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晓渔

　　1月12日，拥有900万人口的海地发生里氏7.3级地震，死亡人数预计在10万到20万之间。打开报纸、电视、网络等各种媒体，海地地震都是重点报道对象。其中“负面报道”占据多数，诸如“数以千计海地灾民逃离太子港 奔他乡找食物”、“海地黑帮袭击救援人员 警察号召灾民自行执法”、“海地医疗设施匮乏 邻国多米尼加医院挤满灾民”、“海地灾民手持木棒枪支 互相抢夺物资”、“海地灾区持续混乱 灾民疯抢美国签证”、“海地地震遇难者尸体草草掩埋 真实遇难数难统计”等等。

　　“外国媒体”的这些“负面报道”，是对海地人民的恶毒攻击吗？当一个国家几乎遭到毁灭性的“天灾”时，更多地报道“人祸”是别有用心吗？处在一个生死攸关的时刻，批评草草掩埋遇难者尸体，是吹毛求疵吗？我经常听到一种观点，在紧急时刻，人民需要暂时放弃批评和质疑，全力信赖和支持政府，因为没有政府就无法开展救援工作。按照这种观点，“负面报道”纯属“吃饱了饭没事干”，扰乱民心，应该禁止，更应该出现的是一些鼓舞人心的“正面报道”，诸如某位女士如何用自己的乳汁喂养饥饿的儿童，某种动物如何坚韧不拔发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渡过难关。

　　可是，仔细想想，报道只有真实和虚假之分，难以分为负面或正面。灾民背井离乡，黑帮袭击救援人员，医疗设施匮乏，灾民抢夺物资、疯抢签证，尸体草草掩埋，这些是“负面报道”吗？最多只能说是“负面事实”。灾民背井离乡或者疯抢签证，甚至连负面事实都不是。如果在一场巨大的灾难面前，民众失去了迁徙的自由，只会使灾难加剧，“天灾”成为“人祸”，那才是最为负面的。如果把黑帮袭击救援人员视为“负面报道”，那多半说明你是黑帮成员，只有逃犯才会忌讳通缉令。只有在警匪一家的情况下法治报道才会面临重重禁令。至于医疗设施匮乏、灾民抢夺物资、尸体草草掩埋，这些负面事实说明医疗、食物和卫生存在种种亟待解决的问题。

　　有些部门习惯于对“负面报道”持负面态度，仿佛那些让人不快的负面事实是媒体制造出来的，只要禁止了“负面报道”，负面事实也就不存在了。但是，海地地震中的“负面报道”影响了救援工作吗？显然没有。甚至可以这样说，没有这些“负面报道”，救援工作就无法开展。不知道哪里粮食、治安、医疗、卫生出现问题，不知道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救援工作就会无的放矢。先入为主得预设好人好事一定是真的，“负面报道”一定是假的，是把正/负等同于真/假，不管从逻辑上还是事实上说，都是无法成立的。

　　对救援工作没有实质帮助的恰恰是那些“正面报道”。虽然好人好事让人感动，但是面对一场严重的灾难，依靠好人好事是远远不够的。女士愿意贡献自己的乳汁固然可歌可泣，但不是每个饥饿的孩子都会遇到一位女士，不是每位女士都正好处在哺乳期，不是每位哺乳期的女士都愿意贡献乳汁。解决儿童的饥饿问题，无法依赖乳汁，只有在“负面报道”的充分聚光之下，才能建立一套全面、有效的救援机制。

　　“正面报道”和“负面报道”不构成冲突。不能认为有了众多鼓舞人心的好人好事，那些“负面报道”就是子虚乌有的。人性的复杂性，会在灾难面前充分呈现出来，既会有极致的善，也会有极致的恶。如果说“正面报道”是彰显极致的善，“负面报道”则有助于制止极致的恶。除此之外，“负面报道”还为救援工作提供帮助，也可以促使政府和公众反思。救援和反思应该是同步的，不是先后关系，只有一边反思，才能一边提高救援水平。认定只有救援结束才有时间和精力总结工作，那种观点过于天真。救援之后的总结，通常不是什么反思，而是表彰大会。

