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晓渔

　　“地产大亨”潘石屹，一向长袖善舞、能力出众，最近“老革命碰见新问题”，被誉为“最窝囊”开发商。北京提前进入冬季，潘石屹居住的建外SOHO小区却因为两家物业公司发生纠纷而停暖停电，室内温度不足3度。作为开发商兼业主，潘石屹一边积极开展生产自救，响应部分业主倡议，提供公司账号作为公共缴费平台，以便度过这个冬天；一边通过博客“上访”，呼吁政府协调干预。但是，这位“地产大亨”也深知维权之难，已经做好“移民”打算，准备搬迁至其他住处。

　　潘石屹此举被视为“别有用心”，有的媒体更是指责他有取代物业公司的个人目的。“别有用心”容易成为诛心之论，这里不去讨论，SOHO小区遭遇的停电停暖问题，并非空穴来风。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地产大亨”的遭遇不是个案，另外一位“童话大王”遭遇类似的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解决。早在2008年的冬天，郑渊洁足额缴纳供暖费之后，抽到了书房暖气停止供暖的大奖，他给市政供暖热线12319打了17次报修电话，千呼万唤，暖气依然千娇百媚，拒绝现身。今年3月份，郑渊洁在博客上惊喜地宣布，发现书房停止供暖的疑似原因，当天的《北京晚报》报道，北京某供暖办公室主任孙某某，利用职权，贪污供暖补贴费77万元。可是，第二个冬天已经来临，他的书房依然寒冷如初。

　　去年，郑渊洁曾经通过博客“上访”，公布了自己在书房全副武装、身穿棉衣的工作照。我怀疑这张照片坏了事情，既然你可以全副武装、身穿棉衣，那就说明没有暖气，“情绪基本稳定”，更何况你经常呼吁环保，那就让你身体力行、身先士卒。所以，我建议郑渊洁今年公布一张身穿单衣、瑟瑟发抖的工作照，告诉有关部门，如果书房无法恢复供暖，“童话大话”很有可能成为“卖火柴的老男孩”，倒在自己的书房里。这样，或许会有奇效，当然，也不能过于乐观。最好是向潘石屹学习，一颗红心、两手准备，一边生产自救，一边准备“移民”。

　　一位“地产大亨”，一位“童话大王”，在广大人民群众看来，应该具有“呼风唤雨”的能力，但是，他们却连“呼电唤暖”都做不到，以至于“饥寒交迫”。当然，两者原因不同，一个是因为物业公司，一个是因为市政机构。在那些习惯于“仇富”或者“反智”的群体看来，物业公司和市政公司把他们教育了一下富豪和精英，无疑是出了一口恶气。不过，也不必过于幸灾乐祸，潘石屹和郑渊洁随时可以“移民”，等这种事情落到自己头上，就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经常有学者批评中国民众缺乏平常心，批评每个人都想成为成功人士，不愿成为“平凡的人”。潘石屹和郑渊洁的遭遇告诉我们，要做一个“平凡的人”，比做成功人士还要困难。什么是“平凡的人”？他至少应该拥有用电用暖的权利吧。可是，“地产大亨”和“童话大王”只能通过“移民”才能实现这一目标。绝大多数民众争先恐后地“出人头地”，并非是把成功人士当做终极目标，无非是想拥有“平凡的人”的基本权利。一个“平凡的人”，需要拥有最低限度的教育、医疗、住房条件。在成功人士都会饥寒交迫的情况下，民众只有“出人头地”，才能做一个“平凡的人”。他们不是缺乏平常心，而是太渴望过上平常的生活了。

　　当公民权利成为特权，人人都会渴望“特权”。挑学校，递条子；动手术，塞红包；买房子，准备送上几十上百万人民币，还要彻夜排队。这些不太正常的举动，无一不是为了满足极为正常的需求，与其说是“道德败坏”，不如说是公民权利不能获得保障的必然结果。公民权利的缺失，使得每个人都是受害者。一个校长拥有批准学生入校的“特权”，他在看病的时候却要塞上厚厚的红包（除非是学生家长）；一个医生收下红包，转身彻夜排队买房（除非他让房地产商起死回生）；一个房地产商，似乎无所不能，他连用电用暖的权利都不能保证。物业公司、市政市政的员工也不会例外，一边拥有某些小小的“特权”，一边又无法享受某些基本的公民权利。

　　如果“地产大亨”和“童话大王”只准备解决自己“饥寒交迫”的问题，一走了之即可，但是他们不约而同地通过博客“上访”，尽管这种努力的效果和范围极为有限，而且出于个人利益的目的，却具有重要的示范性作用。公民首先应该保护个人利益，而非“献身”。

作者：王晓渔

　　韩寒拥有无数身份：留级生、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80后作家、赛车手、公共知识分子、意见领袖……但是在接受《南都周刊》（2009年10月30日）采访时，他表示自己只是作为一个公民对社会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公民韩寒”成为该期杂志的封面标题，并且迅速在网络传播。如果有人认为这是韩寒的谦辞，那说明他既不理解何谓韩寒，也不理解何谓公民。

　　今日中国，最为稀缺的不是作家也不是意见领袖，而是公民。未来中国，无需人人都是作家或者人人都是意见领袖，“六亿神州尽舜尧”只能是一场灾难，人人都是公民却是应有之义。这里所说的公民不是单纯法律意义上的公民（从法律的角度来说，拥有某国的国籍即为该国公民），而是指具有公民意识和公民实践的公民，他知道自己拥有哪些公民权利，也知道自己需要承担哪些公民责任，并且实践这种理念，不是“被拥有”和“被承担”，也不仅仅是“知道”而已。

