可憎。”最终他采取了分身术，在现实的我旁边，分离出另外一个我，“你也来吧，跟我一起散步，\分享这个早晨，这样，我就会\独自在两个人的早晨来去。”一个在迎合，一个在推拒，一个在沉默，一个在喋喋不休，他安于此，亦安于彼，作为现实的人也作为现实的诗人，他确立起两个不同的时空，彼此可以同时在场，也可以同时不在场。“你已经来了。表面上，\我一个人散步，但你的侧面始终\伴随我。你是另一个真实的我，\是我短暂的永恒，为我分担\真实的重量。”
在对沈方做了这样的分解之后，我仍然要说，有一个成熟的、完整的、智者式的他，站立在他的诗歌文本之外。这个他，对自己的人生和写作进行了清晰的定位，如此，他的诗歌中携带的多重自我成为一种策略，以自身的分裂映射着时代的分裂，以自身的重影映射出时代的重影。他的诗就像一种多声部的旋律，可以独自占据舞台，亦可以成为背景音乐。他的多重自我，可以是你的分裂，他的分裂，也可以是我们大家同时各自为政的在场。他所不言而喻的，是这个时代的苦闷与堂而皇之。
用同样的思路，我还想说说另外一种写作式：津渡的隐士式写作。
如果说智者式的写作，容许一种旁观的姿态，那么隐士式的写作就有一种必不可少的体验。
在《穿过沼泽地》一诗中，他为诗歌中的我安排了第五季：“水洼，青苔，田菁，芦荻与水蓼\田鼠，还有水鸟，都是时间\我相信万物是一种时间，是标记\富有隐秘而独特的刻痕”，而现实中的我则化身为“老福特车”，它跟不上他的心和靴子，只能停留在沼泽边缘，喘着粗气，做一只“结实的老乌龟”。
写作的我，在沼泽内外滑移，他指出了各种阻碍，疑虑，各种诱惑，最终，他推倒一面又一面墙，使“沼泽不断延伸，不断裂开”…… 使诗歌中的自我在第五季的时间中，走得很远，“风能走多远，我就能走多远”，他愿意走成沼泽中的任何一种小生物。
如果说在沈方那里，三重自我以分裂的形式构成了多声部的和谐旋律，那么在津渡这里，三重自我却表现出三种方向：一种真正的分裂。
诗歌中的自我正走向无言的万物，走到沼泽深处。如果真的如此，言语势必成为多余，沼泽是归宿，那将是一个窒息声音的归宿。沼泽中的美在于无言之美，沉寂与无我。隐士之所以是隐士，因为他消隐在一种身体力行之中——当然，也包含声音的消隐。
隐士的这种身体力行，意味着现实的我与诗歌中的我，必须走近，最好重合，像俄罗斯套娃那样，后者套住前者，覆盖前者。但是在这首诗中，并非如此。两重自我依然分道扬镳，各行其是，虽然他们之间的情感看似很亲密。
为什么会如此呢？关键的原因是他们中间横亘着一个强大的第三者：写作中的自我。我始终认为，津渡是一个真正的诗人而非隐士，他对文字的热爱多于对自然的热爱，他急于言说，急于建筑一个文字的大厦，因此第五季的时空并非存在于他置身的自然，而是存在于他的文字之中。诗歌中的自我因此没有获得自己的独立性，只是被这个写作的自我提携着向前，走到最终，这个如风一样的“我”仍然是沼泽中的标点。标点，是一个文化符号而非自然符号，它再小，也无法与沼泽兼容。
津渡的这种诗歌特征不由使我想起我翻译的美国女诗人玛丽•奥利弗。她同样是一个诗人而非隐士，对她来说，隐士不是一种生存的姿态而是一种写作的姿态。在自然中散步，消弭于万物，最终却是为了回到书桌前，写下那个愉悦的过程。奥利弗比津渡做得更好一些，在于她淡化了现实中的自我，她几乎从不让“她”出场，同时她也淡化了写作的自我，她的语言带有一种严谨的“客观性”，只是记录诗歌中的自我消融于万物的那一完美体验，因此她的诗歌达成了一种纯粹，她不特别标明第五季，但是她所有的诗歌都在反复呈现那个时空。