　　当一场巨大的灾难发生，能够亲临现场的只是少数。对于其他绝大多数围观者来说，传播“负面报道”正是对地震力所能及的关注。此次地震，海地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手忙脚乱，让人叹为观止。差可安慰的是，海地政府并不否认自己的无能，而是向国际社会和国际媒体开放，没有阻止各国记者对地震进行报道，也没有以“谣言”为名谴责“负面报道”。这是不幸中的万幸，无能中的有为。

　　按：本文写于2003年，“夏令营”的时间是2001年。

　　我与崔卫平老师是网友。两三年前的网络，不像现在是精英们必争的文化高地，那时还是没有什么象征资本的文化盆地。我们在一个叫“世纪沙龙”的网站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故事从一场虚拟的辩论赛开始，论题为“福柯是不是诗人”。反方是一位熟读福柯的朋友，他遍读相关书籍均未发现福柯写过诗歌；正方则是我们这些并不相识的朋友，认为一位有想像力的写作者也可以被称作诗人。事实上，这个论题没有什么标准答案，大家后来着重对争论中的话语规则进行了反思。对我而言，答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认识了一位叫“snoopy”的网友，她就是崔卫平。有些巧合又有些必然的是，此前我就是她不折不扣的忠实读者，几乎搜集并阅读了她所有的文章。

　　喧宾夺主的“snoopy”，几乎成为“世纪沙龙”的女主人，组织了一场又一场的思想舞会。每一次的主题都出人意料又水到渠成，比如“萨伊德扔石头”、“爱与正义———从安提戈涅说起”。临近暑假的时候，她突然在网上贴了一张邀请函，请一大群陌生的网友参加非虚拟的“夏令营”———这位女主人胆子真够大的！过不多久，我就收到一封电子邮件，题目为《有关Snoopy夏令营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

　　一、免费提供早餐一顿，吃完饭各自洗碗，snoopy抹桌子。时间：8：00。
　　二、每周一、二、三、五、六提供免费、现成午饭一顿（因为有阿姨小周买菜、做饭），其余午饭和晚饭由参加吃饭的人共同商议、购买和烧煮，排名单轮流洗碗；外出的人不在内。
　　三、单独外出者晚间12点前回家；临时决定不回家者，请于11点前打电话告知snoopy；但不必（和不许）告知他／她现在在什么地方。
　　四、如无阿姨小周在的日子，各人自己在洗衣机洗衣服；也可以互相帮助。但要征得对方同意：“我可以帮你洗衣服吗？”或者“你可以帮我洗衣服吗？”
　　提倡“新生活”，鼓励坐地铁：在有地铁到达的地方原则上不许打车；个别的经过本人打报告、集体讨论协商获得批准后方可。
　　该协议尚可修改，以求进一步完善。

　　那是我第一次去北京，雷阵雨刚刚席卷那个城市，我和两个朋友一起敲开崔卫平的门，身后一串水迹。虽然事先已经电话预约，但还是很不巧，她正和一群朋友在书房讨论问题。没有任何被打断的不快，她把那些“大名鼎鼎”的朋友介绍了一番，就“丢开”他们，引我们进了另外一个房间。我与人交往需要慢慢预热。可是那个下午，在一座刚刚谋面的城市，与一个刚刚谋面的老师，我们却迅速进入话题。很多学者的面孔就是名片，他们的表情、手势乃至语言，随时提醒观众他们是大人物。但与崔卫平交谈，你不会想到她是北京电影学院教授，也不会想到她是一位著名学者。那些外在的身份几乎都与她无关，她就是那位叫崔卫平的朋友。在崔卫平身上，更多的是一个公民对生活的敏感，而不仅是一个知识分子对学问的陶醉。有时，前者必须面对一些不是问题的问题，后者却喜欢用思考的深刻性取消问题的复杂性。

