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汪 伟
新民周刊年25期
目前中国面临的诸多难题中，最急迫的是重建公民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利益多元化已经出现了，经济和社会的多元化由需要社会组织的多元化，但公民组织作为一个社会制度始终没有跟上来，始终是滞后的。
邓玉娇的行为当然是走投无路，如果她有一个很好的可以保护自己的方法，她为什么不用？在那个非常具体的环境里，这样的方法对她来说是遥不可及的。除此之外，她想不出办法来维护自己的生命和尊严。类似的还有刘某黄事件（6月15日，东莞民工刘某黄因为迟迟拿不到工伤赔偿试图自杀，被劝阻后，与工厂的台商高管发生冲突，持刀杀死二人、杀伤一人——编者）。这个事件是由于我们的制度不健全、渠道不畅通造成的。这样的事情看上去是偶然的，其实每天都在发生。不健全的制度必然造成非理性的现象，反过来又使得民众对他们抱有很深的同情。很多这方面的同情已经形成了一种社会情绪。这种情绪有可能引发一种愤青式的偏激，也有可能起到正面的作用。
在“邓玉娇事件”中，同情的舆论力量起到了正面的制衡作用。和司法的独立一样，网络发达产生的民间独立的舆论的压力，它的正面意义在孙志......
萧功秦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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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公民社会”
急诊室效应与大国之难
记得10年前，在戊戌变法100周年的时候，笔者提出过一个观点：中国要特别警惕出现“急诊室效应”。
什么叫“急诊室效应”？当长期不改革，一个人变成危重病人的时候，送到急诊室，医生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必须动大手术，不动手术这个人就要死了，因为病太重了。另一种意见说病人抵抗力太弱了，不能动大手术，一动手术他就要死了。动手术也要死，不动手术也要死，两种意见都对，但这两种意见是一对悖论。
第一种我们叫做激进派医生，第二种叫保守派医生。激进派和保守派都抓住了问题的本质，但都无法解决问题。这才是真正的困难。要避免这个问题，必须不失时机地进行改革。但从这10年的形势看来，笔者当时的担心不幸应验了，心中怎不怅然？
由于存在较多社会不公问题，动不了手来解决，社会的矛盾不断尖锐化，对立情绪严重。现在解决问题的难度越来越大。尤其是这两年，受经济情况影响，政府陷入两难之中。一个邓玉娇案最后变成一件影响力巨大的事件。如果我们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就对公民社会的发育多加关注和引导的话，问题可能要好一些。现在从政府的角度去考虑，要承认公民社会，首先出现的会是对立性组织，但是不走这条路的话......
什么叫“急诊室效应”？当长期不改革，一个人变成危重病人的时候，送到急诊室，医生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必须动大手术，不动手术这个人就要死了，因为病太重了。另一种意见说病人抵抗力太弱了，不能动大手术，一动手术他就要死了。动手术也要死，不动手术也要死，两种意见都对，但这两种意见是一对悖论。
第一种我们叫做激进派医生，第二种叫保守派医生。激进派和保守派都抓住了问题的本质，但都无法解决问题。这才是真正的困难。要避免这个问题，必须不失时机地进行改革。但从这10年的形势看来，笔者当时的担心不幸应验了，心中怎不怅然？
由于存在较多社会不公问题，动不了手来解决，社会的矛盾不断尖锐化，对立情绪严重。现在解决问题的难度越来越大。尤其是这两年，受经济情况影响，政府陷入两难之中。一个邓玉娇案最后变成一件影响力巨大的事件。如果我们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就对公民社会的发育多加关注和引导的话，问题可能要好一些。现在从政府的角度去考虑，要承认公民社会，首先出现的会是对立性组织，但是不走这条路的话......
