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晓渔

　　全国政协委员、广州市政协主席朱振中先生在政协全体会议上的发言《狠刹搞形式唱高调耍花架子的不正之风》，只有短短8分钟，赢来9次掌声。（另一个版本将每次掌声的时间一一列出，统计数字是5分钟11次，掌声密度更高。）在会场之外，也赢来众口一词的称赞，媒体称其为“以最敢讲真话而成为两会引人注目的全国政协委员”。朱振中本人也表示，发言之后收到很多短信，普遍说好，甚至有一条称这个发言可能是这次“两会”最牛的发言了。（《东方早报》2010年3月13日）

　　搞形式唱高调耍花架子，已经成为众多会议的顽症。在此次政协会议分组讨论中，星河湾董事长黄文仔先生批评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副理事长李顺桃先生“20分钟讲形势大好、20分钟讲别乱吐痰”，占用了其他委员的发言时间。回顾一下历史，这种“吐痰提案”并非孤案。今年1月份的政协重庆市委三届3次会议上，重庆理工大学电子信息与自动化学院副院长赵明富先生就提交了《关于多管齐下，禁止在公共场合随地吐痰的建议》，此举受到媒体好评，称为政协委员关注“小事件”。

　　勿以善小而不为。但是，两会尤其是全国两会，更需要将目光聚焦于关涉国计民生的重要议题。数千名委员千里迢迢赶到北京，每人配发一台笔记本电脑，讨论如何应对随地吐痰问题，未免有些举轻若重的感觉。在“20分钟讲形势大好、20分钟讲别乱吐痰”的情况下，朱振中的发言赢来场内场外的掌声，也就不足为奇了。

　　报纸很快刊登了发言全文，我一睹为快。讲到搞形式，他坦承：“千篇一律的会议和生搬硬套的官样文章，被群众戏称‘常说的老话多、正确的废话多、漂亮的空话多、严谨的套话多、违心的假话多’，形式越搞越繁琐，就是落实不了。”讲到唱高调，他痛斥：“什么都要高级、高端、高标准、高规格，什么都要最大、最快、最优、最佳，什么都要国际一流、世界一流；动不动就是‘新口号’、‘新概念’、‘新思路’、‘新规划’，动不动就是中心、核心、龙头、高地，动不动就是集群、体系。”讲到耍花架子，他批评到处都是“中心区”、“示范区”、“宜居区”、“中央商务区”、“国际会展区”、“金融服务区”、“生态旅游区”、“休闲度假区”、“欧陆风情区”。

　　正当我准备击节称赞时，接着读到他建议的针对性措施：一、进一步加强思想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二、进一步加强监督、检查，落实预防、约束措施；三、进一步健全科学的选人用人机制。这三个“进一步”，我们非常熟悉。但是，让我有些困惑的是，没有具体的措施，如何保证这些建议在实施过程中不会成为常说的老话、正确的废话、漂亮的空话、严谨的套话？反对形式主义，会不会成为升级版的形式主义？

　　朱振中进入公众视野，是在今年1月份的广东省政协分组会议上，他曾表示：“居者有其屋不是说一定要买房。我有个同学在香港工作，供一套60平方米的房子供了一辈子。我们的大学生才毕业没几天，就要买八九十平方米的房子，肯定是不行的。这是导向有问题。”虽然发言很有个性，但是效果远远不如这次。

　　朱振中称讲真话“没压力”，按照他这种方式讲真话，我相信确实没什么压力，既没有压力，又能赢得满堂喝彩，何乐而不为？2009年11月，新华网发表《批评痛斥别成行为艺术》，针对广东省教育厅有关负责人痛批高等教育千人一面，这样评论：“以口头批评替代实际问责，以批评来转移社会舆论的目光，批评也就越来越像是一门领导艺术，越来越像是现实工作中的一门危机公关的手段。”根据人民网的直播，此次政协会议举办的集体采访中，《羊城晚报》记者向朱振中提问：“各位主席的发言里面，空话、套话多吗？”他的回答是：“我认为各位主席讲的都是实话，都是他们在实践工作当中的体会，他们的认识，我非常认同他们的说法。”