　　在随后的近十天，她的书房就被我们改造成营房，陆陆续续入住了五六名“营员”。我们也被剥夺了喊她“老师”的权利，“营员”之间都是同学关系，大家互相以网名相称。不知道她的邻居们会不会纳闷，崔卫平家怎么突然多出许多宠物，“狗狗”、“蚊子”、“鬼头鬼脑”的叫声此起彼伏，天哪，还有“注水猪肉”、“喂猪格格”和“龙子”！

　　有崔卫平的地方，就有笑声在。在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体系里，“笑声”和“泪水”往往成为两极，前者与浅薄、无知相关，后者则与沉重、深刻相关。“黑暗中的笑声”，却提醒我们不能对苦难视而不见，但对苦难感又要有所节制。后来我读《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传》，总是有一些章节似曾相识，仔细想想，原来闪现着她的身影。据说崔卫平的“恶作剧”，经常会让一些正人君子不快，大概是他们不可冒犯的威严受到致命的挑战。“严肃”和“认真”通常结伴而行，不严肃的崔卫平却非常认真。为了深入讨论一个问题，她会专门跑到誊印社请人输入一些重要文章，然后把它贴上网。夏令营的早饭，往往是从她的“故事会”开始。“营员”们经常忘记手中的茶叶蛋和蛋糕，一顿饭吃完已是午饭的时间。从另一方面来说，认真的崔卫平也不喜欢“严肃”。有次，她给我们讲一篇文章的构思，说到一半，突然跑到隔壁拿出巫婆一样的玩具，然后告诉大家，她这篇文章的题目就叫“革命的‘巫婆’”。这篇《革命的“巫婆”》最终写成了，收在一本书里，但读到的人很少。

　　十天的“夏令营”就这样转瞬即逝，那个夏天已成往事，时间短暂而记忆永恒。

　　山西煤矿重组等事件，引发关于“国进民退”的激烈讨论。经济学者和行政官员的观点有着很大分歧，经济学者大都认为这标志着新一轮的“国进民退”，行政官员则否认出现“国进民退”的现象。虽然他们对山西煤矿重组等事件的评判截然不同，但是这种分歧的背后开始有一个共识，至少在公开表达中他们都与“国进民退”保持距离。即使行政官员，也不再盛赞“国进民退”是舍小家、为大家，而是避之惟恐不及，反复列举各种数字，证明不存在“国进民退”。当然，这些数字难以说服经济学家，后者通过更为详尽的分析，说明“国进民退”已经是既成事实。

　　此前，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词语是“国富民强”。从“国富民强”到“国进民退”，说明各方终于意识到“国富”不等于“民强”，两者未必是水涨船高的关系，很有可能是此消彼长，“国进”导致“民退”。

　　我同意经济学者们的分析，也同意他们对于一些国有企业借用行政权力兼并民营企业的批评。但是，让我更感兴趣的是吴晓波先生最近发表的《致煤老板的一封公开信》，他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私有财产遭受严重损失的“煤老板”，无法得到大多数中国民众的同情和声援，然后自问自答，批评“煤老板”作为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群体，没有考虑社会责任，缺乏良好的社会形象，所以当他们的利益出现沉重损失，民众非但不会为“民退”而痛心，甚至还会“幸灾乐祸”。对于吴晓波的这个观点，一些经济学者有着激烈的批评，认为这是站在了权力的一边。

　　我不认为民营企业的财产受到损失，是罪有应得。如果是“罪有应得”，那应该通过法院来解决。但是，据一位温州“煤老板＂透露，他们也想过打官司，但“有关煤矿的案子，法院一概不接”。（《东方早报》2009年11月2日）但是，吴晓波的批评，依然值得民营企业家认真对待，并不限于“煤老板”。

