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的经济危机的讨论中，法学家几乎是缺席的。这可能和法学家通常比经济学家更为保守有关。著名法学家理查德•波斯纳参与了这场讨论，十分引人注目。他于今年4月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自己的博客文集《资本主义的失败》，这是一个面向普通读者的读本。不过，波斯纳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是法律经济分析运动的带头人，很难说他到底是经济学家还是法学家。
不过作为一名有着深厚经济学背景的法学家，波斯纳看到的经济世界场景不但更为宏大，而且比很多经济学家更为独特。波斯纳，这个被里根于1981年任命的联邦第七巡回上诉法院的法官，不属于任何党派，因此他的意见相当独立，不受党派立场束缚。但第七巡回上诉法院位于芝加哥，再加上波斯纳本人在芝加哥大学的教书经历，他深受芝加哥学派的影响，成为一名不折不扣的自由市场信徒。当人们在2009年读到他的这本新书时，不仅要问，波斯纳的思想立场开始转向了吗？
误会始自书名，书名更像是一个噱头，无论是英文原名《资本主义的一次失败》，还是中文译本的《资本主义的失败》。单看书名，好像著作等身的波斯纳法官承认自己以错了。但读完这本书，我们发现，波斯纳并没有完全放弃之前的立场，不过是开始动摇了。
在这本书里，他明确地指出，当前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不是金融企业的愚蠢和贪婪，而是前总统布什和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放松管制政策。他认为无论是银行家还是投资者，都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们在市场信号下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当然，既不愚蠢，也不贪婪。问题在于政府对待金融行业的管制政策出了问题。
不久前，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曾公开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他在过去高估了市场自身的自我调整能力。然而波斯纳比他更进一步。可见，他像其他谦逊的学者一样开始自我修正自己的观点。他的思想立场将摇向何处，我们目前还不得而知。
波斯纳回顾了严格管制时代的市场经济，批评了由于监管缺失导致的危机，建议美国政府做出更多的管制。管制不足自不待言，问题在于，没人知道正确的管制方法是什么。遗憾的是，对于如何重塑华尔街，被人们普遍寄予厚望的波斯纳同样没有提出什么富有建设性的意见。也许这正是他的下一本书的主题。尽管他没有提供具体可行的改革建议，但这本书的迷人之处在于，这是一个右倾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关于应该加强政府管制的呼吁。
值得注意的是，波斯纳的这本书像一个很重要的宣言，让人们再次去审视经济学中理性主义学派和非理性主义学派之间的深刻分歧。理性主义学派，以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为代表，认为人在行动是理性的，在现有信息基础之上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如一个股票交易员，甘愿冒很大风险，假如他认为可以获取可观的利益；与理性主义学派不同的是非理性主义学派，它以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内曼为代表，认为人行动是被包括激情（凯恩斯称之为“动物精神”）在内的“非理性”驱使的，很容易做出在经济上并不明智的选择，最终不会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因此，两个学派对政府管制的态度很不相同：前者认为，信息是自由、充分流动的，人们能在去选择最适合他们的，因此自由市场只需要最低限度的政府管制；而后者则认为，人们需要政府去制定有力的管制措施去保护他们免于被非理性带来的伤害。
