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 thought we were heading to China, but we ended up in California. ―――Regis Debray 今天，作为一种文化气质的“启蒙”的消失，是与康德所倡导的“批判现存世界的能力”的丧失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它在世界史领域中的突出表现，就是将19世纪英国和16世纪以来欧洲的崛起看作“历史必然”，这既是欧洲中心主义的真正基础所在，也我们无法走出漫长的19世纪的真正原因。这就是为什么，一旦我们呼吁批判、甚至抛弃这种欧洲中心论，却总是会面临另外一种担忧或者指责：这样作，是否就会否认历史发展确有其“必然性”，是否会导致将一切历史活动归之于纯粹的偶然和不可知论？ 作为当代最为杰出的历史学家之一，Kenneth Pomeranz（彭慕兰）的如下言词正代表了这一担忧：一旦欧洲中心主义的基础坍塌，那么所谓“历史必然性”的大厦将随之崩溃： 确实，19世纪的经典社会理论由于其欧洲中心论而有重大缺陷，但当前某些“后现代”派学者采用相反的态度――全盘放弃文化间的交互比较，几乎完全集中于揭示历史瞬间的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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