　　一些经济学者以古典自由主义的立场为民营企业家进行辩护，但很多民营企业家完全不知古典自由主义为何物，他们挥之不去的是“帝王心结”。山钢收购日钢，被视为“国进民退”的另一起标志性事件，其中民营企业日照钢铁集团董事长杜双华，在员工看来有着浓重的“帝王心结”，办公区豪华如宫殿，外面还有一圈“护城河”围绕。（《中国周刊》2009年10月15日）一个民营企业家，无论具有什么情结，这都是他的思想自由，他把办公区修成什么样子，也是他的权利，都没有违反法律。但是，这不意味着不能从价值层面对这些观点和行为进行批评、检讨、反思。我们可以一边支持民营企业维护私有财产的权利，一边对民营企业家头脑中的观念进行批判。

　　很多民营企业家平时拥有“帝王心结”，颐指气使、前呼后拥、一言九鼎，但是在维护自己权利时，却是不折不扣的“草民心态”，畏畏缩缩、瞻前顾后、欲言又止。《东方早报》曾经报道，在一个浙商的小型沙龙上，30多位“煤老板”没有一个愿意首先发言，几乎每个人开场的第一句话都是“希望媒体不要公开姓名，电视画面也请处理一下”，唯一愿公开姓名的“煤老板”，最终也放弃了主办方为其安排的主题发言。我曾在网上看到“煤老板”出席一些会议时的照片，面带墨镜，神色紧张。一位“煤老板”更是明确表示：“至于什么‘国进民退’，那不是我们争论的内容，合法不合法由专家论证。”

　　毋庸讳言，“煤老板”在公开场合的沉默，是因为背后面临强大的压力。但是，当一个人自身的权利受到侵害时，他拒绝公开站出表达自己的观点，希望搭顺风车，希望学者或者政府担任“青天”角色，这种“草民心态”让人不敢恭维。当“草民心态”和“帝王心结”集中在同一个人身上，那就不仅无法让人同情，还会让人有些不以为然了。相比之下，广州番禺市民表达自己不同观点的公开、理性、温和，是“煤老板”们无法比拟的。如果说到恐惧、压力或者后顾之忧，广州番禺市民需要承担的更加沉重，他们的力量更加单薄。

　　最后必须再次重申，我绝不认为民营企业家拥有“帝王心结”和“草民心态”，他们的私有财产就不应受到保护，我也不认为“帝王心结”和“草民心态”是民营企业家的专利，民营企业家不乏具有深刻思考者。“国进民退”的主要责任不在于民营企业家，但是民营企业家需要对自己的理念和行为进行充分的清理。如果经济学者不愿对民营企业家的“帝王心结”和“草民心态”进行批判，那是否也不要批判民众的“仇富心理”？否则，岂不是只许老板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作者：王晓渔

　　“地产大亨”潘石屹，一向长袖善舞、能力出众，最近“老革命碰见新问题”，被誉为“最窝囊”开发商。北京提前进入冬季，潘石屹居住的建外SOHO小区却因为两家物业公司发生纠纷而停暖停电，室内温度不足3度。作为开发商兼业主，潘石屹一边积极开展生产自救，响应部分业主倡议，提供公司账号作为公共缴费平台，以便度过这个冬天；一边通过博客“上访”，呼吁政府协调干预。但是，这位“地产大亨”也深知维权之难，已经做好“移民”打算，准备搬迁至其他住处。

　　潘石屹此举被视为“别有用心”，有的媒体更是指责他有取代物业公司的个人目的。“别有用心”容易成为诛心之论，这里不去讨论，SOHO小区遭遇的停电停暖问题，并非空穴来风。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地产大亨”的遭遇不是个案，另外一位“童话大王”遭遇类似的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解决。早在2008年的冬天，郑渊洁足额缴纳供暖费之后，抽到了书房暖气停止供暖的大奖，他给市政供暖热线12319打了17次报修电话，千呼万唤，暖气依然千娇百媚，拒绝现身。今年3月份，郑渊洁在博客上惊喜地宣布，发现书房停止供暖的疑似原因，当天的《北京晚报》报道，北京某供暖办公室主任孙某某，利用职权，贪污供暖补贴费77万元。可是，第二个冬天已经来临，他的书房依然寒冷如初。

