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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6-12
星期五(Fri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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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罗优秀出版资源 打造优质服务平台 岳麓书社创新出版经营机制，投资成立潇岳文化传播公司 2009年4月26日上午，长沙潇岳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签约仪式暨肖川教育文化讲座在济南国际会展中心2号多功能厅举行。出席本次活动的嘉宾有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丁双平、岳麓书社社长易言者、湖南省委宣传部领导唐成红以及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肖川。 肖川是著名教育学者，多年来致力于教育教学研究，其教育研究类作品得到了教育界的普遍认可，在教师群体中有很高的知名度，例如岳麓书社出版发行的《教育的理想与信念》一书在短短几年时间已累计发行超过25万册。 肖川教育著作目前尚有40多种，分别由全国近十家出版社出版，这对于肖川著作的结集出版和整体营销是极其不利的。为有效实现作者资源和出版资源的结合，中南出版传媒集团本着“网罗优秀出版资源，打造优质服务平台”的宗旨，创新出版经营机制，支持湖南岳麓书社有限责任公司与肖川联合投资成立“长沙潇岳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潇岳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将成为肖川教育系列作品品牌的专门代理商，统一代理、规划、出版、发行肖川教授所有作品，并将努力开发拓展其他教育专家的相关作品。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将逐步进入教育培训领域，开拓新的赢利模式。同时，借此聚拢全国教育界有创作能力并有市场号召力的一大批作者，形成教育随笔美文出版发行和教师培训等相关资源的优势地位，做成一家有特色、有影响、有市场的出版发行机构。 目前在出版界，知名作家作品由多家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情况屡见不鲜，无论是对作者本身还是对出版社而言，都不利于其发展。而出版社和知名作者联合成立文化公司，从经营图书品牌转变为经营作者品牌，开启了作者以影响力与出版社股权合作的新范例，这是一条大有可为的出版路径，岳麓书社此举无疑是开了先河。据悉，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还将以极大的热情谋求在其他出版领域采用这种模式。 签约仪式前，中南出版传媒集团总经理丁双平作了讲话。丁双平总经理回顾了岳麓书社与肖川教授的合作历程，介绍了由岳麓书社出版发行的肖川教育作品的市场销售情况，以及公司成立之后的经营范围和赢利模式，并对肖川教育作品的重新整合出版表示了信心。 签约仪式之后，肖川教授为大家带来一场题为“有效教学的策略”的专题讲座，就“有效教学”这一教师普遍关心的问题作了自己的阐释和解答。 ...... 2009-6-9
星期二(Tues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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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国民图书阅读与购买新趋势（节选） ——第五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成果发布 我国国民图书读书状况及变化 我国国民对读书作用认识 本次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国民对阅读的重要性认知程度较高，69.1%的被访者认为当今社会阅读是“非常重要”或“比较重要的”。 阅读重要性 选择比例 阅读重要性 选择比例 非常重要 29.8 比较重要 39.3 一般 20.9 比较不重要 3.4 非常不重要 1.3 说不清 5.2 男性和女性对阅读重要性认知上差别不大；城镇人口对阅读重要性的认知比农业人口略高；在高学历群体中对阅读重要性的认知要高于低学历群体；在18－29岁年轻人对阅读重要性的认知要显著高于其他年龄段的群体。 性别 阅读重要性认知 学历 阅读重要性认知 年龄 阅读重要性认知 男性 3.98 小学及以下 3.94 18-29岁 4.06 女性 3.97 初中 3.86 30-39岁 4.00 户口类型 阅读重要性认知 高中/中专 4.08 40-49岁 3.93 城镇户口 4.00 大专 4.17 50-59岁 3.91 农业户口 3.97 大学本科 4.26 60-70岁 3.93 硕士及以上 4.20 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同媒介的受众群体中，图书读者对阅读重要性的认知最高，电视观众对阅读的重要性认知最低。这说明收看电视可能对人们的阅读的需求和愿望会有一定的影响。 互联网用户对阅读重要性的认知在各媒体中排在第三，仅次于图书和杂志。这说明互联网对阅读观念不仅没有消极影响可能还有所帮助。在新媒体时代，虽然传统纸质媒体的阅读行为有所降低，但包括网上阅读在内的综合阅读行为不一定是下降的趋势。在本项研究今后的调查中，我们也会越来越关注这种综合阅读行力的变化趋势。 我国国民对读书目的的认识 在图书的读者中，对读书的目的选择最多是“增加知识，开阔视野”，选择比例达58.0%；其次是“休闲消遣”，占45.5%；第三位的是“满足兴趣爱好”，占41.6％。具体数据如下表所示： 读书的目的 选择比例 读书的目的 选择比例 增加知识，开阔眼界 58.0 休闲消遣 45.5 满足兴趣爱好 41.6 提高修养 32.1 掌握一些实用技能 29.0 工作学习需要 27.0 增加与别人交流谈话的谈资 14.0 其他 0.7 对以上功能，我们根据传播学使用与满足研究理论，将读书的功能分为“认知性功能”、 “工具性功能”、“情感性功能”、“社会心理功能”四大类。具体分类下表所示： 读书的四大功能 读书的目的 选择比例 认知性功能 增加知识，开阔眼界 58.0 工具性功能 掌握一些实用技能，工作学习需要 43.7 情感性功能 满足兴趣爱好，休闲消遣 64.3 社会心理功能 提高修养，增加与别人交流谈话的谈资 37.7 可以看到，我国国民读书的主要目的集中在满足“情感性功能”上，即通过“满足兴趣爱好”和“休闲娱乐”来得到情感和精神上的愉悦。而读书在满足“社会心理功能”上是比较薄弱的，这可能与图书媒体本身的交互性较低有关。 不同阅读目的的人群在图书的购买行为上也有较大差异。数据显示，以“工具性功能”和“认识性功能”为阅读主要目的的人群在购书数量和花费均高于其他人群。而以“情感性功能”为阅读主要目的的人群在购书和花费上较低。也就是说，出版商在知识类图书的定价上可以适当提高，而在休闲消遣类图书的定价上需要相对实惠。 购书数量（本） 购书金额（元） 藏书量（本） 认知性功能 6.74 111.1 89 工具性功能 7.05 120.5 93 情感性功能 5.26 88.5 69 社会心理功能 6.44 116.6 91 以上是图书读者对读书目的的认识和倾向性。那么对于非读者来说，他们不读书的原因何在呢？数据显示，我国国民不读书的原因排在第一位的是“没有读书的时间”，选择比例为50.9%；其次是“没有读书的习惯”，占44.1%。具体数据如下表所示： 不读书的原因 选择比例 总体 农业人口 城镇人口 没有读书的习惯 42.8% 42.0% 44.8% 没有读书的时间 49.4% 50.9% 46.1% 文化水平有限，读书有困难 14.6% 17.8% 7.5% 没有可读的书 8.9% 8.3% 10.3% 读书没用 4.6% 4.7% 4.4% 不知道读什么 9.2% 8.3% 11.3% 没有看书的地方 1.6% 2.0% 0.9% 经济条件不好 6.9% 8.9% 2.5% 在农业人口和城镇人口中，不读书的原因也有所差异。