毫不奇怪，波斯纳一直站在理性主义学派这一边，他和加里•贝克尔一起写BLOG，试图用他们的理论去解释一切。但在这本书里，他似乎不再那么坚定以前的理性主义立场。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他的这种转变并不是基于某种道德判断。他详细地展示了不受限制的理性如何将我们引向萧条：当市场的回报很高时，股票交易员、银行家和消费者基于个体的理性，甘愿去冒巨大的风险，这种各自的理性整体导致了经济大萧条的出现。那么，到底谁改为这种结果负责呢？波斯纳明确指出，不是这些市场参与者，而是规则的制定者。
对这次危机中政府管制失败的原因，波斯纳做了两个特别解释：第一，他指控经济学家这个群体有一种致命的自负，这种自负与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影响是不相称的。他们认为萧条是小概率事件，很难再现，进而忽略对萧条的研究。然而这并不符合事实。第二，自由市场派的经济学家太迷信放松管制了。他们错误地认为，金融市场遵循与实体经济一样的管制逻辑。波斯纳同意耶鲁大学数学系教授贝努瓦•曼德尔布罗特的看法，实体经济遵循相对可以预见的规则，而金融市场遵循的是一种野蛮的随机性（这种随机性被曼德尔布罗特的信徒那瑟姆•塔利布称之为“黑天鹅效应”），因此金融行业需要更为审慎的管制措施。
那么如何驯服金融业这种“野蛮的随机性”呢？这对波斯纳来说，可能是一个新课题。那么，波斯纳会变成一个新生的凯恩斯主义者吗？这还要看波斯纳对金融管制的具体对策研究，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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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by 王建坤 @ 2009-11-15 11:26 评论(0) |
18世纪的法律哲学家边沁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理论家，而且是一个更伟大的改革家。
1748年，边沁出生在英国的一个托利党家庭，他的父亲就是一名律师。12岁那年，他在进牛津女大学的女王学院之时，需要在《39条信纲》上签字宣誓，因为不确信纲上所说的全是真理而不愿签名，但迫于压力后来他还是签名了，为此饱尝良心折磨。15岁，他进入牛津大学的林肯学院学习法律。他1767年通过了律师考试，但他并没有成为执业律师。他竭其一生想要建立一种清晰、理性且人道的法律体系。
边沁很早就表现出了很强的批判精神，他在1776年出版的第一部作品《政府片论》中，狠狠地批评了当时流行的“天赋人权”、“自然状态”和“社会契约”学说，视之为胡说八道，公开声称自然法不过是“伪装的个人观点”或“仅仅是自命为立法者的看法”。边沁对英国的法律和司法制度极为不满，并试图以全新的法律原则改革法律，剥去普通法的神秘外衣，揭开法律体系、制度和规则的真实面目。这种努力集中体现在他1789年发表的著作《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中。
边沁认为，“自然使人类臣服于两个至高无上的主人——痛苦和快乐的统治，正是痛苦和快乐指示我们应当做什么，同时决定着我们将做什么。一方面是对错的标准，另一方面是因果链，都系于痛苦和快乐的宝座……功利原则承认这种制约的关系，并假定这种制约关系是整个制度的基础，该制度的目标是要用理性和法律之手来构建幸福的经纬。”这是他对功利主义原则的经典和核心论述，是他法律思想的逻辑基点。
边沁主张，人的行为就是要使快乐多于痛苦，苦乐也即功利原则应当成为判断个人行为善恶的标准。追求个人幸福（happiness，既可以翻译成幸福，也可翻译成快乐，作者在此为了表达更为准确，行文时交替使用这两个词）也能增加社会的幸福，因为幸福本身有具有包容性，在有利于自己的同时也有利于他人。