因此，隐士式的写作，并不需要真的做一名隐士，不需要绝对的沉默，要知道，即使是一株植物，也会应和万物发出悦耳的音调。隐士式的写作，铭刻着孤独，更像是一种记录，是诗歌中的自我的一种体验，而非诗歌之外的发言者的急切言说。我想津渡的诗，也许还需要退一步，淡化那个写作的自我形象。假如抹除了沼泽地上的这个标点，是不是会更好一些？
最后，我得承认，以这种思路去读诗，读得很生硬，或许根本就是一种误读。我想稍微为作为读者的“我”做一点辩解。
写作中的主体性问题是我在自己的写作与文本阅读中始终关注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西方现代到后现代的流变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从现代的主体到后现代的解构主体，并不能单独去看，而必须将之放在整个西方文化史中去看，那么后现代的解构主体，事实上意味着西方文化的一种自觉反思：希望用多元主体取代那个理性主宰的、单一的主体。
然而写作中的主体性问题在中国尤为复杂。这不仅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既缺乏主体滋生的个体精神与人权概念，在现代又立即遭遇了西方文化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到后现代对主体的解构，而且中国传统文化并没有单独命名过写作实践。写作，在政治上一直沦为载道的工具，在个人这里，写作是成王立圣之道，与个体的身体力行紧密结合，“文如其人“的标准在中国古代是一个理所当然的标准。
文革之后，中国诗人也力图与国际接轨，尝试确立主体性，这是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子问题。但是在多重政治语境下，培养出的主体，只是幻象似的英雄情结，所有的反抗最终指向对自我肉体或对女性肉体（男性的客体对象）的消灭（比如海子与顾城）。之后，中国诗人继续将前者推上英雄的宝座，将个体的毁灭冲动包装成宏大的政治形象。这不能算是现代的，也不能算是西方的，只能算作最地道的传统：“文以载道”命题的一种现代形式。
分析主体的内在含义，所谓政治的、道德的、性别的内涵都不足一提，真正的主体性首先必须是个体独立性，没有这种个体独立性，所谓的反抗或颠覆都将成为一种当下的狂欢。而在中国当代文化中，包括在诗人群体中，对于这种独立性极少正面的建构，我们看见的常常只是一些可疑的愤青、文化的破坏者、作秀者或急功近利之徒。
在这种语境下来阅读沈方和津渡的诗，才可以理解他们的退避姿态，退回到孤独的自我和身边的世界，这看似消极的方式其实包含着一种积极建构。用沈方的话说，即是：“在有意识地过滤‘这个时代的现实’之后，我才感到在贴近现实。对于我来说，超越现实就是我的现实感，我的世界就是‘我’本身。在实践中，我体会到，这种现实感比现实更真实，更强烈，任何情况下都能令我激动，因此我也视其为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回应。”
我愿意把我的这篇读后感当做是这个世界对他们的写作的一种回应，哪怕是一种误读似的回应。
2009-11-7
附一点讨论：
胡桑的问题：
关于文本中的现实我问题，倪老师只提供了两本难堪的道学著作，能否有更多先人的诗歌文本呢？
李白、杜甫的诗是怎样处理现实、我和现实我的？
苏东坡、黄景仁又是如何处理的呢？
对现实和真实的区分是要有限度的，不然会堕入虚无。这种“区分”在某种语境下讨论是有意义的，这也是我认识沈方、津渡老师“真实”观的地方，但危险在哪里呢，为什么我读德国诗歌和俄罗斯诗歌，总会在“真实”度上反而倾向于俄罗斯？令我感动的诗人是曼德尔施塔姆和茨维塔耶娃，而不是里尔克和策兰？