城镇人口在“没有读书的习惯”、“没有可读的书”、“不知道读什么”等方面倾向明显；而农村人口在“没有读书的时间”、“文化水平有限”、“没有看书的地方”、“经济条件不好”等方面倾向明显。 因而在进行阅读促进的时候，针对城镇人口应该加强阅读习惯的培养、图书信息的推荐和阅读的指导；针对农村人口应该加强“农村书屋”等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同时提高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和阅读水平。 我国国民阅读来源与地点 我国国民阅读的图书主要来源于“自费购买”，选择比例达70.7%；其次是“向他人借阅”，占51.6%。在城镇人口中，“自费购买”、“到图书馆借阅”的倾向显著高于农业人口。农业人口中“向他人借阅”、“租书”的倾向性显著高于城镇人口。同时可以看到，农村人口在“农村书屋”读书的相对比例要显著高于城镇人口在“社区书屋”读书的比例。具体数据如下表所示： 阅读来源 选择比例 总体 农业人口 城镇人口 自费购买 70.6% 66.9% 75.1% 到图书馆等地借阅 22.8% 18.9% 27.4% 向他人借阅 51.6% 56.8% 45.3% 他人赠书 9.8% 11.3% 8.0% 租书 12.8% 13.8% 11.5% 在书店或书吧里看 9.8% 8.8% 11.0% 单位购买 8.4% 5.9% 11.4% 出版社赠阅 0.9% 0.8% 1.0% 农家书屋或“社区书屋” 1.0% 1.7% 0.2% 我国国民最主要的读书地点“家里”，选择比例为91.8%；其次为“学校或工作单位”，选择比例为32.6%。 阅读地点 选择比例 阅读地点 选择比例 家里 91.8% 在公共汽车/地铁/火车/飞机等交通工具上 2.4% 学校或工作单位 32.6% 农家书屋或“社区书屋” 0.6% 图书馆 15.1% 其他 0.8% 书店或书吧 8.4% 家庭藏书量 本次调研数据显示，我国国民家庭藏书量平均为76本。其中城镇人口家庭平均书105本，远远高于农村人口的48本。被访者的学历越高，家庭藏书量越大。高年龄人口中家庭藏书量要显著高于低年龄群体中的家庭藏书量。这与“藏”书本身的特征有关，随着时间的累计会越来越丰富。 户口类型 家庭藏书量（本） 学历 家庭藏书量（本） 年龄 家庭藏书量（本） 城镇户口 105 小学及以下 54 18-29岁 54 农业户口 48 初中 38 30-39岁 38 总体 76 高中/中专 64 40-49岁 65 大专 118 50-59岁 118 大学本科 158 60-70岁 158 硕士及以上 370 注：以上数据为总体平均值，即包括了读书和不读书的全体居民 最受读者欢迎的图书作者排名 在本次调查中，我们请被访者列举他们最喜欢的单个国内作家的名字。我们对所有被提及的作家进行统计，得到最受国人喜爱的十位作家。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金庸、鲁迅和琼瑶。 具体排名如下表所示： 排名 作者 排名 作者 排名 作者 排名 作者 排名 作者 1 金庸 2 鲁迅 3 琼瑶 4 韩寒 5 郭敬明 6 贾平凹 7 余秋雨 8 巴金 9 老舍 10 古龙 最受读者欢迎的出版社排名 通过同样的方法，我们也通缉了最受国人喜爱的十大出版社。排在前三位的出版社分别是：人民出版社、新华出版社和人民教育出版社。 具体排名如下表所示： 排名 出版社 排名 出版社 排名 出版社 1 人民出版社 2 新华出版社 3 人民教育出版社 4 浙江人民出版社 5 上海人民出版社 6 陕西人民出版社 7 人民文学出版社 8 作家出版社 9 上海文艺出版社 10 北京出版社 我国国民购书状况 图书购书渠道 本次调查的数据显示，新华书店是我国国民买书的最主要渠道，选择比例达70.2%；其次为除新华书店外的其他书店，选择比例为42.4%。具体数据如下表所示： 买书渠道 选择比例 买书渠道 选择比例 买书渠道 选择比例 新华书店 70.2 其他书店 42.4 图书批发市场 12.2 书展、书市 12.7 街头书摊 35.7 网上购书 3.5 邮购 2.7 卖书者上门推销 0.2 其他 0.7 值得注意的是，“街头书摊”的购买比例排在第三位，高达35.7%。“街头书摊”这样的贩卖形式，一方面影响市容市貌，另一方面是盗版书籍流通的重要渠道，应该说是不被提倡购书渠道。但是“街头书摊”又被很多购书者作为主要的购书渠道。这可以从侧面反映目前我国书店等正规购书渠道可能存在一些购买障碍，导致很多读者选择在“街头书摊”购买图书。我们将读者经常买书的渠道和读者买书不便利的地方做对应分析。 在不同的人群中，对图书购买渠道的倾向性有所差异。城镇人口在“新华书店”、“图书批发市场”、“书展、书市”，以及“网上购书”倾向性较高；农业人口在“街头书摊”购书的倾向性较高。东部区域的人口、大型城市人口在书店、网上、书展书市购书的倾向性较高，中、西部区域人口、中小型城市人口在街头书摊购书的倾向性较高。具体数据如下表所示： 农业 非农 东部 中部 西部 大型城市 中型城市 小型城市 新华书店 63.9 76.8 71.7 67.5 70.1 75.1 72.2 63.7 其他书店 43.8 41.0 44.3 39.0 42.5 32.8 51.0 41.4 图书批发市场 10.0 14.5 8.6 18.2 12.5 14.5 12.6 9.8 书展、书市 8.6 16.9 14.3 12.5 9.1 19.3 9.0 10.9 街头书摊 40.2 31.0 30.8 39.6 41.7 34.7 33.8 38.7 网上购书 2.2 4.7 4.7 2.0 2.5 3.9 3.1 3.5 邮购 2.9 2.5 3.1 1.7 3.0 1.2 2.8 3.7 ...... 2009-3-2
星期一(Mon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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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危机下，中国出版行业日益受到影响，为实现岳麓书社推出《走向世界丛书》平装本的承诺，进行如下读者需求调查： 1.全球金融危机下，您对《走向世界丛书》平装本购书计划 A. 有所缩减 B. 不变 C. 有所增加 2.《走向世界丛书》平装本首推12本，您最希望的是哪些？（本轮投票限选12本） 《西海纪游草》.............林 鍼 《乘槎笔记•诗二种》........斌 椿 《初使泰西记》.............志 刚 《航海述奇•欧美环游记》....张德彝 《西学东渐记》.............容 闳 《游美洲日记》.............祁兆熙 《随使法国记》.............张德彝 《苏格兰游学指南》.........林汝耀等 《日本日记》...............罗 森 《甲午以前日本游记五种》...何如璋等 《扶桑游记》...............王 韬 《日本杂事诗》（广注）.....黄遵宪 《伦敦与巴黎日记》.........郭嵩焘 《出使英法俄国日记》.......曾纪泽 《漫游随录》...............王 韬 《环游地球新录》...........李 圭 《西洋杂志》...............黎庶昌 《欧游杂录》...............徐建寅 《英轺私记》...............刘锡鸿 《随使英俄记》.............张德彝 《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薛福成 《李鸿章历聘欧美记》.......蔡尔康等 《出使九国日记》...........戴鸿慈 《考察政治日记》...........载 泽 《欧洲十一国游记二种》.....康有为 《新大陆游记及其他》.......梁启超 《癸卯旅行记•归潜记》......钱单士厘 “《走向世界丛书》平装本读者需求调查”投票地址...... 2008-12-30
星期二(Tuesday)
晴
上午，阴雨，天气很冷，去念楼，送样书九套与钟叔河先生。 这是第五次见钟先生，又一次听他说话，半个多小时，先生一人讲，我们四个小辈，静静地听。虽然看起来还是很精神，还是侃侃能谈，终于还是不忍多打扰这位七十八岁的老人。他这一辈子啊，年轻的时候太热闹了，老人现在需要安静。 每一次坐到这位老人的旁边，听他的碎碎念，我总是有些感动，不明白为什么感动，也许，是感叹时间吧。...... 2008-12-14