　　我赞同“讲真话”的呼吁，并且愿意相信朱振中的发言不是出于“领导艺术”或者“危机公关”。但是为了避免出现“反对形式主义的形式主义”，从程序着手比批评痛斥可能更为有效。此次人大通过选举法修正案，规定代表候选人应当与选民见面，这就比只呼吁三个“进一步”更有意义。李顺桃连讲40分钟，当黄文仔批评李顺桃，李顺桃反唇相讥，这说明议事规则存在问题。如果从小事做起，那不妨从完善程序细节做起，而非从“禁止吐痰”做起。在会议上，很少会有代表随地吐痰，但老话、废话、空话、套话、假话比痰还要让人望而生畏。

　　反对形式主义，必须健全程序，使得形式主义在程序中无法容身。这里向朱振中诸先生推荐罗伯特《议事规则》和孙中山《民权初步》。1917年，孙中山根据罗伯特《议事规则》撰写《民权初步》，专门教习国人如何开会，他在序言里称：“凡欲负国民之责任者，不可不习此书。”90多年过去了，这句话和这些书依然有效。

作者：王晓渔

　　从网络到短信，“反低俗”运动的力度不断加大。发荤段子手机将会停机，一时成为热点话题，也给公众带来担忧，荤段子的范围如何界定？会不会殃及池鱼？在“开口交谈”因为包含“口”和“交”两字也会被一些网站过滤的情况下，公众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

　　湖南移动率先为公众减轻心理负担，表示：“夫妻、朋友之间私下发的几条黄色短信，属于用户正常通信的范围”。1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关于办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声讯台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解释（二））。2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胡云腾、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陈国庆做客新华网，就《解释（二）》进行说明，胡云腾先生表示：“如果好友之间、同事之间发一点低俗的东西，互相调侃，这个只能说情趣不高，骚扰别人，刑法不能把老百姓一些不健康的东西都纳入打击的范围。”

　　亲友之间发送荤段子可以免责，这似乎给手机用户服下一颗“放心丸”。但是，仔细想想，更加让人不安。个人的权利非但没有受到有效保护，还有可能进一步受到侵犯。

　　首先，亲友关系由谁鉴定？电信公司还是公安部门？如果是前者，电信公司显然有越界之嫌，手机用户之间的关系属于个人隐私，商业机构没有权力过问。如果是后者，将引发更多的问题。当一个用户给亲友发荤段子的时候，是否需要做好准备，随时到公安部门说明他和信息接收者之间的关系？核对身份的工作量将会大得惊人，不要说手机用户不厌其烦，公安部门恐怕也要停止其他所有工作，专门办理亲友关系的认定工作。

　　即使手机用户愿意配合调查，公安部门拥有足够警力，依然面临一个问题，即如何鉴定亲友关系？鉴定亲戚关系，相对较为容易，有一些外在的标准，血缘或契约。鉴定同事关系已经较为困难，有些大型机构有上万名员工，双方可能互不相识，但又是同事关系。鉴定好友关系，则是难上加难。两人之间仅仅是认识，还是熟识，或者是好友，缺乏一个严格的标准。以这么一个模糊的概念来确定是否免责，未免失之草率。

　　从逻辑上说，你给亲友发送荤段子超标，可能遇到两种结果：一种是惊动公安部门，你需要说明和发送者之间的关系，否则手机将被停机；另一种是安然无恙，没有任何部门前来过问。你可能属于后一种情况，但不必庆幸，因为那意味着在你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有关部门已经知道你和信息接收者是亲友关系。

　　在做客新华网时，陈国庆先生提到，鉴定一个信息是不是淫秽的、黄色的信息，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就是能不能让自己的亲属、自己的孩子一块看，如果不能一块看，那肯定就是淫秽的。以亲友能否一起观看判断信息是否淫秽、黄色，确实简单，却有些粗暴，使得判断标准过于主观。有些信息，可能适合夫妻，却不适合孩子；有些信息，这些亲属看来“很傻很天真”，那些亲属看来“很黄很暴力”，没法一概而论。