　　在接受采访时，韩寒表示自己与郭敬明“男女有别，没有什么可比性”。“男女有别”的说法容易引起争议，这主要是一种修辞，表明两者道不同、不相与谋，不能因此断定韩寒歧视女性。

　　韩寒和郭敬明，都曾在新概念作文大赛中获得一等奖，都是在80后具有广泛影响的作家。两者在出道之初曾被相提并论，在情理之中，但是如果现在依然把两者并列，那是无视两者的区别。韩寒和郭敬明的区别，就是公民和小偷的区别。郭敬明的《梦里花落知多少》，经过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认定剽窃庄羽的《圈里圈外》。小偷也有公民权，一个小偷偶尔失足，此后纠正自己的行为，同样可能成为合格的公民。但是郭敬明拒绝表示道歉，所以，王朔多次指出郭敬明是一个小偷，不仅针对他的剽窃行为，主要是针对他拒绝道歉的行为。

　　韩寒对郭敬明的批评不是针对剽窃行为，而是针对价值观。他指出郭敬明的价值观是最纯粹的物质，没有理想和精神的层面，追求物质没有关系，依靠个人努力获得物质是一个公民的权利，但是郭敬明谈到物质，似乎那些物质从天而降，无需付出个人努力。韩寒和郭敬明在价值观上的分歧，也可以视为是公民和“小偷”的区别：公民同时拥有精神和物质的需求，不会因为一种需求放弃另一种需求，满足物质需求的方式是个人努力；“小偷”则是物质需求至上，并且期待物质是先天拥有的。

　　韩寒和郭敬明的价值观，不是“男女有别”，而是“高下立判”。经过几十年的反思，我们逐渐意识到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价值观的权利，但是这又导致另外一个结果，我们陷入相对主义，拒绝在不同的价值观之间做出评判。韩寒拒绝这种相对主义的思维，他一方面承认“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又明确表示价值观有贵贱之分，郭敬明“灌输的价值观是很贱的价值观”。确实，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价值观的权利，但是不同的价值观之间不仅是有区别的，也是有高下之分的。多元主义，不等于相对主义。因此，我们不必讳言，韩寒的价值观优于郭敬明的价值观，就像公民的价值观优于“小偷”的价值观，虽然我们并不否认“小偷”也有存在的权利。

　　如果以网络文化符号作为比附，韩寒是一只生猛的草泥马，与其他草泥马一起维护个人的权利；郭敬明则是酱油男，除了个人的利益，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维护个人利益，本身无可指责，打酱油当然是一个人的基本权利，一个不允许打酱油的时代是可怕的，但是如果一个时代个人都沉迷于打酱油，同样是可怕的。个人利益仅是个人权利中很小的一部分，一个个体不仅可以打酱油，还享有吃“卧草”的权利，还有与其他草泥马一起打败河蟹的权利。做草泥马，还是做酱油男，这是个人的选择，但是不能因此否认，草泥马比酱油男更值得赞美。

　　公民韩寒和“小偷”郭敬明，草泥马和酱油男，不仅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价值观，还代表了两种“高下立判”的价值观。如果我们拒绝承认这种“贵贱之分”，只能说明我们也成了酱油男。

作者：王晓渔

　　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因为质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震惊中国。10月15日天涯等网站出现帖子，声称逯军调任“郑州市引才办主任”，郑州市委组织部表示“网贴可以肯定为谣言”，因为逯军事后被“停止工作，在家反省”，持续至今，最终的调查和处理结果尚未作出。（《武汉晚报》10月18日）

　　我专门找到那个帖子，却很难把它与“谣言”联系在一起，感觉更具“玩笑”的成分。帖子的标题是《“替谁说话”的逯军局长当了“郑州市引才办主任”》，但是正文找不到“谣言”的影子，丝毫也没有提到逯军复出，只是中规中矩地把逯军的简历、照片和事发时有关部门声称调查的内容贴了出来。这样，标题和正文就互相冲突。郑州市委组织部声称网贴是谣言，没有明确指出究竟标题是谣言，还是正文是谣言，如果是后者，是否意味着有关部门并未对逯军进行调查？

　　在一个人肉搜索时代，郑州是否有“引才办”，或者逯军是否就任“引才办主任”，几秒钟之后就可以验明正身。为何会有网友“造谣”？如果说这个网友“别有用心”，为何这个“谣言”在天涯等著名网站获得广泛关注并且迅速传播？如果说众多网友“不明真相”，为何有的网友在转帖的时候，为了表明这是一个“谣言”，甚至戏谑性地把逯军的新职务写成“荷兰省郑州市引才办主任”，使得“谣言”彻底成为“玩笑”？

　　在我看来，这个帖子既不是一个复杂的“谣言”，也不能仅仅视为一个简单的“玩笑”，而是充分表明网络监督走向困境时的无可奈何。近年来，网络反腐不仅为公众瞩目，亦获党和政府承认。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新近推出的《中共党建辞典》收录了“网络反腐”的词条，新华网则发表了题为《中共积极探索“网络反腐”迫使官员检点言行》的报道，以因为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的原南京市江宁区房产管理局局长周久耕为例，对网络反腐做出了高度评价。

　　网络反腐成为整顿吏治的全新模式，各方对它充满期许。但毋庸讳言，一些地方政府仍然无法适应网络反腐的新形势，或者说他们已经找到了应对网络反腐的新方法。在“躲猫猫”事件中，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透露，一些政府部门面对公众舆论习惯采取“拖、堵、删、等”的方法。网络监督同样面临这种情况，一些部门在事发时迫于舆论会高调表示严肃处理，等到舆论转移方向之后就不了了之。以逯军事件为例，从6月18日郑州市监察局领衔成立联合调查小组，到现在已经整整四个月，调查和处理结果一直难产。与之不同的是，因为享用“九五至尊”天价香烟而闻名的周久耕，从声称严厉查处低于成本价售房到被免职，相隔半个多月的时间，到被立案是两个月的时间。难道逯军的情况比周久耕还要复杂？