星期日(Sunday)
晴
1.《走向世界丛书》专题网站（内容不断更新中）http://www.yueluhistory.com/modAmple/Zhuti/zouxiangshijie/index.htm 2.“《走向世界丛书》（修订本）新书发布暨钟叔河先生访谈”于2008年12月18日上午10：00在红网访谈室进行，红网 http://www.rednet.cn/ 现场直播。 3.《走向世界丛书》是二十年以来读书人有口皆碑的一套大型丛书：它是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记录，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是中国由封闭走向开放的纪程。丛书由于挖掘出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而愈加体现了钟叔河先生独到开放的眼光；其纵横捭阖的叙论则体现了钟叔河先生卓越超前的胆识；而丛书边款标题的独有方式体现了全新的古籍整理方式，因此这套丛书的出版赢得了当年文化学术界的一致好评，也使钟叔河先生进入了著名出版家的行列。 ...... 2008-12-10
星期三(Wednes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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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沙龙先生：我的解释并不是太复杂，只是就我所知在这里念叨念叨罢了，我在这里所说的，就是我知道的全部。至于您反映我的话“莫名其妙”，我决定再冒一次被指“复杂”的嫌疑，一并解答您和其他一些朋友的疑问。
1.此次《走向世界丛书》（修订本）只有精装珍藏版，因此印数极少，定位是“阅读，并且收藏”，全套十册，统一定价1200元，不拆开来卖。 2.《走向世界丛书》（修订本）没有平装本，以后也不会出版“十册合订本”这种形式的平装版本，即不会将现在的精装本原样制作成平装本。 3.即使以后推出平装本，也是采取单行本的形式，并不是简单换个封面、改个版式的事情，那将会是另外一种操作模式，也许已经是另外一套书了，选目会重新甄选，有所增删，突出的是每一种书，“走向世界”只是它们的共有属性而已。 4.所以，“这个在西方是常规，先出高价精装本，过一段时间再出廉价平装本，最终达到销售利益最大化。”这条常规，目前来看不适用于《走向世界丛书》（修订本）这套书。 >>引用社区地址 2008-12-8
星期一(Mon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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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的理解，所谓精装和平装的区别，也就是封面不一样吧，难道说因为精装了，内容就更好，最多纸张、版式有些差别吧？反正我看到的一些精、平的差别是如此。
----------------------------------- 沙漠-之舟 兄：您这段话里的疑问，小弟可以在此解答和解释。《走向世界丛书》共有三十六种，合订为十册，平均下来每本书有三四种之多。如第三本更是有《日本日记》（罗森著）、《甲午以前日本游记五种》（何如璋等著）、《扶桑游记》（王韬著）、《日本杂事诗（广注）》（黄遵宪著）等八种（其中《甲午以前日本游记五种》即是五种）。而钟叔河先生所写叙论，并非每种书前皆有，也就是说，书是三十六种，而叙论不足三十六篇，如王滔的《扶桑游记》和《漫游随录》分置两册而共有一篇叙论，戴鸿慈的《出使九国日记》和载泽的《考察政治日记》钟叔河先生也是一篇文章论之。鉴于此情况，若只是将合订本简单拆开来出单行本的话，势必因叙论的有无而导致全套书体例不统一，这对一套丛书来说是致命的，上述“在处理稿件的过程中，感到有很多细节问题处理比较复杂，容易出现问题”一语，具体所指，即为此。 >>引用社区地址 2008-12-5
星期五(Friday)
晴
其实，《走向世界丛书》决定出修订版的时候，本是准备在出版十册合订精装纪念珍藏版的同时，也分拆后印制三十六册单行本平装品种；但是后来在处理稿件的过程中，感到有很多细节问题处理比较复杂，容易出现问题；而若仅是挑选其中一些品种进行特别制作，又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事情；深感在出版精装本的同时推出平装本不太现实，因此我们决定集中力量推出精装纪念珍藏版，等待时机成熟后，再有选择地制作出版一些诸如《环游地球新录—— 一个大清海关官员万国博览会目击记》、《欧游杂录—— 一个大清特使购置北洋军舰幕后手记》的平装品种；至于最后选择哪些品种（如是否三十六种全部出版），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版（如是否大量增加插图，制作成插图本），我们将邀请一些专家进行专题研究后再操作，同时也可以多听取喜欢这套书的读者的意见和建议。
>>引用社区地址 2008-12-4
星期四(Thurs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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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走向世丛书》即将上市，目前正在抓紧制作最后一批盒套；
2.丛书护封保持原版风格，暗红色封面（见上图）采用仿羊皮制作工艺； 3.丛书全套十本，定价1200元； 4.丛书此次再版为精装，无平装本。 >>引用社区地址 2008-12-3
星期三(Wednes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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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近一年的努力，六百五十万字的《走向世界丛书》修订版的编辑出版工作，终于完成！
岁暮年初，《走向世界丛书》（修订本）终于出版了！想更多了解丛书相关信息，请您移步这里：http://www.yueluhistory.com/modAmple/Zhuti/zouxiangshijie/index.htm >>引用社区地址 2008-12-2
星期二(Tuesday)
晴
2008-12-2
星期二(Tues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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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世界丛书》重印前言 钟叔河 《走向世界丛书》的第一本，是一九八零年八月印行的，一九八六年二月印成了已出三十六种的最后一本，时间已经过了二十多年，“走向世界”看来仍须努力。 现在，岳麓书社终于决定重印这部丛书了。 作为丛书的编者和各书叙论的作者，我一直是希望丛书能够重印的，尤其是近两年来遇到了下面三件事之后。 第一件事是，零六年元月六日，《新京报》约了一百个人各写一则短文，介绍他去年最爱读的一本新书，有个人没有介绍新书，介绍的却是二十年前出版的《走向世界丛书》。此人名陆建德，是剑桥的博士、社科院的研究员，他举张德彝所述伦敦一车夫因鞭打马匹过甚被罚款并监禁一月为例，说“丛书所收著作，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开了国人的眼界，同时又让读者意识到，身边很多习以为常的小事，其实都是值得关注和检讨的。时至今日，这套丛书读来，依然具有让人不安的力量。” 我并不识陆君，《新京报》也是偶然看到的，看后却不能不佩服陆君之善读。人们读书，或求充实，或求愉悦，都无可厚非，但能从书中感受到“让人不安的力量”者盖鲜。