　　治理淫秽信息的标准应该是两项，是否以牟利为目的或是否造成严重后果，尤其是后者，应该成为主要标准。发送者和接收者的关系或者发送信息的数量，不宜作为绝对标准。

　　亲友传黄免责，目的在于保护个人在私人领域里的权利，执行这项规定恰恰以侵犯个人隐私为前提，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举措。不管发送者和接收者是何种关系，传黄只要不以牟利为目的，没有造成严重后果，都不应治罪。如果有牟利目的，或者造成了严重后果，哪怕双方是亲友关系，也不能豁免。至于信息数量，只宜作为参考，信息数量巨大，未必就会造成严重后果。一个人在手机或者电脑里一不小心将一个淫秽视频复制了几百遍，按照《解释（二）》属于“情节特别严重”，但是很难说这会造成什么严重后果。

　　2004年的《解释（一）》区分了“以牟利为目的”和“不以牟利为目的”，前者依照刑法第三百六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以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定罪处罚，后者依照刑法第三百六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以传播淫秽物品罪定罪处罚。从这个角度说，不管是否以牟利为目的，只要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达到一定数量，就要受到处罚。这注重了信息的量化标准，便于操作，却忽视了是否造成严重后果这一重要因素。

　　低俗标准的混乱，使得“反低俗”宁紧勿松、适得其反，对于这一趋势需要抱有足够的警醒。

作者：王晓渔

　　1月12日，拥有900万人口的海地发生里氏7.3级地震，死亡人数预计在10万到20万之间。打开报纸、电视、网络等各种媒体，海地地震都是重点报道对象。其中“负面报道”占据多数，诸如“数以千计海地灾民逃离太子港 奔他乡找食物”、“海地黑帮袭击救援人员 警察号召灾民自行执法”、“海地医疗设施匮乏 邻国多米尼加医院挤满灾民”、“海地灾民手持木棒枪支 互相抢夺物资”、“海地灾区持续混乱 灾民疯抢美国签证”、“海地地震遇难者尸体草草掩埋 真实遇难数难统计”等等。

　　“外国媒体”的这些“负面报道”，是对海地人民的恶毒攻击吗？当一个国家几乎遭到毁灭性的“天灾”时，更多地报道“人祸”是别有用心吗？处在一个生死攸关的时刻，批评草草掩埋遇难者尸体，是吹毛求疵吗？我经常听到一种观点，在紧急时刻，人民需要暂时放弃批评和质疑，全力信赖和支持政府，因为没有政府就无法开展救援工作。按照这种观点，“负面报道”纯属“吃饱了饭没事干”，扰乱民心，应该禁止，更应该出现的是一些鼓舞人心的“正面报道”，诸如某位女士如何用自己的乳汁喂养饥饿的儿童，某种动物如何坚韧不拔发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渡过难关。

　　可是，仔细想想，报道只有真实和虚假之分，难以分为负面或正面。灾民背井离乡，黑帮袭击救援人员，医疗设施匮乏，灾民抢夺物资、疯抢签证，尸体草草掩埋，这些是“负面报道”吗？最多只能说是“负面事实”。灾民背井离乡或者疯抢签证，甚至连负面事实都不是。如果在一场巨大的灾难面前，民众失去了迁徙的自由，只会使灾难加剧，“天灾”成为“人祸”，那才是最为负面的。如果把黑帮袭击救援人员视为“负面报道”，那多半说明你是黑帮成员，只有逃犯才会忌讳通缉令。只有在警匪一家的情况下法治报道才会面临重重禁令。至于医疗设施匮乏、灾民抢夺物资、尸体草草掩埋，这些负面事实说明医疗、食物和卫生存在种种亟待解决的问题。