　　去年，郑渊洁曾经通过博客“上访”，公布了自己在书房全副武装、身穿棉衣的工作照。我怀疑这张照片坏了事情，既然你可以全副武装、身穿棉衣，那就说明没有暖气，“情绪基本稳定”，更何况你经常呼吁环保，那就让你身体力行、身先士卒。所以，我建议郑渊洁今年公布一张身穿单衣、瑟瑟发抖的工作照，告诉有关部门，如果书房无法恢复供暖，“童话大话”很有可能成为“卖火柴的老男孩”，倒在自己的书房里。这样，或许会有奇效，当然，也不能过于乐观。最好是向潘石屹学习，一颗红心、两手准备，一边生产自救，一边准备“移民”。

　　一位“地产大亨”，一位“童话大王”，在广大人民群众看来，应该具有“呼风唤雨”的能力，但是，他们却连“呼电唤暖”都做不到，以至于“饥寒交迫”。当然，两者原因不同，一个是因为物业公司，一个是因为市政机构。在那些习惯于“仇富”或者“反智”的群体看来，物业公司和市政公司把他们教育了一下富豪和精英，无疑是出了一口恶气。不过，也不必过于幸灾乐祸，潘石屹和郑渊洁随时可以“移民”，等这种事情落到自己头上，就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经常有学者批评中国民众缺乏平常心，批评每个人都想成为成功人士，不愿成为“平凡的人”。潘石屹和郑渊洁的遭遇告诉我们，要做一个“平凡的人”，比做成功人士还要困难。什么是“平凡的人”？他至少应该拥有用电用暖的权利吧。可是，“地产大亨”和“童话大王”只能通过“移民”才能实现这一目标。绝大多数民众争先恐后地“出人头地”，并非是把成功人士当做终极目标，无非是想拥有“平凡的人”的基本权利。一个“平凡的人”，需要拥有最低限度的教育、医疗、住房条件。他们不是缺乏平常心，而是太渴望过上平常的生活了。在成功人士都会饥寒交迫的情况下，民众只有“出人头地”，才能做一个“平凡的人”。

　　当公民权利成为特权，人人都会渴望“特权”。挑学校，递条子；动手术，塞红包；买房子，准备送上几十上百万人民币，还要彻夜排队。这些不太正常的举动，无一不是为了满足极为正常的需求，与其说是“道德败坏”，不如说是公民权利不能获得保障的必然结果。公民权利的缺失，使得每个人都是受害者。一个校长拥有批准学生入校的“特权”，他在看病的时候却要塞上厚厚的红包（除非是学生家长）；一个医生收下红包，转身彻夜排队买房（除非他让房地产商起死回生）；一个房地产商，似乎无所不能，他连用电用暖的权利都不能保证。物业公司、市政市政的员工也不会例外，一边拥有某些小小的“特权”，一边又无法享受某些基本的公民权利。

　　如果“地产大亨”和“童话大王”只准备解决自己“饥寒交迫”的问题，一走了之即可，但是他们不约而同地通过博客“上访”，尽管这种努力的效果和范围极为有限，而且出于个人利益的目的，却具有重要的示范性作用。公民首先应该保护个人利益，而非“献身”。

作者：王晓渔

　　韩寒拥有无数身份：留级生、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80后作家、赛车手、公共知识分子、意见领袖……但是在接受《南都周刊》（2009年10月30日）采访时，他表示自己只是作为一个公民对社会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公民韩寒”成为该期杂志的封面标题，并且迅速在网络传播。如果有人认为这是韩寒的谦辞，那说明他既不理解何谓韩寒，也不理解何谓公民。