因此，边沁认为，既然乔治三世和百姓都处在“痛苦和快乐的统治”之下，都要追求快乐、避免痛苦，那么政府和法律的目的应当保证“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评判立法质量好坏的标准。同时，边沁不认同传统上基于宗教信仰或者道德的法律评判标准。
在《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中，边沁开始用生意人语言——快乐与痛苦、成本与收益、利润和亏损——来谈论道德和法律。边沁的功利主义本质上一种“道德算术”，个体的每次行为都可以精确地计算其产生的快乐和痛苦。一次行为如果产生的快乐大于痛苦，那么它就是好的，反之就是坏的。立法也不例外，同样遵循这一道德算术，边沁进一步提出了“道德微积分”的立法方法：测量快乐和痛苦有7个标准，它们是快乐的强度、持续性、确定性、远近值、丰富性、纯洁度和包容性，基于这7个标准，通过复杂的计算得出被立法引起快乐和痛苦人数，从幸福之数减去痛苦之数，若结果为正数，则立法是善的，可行的；否则则是恶的，不可行的。现在看来，这一立法方法显然过于复杂，非常迟钝。
让很多读者和研究者惊讶的是，在边沁的立法理论中，在一项善的立法产生的幸福量大于痛苦量的前提下，他却对最终是“谁获得了这些幸福”这一问题表示毫不关心。立法必然有得有失，卑之无甚高论，人们同样关心谁得谁失。那么，富有改革精神的边沁为什么对“谁”的幸福在增加毫无兴趣呢？
英国诺丁汉大学政治学高级讲师约翰•麦克米兰对此做了一个让人信服的解释。在他看来，这可能和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系。18世纪的欧洲社会中，一小部分上流社会的人占尽利益，而大多数较低阶层的人似乎总是在吃亏。假如按照边沁的理论去立法，这种状况将可能得到改变，因为边沁主张，每个人在幸福与不幸的痛苦总量计算里只能算一个“一”。这也是为什么边沁的思想被视为当时英国社会改革的利器，边沁以一种复杂而隐秘地论证提出了限制特权的方法。
边沁的功利主义影响很大，它是一种试图使所有道德体系的语言互通的翻译语言，具有非常广泛的解释力和战斗力。边沁的功利主义同时也遭到了诸多批评。从法律哲学角度来看，有两项是批评是非常致命的：第一，边沁的幸福观是一种粗俗的人生观，他对人生的苦乐只做了量的区分，而没做质的区分，这很难将人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第二，边沁一方面把政府的目的定义为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另一方面又把个人选择作为取得最大多数幸福的唯一途径，但两者之间存在的矛盾如何化解，以及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在最大多数人当中如何分配才能保证公平的问题，这位功利主义之父并未回答。
针对边沁版的功利主义的缺陷，边沁的信徒、著名哲学家约翰•密尔做了修正，他成为功利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密尔认为，政府的目的不但是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更在于教育公民去追求更加高尚的快乐。只有当公民能运用在自由教育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理智追求个人利益时，他才能在一个文明社会中实现自己的最大幸福。同时，密尔也认为，政府可以对个人追求个人幸福的自由做出限制，使其不能损害其他人追求幸福的权利。但为了实现大多数人的利益，如何论证牺牲少数人的个人自由是正当的呢？密尔未能提供任何答案。