小学生活的回忆
一
我是一九五三年进上海昆山路小学的，小学紧依着昆山路上的一个小教堂“景林堂”。我们学校的礼堂就是景林堂的布道大厅的底楼改建而成的，建国前它就叫景林小学。我们就在这个用教堂的底楼分隔开的教室里上课。
直到半个世纪以后的2006年，我在台北国史馆阅读蒋介石档案时，才十分偶然地从档案中得知，1927年11月17日，蒋介石就在昆山路上的这个景林堂的礼堂里做过礼拜。十几天以后他与宋美龄在上海成婚。不久前，我回到虹口区旧居旧地重游时，才注意到景林堂门口墙上已经嵌上了一块大理石板，上面介绍说，宋氏兄妹的父亲宋耀如先生早年就是这个教堂的牧师。这时我才弄明白，当年蒋介石为什么选择到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教堂里来做礼拜。这些有趣的典故都是我们过去根本不知道的。我敢说，从读这所小学时开始，当时和以后的所有的校友与任教的老师，谁都不知道，在不同时期，蒋介石与宋美龄与我们曾经坐在同一个礼堂里。
五十年代的小学生比现在的孩子要快乐得多，学校与家庭生活中都没有多少压力，重点与非重点中学的区分，在家长、学生与教师心目并没有占有那么严重的意义。我是在六年级毕业前填表时，才临时决定把华东师......
我是一九五三年进上海昆山路小学的，小学紧依着昆山路上的一个小教堂“景林堂”。我们学校的礼堂就是景林堂的布道大厅的底楼改建而成的，建国前它就叫景林小学。我们就在这个用教堂的底楼分隔开的教室里上课。
直到半个世纪以后的2006年，我在台北国史馆阅读蒋介石档案时，才十分偶然地从档案中得知，1927年11月17日，蒋介石就在昆山路上的这个景林堂的礼堂里做过礼拜。十几天以后他与宋美龄在上海成婚。不久前，我回到虹口区旧居旧地重游时，才注意到景林堂门口墙上已经嵌上了一块大理石板，上面介绍说，宋氏兄妹的父亲宋耀如先生早年就是这个教堂的牧师。这时我才弄明白，当年蒋介石为什么选择到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教堂里来做礼拜。这些有趣的典故都是我们过去根本不知道的。我敢说，从读这所小学时开始，当时和以后的所有的校友与任教的老师，谁都不知道，在不同时期，蒋介石与宋美龄与我们曾经坐在同一个礼堂里。
五十年代的小学生比现在的孩子要快乐得多，学校与家庭生活中都没有多少压力，重点与非重点中学的区分，在家长、学生与教师心目并没有占有那么严重的意义。我是在六年级毕业前填表时，才临时决定把华东师......
如何入手重建中国的公民社会
摘要：社会利益摩擦变大，群体性事件频发，根本原因是缺乏社会中间组织的沟通和协商，此为官民关系“非常态”。要建立和谐的“新官民”关系，可结合历史路径，借鉴东亚邻国，将现有国家控制的工会等社会团体通过法团主义的路径，向自主性的公民社团转型，让国人从中获得民主的学习机会，最终走向公民社会。
问：如何看待近来频发的“群体性”事件？
答：近年来，官民关系摩擦变大，其基本原因是，我国处在转型时期，利益日益多元化，社会矛盾严重，不同社会群体诉求缺乏与政府进行沟通的渠道，政府处理事态的机制又缺乏弹性，导致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这是非常态的官民关系。
造成这一困境的根本原因是，我国缺乏强有力的社会中间组织，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更具体地说，在当今强势政府控制的社会建制中，并没有有效地形成一套整合30年改革开放衍生来的利益多元个体的制度机制，当政府不得不面对没有组织的无数游离态的个体时，连对话或谈判的对象都找不到，一盘散沙式的个人在社会上如果没有组织来予以整合，就会成为由游离态的个人聚合而成的“乌合之众”，极易造成冲突频繁发生。缺乏中间组织的社会里，社会矛盾将无法通过政府......