《走向世界丛书》的作者未必都有郭嵩焘那样的深刻见解和梁启超那样的著名文笔，如张德彝者无非一同文馆出身的平凡外交官，但他亦有一特长，便是在外国看得多，记得细，连伦敦车夫鞭马过甚被罚这样的小事都记了下来。但能从此类记述中看出普世的价值，看到全球文明的愿景，联想起此时此地活取熊胆踏死小猫之类行径，从而感到不安，这不安便不会不成为“走向世界”的催化剂。陆君在这里用上了“力量”一词，真有会心，令我佩服。 《走向世界丛书》本不是什么供人们消遣的书，但像陆君这样不怕思想不安的人总还会有，而旧书难得，听说在网上已经卖到上百元几百元一册，则重印自不可缓了。 第二件事是，零七年夏天，岳麓书社杨君托人带来一篇海外出版的史学论文，论文的作者王尔敏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过去编《走向世界丛书》时，我曾向他请教，获益良多，又蒙惠寄著作多种，我也寄过书给他，但久已不通音问。这篇题为《总理衙门命使试探：斌椿之游访欧洲》的长篇论文，引言部分一开头便提到了《走向世界丛书》，说：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大陆对外开放新路初露声光，而学界出版界领先风气，立即有不少重要史乘史料问世，最具卓识远见者为岳麓书社某某所主编之《走向世界丛书》……相赠鄙人，为时已有二十年矣，不但感其厚爱，且深感其启我茫昧，导以明灯。”接下来又说： “当代中国政治，已是在加速对外开放，有一日千里之势。我相信某某真是一位有世界眼光的爱国学者，足当称为时代先知。……在此类史料上言，我原不陌生，但结合国家动向而展望未来，实在敬服某某的有心与用心，以启迪国人扩大视野，面对世界演变之新局。我当笃实的走历史学家之路，要步趋某某的研究前轨，从外交史论域探索十九世纪官绅所做的努力。” 王君对中国“走向世界”的成绩，尤其是对我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恐怕都估计过高了，但从他的论文中，确实看得出《走向世界丛书》对海外学人的影响。“走向世界”本来就不是单向而是双向的交流过程，为了使这种交流继续下去，丛书似乎也有重印的必要。 第三件事是，今年年初，偶往书市巡阅，忽见《走向世界丛书》所收的薛福成、张德彝诸人著作，有不少都被某出版社翻印了。是的，翻印，我说他们是明目张胆的翻印。薛张诸人虽然死在七十年前，他们的著作谁都可以印，但我还没有死，我的标点分段，改错加注，还有大量的边批，这些都是诸人原著所无，按政策法令的规定，“编辑版权”都是另有归属的呀！ 当然，对方可以辩说，错字你能改，我也能改；分段你可以这样分，我也可以这样分嘛。但原本没有的文字，完全是我撰写的，别人总不能一字不易地照抄吧？还有岳麓版因误排失校形成的错字，也一字不易地照错，这又作何辩解呢？ 我这样说，好像有点“违法必究”的样子，其实反躬自审，丛书未能及时重印，也是翻印者这样做的客观原因之一，因为读者有需要，出书有市场嘛。于是，从书市回来，我就拨通了有关的电话。 这次我所表示的希望，终于得到了湖南出版集团和岳麓书社现任负责人的理解和回应，《走向世界丛书》的重印终于启动了，无论如何，这总是令人高兴的事，虽然晚是晚了一点。 愿《走向世界丛书》能够引起更多读者的兴趣和思考，能够在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中起到更好的作用。 二千零八年五月二十一日，钟叔河于长沙城北之念楼。 【附记】 一九八三年以前，我是湖南人民出版社的编辑，丛书在该社出版过二十册，多系单行本。八四年我调岳麓书社（数年后即离开了），丛书随我转到该社，又印行了三十六种（含湖南人民出版社前出各种），合订十大册。此次再版重印，各书叙论都作了修订。...... 2008-5-31
星期六(Satur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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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2008.5.25——
「开篇语」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无“书”。 这样说或许有失偏颇，我们不是有过亿万人同挥一本“红宝书”的奇景吗？我们还有过偷偷流传的手抄本、掩藏箱底的文学名著……但是，那个文化荒漠的年代，哪里谈得上享受读书的乐趣？ 从这样的荒漠中走来，走到今天信息爆炸，乱“书”渐欲迷人眼，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转变。30年来，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出版业，真正意义上的公民阅读，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地发展起来。30年来涌现的无数好书，担起了启迪民智、繁荣文化的重任，不仅塞满了我们的书架，也充实了我们的内心。30年来的几次思想解放与文化潮流，与书有关，有书在场。 这些见证改革开放历程的书，有的形成了长久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有的领一时风骚之后就湮没无闻。提起这些书，你也许会想起当年窗下亮起的青灯、床头摊开的黄卷，和与书为伴的日子。 从本期开始，书评周刊推出“30年阅读史”系列专题，隔周见报。我们梳理30年来的最具代表性图书，每期回顾一套或一本，力图探究书页背后的故事和文本之间的真义。如果你还记得这些书，请和我们一起，抖掉封面上堆积的灰尘，再度翻开。 牢房锁不住新生的力量 时隔三十多年，钟叔河依然记得他在牢房里与朱正的讨论：中国为什么会走到现在这一步？下一步该怎么办？ 1957年，钟叔河被打成右派，因为他主张“党外办报”。比起其他“右派”，钟叔河的罪名尤其隆重。他所工作的《新湖南报》给他印的一本书里，记载了他提出的“四十八条”。比如关于民主，钟叔河讲：“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没有高度的民主政治，哪怕经济上再强大，也是没有很大吸引力的。”比如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钟叔河又讲：“强调专政必然会限制民主自由，使人民不能享受更多的权利。”那个年代敢这样讲话，不是右派是什么？所以钟叔河说：“我并没有被冤枉的感觉，当时没有，现在也没有。” 后来浩浩荡荡800万字“走向世界丛书”，就缘起于此。1970年，钟叔河被投进监狱，他和同在狱中的朱正经常交谈，一些私人想法逐步形成共识。“历史上的统治者，明朝的皇帝也好，清朝的太后也好，都是反对走向世界的。他们认为统治者的麻烦，是外部世界带来的。中国社会本是一个超稳定的系统，中国文化的本质也是内向的，自我感觉太良好。”钟叔河说，“坐牢的时候当然不会想到编书，但我一直在想，中国怎样才能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中国人怎样才能享受民主自由，不会因为读书和思想而受罪———这是封闭的国家、中世纪社会才有的现象。” 两人讨论的情形，朱正后来写有《述往事，思来者》一文记叙。萧乾在《长沙出版界四骑士》一文中，也谈到钟叔河的牢狱之灾：“那顶帽子对他毋宁是难得的‘幸运’，因为当旁人在歌颂大炼钢铁或大打派仗的时候，他好像早就料到80年代中国必将从阶级斗争的噩梦中觉醒，改革开放必将到来。” 1979年，钟叔河恢复工作，来到湖南人民出版社，立即开始着手编书。他广泛搜览前人的出国记述，包括日记、游记、考察记、报告书等。在很多朋友的帮助下，近代中国留学、出使、考察、旅游欧美日本的记载，搜集到了三百余种，包括不少难得一见的手稿和抄本，如张德彝《随使法国记》、周作人藏黄遵宪最后定本《日本杂事诗》、钱单士厘《归潜记》家刻毛本等。“浏览过这三百余种书，等于对我们民族从封闭社会走向现代世界的历史，做了一番纵横观察。”钟叔河决定，精选其中的一百种编辑出版，是为“走向世界丛书”。 出书并不容易。有朋友半开玩笑地对钟叔河说：“不怕戴卖国主义的帽子吗？”萧乾也担忧地提醒他：“那些夸耀民主自由的书，怎可让它们在社会主义光天化日之下重新与读者见面！你岂不是自找麻烦！”钟叔河说不怕，在后来为收入丛书的《西学东渐记》所写的导言中，他援引了1881年英国人H.N. Shore评价容闳的话：“中国本身拥有力量，可以在真正完全摆脱迷信的重担和对过去的崇拜时，迅速使自己新生。” 