这个问题我很关心，望倪老师再做些深入探讨。
回答一下胡桑：关于现实与真实的糊涂官司
说实话，前天刚写完那个文时觉得很兴奋，到昨天就已意兴阑珊。语言的限度显而易见，在现实与真实面前，它永远难得理直气壮。而你恰好揪出现实与真实问题，很有些哪壶不开提哪壶的气概。
你说的李杜苏黄等人，我只是浮光掠影地批量读过，完全没有深究，不敢发言。我举《论语》与《道德经》两本书，只是因为这两本书也可以作为诗歌文本来读，而且是中国古代诗人的源头，说它们是道学著作，我觉得太委屈了它们了。
中国古代诗人可能倾向于前者一些，更准确地说，倾向于前者的诗更受认可。
你对现实和真实的思考，也许有前面的讨论作为基础，我并不完全了解。
你说“对现实和真实的区分是要有限度的，不然会堕入虚无。”我对这个虚无问题倒是很感兴趣，虚无是一种真实还是现实？我们能够否认人生无时无刻会堕入一种虚无，这种虚无感会促使我们积极地行动或者消极地自杀吗？
以我自身的经验来说，我从小从父母那里得到的教育就是要生活得有意义，不能浪费时间。什么样的事情才是不浪费时间呢？那就是做功课，读课本。除此之外的所有事情都是浪费时间，包括读非课本之外的书。虽然我一向是个暗中的逆反者，但是这种教育对我的毒害极大，20岁到30岁，我努力想建立日常生活的意义，30岁之后到现在，我转向阅读与写作，仍然受着意义的追逐。仍然是失败。一旦不做事，不上进，就会有犯罪感。
意义的焦虑带来的就是一种虚无感。它是现实，也是真实，是real，也是true。在我个体身上，我难以区分。如果否定这种虚无，就否定了我这个人。
我想说的是，我们的文化看似宽容，其实是单极化的，只容许一种价值观的存在。你举到的俄罗斯和德国诗人的例子，真的是彼此矛盾的吗？
德国有里尔克这样纯粹思辨的“真实”诗人，不也产生了希特勒那样极端疯狂的“现实”行动者？在这两者之间，你认为尼采是真实的还是现实的？他强调肉体生命和强力意志，这些思想影响了希特勒的行动，他自己却无能行动，只做成了一个思想狂人，可是，他一生的孤独、痛苦与疯狂难道不是一种最真实也最现实的生命体验吗？
我喜欢俄罗斯的“现实”，它的诗歌，尤其是小说，还有音乐，我也喜欢德国人的“真实”，它的哲学，尤其是它的莱维纳斯，还有它的诗歌和音乐。
归根到底，我认为现实和真实没有必要作出严格的区分，就好比柏拉图的对话集，你认为其中苏格拉底的存在是现实还是真实？柏拉图的理念推演是建立在现实之上还是真实之上？俄罗斯诗歌的好绝不只是其中的“现实”好，它包含着伟大的真实，“空间的”辽阔的真实，而德国诗人的好，也绝不只是其中的“真实”好，它同样包含着诗人当下的现实，里尔克的《秋天》一诗不也指向里尔克置身其中的秋天吗？它绵绵不绝的感染力难道不会波及到不同文化不同时代的人吗？不是每个时代都会有战争，但是，每个时代都会有秋天。
我认为中国诗歌语境最大的毛病之一就是缺少多元化的气度，这种诗歌语境和我一样，受到“意义教育”的毒害，老是想干预现实，立言立德，过分功利的宗旨立出来的都是一些伪言伪德。干预现实的一端做的不好（往往变成了迎合现实），真实建构的一端做的也不好（缺乏修养与力度）。最可怕的是否定个体的当下存在与本真写作，要求每个人非得有做圣人的理想才能动笔，最起码也得“心向往之”才行。这样的结果是我们既没有现实，我们也害怕真实的虚无。
我觉得中国的诗人既要敢于做个体的普通人，面向自身的存在“现实”，立足于当下去思考。又要敢于做抽象人，像里尔克那样临空虚架，逐渐建立起我们诗歌中的思想空间，这一空间不仅可以拓展诗歌的维度，亦可以加大语言的张力。