　　今日中国，最为稀缺的不是作家也不是意见领袖，而是公民。未来中国，无需人人都是作家或者人人都是意见领袖，“六亿神州尽舜尧”只能是一场灾难，人人都是公民却是应有之义。这里所说的公民不是单纯法律意义上的公民（从法律的角度来说，拥有某国的国籍即为该国公民），而是指具有公民意识和公民实践的公民，他知道自己拥有哪些公民权利，也知道自己需要承担哪些公民责任，并且实践这种理念，不是“被拥有”和“被承担”，也不仅仅是“知道”而已。

　　在接受采访时，韩寒表示自己与郭敬明“男女有别，没有什么可比性”。“男女有别”的说法容易引起争议，这主要是一种修辞，表明两者道不同、不相与谋，不能因此断定韩寒歧视女性。

　　韩寒和郭敬明，都曾在新概念作文大赛中获得一等奖，都是在80后具有广泛影响的作家。两者在出道之初曾被相提并论，在情理之中，但是如果现在依然把两者并列，那是无视两者的区别。韩寒和郭敬明的区别，就是公民和小偷的区别。郭敬明的《梦里花落知多少》，经过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认定剽窃庄羽的《圈里圈外》。小偷也有公民权，一个小偷偶尔失足，此后纠正自己的行为，同样可能成为合格的公民。但是郭敬明拒绝表示道歉，所以，王朔多次指出郭敬明是一个小偷，不仅针对他的剽窃行为，主要是针对他拒绝道歉的行为。

　　韩寒对郭敬明的批评不是针对剽窃行为，而是针对价值观。他指出郭敬明的价值观是最纯粹的物质，没有理想和精神的层面，追求物质没有关系，依靠个人努力获得物质是一个公民的权利，但是郭敬明谈到物质，似乎那些物质从天而降，无需付出个人努力。韩寒和郭敬明在价值观上的分歧，也可以视为是公民和“小偷”的区别：公民同时拥有精神和物质的需求，不会因为一种需求放弃另一种需求，满足物质需求的方式是个人努力；“小偷”则是物质需求至上，并且期待物质是先天拥有的。

　　韩寒和郭敬明的价值观，不是“男女有别”，而是“高下立判”。经过几十年的反思，我们逐渐意识到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价值观的权利，但是这又导致另外一个结果，我们陷入相对主义，拒绝在不同的价值观之间做出评判。韩寒拒绝这种相对主义的思维，他一方面承认“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又明确表示价值观有贵贱之分，郭敬明“灌输的价值观是很贱的价值观”。确实，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价值观的权利，但是不同的价值观之间不仅是有区别的，也是有高下之分的。多元主义，不等于相对主义。因此，我们不必讳言，韩寒的价值观优于郭敬明的价值观，就像公民的价值观优于“小偷”的价值观，虽然我们并不否认“小偷”也有存在的权利。

　　如果以网络文化符号作为比附，韩寒是一只生猛的草泥马，与其他草泥马一起维护个人的权利；郭敬明则是酱油男，除了个人的利益，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维护个人利益，本身无可指责，打酱油当然是一个人的基本权利，一个不允许打酱油的时代是可怕的，但是如果一个时代个人都沉迷于打酱油，同样是可怕的。个人利益仅是个人权利中很小的一部分，一个个体不仅可以打酱油，还享有吃“卧草”的权利，还有与其他草泥马一起打败河蟹的权利。做草泥马，还是做酱油男，这是个人的选择，但是不能因此否认，草泥马比酱油男更值得赞美。

　　公民韩寒和“小偷”郭敬明，草泥马和酱油男，不仅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价值观，还代表了两种“高下立判”的价值观。如果我们拒绝承认这种“贵贱之分”，只能说明我们也成了酱油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