钟叔河：我求得发人深省的力量 钟先生说，我编这套书是有政治理念的，不仅仅为了赚钱。 新京报：是“文革”中的遭遇促使你来做这套书的工作吗？ 钟叔河：我和朱正在七十年代坐牢的时候，经常谈论一些问题，怎么我们这样的人，搞到坐起牢来了呢？“文革”使中国脱离了世界文明的正常轨道，我们当时实际上是被自己关起来了。 新京报：你反思的结果是什么？ 钟叔河：中国的问题，不是哪一个人处理得公正不公正的问题，而是要不要走向世界的问题。走向世界，也不是说我要过外国人的生活，买个小汽车什么的，而是要走向全球文明。所以我当时编“走向世界丛书”是有政治理念的，不是为了把古人这些书翻出来出版，然后赚点钱这 么简单。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钟叔河：这里有个问题，是不是一讲全球文明，就是向西方学习，而看不起我们自己的传统呢？中国是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国，我们从来不看轻传统文化，追求文明，追求民主自由，也是我们中国古代就有的优良传统。今天我们讲民主自由，往往被看作传承西方的精神，其实我们古代就有民主自由精神，为什么不发扬呢？中国的传统，是可以议论政治的，过去有话讲“天下有道，庶民不议”，那就说明天下无道，庶民就议嘛。 新京报：“走向世界丛书”对今天的读者有什么样的意义？ 钟叔河：你们新京报2006年1月6日有一篇文章，叫做《重读走向世界丛书》，因为湖南看不到新京报，我前几天才知道。作者是陆建德，是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所长。 他就讲了，2006年他重新看1986年的《走向世界丛书》，感触仍然很多。看到张德彝光绪六年在英国的日记，伦敦的一个马车夫因为鞭打自己的马过多，被罚款并且监禁一个月。这就说明英国这个国家很好，法理总是顾及到人情，马尚且不能乱打，何况是人？ 新京报：但是看的角度会有不同吧？ 钟叔河：我编的这套书，是19世纪末的人写的，到现在一百多年。这套书最后一本是1986年出版，到现在也有22年。到现在还有人看，说明一百多年前的人对西方世界的观察，至今还有意义，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国还没有完成。我们谈中国的缺点，不是不爱中国，而是爱得很，提倡爱国首先要做到的是文明进步，让国家可爱。 新京报：你选书的标准是什么？ 钟叔河：注重真实。务虚的文章我不收，纯粹讲外国人好或者骂外国的，我也不收，我只收具体事情的见闻和发表的看法。 我编任何一本书，郭嵩焘也好，曾国藩也好，周作人也好，都是用我自己的思想来编，都是为了使中国走向世界。曾国藩是一个旧时代旧文化的代表，但他是那个旧时代下，个人能力最强的人。即使是这样强的人，也挽救不了中国，这就说明这个统治和文化确实要死亡了。他个人可以说是成功的，但整个体制是无可挽回地走向末路。 虽然我的思想有偏颇，也不够深刻，可这是我的思想。我在序言里写过“我的杯很小，但我以我的杯喝水”，这是法国诗人缪塞的诗。从这些书里，我求得发人深省的力量。 钱钟书主动为丛书作序 1980年8月，“走向世界丛书”的第一种《环游地球新录》（李圭著）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到1983年，钟叔河在该社共出版了27种，共计20册（有的是合集）。这是丛书出版的第一阶段，立刻引起读书界高度关注。 “钟先生这套书，史料价值高，本身编得也很好。”现任岳麓书社社长的曾主陶说。好在什么地方呢？曾主陶认为，首先是选材精：“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留下的日记、笔记可以说浩如烟海，钟先生就选取‘走向世界’这个视角来组成专题，在80年代也代表着时代的要求，体现出中国人积极关注世界、走向世界的心态。”另外，编辑的功夫也炉火纯青，有眉批、边批，“更值得一提的是每本书前面的导读，研究很到位，钟先生的文笔也很漂亮。” 钟叔河把全部精力投注于此，当时没有电脑，要请人誊抄原稿，钟叔河再逐字校对，逐句标点，加旁批，做索引，写导言，这些导言甚至长达数万字。“一个月出一本，的确比较辛苦，但这是我自己早就想要做的事，所以不以为苦。” 钱钟书注意到了这套丛书，他对《读书》杂志的董秀玉表示，希望和钟叔河谈谈。1984年1月，钟叔河在北京第一次见到钱钟书和杨绛，送给他们新出的几种书。钱钟书建议钟叔河把自己写的叙论结集单行，表示愿为作序。钟叔河后来回忆这天的情景：“不巧我那天晕车，无法多请教，只再三希望他对书多提意见，便匆匆告辞了。” 回湖南后，钟叔河收到钱钟书的信：“你编的那套书，很表示出你的识见和学力，准会获得读众的称许。”此后两人书信往来数十封，钱钟书认真审读书稿，提出了许多修正意见，并破例为钟叔河作序。 这些信件，钟叔河都珍藏箱底。二十年后，杨绛给钟叔河的信中提到此事，“他（钱钟书）生平主动愿为作序者，唯先生一人耳。” 1984年起，钟叔河主持岳麓书社，工作条件好转，有了助手帮忙做索引、看校样。丛书也自1985年开始由该社出版，到1986年共出10册38种。加上之前湖南人民出版社所出的，“走向世界丛书”至此出齐第一辑，总印数超过70万册。其实当时还做过一个精装本，只印了百来套，没有向市场销售。 丛书涵盖内容丰富，有1847年容闳留学美国写成的《西学东渐记》，1866年斌椿、张德彝等奉派游历欧洲所作《乘槎笔记》和《航海述奇》，1867年王韬私人去巴黎、伦敦后所著《漫游随录》，1868年志刚巡回各国递交国书所作《初使泰西记》，1876年郭嵩焘出使英法的《伦敦与巴黎日记》，1876年李圭赴美国参加费城万国博览会写的《环游地球新录》，1878年徐建寅去德国考察造舰、兵工写的《欧游杂录》，还有唯一的中国人写的巴黎公社目击记——张德彝的《随使法国记》（原名《四述奇》），以及清末唯一的女子国外游记——钱单士厘的《癸卯旅行记》和《归潜记》，等等。艺术评论家李公明说：“在刚从文化禁锢和思想专制的重压下挣脱出来之初，大陆出版界面对的是思想资源贫瘠、知识与学术园地荒芜的状况，刚苏醒过来的中国知识界确是一片四顾苍茫。”“走向世界丛书”的出版，正逢其时。 以李圭的《环游地球新录》为例，“地球是圆的，今天连小学生都懂；但在当时，却发聋振聩，起了很大的启蒙作用。”钟叔河这样评价其开拓性，“康有为就是在他22岁读了《环游地球新录》等书后，才立志走‘向西方寻找真理’的道路。”八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在钟叔河看来，更迫切地需要“走向世界”。钱钟书也指出：“哪怕你不情不愿，两脚仿佛拖着铁镣和铁球，你也只好走向这世界，因为你绝没有办法走出这世界，即使两脚生了翅膀。人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世界，就成为人的世界。” 「同仁话语」 朱正（学者） 对今天读者依然有启发意义 “走向世界丛书”现在能再出版，是好极了的事情，这套书是非常有价值的。 这套书就是那些晚清时候最早从中国到外国去的中国人，所写的关于外国的见闻，当年我和钟叔河讨论的时候认为，这些文献的价值在于使中国能够打开眼睛看世界。原来中国长时期闭关自守，总以为中国的文化是世界上最好的，最高明的，认为外国的，所谓“夷狄”都是一些文化比中国要低的民族。到了晚清时候，知识分子们就知道，不是这么一个情况嘛。像郭嵩焘他们到英国去，看到外国的文化有比中国还要先进的地方。所以这个丛书对于促进中国的现代化是很有意义的，让我们现在的读者也可以明白，中国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是很艰难的，也是必然的。 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已经不知道这套书了。因为他这个书出来的时候正好是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那时候中国人对国外世界知道得非常少，看这些书有一些很新奇的感觉。这是老一辈，甚至比老一辈更老的，一百多年以前的人很难想象的。当时的外国不是现在的外国，当时的中国也不是现在的中国，所以正是对于今天的读者有很多启发的意义。但是事实上我想，现在的读者也能够明白，这个差异还是很大的。 2008-3-20