　　有些部门习惯于对“负面报道”持负面态度，仿佛那些让人不快的负面事实是媒体制造出来的，只要禁止了“负面报道”，负面事实也就不存在了。但是，海地地震中的“负面报道”影响了救援工作吗？显然没有。甚至可以这样说，没有这些“负面报道”，救援工作就无法开展。不知道哪里粮食、治安、医疗、卫生出现问题，不知道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救援工作就会无的放矢。先入为主得预设好人好事一定是真的，“负面报道”一定是假的，是把正/负等同于真/假，不管从逻辑上还是事实上说，都是无法成立的。

　　对救援工作没有实质帮助的恰恰是那些“正面报道”。虽然好人好事让人感动，但是面对一场严重的灾难，依靠好人好事是远远不够的。女士愿意贡献自己的乳汁固然可歌可泣，但不是每个饥饿的孩子都会遇到一位女士，不是每位女士都正好处在哺乳期，不是每位哺乳期的女士都愿意贡献乳汁。解决儿童的饥饿问题，无法依赖乳汁，只有在“负面报道”的充分聚光之下，才能建立一套全面、有效的救援机制。

　　“正面报道”和“负面报道”不构成冲突。不能认为有了众多鼓舞人心的好人好事，那些“负面报道”就是子虚乌有的。人性的复杂性，会在灾难面前充分呈现出来，既会有极致的善，也会有极致的恶。如果说“正面报道”是彰显极致的善，“负面报道”则有助于制止极致的恶。除此之外，“负面报道”还为救援工作提供帮助，也可以促使政府和公众反思。救援和反思应该是同步的，不是先后关系，只有一边反思，才能一边提高救援水平。认定只有救援结束才有时间和精力总结工作，那种观点过于天真。救援之后的总结，通常不是什么反思，而是表彰大会。

　　当一场巨大的灾难发生，能够亲临现场的只是少数。对于其他绝大多数围观者来说，传播“负面报道”正是对地震力所能及的关注。此次地震，海地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手忙脚乱，让人叹为观止。差可安慰的是，海地政府并不否认自己的无能，而是向国际社会和国际媒体开放，没有阻止各国记者对地震进行报道，也没有以“谣言”为名谴责“负面报道”。这是不幸中的万幸，无能中的有为。

　　按：本文写于2003年，“夏令营”的时间是2001年。

　　我与崔卫平老师是网友。两三年前的网络，不像现在是精英们必争的文化高地，那时还是没有什么象征资本的文化盆地。我们在一个叫“世纪沙龙”的网站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故事从一场虚拟的辩论赛开始，论题为“福柯是不是诗人”。反方是一位熟读福柯的朋友，他遍读相关书籍均未发现福柯写过诗歌；正方则是我们这些并不相识的朋友，认为一位有想像力的写作者也可以被称作诗人。事实上，这个论题没有什么标准答案，大家后来着重对争论中的话语规则进行了反思。对我而言，答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认识了一位叫“snoopy”的网友，她就是崔卫平。有些巧合又有些必然的是，此前我就是她不折不扣的忠实读者，几乎搜集并阅读了她所有的文章。

　　喧宾夺主的“snoopy”，几乎成为“世纪沙龙”的女主人，组织了一场又一场的思想舞会。每一次的主题都出人意料又水到渠成，比如“萨伊德扔石头”、“爱与正义———从安提戈涅说起”。临近暑假的时候，她突然在网上贴了一张邀请函，请一大群陌生的网友参加非虚拟的“夏令营”———这位女主人胆子真够大的！过不多久，我就收到一封电子邮件，题目为《有关Snoopy夏令营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

　　一、免费提供早餐一顿，吃完饭各自洗碗，snoopy抹桌子。时间：8：00。
　　二、每周一、二、三、五、六提供免费、现成午饭一顿（因为有阿姨小周买菜、做饭），其余午饭和晚饭由参加吃饭的人共同商议、购买和烧煮，排名单轮流洗碗；外出的人不在内。
　　三、单独外出者晚间12点前回家；临时决定不回家者，请于11点前打电话告知snoopy；但不必（和不许）告知他／她现在在什么地方。
　　四、如无阿姨小周在的日子，各人自己在洗衣机洗衣服；也可以互相帮助。但要征得对方同意：“我可以帮你洗衣服吗？”或者“你可以帮我洗衣服吗？”
　　提倡“新生活”，鼓励坐地铁：在有地铁到达的地方原则上不许打车；个别的经过本人打报告、集体讨论协商获得批准后方可。
　　该协议尚可修改，以求进一步完善。