　　网络监督的效果最终取决于地方政府，如果地方政府做冷处理，躲过舆论高峰，当事人就会安然无恙。“停职”或“免职”成为平息舆论的最好方式，公众认为这是处分，但根据《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处分种类有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和开除，并无“停职”或“免职”一说，停职只是调查之前的步骤，免职可能会另有任用。对于当事人来说，“停止工作，在家反省”有时相当于“带薪休假”，与其说是惩罚，不如说是奖励。

　　在这种情况下，“谣言”成为网友最后的武器，他们只能通过这种方式让那些已经冷却但未得到处理的事件重新获得关注。显然，他们自己也不认为“谣言”是正确的，所以，才会出现标题“造谣”、正文却没有“谣言”的奇怪现象，而且标题里的“谣言”更像是一个“玩笑”。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辟谣”的最好方式就是将调查结果及时公之于众。最近我看到另一个传闻，因为“纵做鬼，也幸福”而闻名的山东省作协副主席王兆山，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参加法兰克福书展，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我很希望有关部门出面指出这是一个“谣言”。此外，今年6月，清华大学表示核查自己的硕士毕业生、湖北省宜城市市长周森锋的论文是否抄袭，迄今已经将近4个月的时间，依然没有公布核查结果，是否又要等到一个“谣言”出现才会有所表示呢？

作者：王晓渔

　　每年诺贝尔奖颁布前后，中国上上下下都会弥漫着一种焦虑的气氛。颁布之前，焦虑是否有中国公民可以获奖？颁布之后的情况，不用多说，基本以沮丧而告终。如果有华裔获奖者，立即焦虑地寻找他的中国远房亲戚，如果没有华裔获奖者，就会更加焦虑。为了缓解这种焦虑，先后出现三种自我安慰的方式：面向过去的“失之交臂说”、面向现在的“诺贝尔提名说”、面向未来的“相信未来说”。

　　最为著名的“失之交臂说”是如果老舍和沈从文没有去世，将会获取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奖的评选过程有50年的保密期，这些传说难以得到证实。马悦然曾公开否认老舍获奖的传说，老舍之子舒乙则认为马悦然当时资历尚浅，不可能了解真实情况。但是，舒乙认为父亲获奖的证据更加经不起推敲，老舍疑似获奖的年份都无法确定，一说是1966年，一说是1968年。

　　不管“失之交臂说”是否属实，这些毕竟都已成为历史，与当下无关。于是，另一种自我安慰的方式诞生，就是“诺贝尔提名说”。在2000年前后，几乎每年都会出现王蒙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新闻，最后经过调查发现，王蒙与提名者具有密切的互动关系，这个消息曝光之后，王蒙获得提名的新闻就不再出现了。个人努力宣告失败，又出现集体活动。2005年前后，突然出现一个“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活动，中国有108名个人或组织入围，各地媒体纷纷报道本地有女性获得诺贝尔奖提名，获得提名的高耀洁女士称这是“一场骗局或闹剧”，声明退出，该活动大陆地区联络人居然表示提名无法退出。

　　“诺贝尔提名说”泛滥之后，逐渐失去了虚张声势的作用，成为一场心知肚明的游戏。2008年，安徽一位局长兼诗人也玩了这么一场游戏，媒体已经不再是当年报道王蒙时的引以为豪，而是不以为然。于是，第三种自我安慰的“相信未来说”出现。比如杨振宁先生表示，20年内中国本土学者有望问鼎诺贝尔奖。他这句话不是第一次讲，根据网友考证，第一次这样讲是10年前，杨振宁先生10年不变的预言让我想起“飞矢不动”的原理。这样自我安慰，永远不会失效。

　　据说中国很多作家，每到诺贝尔奖颁布之前，就“心神不宁”，对即将颁布的名单充满期待，甚至打好了获奖演说的腹稿。由于作家们没有像大学生高也一样，在中央电视台公开表达自己的“心神不宁”，这个传说难以证实。但是，我曾在书店见到不止一套中国作家冲击诺贝尔文学奖的丛书，王蒙们的“诺贝尔提名奖”也足以证明作家们的焦虑。与此不同的是，如果注意一下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报道，会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缺乏对诺贝尔奖的焦虑，没有谁从事研究是为了向诺贝尔奖进军，也没有谁在颁奖之前充满期待，他们得知获奖的第一反应都是意外。在美国一些大学，获奖者的特权是获得一个优先停车位。此次奥斯特罗姆成为首位女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有记者问她在清晨得知获奖后对丈夫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她回答说：“醒醒。”

　　愤怒出诗人，但焦虑出不了诺贝尔奖。愤怒的诗人往往是三流的，焦虑只能使我们更加远离诺贝尔奖。如果阅读获奖者的传记，总结他们有什么成功秘诀，那就是趣味，他们谈到自己的研究对象，通常会说“好玩”。这一点，196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费曼最具代表性，那本《别闹了，费曼先生》里的科学顽童，在中国是典型的差生形象。可惜，诺贝尔奖不是可以轮流申办的奥运会，否则中国可以努力争取诺贝尔奖的评审权，那样杨振宁的预言一定能够实现。奥运会重在身体，可以通过举国体制来培训，诺贝尔重在精神，举国体制没有用武之地——看来我们只能继续焦虑了。