星期四(Thurs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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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走向世界丛书”确有接着出下去的打算，但还要看这次修订本推出后的市场反应。书稿的复印件，还都堆放在钟叔河先生家里。
二、“走向世界丛书”大概于08年六月上市。 三、萧乾老人1994年在《读书》上写有一篇妙文，《长沙出版界四骑士——记四套丛书和它们的主编》，极力称赞四套丛书和它们的主编。四骑士中，钟叔河先生居首。文中论述“走向世界丛书”和钟叔河先生的内容如下： 对于许多知识分子来说，80年代都是难以忘怀的。经济上人们终于摆脱了“越穷越革命”的路子，敢于走向富裕与幸福了。多少读书人头上被扣的各种帽子，忽然不翼而飞，建设大业又成为匹夫之责了。于是，从禁锢中解放出来的知识分子，个个摩拳擦掌，一心只想尽多地挽回失去的岁月，在各自岗位上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这方面可写的能人志士和可歌可泣的事迹，真是难以胜数。 80年代上半叶，我还在出版社工作。这里我想谈谈出版圈的四位能手。当时他们都属中年，又都在湖南人民、文艺和教育出版社以及岳麓书社工作，他们埋头苦干，不约而同地各自精心主编了一套极好地配合改革开放的丛书。每每翻阅他们这四套丛书，我就戏“封”他们为“长沙四骑士”。当然，80年代涌现的丛书很多，有的规模更大，并设有辉煌的编委会。但我在这里谈的只是： 钟叔河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 杨德豫主编的：《诗苑译林》 李全安主编的：《散文译丛》 曹先捷主编的：“世界著名学府丛书” 这四套丛书层次不同，内容各异，然而都从各自的方面和角度开拓了我们的视野，功绩不可泯灭。 50年代初，为了向国外报道中国的土地改革运动，我奉派去湖南参加土改。下去之前及结束后，都曾在长沙小住。当时湖南省委宣传部代部长李锐兼任《新湖南报》社长。他手下有几位思想境界高，工作能力强，而且是自学成材的青年干部，我同他们一见如故——而且1957年我们相继都遭到同样的厄运，被打入冷宫20年出头。钟叔河就是其中的一位。 30年阶级斗争的风暴后，80年代我们又联系上了。当时钟叔河已从青年进入中年，我则已开始被人称“老”了。然而大家既不为过去的委屈而喟叹，更不怨天尤人。今天从钟叔河在出版史上的辉煌成就来看，那顶帽子对他毋宁是难得的“幸运”，因为当旁人在歌颂大炼钢铁或大打派仗的时候，他好像早就料到80年代中国必将从阶级斗争的噩梦中觉醒，改革开放必将到来。为了拥护革新他一头扎进古纸堆中，夜以继日地披阅如山的资料，随阅随注。于是，1984—1988年当他主持岳麓书社时，十大卷800万字的“走向世界丛书”就一本本地问世了。这是一位学者只手(他只在很短时期有过一位助手)编出来的，是卓越的知识和胆识的结晶，是废寝忘食的成果，也是一位受过委屈的知识分子在复苏之后对民族文化事业的重大贡献。 这些日记、游记、随感和杂录的作者都不是凡夫俗子。他们中间有钦差大臣(如李鸿章)，出洋考察的大臣(如载泽)，驻外使节(如郭嵩焘)，出访的学者(如康有为和梁启超)，也有留学生(如容闳)。尽管身份不同，他们身在域外，都揣着一个问题在观察：李鸿章最关心的是中日战争咱们为什么打败，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里指出：“论者谓美国人民离英独立而自由，此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世界无突然发生之物。”然后指出西方民主始自地方自治。关于日本维新运动的观察，更多是针对当时清政府的腐败。所有文章的着眼点都在：旁人有的好东西咱们也该有，旁人的缺点咱们要避免。 出访人员最羡慕的是民主，而在皇帝还稳坐金銮殿宝座上的当时，这可是足以掉脑袋的，胆子真够大的!光绪十六年，一位作者居然敢写道：“泰西之君虽不拘男女，然为君而不能尽君道者，国人不服，则政令有所不好，不得安其位矣!”还说，“西方无讳之典，其君之名国人均可呼之。” 这套书真称得起雅俗共赏。它是上好的近代史课的补充教材，也可作为茶余酒后消遣的轻松读物。当时，从落后一大截的中国出发，去正在闹着工业革命的泰西游览，新鲜事物可多啦，有的读来简直令人捧腹。一篇文章中这样描绘所乘的火车车厢：“其制为板屋，宽丈二三，长三丈。鳞次设椅。椅三人，分两行，八排，坐四十八人。”(志刚：《初使泰西记》)这不过就是今天极普通的三等车厢而已。但令人感动的是，当时奋发图强的出国人员不图享受，一心一意只想把外国的好东西尽量“搬”回来。所以他们是以如饥似渴的心情，睁大了眼睛，注视着外边一切在当时来说是先进的事物。 倘若要我开一门“编辑艺术”课，我首要选的范本就是这套“走向世界丛书”。每逢在刊物上看到90年代有些书出得糙劣，不但错字连篇，而且编排紊乱，我就不禁像鲁迅的《风波》中那位九斤老太婆那样慨叹“一代不如一代”了。 一个人编这么一套800万字的书已够奇迹了，而且钟叔河编得多么出色啊!这套书令人认识到一个编者的责任绝不仅仅是把稿子往印刷厂一送，然后尽量少出点讹误而已。十卷“走向世界丛书”说明，书的编辑正如报纸的编辑，倘若勤奋、用心思，把工作当作发挥才智的天地，是大有可为的。 除了“总序”之外，钟叔河为所收的纪述文章都写了专论，更可贵的是编者为每文所加的边注,大多概括内容，有的也带评注性质。这是说，编者是先把全文咀嚼了之后，才端给读者的。刘锡鸿的《英轺私记》前边，就附有编者的《用夏制夷的一次失败》。随着黎庶昌的《西洋杂志》，就附有编者的《一卷西洋风俗图》。80年代选集出得不计其数，然而这样认真的编者有几个!每文不但有边注，而且大都还附有索引。 同样弥足珍贵的是每卷前面的插图。那是照像术刚发明出来的19世纪，可以设想这些像片搜集起来要比文章著述更要艰难多了，它们都是逃过了大毁文物的十年浩劫的漏网之鱼。这里有清末文人官吏的相片，有原著的封面装帧及作者手迹。相信大多是从大图书馆的珍本室及世家箱底夹缝中觅到并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精心复制的。 “走向世界丛书”是钟叔河及他的岳麓书社在80年代主要的但远不是他的全部贡献。他利用他那块出版园地，他那块大展鸿图的舞台，整理编辑出版了一大批早被人们忘记甚至遭到唾弃的前人著作，诸如胡适、周作人甚至无影无踪地消失了的储安平的著作。这里，我不妨作点自我暴露：当他征询我对某些前人著作的出版意见时，我曾狠狠地给他泼过一阵冷水。当时(也许现在依旧)我仍震悚在1957年的批判风暴之下，一见“民主自由”就吓得浑身发抖。我说，那些夸耀民主自由的书，怎可让它们在社会主义光天化日之下重新与读者见面!你岂不是自找麻烦! 然而钟叔河并未理睬我泼的冷水。他出了，他保全了一大批在文化史上应当留下的著作，而且至今也并未因此而受到批判。在表彰这位岳麓山人的才智学识时，还不要忘记他的果敢。胆小鬼永远难成气候，世界就是靠有胆识者的推动而前进的。 >>引用社区地址 2008-5-20
星期二(Tues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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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2008.5.11——