在20世纪，康德派自由主义对功利主义展开了猛烈的批评，在20世纪70年代以罗尔斯、诺齐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战胜了功利主义，用权l利取代功利，在政治哲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英）边沁著 时殷弘译 商务印书馆 200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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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by 王建坤 @ 2009-11-15 11:22 评论(0) |
尽管人们在观念上不断呼吁“最小政府”的理论，但在事实上却越来越依赖政府，尤其在遇到突发事件时。在事故频发的现代风险社会，公众对政府风险规制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但经常遭遇失望。为什么承担风险规制的行政机构总是规制失灵呢？现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斯蒂芬•布雷耶的研究深化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在规制失灵的解释问题上，传统上有两种解释。公共选择学说认为，规制失灵是因为相关利益团体在决策过程中进行干预而导致规制偏离公共利益的目标，而公共利益学说则认为，规制失灵是因为决策者的决策错误造成的。
布雷耶认同公共利益学说。他在1983年出版的《规制及其改革》一书中，通过对民航、卡车货运、天然气、环境和电信规制领域的实证研究，提出了规制失灵是由“不匹配”造成的新观点。他认为，在一个有充分理由的规制政策中，当政府未能“正确地将规制方法或工具与其所要解决的问题相互匹配”，就会产生规制失灵的问题：政府可能对要解决的问题判断错误，并采用了错误的方法，或者即便不存在前一问题，政府在选择规制工具时，在资源配置上也不符合效率的标准。因此，规制改革的方向应该是解决规制的“不匹配”问题。这种现实主义思路为这本书赢得了很高的赞誉。
10年之后，在哈佛大学霍姆斯讲座的基础上，他出版了《打破恶性循环：政府如何有效规制风险》，将“不匹配”这个概念的应用从经济领域拓展到公共领域，进一步分析了现代社会中行政规制的困境，并提出了改革思路。在这本书中，他以健康和安全规制领域为中心，分析了公众对风险的误解、国会的回应行为和风险控制过程中固有的技术上的不确定性，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的“铁三角”。那么“铁三角”是怎样形成的呢？
公众根据经验法则去认识各种风险，对风险的盖然性和后果的分析和评估都是不专业的，因此判断结果不同于相关领域的专家们。公众可能会高估盖然性较低的风险，或者重视那些具有灾难性的风险、媒体广为报道的风险，而忽视确实严重而不为公众所知的风险。为了回应公众的要求，国会首先会关注那些极端的风险，这样就会导致主管的规制机构在设定规制优先级次问题上偏离科学的轨道。国会下面的每个分委员会存在职权交叉，他们对同一问题做出不同的规制，规制与规制之间缺少必要的或者足够的协调，造成了规制混乱，留下了相互扯皮的空间。在规制的具体操作过程中，因为技术本身的复杂性导致出现的不确定因素随处可见。公众对风险的认识影响着国会，国会的反应又影响着公众对风险的认识，而风险控制过程中固有的技术上的不确定性，使得规制机构更容易受到公众的认知和国会的反应的影响。这样恶性循环就形成了。
在《打破恶性循环》的第三章中，布雷耶认为，打破恶性循环的根本出路必须借助官僚制本身固有的理性化、专长、绝缘和权威的美德，还提出了打破政府规制“铁三角”的具体策略：第一，在全国范围内筛选一些更有经验的公务员就职于健康和环境规制机构、国会以及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从事风险削减政策的合理化职能。第二，管理与预算办公室可以获得更大的权力，以承担制定全政府范围的风险削减政策的角色。其雇员不但需要接受政策培训，拥有有关风险削减的专业技能，还必须在任职期间在国会和规制机构的职位之间进行轮换。