作者：王晓渔

　　朱丽倩父亲的一桩葬礼，使得四对“地下婚姻”现出原形：刘德华和朱丽倩、黎明和乐基儿、杨千嬅和丁子高、夏雨和袁泉——这个连环八卦被称作“一个葬礼和四个婚礼”。随后，在一片皆大欢喜的祝贺声中，又出现一段悲情故事：原来刘德华漂洋过海地跑到拉斯维加斯注册结婚，是为了保护朱丽倩，因为他屡次拒绝黑帮大哥合作拍片的要求，对方曾经对他和朱丽倩发出威胁。这种说法未免低估了黑帮的能量，也高估了其他艺人的胆量，如果黑帮打算对刘德华下手，不会对他的婚姻状况一无所知，黑帮看中的明星也不仅刘德华一人，似乎没有其他艺人因此秘密结婚。英雄护美的说法更像是一种危机公关，刘德华忍辱负重伪装单身，只是为了让粉丝继续紧密团结在他的身边。

　　除了男主角刘德华倾力演出，其他几对配角的表现也各有千秋。黎明和乐基儿继续低调，在一次商业活动中，黎明五次用多谢回应婚姻问题，在另一次商业活动中，乐基儿八次拒绝回答相同问题，据说这种低调与她的广告代言要求保持未婚未孕形象有关，无疑“广告说”比“黑道说”更能让人信服。杨千嬅对婚姻供认不讳，她的前疑似男友吴彦祖表示如果应邀出席婚宴，一定送上礼物，并且透露自己和女友将于三四年内结婚。虽然其间有疑似第三者高圆圆，夏雨和袁泉结束十年漫漫恋爱，注册结婚，也算终成正果，传闻更是迫不及待地认定他们是未婚先孕。

　　“一个葬礼和四个婚礼”的曲折程度，一点也不亚于十五年前的那部电影《四个婚礼和一个葬礼》，几乎包涵了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各种元素——偷窥/揭秘、流言/传奇、单相思/想象——充分说明了人民为什么热爱八卦，因为八卦不仅提供娱乐。

　　人们总是一面努力捍卫自己的隐私，一面对他人的秘密充满好奇。八卦满足了这种需求，如同希区柯克的“后窗”，传播者隐藏在暗处，观看对面万家灯火里的是是非非。作为公众人物的明星，没有了拒绝八卦的权利，只有生产八卦的义务。陈冠希的“艳照门”最能说明这一特征，当他的私密照片并非出于他的个人意愿到处传播，他却要向公众道歉。同样，是否结婚本是私人事务，刘德华却要为自己没有广而告之进行解释。明星们一边抱怨八卦，一边依赖八卦。在冯小刚的《甲方乙方》里，一个无法忍受狗仔的明星，最终发现没有狗仔的日子更加无法忍受。明星和狗仔是一种寄生关系，公众是得利者，可以享受八卦带来的偷窥/揭秘快感，一旦出现戴安娜式的意外，狗仔又会成为替罪羊，公众会迅速加入声讨的行列。

　　很多八卦的娱乐指数，已经超出了明星们的娱乐节目。以“一个葬礼和四个婚礼”为例，有赌城、有黑帮、有地下恋情、有危机公关，融合偶像剧、情感剧、警匪剧、都市剧于一体，并且兼有电视剧和真人秀、现场直播、电脑游戏的形式。八卦虽然产生于前网络时代，与网络Web2.0时代的精神却不谋而合，观看与参与、真实与虚构的界限被打破。公众不仅是流言/传奇的传播者、接受者，也是制造者、介入者，可以改变八卦的进程。偶像和粉丝变成了老鼠和猫的关系，明星更像众目睽睽之下的老鼠，不是面对一只猫，而是面对无数只猫，大义凛然地迎上前去，否则就会受到公众的集体批判。公众仿佛手中握着遥控杆，但作为真人秀主演的明星们不是电脑游戏中被动的角色，有时将计就计、反戈一击。这一切都是以现场直播的方式进行，剧情具有充分的开放性，没有脚本，重在即兴表演。

　　八卦不仅用来游戏，还可以满足人们的情感生活，这种需求以前主要靠文学来满足，进入娱乐工业时代，八卦取而代之。近三十年间，文学的衰落和八卦的兴起几乎同步。明星们作为大众情人，是粉丝们合法的第三者。如果你在墙壁、手机、电脑上放一张异性同事或同学的照片，你的第二者（男/女朋友、妻子/丈夫）肯定会提出抗议，如果你放一张异性明星的照片，那没有任何问题。潜在的道德感，使得人们习惯于把单相思对象设定为未婚状态。在日常交往中，单相思对象不会因为被单相思而保持单身，但是在娱乐工业中，明星会因为粉丝推迟结婚或者伪装单身，使得单相思具有一种可持续性。在日常交往中，单相思往往表现为暗恋，一旦暗恋被公开，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就会生出尴尬，但是在娱乐工业中，单相思会以非常热烈的方式公开表达，偶像需要尽力满足粉丝的想象。刘德华面对杨丽娟，就会面临见面还是不见面的两难选择，尴尬的不是杨丽娟，而是刘德华。

　　八卦如同心灵鸡汤，是公众精神生活的调节器，对它不必过高评价，也不必轻易否定。如果说当下的八卦现状有什么不足，那就是比例失调，娱乐八卦严重过度，文化、学术、社会、政治等领域的八卦严重不足。很多娱乐八卦已经没有了八卦精神，在新闻淡季，某个明星换了一套服装或者换了一种发型，也会成为大幅报道的对象。相比之下，我更愿意看另外一些八卦，比如此次台湾风灾之后，“行政院长”刘兆玄的八卦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他在勘灾时球鞋如何一尘不染，他在救灾期间如何跑去染发，接听电话如何有说有笑，都成为狗仔对象。这不仅满足了公众的八卦需求，也对官员的行政能力提出严格要求。同样，“华南虎”、“俯卧撑”、“躲猫猫”等事件，既具有八卦的属性，又超越了娱乐八卦的局限，这应该是未来八卦的主攻方向。