问：如何看待近来频发的“群体性”事件？
答：近年来，官民关系摩擦变大，其基本原因是，我国处在转型时期，利益日益多元化，社会矛盾严重，不同社会群体诉求缺乏与政府进行沟通的渠道，政府处理事态的机制又缺乏弹性，导致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这是非常态的官民关系。
造成这一困境的根本原因是，我国缺乏强有力的社会中间组织，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更具体地说，在当今强势政府控制的社会建制中，并没有有效地形成一套整合30年改革开放衍生来的利益多元个体的制度机制，当政府不得不面对没有组织的无数游离态的个体时，连对话或谈判的对象都找不到，一盘散沙式的个人在社会上如果没有组织来予以整合，就会成为由游离态的个人聚合而成的“乌合之众”，极易造成冲突频繁发生。缺乏中间组织的社会里，社会矛盾将无法通过政府......
我反对虚骄的民族主义
2009年3月27日，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萧功秦在上海寓所接受了《新民周刊》记者的访问。
萧功秦生于陕西，祖籍湖南，这位80年代新权威主义现代化理论的代表学者，多年来致力于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近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史、20世纪中国政治史等。几年前，萧功秦《为什么我反对激进民族主义》一文曾产生广泛影响，他对当下的民族主义思潮也颇为关注。
我们不需要制造敌人
《新民周刊》：最近，一本名叫《中国人不高兴》的书引发热议，对此，你怎么看？
萧功秦：这几天我上网查了一下《中国不高兴》相关网页，几周以来，居然已经达到200多万网页，可见这本书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之大。毫无疑问，这本书的作者们鼓吹的其实就是一种高调的、虚骄、激进的民族主义。
这本书的作者之一王小东是我的多年朋友，被这本书点名批评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人士中也有我不少朋友，看来中国的思想文化已经进入多元化时代了，虽然，我并不同意《中国不高兴》中的许多观点，但作为中国正在发展的多元思......
2009年3月27日，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萧功秦在上海寓所接受了《新民周刊》记者的访问。
萧功秦生于陕西，祖籍湖南，这位80年代新权威主义现代化理论的代表学者，多年来致力于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近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史、20世纪中国政治史等。几年前，萧功秦《为什么我反对激进民族主义》一文曾产生广泛影响，他对当下的民族主义思潮也颇为关注。
我们不需要制造敌人
《新民周刊》：最近，一本名叫《中国人不高兴》的书引发热议，对此，你怎么看？
萧功秦：这几天我上网查了一下《中国不高兴》相关网页，几周以来，居然已经达到200多万网页，可见这本书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之大。毫无疑问，这本书的作者们鼓吹的其实就是一种高调的、虚骄、激进的民族主义。
这本书的作者之一王小东是我的多年朋友，被这本书点名批评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人士中也有我不少朋友，看来中国的思想文化已经进入多元化时代了，虽然，我并不同意《中国不高兴》中的许多观点，但作为中国正在发展的多元思......
改革在不断试错中前行
（时代周刊访谈录）
编者按 有人曾要求新权威主义现代化理论的领军人物萧功秦，在一分钟之内把新权威主义表述清楚，他如是说：“只有在现代化导向的强势政府引导下，形成的政治稳定，才可以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只有多元经济的发展，才能形成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与明晰化，以及利益主体互相之间协商精神与妥协的游戏规则，这种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商关系，才是民主的真谛。”在他看来，这样一个渐进的发展路径与逻辑，才是新权威主义的精髓所在。
和那些期望一蹴而就的改革“激进派”不同，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萧功秦是一个温和、稳健的思想者。他沉醉于历史，习惯于用长焦距来探视改革。他心地从容，珍视改革的每一个脚印，他相信渐进的力量。他总是愿意作纵向比较，如此一比较，他就觉得现在已经比过去进步太多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作为过来人，对于中国的变化，他已经“太感激了”。
萧功秦说他是一个幸运的人，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时代的多元性，让他的观点有了表达的空间，并且得到社会的呼应。在二十多年来的不同意见的争鸣中，自己的思想得到了磨砺与深化。萧功秦说，他的新权威主义......