启蒙的作用看似很慢，实际很快 在钟先生的寓所,我们的谈话从上午9点开始,下午6点钟结束,钟先生的口才好,在出版业是有名的,在谈话中,我几乎很难插上话,尽管我是带着几十个问题去的。在晚上的饭局上亦然,听钟先生说故事,成为入座者共同的乐趣。 当天的访问中,我们的谈话被两个电话打断,我们谈话的地点,也随时在客厅和书房之间变换,钟先生很自如地在客厅、书房的抽屉、书柜中找出80年代的照片、剪报给我看,照片和剪报都有些泛黄,但是依然平整如新。 钟先生说,他一般不接受采访,有高血压,话说多了,对身体不好,并且,他也不愿意谈一些东西,说了,心情会很阴郁。不过,在当天的采访中,他依然说了很多,除了谈《走向世界丛书》,其中很大一部分谈话也涉猎新近发生之事,他说,“我说的,也不一定接近真相,老年痴呆症来得比较快,我想还是赶紧说一些。” 为了写叙论,我给自己取了很多名字 南方都市报:1979年,你从茶陵劳改队回到长沙,当时已经是几月份了? 钟叔河:3月,当时,朱正和我的女儿还有家人到火车站接我,我穿上了劳改时的衣服照了相,当时并不用穿那么厚的衣服,我是特意穿上的。回到长沙后,我原来是在《湖南日报》被划的右派,按照规定,改正后是应该回原来的单位,但是,我不愿意回报社,我本来就不喜欢办报纸。那个时候办地方报纸,没有什么空间给编辑、记者个人,报纸就是报道一些农业生产,没什么意思,我对编副刊也没什么兴趣。当时划成右派,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想离开《湖南日报》,想自己办一份不是机关报的报纸,但实际上在当时办一份非党的报纸是很难的,湖南解放前只有一张报纸叫做《民主报》,我的老伴就是在那里面。《民主报》创刊比《湖南日报》还早,但是后来就办不下去了,有些调到报社,有些调到民盟机关,我老婆就是那样来的,她调到了《湖南日报》。改正后,我就更不想回《湖南日报》了。 南方都市报:当时一心想进出版社? 钟叔河:也不是,我准备到机械工业部门去当一个工程师。因为我被《湖南日报》开除的时候只有28岁,后来为了生活,我就学会了机械制图。我以前也学了机械的功课,机械是由很多零件凑成的,要尽量地用标准零件。关于这方面我读了好多书,我希望能够成为一个熟练的机械工程师,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养家。我这个人搞文化工作,办报纸,很容易引火烧身,容易出问题,我不容易接受某些观点。不过后来也没去成,他们还是认为我做文字工作好,正好朱正举荐我去湖南人民出版社。 南方都市报:当时你进出版社后,是什么职务? 钟叔河:我划右派之前是一个编辑,到出版社了,还是恢复为一个编辑。刚进出版社时,还要写一篇作文参加考试,所有人都要考试。这个很有意思,看我作文的人,现在就住在我的楼上。这些我可以接受,一言难尽。到这里来,就有人不欢迎我。他们反对我的理由就是说这个人有思想,不好驾驭——这让我很反感,人又不是牛马,为什么要驾驭?我这个人就是这样,你如果不懂,我是不大愿意接受你瞎指挥的。后来我也学乖了,我可以不作声,但是我不会照你的做。 南方都市报:进出版社是什么时候? 钟叔河:大概是1979年10月。我当时从牢里出来后,我不接受他们的处理。当时1979年右派叫做“改正”,坐牢的问题叫做“平反”。坐牢放出来,原先是作为错判放出来的,撤销原判、予以释放。我不同意,我说,你们错误了,要平反,并且要补发工资,要向我纠正错误,这是个错案。落实了政策,我就不怕你了,我就据理力争。抓我是1970年,《湖南日报》把我开除是1957年,1970年我在街道工厂绘图,拿57元工资,我原来是报社是拿80多元,当时社会上物价没有很大的变动。抓我的时候,我每个月是拿多少钱,就要按这个赔——当时我为此拿到了一笔钱,有几千块,不到一万块钱。 南方都市报:在1979年,你能感觉到一些变化吗? 钟叔河:真正的变化,也不止发生在1979年,这个话说得长一点。判刑的时候,我判十年,朱正判三年,朱正就说,我这三年肯定要坐满,你是肯定不会坐满的,为什么呢,毛泽东活不到十年。这个话当时要是被传出去,是要被枪毙的。我在牢里面,感觉后来的气氛慢慢变得松了一些,慢慢地有些缓和了,当时也不是天天强调学政治,我已经感觉到有一阵风了,有一种新的气息,那种新的气息没有什么明显的标志,不过说明当时统治的严密程度开始缓和下来。我在林彪事件以后就有这个感觉,等到毛泽东一死,我们就知道一个时代结束了。 南方都市报:进出版社后,怎么会想着要做《走向世界丛书》? 钟叔河:在监狱里,我和朱正就在思考一些问题,编《走向世界丛书》,我实际上是想纠正一些东西。中国的基本问题,就是中国的底子是封闭的,过去古代世界都是被分割成不同地区,古老文明都是独立发展起来的,文字都不同,语言也不同,当然也不排除偶然的接触,但偶然的接触是随机的,不是自觉的。现在埃及的文字已经不是金字塔上的那种,但是我们的文字三四千年变化并不大,说明我们中国的文明是孤立的文明,同样是划分为不同的地区,各自生长起来的文明。 中国文化有独特的性质,那就是我们的保守能力非常强。这是一把双刃剑,我们的文化因为内向,产生了很强的凝聚力,几千年以来,都是很顽固地拒绝外来的文化,而且本能地认为中国人优于外国人。当然,这几年不行了,有些人变成了崇洋媚外,就算是崇洋媚外,内心骨子里面还是阿Q的心理,“你算什么了,我们原来比你阔得多!” 文明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我们要学习别人的长处。日本人全盘唐化,自己没有文字,但也没有变成中国的殖民地,而且反过来还打你；后来他全盘西化,他不仅没有成为英美的殖民地,而且还打英美。这便是走向世界的结果。 南方都市报:中国文化的保守、封闭和内向,直接促使你编辑《走向世界丛书》? 钟叔河:其实《走向世界丛书》,我所做的就是搜集中国人最早走到外国去留下的文字记载。中国人对外国的理解,比外国人来了解中国的时间和深度有天壤之别,利玛窦到中国来,他是有文化的人,他能学会汉语,但是中国人到外国去,绝大多数都是不懂外文的,是通过翻译了解的,只有极少数人懂英文,英文水平也很低,1840年鸦片战争后才开始出去一批人,他们对外国的看法也是很有成见的。刘锡鸿以为,外国人看书是反着看的。实际上文字有直行的,有横行的,你不能说以你的为标准。利玛窦拿第一张地图来看,中国皇帝便不能接受中国不是在世界的中心,因为欧美的地图都是以大西洋为中心。 我们所有问题的根源,包括我们坐牢,都是因为中国拒绝全球文明,拒绝接受自从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产业革命以后形成的人权观念、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像孟德斯鸠、卢梭的东西,这个东西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中国古代也有这种思想,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中国也有这样科学的思想,王充就提出“疾虚妄,究真实”,他主张“无鬼论”,他就说,你主张有鬼,就捉一个给我看看,这就比较接近欧洲的实证主义了。我并不是说中国的一切都不行,本人是中国人,黑头发黄皮肤,这是变不了的,但是,我们的问题就是出在太封闭、太故步自封了。 南方都市报:当时做这套丛书,遇到了一些怎样的阻力? 钟叔河:明显讲反对出这个书的人还没有,有人只说不应做“丛书”,要做“丛刊”。后来又有人说不要出那么多,或者不要自己署名写文章。另外有些人要审稿,要瞎改,外行改起来很头痛。 不过也会有很多细小的限制,做《走向世界丛书》,出版社有所谓的选题和书号,书号是上面有规定的,出版社告诉我,有人便说一年最多出四本,你不可能一个人把书号占了。我当时在历史编辑室,一年可以出三十本书,有五个编辑,每个人只有六本,但是我认为丛书只出两本,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如果你一年只要我出四本,那我就不出嘛,我五年以后再出,五年也有二十本,我一起出嘛,他们就说我是在出难题。 我在《走向世界丛书》中,每本前面都有叙论,他们也不说反对你写文章,他们说,向来不主张编辑在出书时搭车发表自己的文章,我认为文言文写的这些,一般大学生还看不懂,如果不写一篇叙论,介绍书里面是怎么回事,读者面会大大缩小。有的读者也许就只看我前面的文章,为了我那篇文章买我的那本书,我想现在也会有些人只看了我前面的文章,所以我必须写叙论。写叙论时,不能用自己的名字发表,那我给自己取了很多名字,何守中倒过来念就是钟叔河,顾及世就是古籍室,后来这些书出版了,有很好的反应。他们就说,当初是很支持这些书出版的。我随他们怎么去说吧。 南方都市报:我了解到,你刚进去时,还是临时工? 钟叔河:对。我“改正”是《湖南日报》帮我“改正”的,“改正”了,就要留在《湖南日报》里面工作。我觉得很奇怪,说:既然你们觉得我对你的工作那么重要,1957年怎么把我开除出去?我是最后一批改正的,你觉得我重要,那为什么直到最后才给我改正?由于我的档案关系没有转到出版社,出版社要我工作,但又不能正式给我开工资。不过,他们也知道只要我不去,迟早要转来的。 南方都市报:你进了出版社半年,就开始出版《走向世界丛书》,为什么那么快,当时是有一种紧迫性? 钟叔河:也没有什么紧迫性,我进出版社了,就必须要做事,要出书。出什么书呢?我最想做的就是《走向世界丛书》。 钱锺书主动给我写序,要给我“壮一壮声势” 南方都市报:当时编《走向世界丛书》,就是你一个人做? 钟叔河:当时我就是一个普通编辑,在我上面,还有副主任、主任、副社长和社长。当时还闹了一些笑话,我写文章,主任说要审稿,表示他做了工作。文章本来是通的,被他一改,反而不通了,我又重新把它改过来。但是碰到古文,我加了小标题,同时在后面有个框指出不能多出八个字,他最后改出十几个字。