　　那是我第一次去北京，雷阵雨刚刚席卷那个城市，我和两个朋友一起敲开崔卫平的门，身后一串水迹。虽然事先已经电话预约，但还是很不巧，她正和一群朋友在书房讨论问题。没有任何被打断的不快，她把那些“大名鼎鼎”的朋友介绍了一番，就“丢开”他们，引我们进了另外一个房间。我与人交往需要慢慢预热。可是那个下午，在一座刚刚谋面的城市，与一个刚刚谋面的老师，我们却迅速进入话题。很多学者的面孔就是名片，他们的表情、手势乃至语言，随时提醒观众他们是大人物。但与崔卫平交谈，你不会想到她是北京电影学院教授，也不会想到她是一位著名学者。那些外在的身份几乎都与她无关，她就是那位叫崔卫平的朋友。在崔卫平身上，更多的是一个公民对生活的敏感，而不仅是一个知识分子对学问的陶醉。有时，前者必须面对一些不是问题的问题，后者却喜欢用思考的深刻性取消问题的复杂性。

　　在随后的近十天，她的书房就被我们改造成营房，陆陆续续入住了五六名“营员”。我们也被剥夺了喊她“老师”的权利，“营员”之间都是同学关系，大家互相以网名相称。不知道她的邻居们会不会纳闷，崔卫平家怎么突然多出许多宠物，“狗狗”、“蚊子”、“鬼头鬼脑”的叫声此起彼伏，天哪，还有“注水猪肉”、“喂猪格格”和“龙子”！

　　有崔卫平的地方，就有笑声在。在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体系里，“笑声”和“泪水”往往成为两极，前者与浅薄、无知相关，后者则与沉重、深刻相关。“黑暗中的笑声”，却提醒我们不能对苦难视而不见，但对苦难感又要有所节制。后来我读《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传》，总是有一些章节似曾相识，仔细想想，原来闪现着她的身影。据说崔卫平的“恶作剧”，经常会让一些正人君子不快，大概是他们不可冒犯的威严受到致命的挑战。“严肃”和“认真”通常结伴而行，不严肃的崔卫平却非常认真。为了深入讨论一个问题，她会专门跑到誊印社请人输入一些重要文章，然后把它贴上网。夏令营的早饭，往往是从她的“故事会”开始。“营员”们经常忘记手中的茶叶蛋和蛋糕，一顿饭吃完已是午饭的时间。从另一方面来说，认真的崔卫平也不喜欢“严肃”。有次，她给我们讲一篇文章的构思，说到一半，突然跑到隔壁拿出巫婆一样的玩具，然后告诉大家，她这篇文章的题目就叫“革命的‘巫婆’”。这篇《革命的“巫婆”》最终写成了，收在一本书里，但读到的人很少。

　　十天的“夏令营”就这样转瞬即逝，那个夏天已成往事，时间短暂而记忆永恒。

　　山西煤矿重组等事件，引发关于“国进民退”的激烈讨论。经济学者和行政官员的观点有着很大分歧，经济学者大都认为这标志着新一轮的“国进民退”，行政官员则否认出现“国进民退”的现象。虽然他们对山西煤矿重组等事件的评判截然不同，但是这种分歧的背后开始有一个共识，至少在公开表达中他们都与“国进民退”保持距离。即使行政官员，也不再盛赞“国进民退”是舍小家、为大家，而是避之惟恐不及，反复列举各种数字，证明不存在“国进民退”。当然，这些数字难以说服经济学家，后者通过更为详尽的分析，说明“国进民退”已经是既成事实。