作者：王晓渔

　　8月30日11时27分，在余秋雨先生的博客上出现一则“转帖”，称都江堰“秋雨图书馆”开馆，余秋雨实际捐助超50万元，“假捐”谣言不攻自破。这个“转帖”既无原始出处，又无作者，却提供了第一手的信息和图片，更像余秋雨团队的原创。31分钟后，博客再次更新，以余秋雨的名义称“为地震灾区捐助的三个学生图书馆，已于日前落成”，还称“大灾激发大善，大善建立大信，即使再难的事，也能在心心相印中完成”。

　　这些“转贴”和“原创”非但没有证明“假捐”谣言不攻自破，反而证明了假捐“谣言”不是空穴来风。5月末，萧夏林先生发表《余秋雨20万假捐款“真相调查”》，称余秋雨虚拟捐款。随后，余秋雨以网上经常借口“转帐”、“对帐”、“查帐”实施经济诈骗为由，拒绝网友提出的查账要求。过了三个月，余秋雨终于公布了捐赠清单、部分捐赠图书名称，三所学校签署的接受日期均为8月28日。

　　余秋雨此举，与其说是“大善建立大信”，不如说是“亡羊补牢”。不管属于哪一种，这种行为都胜过言而无信、空口无凭。但匆匆“补牢”不能证明未曾“亡羊”，更不能证明“亡羊”纯属谣言。萧夏林批评余秋雨虚拟捐款在前，余秋雨捐助图书在后，暂且不说从捐款到捐书的变化，仅从时间顺序上说，萧夏林的批评可以促使余秋雨尽快兑现承诺，余秋雨的捐书却无法证明萧夏林的批评是谣言，因为批评主要是针对余秋雨此前一年的行为，不可能预知未来。

　　余秋雨的“补牢”行为，称不上大善或者大信，相反，有不少存疑之处，如图书馆命名问题、图书折扣问题和捐赠书目问题。根据博客提供的照片显示，存放余秋雨捐赠图书的建筑物，均在显著位置标有“秋雨图书馆”的字样。余秋雨为每所学校捐赠的1万册书，加上电脑设备，100平方米足以容纳，再加上阅览室和余秋雨承诺的后续赠书，最多不过占用一个楼面，充其量只是“秋雨图书室”。不知出于何种理由整栋建筑物署名“秋雨图书馆”？余秋雨曾在博客上称“以一个人的力量独资为灾区捐建三所图书馆”，难道捐赠图书等同于捐建图书馆？捐建应该不仅包括图书，也包括图书馆的建筑，以这个标准衡量，余秋雨的捐建是真是假，还有待考察。按照惯例，出资方可以要求当地教育部门按照1：1的比例提供配套建设经费，但以图书换取图书馆命名，实为罕见。香港的邵逸夫、田家炳等先生，在大陆很多学校建立了“逸夫楼”、“田家炳楼”，如果他们如法炮制，可以压缩很多成本。但是，他们肯定不会产生这种想法，虚张声势的行为恰恰与捐赠教育的初衷相反。紫金山天文台将“田家炳楼”改作茶餐厅，余秋雨却通过捐赠图书将学校的建筑命名为“秋雨图书馆”，两者遭遇可谓天壤之别。

　　在博客里，余秋雨对“九久读书网”以50%的书价购得三万余册优质图书表示感谢，这种感谢属于自家人说客套话，余秋雨系九久读书人文化实业有限公司的名誉董事长，也是出资者。是否见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三万余册图书是否优质？这种优质不应仅仅体现在书目上，也应表现在版本上。余秋雨列出了部分捐赠图书名称，但没有版本信息，因此无法判断图书质量。仅从图书名称来看，因为多为超出版权期的名著，往往有数十上百个版本，不同版本之间价格迥异，质量也迥异。如果并非优质版本，四折、三折甚至更低的折扣也并非难事，出版社的图书积压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一直在等待解决。这里没有吹毛求疵的意思，只是希望购书机构能在折扣和版本上选取性价比最为理想的结合点。

　　名著以外的书目，多有值得商榷之处。据《南方都市报》9月1日报道，所有的图书名单都是由余秋雨开列，他根据中学和小学生的不同阅读需求选择了不同的名著和经典读物。我既为其中出现《窗边的小豆豆》而高兴，又为其中出现《货币战争》而不解。一家馆藏丰富、面向各种人群的图书馆，收入《货币战争》，不足为奇。但是一家馆藏有限，面向中学生的图书室，收入这本剪刀加浆糊编制而成的畅销书，不免有浪费资源之嫌。《成都商报》记者还在小学图书室里发现《舞者》（记者没有透露作者，疑为海岩作品）和《亮剑》，让小学生读《舞者》和《亮剑》，让中学生读《货币战争》，这种书目尽显文学家气质，却不太符合中小学生的阅读需求。

　　余秋雨先生此次捐赠图书的行为，值得有保留的肯定，但他无法证明“假捐”谣言不攻自破，也无法摆脱假捐“谣言”。除了指责”咬余专业户“之外，余秋雨恐怕要在自己身上多找点原因。

作者：王晓渔

　　8月12日， 教育部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联合发出“关于《通用规范汉字表》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此次《通用规范汉字表》，汉字变动规模远远不如此前两次《汉字简化方案》，但参与讨论范围之广泛、观点之多样，却是以前不曾出现的。