（时代周刊访谈录）
编者按 有人曾要求新权威主义现代化理论的领军人物萧功秦，在一分钟之内把新权威主义表述清楚，他如是说：“只有在现代化导向的强势政府引导下，形成的政治稳定，才可以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只有多元经济的发展，才能形成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与明晰化，以及利益主体互相之间协商精神与妥协的游戏规则，这种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商关系，才是民主的真谛。”在他看来，这样一个渐进的发展路径与逻辑，才是新权威主义的精髓所在。
和那些期望一蹴而就的改革“激进派”不同，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萧功秦是一个温和、稳健的思想者。他沉醉于历史，习惯于用长焦距来探视改革。他心地从容，珍视改革的每一个脚印，他相信渐进的力量。他总是愿意作纵向比较，如此一比较，他就觉得现在已经比过去进步太多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作为过来人，对于中国的变化，他已经“太感激了”。
萧功秦说他是一个幸运的人，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时代的多元性，让他的观点有了表达的空间，并且得到社会的呼应。在二十多年来的不同意见的争鸣中，自己的思想得到了磨砺与深化。萧功秦说，他的新权威主义......
我看到一个真实的日本
从日本旅行回来，颇有收获。这是我第三次去日本，有幸遇上一位颇有见解的华侨导游，一路上分享着他对日本的经验与感受。
导游打趣说，他家的窗户从来不关，因为邻居都关窗，他开窗也就等同于关窗。后来我坐地铁也发现，日本人在车厢里决没有中国地铁里那种轻松自然的气氛,似乎所有的人都沉默无语。
日本这个民族确实很特殊，导游说日本人重义不重情，这一看法帮助我解决了一个过去始终无法解释的疑问。记得有一个日本海军士兵的二战回忆录中记述，当年他们把一艘美国军舰击沉时，会整齐地站在甲板上向沉入海中的美国战舰与军人致最后的敬礼，全世界恐怕很少有一个民族会以这种方式对待沉入海中的敌人。另一方面，日本人与人之间有一种约定俗成的距离感，这也就是重义不重情吧。
总的说来，大多数日本人对中国人既谈不上爱也谈不上恨，老一代中那种提倡一衣带水的亲华派已经淡出,另一方面,土肥原式的以侵华为己任的周游中国全境的日本浪人也早已经绝迹。用导游的说法，对于中国，日本人谈不上感情投入,日本人关心中国,多出于利益考虑。中国占日本进口贸易的第二位，日本占中国进口贸易的......
导游打趣说，他家的窗户从来不关，因为邻居都关窗，他开窗也就等同于关窗。后来我坐地铁也发现，日本人在车厢里决没有中国地铁里那种轻松自然的气氛,似乎所有的人都沉默无语。
日本这个民族确实很特殊，导游说日本人重义不重情，这一看法帮助我解决了一个过去始终无法解释的疑问。记得有一个日本海军士兵的二战回忆录中记述，当年他们把一艘美国军舰击沉时，会整齐地站在甲板上向沉入海中的美国战舰与军人致最后的敬礼，全世界恐怕很少有一个民族会以这种方式对待沉入海中的敌人。另一方面，日本人与人之间有一种约定俗成的距离感，这也就是重义不重情吧。
总的说来，大多数日本人对中国人既谈不上爱也谈不上恨，老一代中那种提倡一衣带水的亲华派已经淡出,另一方面,土肥原式的以侵华为己任的周游中国全境的日本浪人也早已经绝迹。用导游的说法，对于中国，日本人谈不上感情投入,日本人关心中国,多出于利益考虑。中国占日本进口贸易的第二位，日本占中国进口贸易的......