　　此前，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词语是“国富民强”。从“国富民强”到“国进民退”，说明各方终于意识到“国富”不等于“民强”，两者未必是水涨船高的关系，很有可能是此消彼长，“国进”导致“民退”。

　　我同意经济学者们的分析，也同意他们对于一些国有企业借用行政权力兼并民营企业的批评。但是，让我更感兴趣的是吴晓波先生最近发表的《致煤老板的一封公开信》，他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私有财产遭受严重损失的“煤老板”，无法得到大多数中国民众的同情和声援，然后自问自答，批评“煤老板”作为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群体，没有考虑社会责任，缺乏良好的社会形象，所以当他们的利益出现沉重损失，民众非但不会为“民退”而痛心，甚至还会“幸灾乐祸”。对于吴晓波的这个观点，一些经济学者有着激烈的批评，认为这是站在了权力的一边。

　　我不认为民营企业的财产受到损失，是罪有应得。如果是“罪有应得”，那应该通过法院来解决。但是，据一位温州“煤老板＂透露，他们也想过打官司，但“有关煤矿的案子，法院一概不接”。（《东方早报》2009年11月2日）但是，吴晓波的批评，依然值得民营企业家认真对待，并不限于“煤老板”。

　　一些经济学者以古典自由主义的立场为民营企业家进行辩护，但很多民营企业家完全不知古典自由主义为何物，他们挥之不去的是“帝王心结”。山钢收购日钢，被视为“国进民退”的另一起标志性事件，其中民营企业日照钢铁集团董事长杜双华，在员工看来有着浓重的“帝王心结”，办公区豪华如宫殿，外面还有一圈“护城河”围绕。（《中国周刊》2009年10月15日）一个民营企业家，无论具有什么情结，这都是他的思想自由，他把办公区修成什么样子，也是他的权利，都没有违反法律。但是，这不意味着不能从价值层面对这些观点和行为进行批评、检讨、反思。我们可以一边支持民营企业维护私有财产的权利，一边对民营企业家头脑中的观念进行批判。

　　很多民营企业家平时拥有“帝王心结”，颐指气使、前呼后拥、一言九鼎，但是在维护自己权利时，却是不折不扣的“草民心态”，畏畏缩缩、瞻前顾后、欲言又止。《东方早报》曾经报道，在一个浙商的小型沙龙上，30多位“煤老板”没有一个愿意首先发言，几乎每个人开场的第一句话都是“希望媒体不要公开姓名，电视画面也请处理一下”，唯一愿公开姓名的“煤老板”，最终也放弃了主办方为其安排的主题发言。我曾在网上看到“煤老板”出席一些会议时的照片，面带墨镜，神色紧张。一位“煤老板”更是明确表示：“至于什么‘国进民退’，那不是我们争论的内容，合法不合法由专家论证。”

　　毋庸讳言，“煤老板”在公开场合的沉默，是因为背后面临强大的压力。但是，当一个人自身的权利受到侵害时，他拒绝公开站出表达自己的观点，希望搭顺风车，希望学者或者政府担任“青天”角色，这种“草民心态”让人不敢恭维。当“草民心态”和“帝王心结”集中在同一个人身上，那就不仅无法让人同情，还会让人有些不以为然了。相比之下，广州番禺市民表达自己不同观点的公开、理性、温和，是“煤老板”们无法比拟的。如果说到恐惧、压力或者后顾之忧，广州番禺市民需要承担的更加沉重，他们的力量更加单薄。

　　最后必须再次重申，我绝不认为民营企业家拥有“帝王心结”和“草民心态”，他们的私有财产就不应受到保护，我也不认为“帝王心结”和“草民心态”是民营企业家的专利，民营企业家不乏具有深刻思考者。“国进民退”的主要责任不在于民营企业家，但是民营企业家需要对自己的理念和行为进行充分的清理。如果经济学者不愿对民营企业家的“帝王心结”和“草民心态”进行批判，那是否也不要批判民众的“仇富心理”？否则，岂不是只许老板放火，不许百姓点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