　　1950年代的第一次《汉字简化方案》改变了上千年的书写习惯，虽然最初在一定范围内征求了意见，但是很快就无法展开讨论。著名文字学家陈梦家先生，1957年发表了《慎重一点“改革”汉字》和《关于汉字的前途》，建议对汉字简化和汉字拉丁化抱谨慎态度，被划为右派，因为章伯钧先生对他的观点表示认同，还被视为“章罗联盟反对文字改革的急先锋”。

　　正如水价、电费调整的听证会从无到有，汉字变法从不能讨论和公开征求意见，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听证会渐渐成为形象工程，以至于公众发出听证会等于涨价会的感慨。此次“汉字听证会”，讨论质量远胜于那些水价听证会、电费听证会，但是由于几个关键问题尚有欠缺，使得这场讨论亦有成为形象工程的趋势。

　　首先，讨论对象即《通用规范汉字表（征求意见稿）》的告知工作不够完善，仅刊登在《中国教育报》和中国语言文字网上，传播范围有限。公众聚焦的对象是媒体广泛报道的44个汉字整容，由于征求意见公告里表示《通用规范汉字表》的研制历时八年，就产生了专家历时八年为44个汉字整容的解读。如果阅读原件，就会知道字表研制课题组和专家委员会工作组制作了上千万字的语料库。制作语料库是否需要八年时间，可以继续争议，但不是八年整容44个汉字那样荒唐。《通用规范汉字表》的制定部门不应将误读单纯归咎于公众和媒体，需要反省的是为何不能将征求意见稿以各种方式广泛传播。我在中国语言文字网找到的只有PDF格式，这种格式无法直接阅读，需要下载软件。据说新版字体更为适合电脑使用，为何没有其他格式？有网友自发组织“《通用规范汉字表》民间文本版打字委员会 ”，这种工作完全应该由《通用规范汉字表》的制定部门承担。

　　其次，不应以自我评价代替公众讨论。《通用规范汉字表》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宁先生，在新华网在线交流时表示：“根据我们从正面搜集来的意见的统计，赞成的占67%，反对的大概占6%。”每年春晚之后，央视索福瑞公布的收视率总是与第三方的数字有天壤之别。王宁提供的这个数字与网上各方的统计也截然不同，甚至正反比例互相颠倒。我不太理解何谓“从正面搜集来的意见”，如果这种意见具有权威性，为何还要公开征求意见？仅仅采用“从正面搜集来的意见”，100%的赞成也不奇怪。此外，赞成和反对的标准和对象有待界定？字表收入8300个字，公众主要反对的是44个汉字，如此计算，反对率是0.5%也不为错，但是这种统计有何意义。公众和媒体对于44个汉字整容的不满不是非理性的情绪释放，字表收入了6个原来的繁体字和51个非严格意义的异体字，就没有遭到太多的非议。为何同时进行的调整遭遇截然相反，值得深思。

　　举行“汉字听证会”，应该广泛传播的是征求意见稿，不是官方意见，应该搜集的是来自各方的意见，不是“从正面搜集来的意见”。否则，只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形象工程。1970年代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匆匆上马，然后匆匆废止，可谓前车之鉴。

作者：王晓渔

　　我当年报考博士，从文学转向历史。监考老师认识我，非常关心地问，为何报考这么一种冷门专业？我笑称，反正文学已经足够没有前途，“弃暗投暗”，没啥损失。正式读了博士，每当别人问及出身，回答历史专业，对方常常会说：“律师专业？很好，很有前途。”于是，我只能很认真地纠正，为了避免误会，后来每次都不厌其烦地表达为“中国近现代历史”，这样无论如何也不会听为“中国近现代律师”了。没几年，突然兴起历史热，经常遇到学生，来自各种很有前途的专业，告诉我想改学历史。对于这种“弃明投暗”的行为，我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历史已经不必跟着“律师”狐假虎威，忧的是历史研究不像历史热那样魅力四射，这些本来可以成为中产阶级的学生，一旦误入历史研究，可能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

　　当下的历史热使得一些历史研究著作获得关注，对此我乐观其成。但是历史热的背后，主要是故事热、厚黑热、应试热，这是不能忽视的迹象。

　　历史中间有很多故事，但两者常常产生冲突，历史要求言之有据，故事则以生动见长，遇到这种情况，读者多半放弃历史，选择故事。在历史读物中，情节越是详细越是受到欢迎。双方对话你来我往，面目表情栩栩如生，心理动作也是惟妙惟肖，史书会记载一些重大事件的细节，但是一本书通篇都是这些细节，往往值得存疑。尤其是心理动作，除非当事人夫子自道，否则纵使有脑电图、心电图，作者又何从得知？在史学界，亦有“叙事史学”的潮流，但是并未获得充分关注。史景迁以讲故事而著称，几乎每个细节都有出处。他的中国历史著作在中国的影响可能还不如在美国，不知这是否应该归咎于他详尽的注释？注释本来可以充分证明他的史学功力，在很多中国读者那里却成了阅读障碍。很多读者不买有注释的书，一个是没有耐心阅读，另一个是嫌弃注释太占篇幅。由于历史被简化为故事，一些难以被故事化的历史就遭到冷遇，诸如制度史、思想史，对于理解历史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却遭到习惯性忽视。我不反对历史演义，也不反对大话历史，但是这有一个前提，即必须明确这是演义或大话，不是将它们混同为实录。