诗歌领域应该是植物园，既可以生长俄罗斯式的，也可以生长里尔克式的，当然也可以生长沈方和津渡式的，没有必要一定区分出高下。更何况，当前的中国文化语境与曼德尔施塔姆和茨维塔耶娃的文化语境完全不同，这是个更复杂的问题，我不想展开说，我只想说，在中国，政治意识形态、商品经济、物质主义、技术主义和环境问题已经纠葛在一起，是非恩怨绝不分明，任何一种极端的行为都是可疑的，甚至是反动的（反人性之动），我更相信的是耐心、是退而思之、是独善其身、是正面的缓慢改变而非破坏。如此，我推崇沈方和津渡的诗歌以及写作姿态。
胡桑的质疑：
“虚无”作为一种真实，是形而上问题，“虚无”作为一种现实，是一个现代性问题。我说的“虚无”是前一种虚无，而后一种虚无，在中国尚未显明，前一种是虚构，是理想谋划，后一种恰恰是你说的“面对个体的当下存在与本真写作”。现代性弥漫在我们周身，我们已不可回到古典，一个人身上的意义焦虑，最终要追溯到本体论和价值论，我不想就个人经验来谈这问题，虽然我们每个人在这个时代的体验是最可贵的。
在我看来，俄罗斯的诗是作为现实的虚无，即将不可说的事情努力拉回语言内部，说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不先验垄断，从而体现本真和苦难，每一个句子及词语让我们有动于衷，这是诗歌的事情。而德国式的诗仍是作为真实的虚无，将言说推入不可言说，虚无只是一个预设，自我循环，落入言筌，这大多已经越界，从诗歌跃入了哲学，德国人的偏好。海德格尔式的神秘到底道说了什么？如果我们排除庄子式的阅读视域，是否反思过这种所谓“真实”？当然以里尔克作例子本身是不恰当的，里尔克与茨维塔耶娃和帕斯捷尔纳克的对话以及他与一名无名青年诗人的书信表明，他内在的世界是如此广博而动人，而这动人之处不是抽象的哲思带来的，而是寂寞者的寂寞思索。但策兰的后期诗明显已经落入那种虚无的陷阱（险境）。
有必要表明我的立场：我是不同意多元的。即使赞同多元，多元之上仍然设置了一个更高的原则，没有这个原则的保障，多元根本不可能，常常是某一元出来称霸天下，20世纪我们经历了多少这种“称霸天下”的灾难？所以多元说到底还是一元的，“一元”是勇气是承担，我不觉得是“极端”和“单极化”（一元不是两元或多元中抽离出来的）。而多元的危险正是我担心的“虚无”，后现代大多也容易堕入这种虚无。我所谓的“现实”也从未是“干预现实”，那是政治家的事，又是一次诗歌的僭越。我说的是一个“努力去说”的更高的原则。没有这个原则，任何“真实”都只会是虚构，它们无动于衷，与人类事物无关。这么说来，我倒是认同了你的“真实”——我从来没有否认过，只是原则不同，过程相异。你直达终点，我漫漫求索，但不放弃目的地。但你的回复似乎颠倒了你在关于沈方、津渡一文中最初的观点，变得与我一样：“最可怕的是否定个体的当下存在与本真写作，要求每个人非得有做圣人的理想才能动笔，最起码也得“心向往之”才行。”——这不正好是承认将“现实”拉至眼前，虚无的“真实”置于远方么？
唐不遇说，我们抓住的现实可能只是“表皮”，这正好又回到了形而上学的二元对立，将真实和现实问题再一次搞混，叔本华一百五十年前就说过了表象即真实？
“我觉得中国的诗人既要敢于做个体的普通人，面向自身的存在“现实”，立足于当下去思考。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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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诗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