尽管中美两国在政治制度上存在诸多差异，布雷耶的上述分析和建议对中国读者同样深有启发。中国面临的不单单是规制失灵的问题，更多的时候还有规制根本无效的问题，但究其原因不少都是由“不匹配”造成的。中国在行政规制方面的“不匹配”表现同样非常明显，中国的行政规制立法大都属于国务院各个部门的部门规章，不但存在叠床架屋、相互抵触之现象，而且很多时候是为了回应媒体的压力的权宜之计，这就导致了政府规制的混乱和随机。因此，我们应当重塑政府规制机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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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by 王建坤 @ 2009-11-15 11:21 评论(0) |
“侯德健是狂热的、梦想的、冲动的、不安的，是这一代虚幻理想主义的代表。他热爱信念却又没有信念，坚守理想而理想的内部却又空无一物。”在29岁的秋日深夜，突然读到这句话时，真有一种被命运击打的感觉。这哪里是在说侯德健，分明是在说我啊？
前面那句话出现在李皖的乐评集《回到歌唱》，这是他的第一本书，出版于13年之前。在1994年，28岁的李皖就成为《读书》杂志最年轻最新锐的专栏作家。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通过音乐这种媒介，机智地谈论音乐背后的历史、文化和命运，他的“听者有心”专栏写得意气风发，俘虏了一大批读者。我也身在其中。1999年，我第一次读李皖，是他的专栏结集《听者有心》。
他用文字和音乐竞赛，神奇地赋予了乐评一种奇特的力量，这种力量毫不夸张地说是一种来自命运的力量，李皖对大时代里个人命运的关怀。如果说，音乐传递的是点点滴滴或者浩浩荡荡的心情，那么，李皖的文字摸索的则是晦明交错或起伏难定的命运。原本生命短促的乐评，在他这里因为对命运的关照，获得了救赎。他的每一篇文章中都有类似警句式的句子，这些句子让你反照自身时如遭棒喝，大梦方醒。
因此，我一直固执地以为，在青春期读到李皖是一件幸福事情，可圈可点。我曾经搜罗了他之后出版的几乎所有的书，但一直没遇到他的这本《回到歌唱》。
今年7月，我在《读书》上里看到李皖写的《罗大佑：撞开大时代大门的人》。深感意外，李皖的“听者有心”专栏估计是《读书》杂志上最长命的专栏了。李皖几乎倾注了所有的感情，写出了这篇带有总结陈词性质的五评罗大佑：罗大佑到底有多愤怒？罗大佑到底多有思想？罗大佑的曲到底有多妙？罗大佑的词到底有多好？罗大佑唱得到底有多糟 ？
这五个质问，既是旁观者李皖对罗大佑的分析，更是李皖对自己的反省。在李皖的声声追问中，李皖所代表或者所吸引的那些人同样看到了自己，历史和命运呼啸而过时在自身留下的印痕。在李皖诸多的文字中，他写罗大佑的文字最动情。
这次，李皖依然深情，眼光却更为淡定，他如此写道：“罗大佑是那个撞开了大时代大门的人。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屡屡出现这样的人物，他敏感、急躁、胆识过人，拼力发出惊天一呼，急剧变化的、波澜壮阔的历史大幕由此开启。此等时代人物，有绝世的影响力，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但随着时代渐入佳境，却逐渐显露出其思想的肤浅、批判力的短暂。”估计李皖再也写不出比这篇更深刻的关于罗大佑的文章了。
不过，这到底是因为时代变了，还是罗大佑老了呢？这个时代真的渐入佳境了吗？这些疑问激发了我对遥远的1999年的怀念，十年改变了这个时代改变了李皖改变了我自己吗？那种青春的、锐气逼人的东西可能正在被时光剥夺。青春也好，锐气也好，都是美好的、伤人的利器，我们活得都比以前更健康了。可是，我们还有信念和理想呢？这种追问让人心虚，仿佛顿入无人之境。