　　历史热中的故事热主要是满足读者的休闲需求，像纯净水一样无益也无害。在历史热中盛行的厚黑热，则像三鹿奶粉一样有害无益。历史本来可以帮助人们反思，可是我接触到不少读者，熟知各种历史事件，最后却得出“成王败寇”的结论。很多企业家对于员工的职业培训是历史故事（胡萝卜）加厚黑学（大棒），贯穿始终的是权力至上和不择手段的原则。在历史热中，明史热是一大特色。我看过一些著作，非但没有对明朝的各种制度进行检讨，反而把它当做学习对象。在一档以文化为名的电视节目里，我还看到主持人和嘉宾学者互相唱和，嘲笑宋襄公作战太讲规则。宋襄公赋予战争仁义和礼制的原则，这并非个人发明，而是受到春秋精神的影响。中国古代诸多名将，更为尊崇《春秋》而非《孙子兵法》，也是出于对战争的反思。可惜，这些都在当下的历史热中被忽略，厚黑学成为垄断性历史观。

　　在历史热中还存在一个特殊的现象，即满足应试需求。百家讲坛的观众，中学师生及学生父母是重要组成部分。很多大学生都曾表示，百家讲坛是老师和父母特批允许观看的电视节目。最近受到关注的主讲人袁腾飞先生，我在他登上百家讲坛之前曾经看过他在网上的上课视频。当时因为要了解中学历史教育现状，浏览了一些中学历史教学网站，发现他的名字，于是看了几段视频，内容几乎都是围绕中学历史教学大纲而展开，只是采取了插科打诨的表达方式。比如：“我们第一个又大又美丽的国家就叫夏朝。周围是什么玩意？蛮夷戎狄。蛮夷戎狄已经是不怎么样的词儿，已经让你说得够惨的了，还不够惨？犬戎！”这是理想的应试读物，可以让考生在紧张之余放松一下，谈不上什么历史见解，更经不起仔细推敲，犬戎得名与犬图腾有关，如果犬意味着蔑称，那么犬子也就有问题了。这种应视热就像人参蜂皇浆，对未成年学生有一些帮助，但成人不宜。

　　故事热说明对历史考据的忽略，厚黑热证明了历史哲学的缺失，应试热损害了历史趣味的培养。这种历史热，已经基本跟历史无关。

作者：王晓渔

　　中国作家协会官方网站“中国作家网”日前公示2009年度拟发展会员名单，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金庸先生。有消息人士声称，金庸很有可能出任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之职，但是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否认了这种说法，称“目前暂时没有作出这个决定”。（《天天新报》2009年6月22日）“目前暂时没有作出这个决定”，不等于将来一定不会做出决定；不出任名誉副主席，不等于不出任其他职务。更何况，此次是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中国作协首次吸纳港澳地区成员，以后是否要成立港澳作家协会？金庸是否要发挥一下余热，起到带头模范的作用？这些都是未知数。不过，这些问题属于中国作协的势力范围，不是我所关心的。

　　在作协已经逐渐退出公众视野的当下，公众先后三次对中国作协新科会员产生浓厚兴趣，每次都有特别原因：一次是“80后”，一次是郭敬明，一次就是金庸。宣扬个性的80后纷纷要求加入作协，曾经引起一片哗然，叛逆的一代怎么如此迅速地认同了体制？然而，只要对这些“80后”的作品有所了解，就会知道他们的叛逆基本停留在身体叛逆的阶段，即把纹身或者鼻钉等身体装饰当做特立独行的标志，甚至连身体叛逆都难以做到，只是处在服装叛逆阶段，让自己或者小说中的人物穿上算不上奇装异服的奇装异服，诸如露脐装、吊带衫、低腰裤。与思想叛逆基本绝缘的一代，迅速认同作协体制，并不奇怪，所以，此次与金庸一起加入中国作协的还有一些“80后”漏网分子，但是他们已经无法引起公众的关注。

　　郭敬明也是“80后”，他和其他“80后”同龄作家一起加入中国作协，但是他被单独提起，是因为除了青春作家的身份之外他还有一个特殊身份，即文坛剽客。中国作协“本着爱惜人才的原则”，对郭敬明“破格通过了申请”。这句话语焉不详，不太清楚此处所指“人才”是指“写作人才”还是“抄袭人才”，“破格”原因是写作突出还是剽窃显著？从具体细节来看，很有可能是后者，因为在推荐表上，被法院判定为抄袭的《梦里花落知多少》赫然在目。此次中国作协的公示主要针对抄袭者，表示：“如上述名单中有涉嫌抄袭他人作品者，请在公示期间举报。”这不禁让我对后来的抄袭者抱有同情，为何作协不能对他们抱以对郭敬明一样的“爱惜人才”和“破格”呢？

　　金庸出生于1924年，如今85高龄，也可以称作“80后”。金庸入会让我想起王朔十年前的言论，1999年，他把四大天王、成龙电影、琼瑶电视剧和金庸小说称作“四大俗”。当时我对他把金庸小说列入“四大俗”有些非议，认为用余秋雨散文取而代之更为妥当。后来年岁渐长，再回头看他对金庸小说的评价，招招致命，比如：“金庸笔下的侠与其说是武术家不如说是罪犯，每一门派即为一伙匪帮。他们为私人恩怨互相仇杀倒也罢了，最不能忍受的是给他们暴行戴上大帽子，好像私刑杀人这种事也有正义非正义之分，为了正义哪怕血流成河。”世俗不是坏事，但是一个仿佛不食人间烟火的世外高人汲汲于世俗功名，这就具有喜剧效果了。正如一群力比多过剩的青少年打架斗殴、寻花问柳、拉帮结派，本来没有什么大不了，可是一不小心跟“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联系在一起，不但不够悲壮，还有些秀逗。