日本旅行归来致友人的信
萧功秦
作者按：最近我在《中国新闻周刊》上发表了“我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日本”一文，发表时由于篇幅所限，只有原先全稿的一半。该文在网上受到不少青年朋友的批评，现将全稿放在博客上来发表，供各位朋友参考。不知这篇长了一倍的文字会不会使一些青年朋友心情平和一点？
我于前天刚从日本返回上海家中，七天旅行颇有收获。这是我第三次去日本，也是第一次真正的旅游。我们有幸遇上一位颇有见解的华侨导游。他八十年代来到日本，在日本定居二十多年，见多识广，又善于思考，与他攀谈，也很是投缘，一路上分享着他对日本的经验与感受。
导游一开头就告诉我,日本人性格是内向的。我确实注意到日本每家人家都不喜欢开窗户，连小旅馆也是如此。导游打趣说，他家的窗户从来不关，因为邻居都关窗，他开窗也就等同于关窗。后来我坐地铁也发现，日本人在车厢里决没有中国地铁里那种轻松自然的气氛,似乎所有的人都沉默无语。
日本这个民族确实很特殊，导游说日本人重义不重情，这一看法帮助我解决了一个过去始终无法解释的疑问，记得有一个日本海军士兵的二战回忆录中记述，当年他们把一艘美......
作者按：最近我在《中国新闻周刊》上发表了“我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日本”一文，发表时由于篇幅所限，只有原先全稿的一半。该文在网上受到不少青年朋友的批评，现将全稿放在博客上来发表，供各位朋友参考。不知这篇长了一倍的文字会不会使一些青年朋友心情平和一点？
我于前天刚从日本返回上海家中，七天旅行颇有收获。这是我第三次去日本，也是第一次真正的旅游。我们有幸遇上一位颇有见解的华侨导游。他八十年代来到日本，在日本定居二十多年，见多识广，又善于思考，与他攀谈，也很是投缘，一路上分享着他对日本的经验与感受。
导游一开头就告诉我,日本人性格是内向的。我确实注意到日本每家人家都不喜欢开窗户，连小旅馆也是如此。导游打趣说，他家的窗户从来不关，因为邻居都关窗，他开窗也就等同于关窗。后来我坐地铁也发现，日本人在车厢里决没有中国地铁里那种轻松自然的气氛,似乎所有的人都沉默无语。
日本这个民族确实很特殊，导游说日本人重义不重情，这一看法帮助我解决了一个过去始终无法解释的疑问，记得有一个日本海军士兵的二战回忆录中记述，当年他们把一艘美......
思想碰撞在台湾——四年前的旅台日记
四年以前的仲春，我在台湾访问了一个月，这段日子正值民进党开始第二次执政，台湾岛上人们的选战激情渐趋平静，两岸关系处于新的敏感时期。台湾知识分子在思考什么问题？台湾学者与普遍民众是如何看待两岸关系的？台湾民主转型有什么经验教训？这些都是我所感兴趣的。尽管海峡两岸都进入了信息社会，但人们对另一边社会生活的理解，仍然经由既存文化的不自觉过滤。在台湾的日子里，我有意接触各种类型的人，尽可能地聆听他们的想法。即使晚上十二点返回寓所，我也会把当天的感受心得在笔记本电脑上记录下来，有时要写到深夜二点，这是因为第二天还有新的思想交流在等着我。日记中记下的是我对自己所看到的一个真实的台湾的观感，其中也包括自己在台湾的讲演与交流中表达的思想以及台湾朋友的反应。可以说，本文并不是一般的台湾观光日记，而是一份访学者的思想实录。两岸知识分子的思想自由交流与碰撞，在四年后的今天，或许仍然会引发读者的新的思考。
与台湾研究生讨论知识分子的使命
上午十点多钟，我在大学综合大楼听上海学者S君所作的关于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
四年以前的仲春，我在台湾访问了一个月，这段日子正值民进党开始第二次执政，台湾岛上人们的选战激情渐趋平静，两岸关系处于新的敏感时期。台湾知识分子在思考什么问题？台湾学者与普遍民众是如何看待两岸关系的？台湾民主转型有什么经验教训？这些都是我所感兴趣的。尽管海峡两岸都进入了信息社会，但人们对另一边社会生活的理解，仍然经由既存文化的不自觉过滤。在台湾的日子里，我有意接触各种类型的人，尽可能地聆听他们的想法。即使晚上十二点返回寓所，我也会把当天的感受心得在笔记本电脑上记录下来，有时要写到深夜二点，这是因为第二天还有新的思想交流在等着我。日记中记下的是我对自己所看到的一个真实的台湾的观感，其中也包括自己在台湾的讲演与交流中表达的思想以及台湾朋友的反应。可以说，本文并不是一般的台湾观光日记，而是一份访学者的思想实录。两岸知识分子的思想自由交流与碰撞，在四年后的今天，或许仍然会引发读者的新的思考。