在心虚中，我读到了再版的《回到歌唱》。13年后的相遇，是一种机缘，也是一种暗示。我今年正好处在他当年写这本书时的年龄，在空寂的秋夜里，我一口气读完了李皖的这本书，试图去从他过去的身上找到自己现在的影子。结果我再次看到自己身上的虚无。年届而立，却内心渺茫，无依无向。当年的李皖却保持着一种充沛的热情。我的热情在哪里呢？
李皖在序言中谈对“歌”的理解，你猜他怎么说？他说，“歌是人身拥有的一种自然能力，它把自己撞出了声音，就是这样。”这样机智的语言，富有神性，如非对音乐曾经深深地迷恋和热爱，难以捕获。
我不知道李皖当年有没有经历那种没有方向感的空虚。或许，李皖当年克服自身虚无的办法，就是对音乐的着迷和投入，而这正是这本《回到歌唱》让人惊叹的原因所在，在这本书l里你可以看到，一个中国青年如何用乐评去撞击时代的大门，内心也因此得到解脱。 |
| # posted by 王建坤 @ 2009-11-15 11:21 评论(1) |
在经历了包括三鹿事件之内的多起食品安全事件之后，不少人对国产食品的信心大打折扣，转而相信洋品牌。然而，洋品牌真的可信吗？
联合国和平信使珍·古道尔在《希望的收获：食品安全关乎我们的心灵》（以下简称《希望的收获》）一书中，对此并没有做出肯定的回答。她认为，不是某种食品而是整个食品生产体系的安全出了问题。西方的现代跨国公司控制了人们的食品，不但使得原来丰富多样的食品文化岌岌可危，而且因为大量化学合成物的使用导致食品本身充满了不健康甚至有害物质。西方跨国公司正是靠不断销售这些不安全食品疯狂增长，没有一家企业会用拒绝销售不健康的食品去替换高额利润。
因此，人们必须严肃对待食品问题，食品本身即政治。在当代的“食品政治”中，古道尔呼吁每一个人去思考：“在这样一个大型公司贪婪，人和动物受苦，环境遭受破坏的世界，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做什么？这一切是否已经由不得我们做主？”
“黑猩猩女士”为何关注食品
在《希望的收获》这本书的三个作者当中，珍·古道尔名气最大，她是国际知名的黑猩猩研究专家，被誉为“黑猩猩女士”。这位“黑猩猩女士”为什么会对食品安全感兴趣呢？ 在序言部分，古道尔对此做了交代。正是黑猩猩的保护问题，促使她将食品安全问题视为宏大的环保运动的一部分。
1934年，古道尔出生于伦敦。在童年，她深受美国作家休·约翰·洛夫廷动物故事书的影响，对动物世界很着迷。她知道非洲的哺乳类动物最丰富，24岁那年她如愿以偿，在类猿人考古学家路易斯·利基博士的指点下，前往坦桑尼亚的冈比研究大猩猩。自1960年起，在冈比国家公园，她和黑猩猩一起与世隔绝地生活了15年，亲眼目睹了黑猩猩濒临灭绝的过程，对此深表难过，并认为，黑猩猩这样高智商的亲善大使从地球消失，反映了因为人类的自作聪明导致的整个动物世界的苦难。
古道尔逐步意识到，她不能只是在潮湿、闷热、充满危险的非洲大森林里观察它们，更应该想方设法去保护它们。那么，黑猩猩为什么消失呢？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非洲因为西方跨国企业对自然资源的破坏和掠夺，导致黑猩猩的栖息地在消失；其二，因为欧美国家人们的饕餮之欲，人们借助现代的交通工具，大量地捕杀黑猩猩，作为野味。很快，她发现她面对的不只是黑猩猩的问题，而是整个非洲的问题，整个非洲在面临深重的灾难。自然环境和生态资源遭到破坏的另一个后果是，不少非洲人越来越穷，越来越饥饿，在死亡线上挣扎。古道尔说：“当人们在死亡线上挣扎时，我不可能只去帮助黑猩猩。”
古道尔在进一步探究的过程中，发现了食品问题不仅是分配不均的问题，而且是安全与否的问题。随着食品企业的大规模生产，分配不均的问题可能在改善，但规模化生产的不安全食品却在危害整个世界，甚至可能终结地球的生命。
民以食为天，但很多人不知道我们吃的一部分食物是不健康的，很多人不知道他们的食物从何而来，甚至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吃什么。古道尔将这一结果归结为一个世纪以来的食品工业化之过。
当食品开始工业化
从书的第三章《我们是如何失去农耕传统的》开始，古道尔开始追述食品工业化的可怕历程。