　　金庸传记大都把金庸描写得如同他笔下的大侠一样高大全，傅国涌先生撰写的《金庸传》与众不同，对金庸虽有肯定，但亦有批评。对傅国涌和这本《金庸传》，金庸失去了他笔下大侠们虚怀若谷、闻过则喜的胸怀，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没有授权傅国涌撰写传记，并且表示：“《金庸传》我不推荐。我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连篇谎话，何必看它。如果他出现在我的小说里，肯定是负面人物。”撰写传记无须传主授权，撰写传记者未必要认识传主，这都是传记写作的基本规则，可惜金庸对此似乎一无所知。至于要把“传记作者”看作小说里的负面人物，更是孩子式的赌气，与大侠风范相隔万里。

　　在中国大陆文学界，一度流行“忍看朋辈成主席”的说法：八十年代成名的作家（同样可以称作“80后”）在二十一世纪陆续成为地方作协主席、副主席，他们曾经的人文理想逐渐被体制思维取而代之，这种变化让同辈朋友感慨万分，将鲁迅的诗句“忍看朋辈成新鬼”改为“忍看朋辈成主席”。如今，三种“80后”济济一堂，汇聚于中国作协。与此同时，香港同胞争先恐后，不仅金庸有望成为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以饰演大侠而著称的成龙先生已经成为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并且以“中国人是需要管的”而语惊四座，四大天王之一刘德华也已是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作为旁观者，面对这种盛世下的文化奇观，我一点也不惊讶，愿意“喜看大侠成主席”。有网友评论，金庸如同他笔下的岳不群，这需要认真严谨的考证索隐，此处不再赘述。

作者：王晓渔

　　高考恢复三十余年，作文逐渐从“社论体”过渡到“抒情体”，以北京为例，1977年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2009年是“我有一双隐形的翅膀”。与“社论体”相比，“抒情体”可以更多表达考生的个性，但是在杨朔和余秋雨两位抒情劳模的谆谆教导之下，抒情也成为一种固定程序，与个性无关。即使考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个性，“抒情体”也不适合成为高考作文的模版，因为人才选拔应该容纳各种个性，不应等同为个性选拔。

　　在我看来，2009年广东高考作文题目“常识”，堪称30余年最具价值的高考作文，它展现了另外一种可能，作文也可以是“公民体”。这种“公民体”不是首创，远的不去追溯，1985年的全国高考作文就是让考生以一所中学学生会的名义，给《光明日报》编辑部写一封信，反映中学附近化工厂的污染问题。可惜这种题目惊鸿一现，直至这次姗姗来迟的“常识”，雪泥鸿爪才算再现。

　　我们经常说国际惯例，按照国际惯例，常识（common sense）通常指公民常识。1776年，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初，在很多政治家还没有明确提出“美独”主张的时候，一个来自英国的“叛徒”以“一个英国人”的名义发表了《常识》，他就是托马斯·潘恩。《常识》开篇就对社会和政府作出区别，提醒读者注意政府之恶，最后提出惊世骇俗的“美独”主张，这个主张随后被《独立宣言》吸纳。在只有250万人的北美，《常识》销售了50万册，这个比例在今日中国，大概只有《新华字典》可以望其项背。潘恩的常识，与其说是站在哪一个国家的立场之上，不如说是表达了一个世界公民的立场。因为从国家利益至上的角度来看，他背叛了自己的祖国，是“国家的叛徒”。可是他对君主政体和世袭制的批判，对共和政体和代议制的张扬，却“放之四海而皆准”。《共产党宣言》称“潘恩的名字是民主主义传统和社会主义伟大传统的象征之一”。常识也成为一个专有名词，专指公民常识，具体而言是公民的权利和责任，这个公民不仅是某一个国家的国民，还是一个世界公民。

　　但是，常识在中国特色里具有很多互不相干的涵义，非常容易互相混淆。小学教育曾经设置“常识”课程，这种课程主要指自然常识，常识被等同于知识。在日常生活中，常识主要指生活常识，什么菜和什么菜不能放在一起烧，什么食物有利于治疗什么病症。生活常识对国民具有垄断性的影响，因为人们习惯于从生理而非精神层面观照生命。最可怕的不是自然常识和生活常识代替了常识，而是“潜规则”成为常识。“潜规则”愈演愈烈，一方面表现为“潜规则”成为“明规则”，进而成为“反常识的常识”；另一方面表现为“潜规则”从成人蔓延到未成年人，从“成长仪式”转变为“童子功”。“潜规则”变成“明规则”，非但没有见光死，还更加光明正大、堂而皇之，直至蔓延到未成年人。在张以庆先生的纪录片《幼儿园》里，当一个小朋友被问到为什么长那么高的时候，小朋友的回答是：“因为，我是在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还有老师的帮助下长这么高的！”这个小朋友天生就知道潜规则么？显然不是，潜规则之所以成为童子功，正是因为潜规则成为常识。

　　在公民教育严重缺失的情况下，高考作文转向“公民体”成为一种必要的纠正，属于亡羊补牢之举。由于“常识”一词在中国具有太多的歧义，如果此次作文能够将题目明确为“公民常识”，对于中学教育的示范作用将会更加明晰。高考作文承担养育公民常识的功能，是否会伤害写作的肌理？以写作而言，作文似乎更应该表达考生的想象力和美学趣味。但是从本科教育的角度来看，在一个拥有公民常识却缺乏想象力和美学趣味的考生和一个拥有想象力和美学趣味却缺乏公民常识的考生之间，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有的专业、有的职业可以不需要想象力和美学趣味，但是不管何种专业、何种职业，哪怕你没有专业、没有职业，都需要具备公民常识，尤其在这个潜规则成为常识的时代，重建常识是一切文化和精神活动的起点。唯一值得忧虑的是，批卷教师是否具备常识，如果他们用潜规则的标准批改常识作文，那就南辕北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