这几十年,我们就是把一些不能做事的人放到一些位置,掌握一定的权力,他不停地给能做事的人制造麻烦。 南方都市报:你之前没有编书的经历,一接触出版,就做这样的丛书,会不会有人怀疑你的能力? 钟叔河:我没有编过书,但是编过报。发稿的技术问题都很好解决,我原来有个女同事就在出版社,她很熟悉技术问题,我跟她聊上两三个钟头,我就知道了。只要一个正常的人就很容易学会,并不需要很聪明,难就难在找到这些书,当时没有复印机,手抄就会有错字,我就要校对错字,我还要给古书加标点,在长沙查资料也很不方便。不过,我出了几本书后,在北京有一些影响,得到一些人的支持,到图书馆去也没有什么限制,原书有些是木刻本,有些是稿本,也有些是抄本。 南方都市报:我了解到,1980年你到北京去见过李锐,你和他聊起过《走向世界丛书》没有? 钟叔河:他也是支持,他不是专门搞文史,但是近代史也都是熟悉的,当时也没有展开谈这个事情,我当时主要是想找他将我的女儿从内蒙古调回到湖南。 南方都市报:当时在做《走向世界丛书》,最难的是什么? 钟叔河:最难的是写叙论。写叙论需要把为什么要整理这些书的现实意义阐释出来。古代的中国是一个内向的国家,是一种内向的文化,这并不是近代才有的,是中国固有的本土文化,本身就有这么一面。当然她本身也有很多好的东西,因为我们过去的文化并不是漆黑一团的,我们有丰富的古典文学遗产,有丰富的古代思想,珍贵的思想,比如老子、庄子、孔子、孟子也有很多好的思想,好的教育思想,好的政治哲学,好的伦理哲学,这都是好的。我并不是对我们的传统文化采取虚无的态度。 但是到了“文革”期间,“四人帮”实行的就是文化专制主义,就把中国古代文化里面最不好的东西,把它发扬到极限；把好的、珍贵的东西贬低到极限,把美好的东西都作践了。我是在那样的情况之下,在“四人帮”的统治之下,开始觉得中国非得改革开放,不走向世界,是不行的。 南方都市报:当时的叙论,为什么没有找别人约写? 钟叔河:我不太喜欢请别人写,在当时,也不太容易找到人来写这些文章。我做编辑,只编我要编的书,并且我编曾国藩、周作人的书,很多人都是反对的。别人的书,我怎么编,怎么加工,最后出来,就是我的编辑作品,我通过他来宣传我要宣传的思想,推动我要做的事业,我在想中国这个国家怎么办,不是什么大声疾呼,我认为中国还是要慢慢地启蒙,改变人的思想。这个好像很慢,实际上很快,我写一本书印一万册,可能会有五千个读者,有些人买书并不读,五千个读者中可能会有一千人读了后受到一些影响,可能会有几百人会介绍给别人看,我出的所有的书,曾国藩的也好,周作人的也好,我都指向一个方向,中国不能不改变,中国要改变。“四个现代化”,我是很反对的,四个现代化最重要的就是脑子的现代化,还有就是社会和政治制度的现代化。 南方都市报:《走向世界丛书》出来以后,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钟叔河:影响很大。首先的影响就是很多人都想看看这些书,陈原、范用、沈昌文和董秀玉他们都要看这个书,因为他们都要评论这个书。还有钱锺书也说,这个编者,如果他到北京来,我很愿意见见他。因为这个书很有意义,钱锺书为我的叙论集写了序,序的原稿还在我这里,有三封。短短的序,他写了三次,他让我提了意见,提了以后,他照改,他讲我的好话,都被我删掉了。杨绛说,这是钱锺书平生唯一一次主动写序。我离开后,有一封信是董秀玉转的,我当时忘记留下地址给他,我晕车,很不舒服,忘记留下地址。我并无意去争取他写序,是他自己讲,你写的这个叙论尤其有意思,希望印单行本。那时只出了几种,还印不了。我后来也没有给三联出,只给中华书局出了,他给我写了个序,壮一壮声势。 南方都市报:听说钱先生不仅写序,还多次写信对这套书提出意见,当时,他提了些什么意见? 钟叔河:主要在外文译文方面提了些看法,因为我的外文不行,我在后记里写:“我的杯很小,但我以我的杯喝水。”我将这说成日本人写的,他告诉我,错了,这是法国诗人缪塞的诗。他还将法文原文写了出来,我根本不懂法文,英文我也不是很懂,只认得字母,我修了5年英文,但是早就丢了。 南方都市报:我看过朱正写了一篇文章说,1982年的春天,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召开第一次小组会议,你作为省级出版社的,参加这个会议是唯一的一个人。那么当时在这个会中有没有谈到《走向世界丛书》? 钟叔河:那个时候,《走向世界丛书》是被一致肯定,列入了国家规划,当时我提的主要是新编曾国藩的大全集。至于《走向世界丛书》,几乎所有人都说好,说好的人包括钱锺书、陈原、萧乾在内的很多人,这套书在外面也有影响了,法国、英国都有翻译版,也是因为有这套书,很多人才知道有我这个人,国务院才找我去开会。 南方都市报:当时你趁着这个机会提出出版曾国藩的书的要求? 钟叔河:是的。那时候我没有提周作人,周作人的书不属于古籍范围,不是会议讨论的内容。不过,在当时尽管有人称赞我的《走向世界丛书》,实际上有很大一批人没有认真地读过,甚至还没通读过我写的叙论。中国人就是这样,讲一本书写得好,没有人去认真看,讲一本书写得不好,也没有人认真去看。 南方都市报:你当时想过没有,这套丛书为什么在当时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 钟叔河:这个问题要大家来讲。在没看到这些书之前,很多人不知道曾经有批人到过外国去,写了一些文字,这是第一批到外国去的精英,这本身是世人所感兴趣的事情。另外,由于中国长期封闭,不跟外国人来往,所以我们现在向外开放,在思想上要突破很多东西,突破自己的观念,看看前人是怎么突破,也是必要的。 所谓走向世界,就是走向外部世界,从改革开放的意义上看,先走出去的人的水平更高一点。中国的文化实际上是一种内向的、向心力的、保守的文化,这种文化体系是强有力的,走向世界也是很艰难的。那么我们就要看看这些先行者当时是怎样突破这些难题的,他们突破了没有。也有些人到外国后,认为中国的礼教优于外国,还是反对和外国往来。一个长期封闭的国家,它的开放初期,走向世界的这帮人的体会,的确是很有意义的。我认为当时走出去的人,总体上比现在的人都深刻一些,现在的中国人的思想普遍是肤浅的,他们不大注意考虑两种文化和制度的不同,也不做比较和研究,或者是有意无意的回避。 南方都市报:原计划出100种的,但是实际只出版了36种,这会不会是在您的出版工作中比较遗憾的事情? 钟叔河:我是1989年离开出版社的。离开后,我现在的工资不低,在这栋楼里面,包括局长和编审,我的工资是最高的。我是1981年评的“正高”,那是终身的,那不是技术职务,是职称,我是离休干部,不受退休的影响,我住的房子很大。这方面我没有什么抱怨,只可惜丛书没有出齐。 南方都市报:后来有人提出继续出完剩下的64本? 钟叔河:当时我计划出的100本,其他64本的资料我也都齐了,做好的已经记了标号,只要复印就行了,书在这里,还是会有人继续做的,如果没有人做,我会把书卖掉。有些是刻本抄本,不卖不行,因为家里的人没有搞这个的,他们也不重视这个东西,死掉了,可能要做废纸处理。 南方都市报:《走向世界丛书》马上就要重印了,有人说很难出现80年的红火局面,因为时代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你认为《走向世界丛书》在当下是否还有现实意义? 钟叔河:我认为既有历史意义,也有现实意义。我刚才讲的,中国要走向世界,这个过程是远远没有完成的,还在走向世界的起步阶段。经济上好像与外面的交往很多了,甚至还很强势,但是我们中国的现代政治、哲学以及现代人文精神,我们还在外面,还没有融入。比如三权分立,普遍的民选,这是大家都公认的,我们中国人没有搞起来。再像新闻自由、出版自由和三权分立,这是人类普遍接受的,我们也没有做到。所以说中国没有融入全球体系。 我说主张传播西方,学欧美,并不是说西方的就都好。很多制度并不全都来自外界。中国古代也有选举,议政、监察、弹劾等制度原来比欧洲还先进。李鸿章掌权,我可以上书,请求杀掉李鸿章,李鸿章不能找他麻烦的。可以上书言事,湖南人可以讲广东的事情,可以公开讲的,这就是言论自由。那时候考试是很严格的,如果徇私舞弊,是要杀头的。现在开后门却是公开的,这些就是现代化前的痕迹,官本位的遗留。中国在这些现象上,远远还没有现代化,还没有真正地走向世界。 它让我们打开眼界 李公明(批评家,广州美术学院教授) 我一直认为,中国一向并不缺少心智成熟、文风简约、以怀人谈书说掌故之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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