与台湾研究生讨论知识分子的使命
上午十点多钟，我在大学综合大楼听上海学者S君所作的关于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
再谈《集结号》与未来文化的复兴
为什么我喜欢《集结号》？
我的前文发表后，在网上引起一些朋友的质疑。我在前文中写道，《集结号》可能象征着中国文化复兴终将到来，并不是说从此中国将走向文化复兴了，我的意思是说，透过《集结号》，我看到了中国文化事业走向繁荣的一些积极因素。单纯这些因素并不能自动地导致未来的中国文化复兴，文化复兴还仍然另外一些重要条件，例如全民族对人性的更为深切的认识，人文主义或人道主义价值的觉醒，国家文化政策的进一步宽松化（虽然，三十年来已经有了相当的进步），此外，还需要异质文化与本土文化的有机融合，中国传统文化的接活，并产生新的突破，对二十世纪中国命运的深刻反思，等等。这些因素对于一个民族的文化兴盛是不可或缺的。
我曾经对中国目前的文化创作颇为失望，尤其是前些日子看了电影《夜袭》以后，感觉坏极了，整个电影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假字，全是在“主题先行”的原则下编造出来的，虽然主创人员想避免的正是这一点，这种从导演、编剧到演员的程式化已经不自觉地形成了一条龙的制假产业，并成为中国影视文化的主流。主题先行加上以假为真，已经成为我们民族文化发展的梦魇。尤其可悲的是，久而久之，新一代的人们不以为怪......
我的前文发表后，在网上引起一些朋友的质疑。我在前文中写道，《集结号》可能象征着中国文化复兴终将到来，并不是说从此中国将走向文化复兴了，我的意思是说，透过《集结号》，我看到了中国文化事业走向繁荣的一些积极因素。单纯这些因素并不能自动地导致未来的中国文化复兴，文化复兴还仍然另外一些重要条件，例如全民族对人性的更为深切的认识，人文主义或人道主义价值的觉醒，国家文化政策的进一步宽松化（虽然，三十年来已经有了相当的进步），此外，还需要异质文化与本土文化的有机融合，中国传统文化的接活，并产生新的突破，对二十世纪中国命运的深刻反思，等等。这些因素对于一个民族的文化兴盛是不可或缺的。
我曾经对中国目前的文化创作颇为失望，尤其是前些日子看了电影《夜袭》以后，感觉坏极了，整个电影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假字，全是在“主题先行”的原则下编造出来的，虽然主创人员想避免的正是这一点，这种从导演、编剧到演员的程式化已经不自觉地形成了一条龙的制假产业，并成为中国影视文化的主流。主题先行加上以假为真，已经成为我们民族文化发展的梦魇。尤其可悲的是，久而久之，新一代的人们不以为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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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梦烟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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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nfei1990
2009-10-27 1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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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25 08:23
lanwenzhi
2009-10-25 0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