当农业生产告别农耕时代，开始工业时代之后，大公司对土地的长远利益漠不关心，他们感兴趣的是如何在短期内，以尽可能低的成本生产尽可能多的食物，同时获得更高利润。二战后，农业企业往往只种植产量高、市场价值高的作物，在同一片土地上常年种植同种作物的单一耕作概念产生了。
这种单一耕种方式，牺牲了作物的多样性。根据联合国理事会的报告，数量惊人的食物被压缩为几十个适合工业化农耕的品种。这就导致自然界中的基因变异逐步消失，整个农业系统非常脆弱，病虫害的爆发可能使得数十亿株作物在瞬间遭遇攻击。1970年，亚洲所有的稻田都受到一种病毒的威胁，科学家拼命在47000种稻米基因库中搜寻，希望找到能抵抗这种病毒的稻米品种，结果只找到一种，只有一种。尽管这场危及数十亿人粮食供应的灾难避免了，但种植这种特别水稻的印度山谷很快因为兴建水电厂而被淹没。
要维持这种单一耕种方式，越来越多的土地被灌入化肥、化学杀虫剂、除草剂、除菌剂，千百年来肥沃的土地因此养分枯竭，农业的整个生态系统必须靠化学品来维持。结果，每年施放到地球表面的农业化学物质大约有300万吨。这些化学物质不会只是停留在农场，它们会进入环境，挥发到大气层，或渗入土壤，进入地下水，流进湖泊、河流和海洋，最后到达动物和人的体内。
这些化学物质好比隐形杀手，贻害无穷。以杀虫剂为例。杀虫剂只有0.1%会有效作用于有害生物，其余部分将不可避免地伤及无辜。蜜蜂的免疫和生殖系统会因此而严重受损，以至于酿不出蜂蜜来；青蛙等两栖动物会因此产生先天性缺陷，比如连在一起的后脚或者从肚子、背部生出多余的脚。这些化学物质正在毁灭世界的动物和植物，对此，著名环保主义者蕾切尔·卡森在她的名作《寂静的春天》中，有着更为详细的描述。
无论是通过空气、饮用水还是食物进入人体内的化学物质，有的会在人体里待上好几年，有的甚至终身不离开。其中，某些杀虫剂具备模仿激素的惊人能力，它们会凝聚在过去被认为婴儿最安全的食物——母乳中，这样连刚出生的婴儿都会深受其害。
农业生产只是食品工业化历程的一部分，但这足以让我们触目惊心，不寒而栗。在这本书的第十九章《希望的收获》中，古道尔对食品工业化的历程如此总结：“大型企业控制了世间大部分的食物以及我们种子的专利权。数十亿饲养场的动物生活在极度匮乏与悲惨之中。人类与动物因为无节制的喷洒在土地、作物和食物上的化学物质而中毒越来越深，地球上的水、土壤和空气也同样被污染。致病细菌对于例行用到饲养动物身上的抗生素产生了抗药性，转基因生物体偷偷溜进自然环境，谁晓得那最后意味着什么呢？数十亿吨化石燃料被用来将食物从地球的一边运送到另一边——而且经常被运送回来——对全球气候变化造成显著影响。地球上土壤不仅被毒害，也从开垦后的土地上流失。政府补贴的单一作物为制造汉堡和牛排提供原料。成千上万西方儿童死于肥胖及相关疾病，而发展中国家却有数以百万计的人饿死。家庭农场纷纷被挤出市场，沥青和水泥铺向越来越多的适耕土地。水变得惊人稀有，也被惊人地污染。”
留住我们的根与芽
古道尔让我们看到了食品工业化毛骨悚然的一面。尽管古道尔说得有理有据，肯定还是有读者会从内心觉得，事情或许并非像她说的那么糟糕。很多时候，人们宁愿生活在盲目中，因为面对事实本身是痛苦的。但现实已经不容我们再盲目了，全球变暖如同为地球为每一个人设置了一个最后期限。
古道尔本人是一个资深的环保主义者，而环保分子总是被视为极端分子，这是现代社会根深蒂固的偏见。但在这本书里，和她的其他同道相比，她的表现并不极端，反而很温和。她主张，人们应该关注食品的来历，拒绝购买那些不安全不健康的食品，支持那些合乎道德和健康的食品，用吃来投票，从一次购买、一顿饭中，一口一口地改变这个世界。
古道尔相信个体的力量，集沙成塔。1991年2月，她在东非创立了根与芽小组，旨在对年轻人进行环境教育，促进他们对环境、动物和人类社会予以关心。她当时写道：“根在大地下舒展、蔓延，无所不在，形成牢固的基础。芽虽稚嫩，但为了得到阳光，它们可以破土而出。假如我们在这个星球上面临的各种问题就像那坚硬的砖石，那么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就是成千上万的根与芽，能够冲破这些砖石。你能改变世界。”如今，7500多个根与芽小组分布在世界的90多个国家，中国也已成立了300多个根与芽小组。它们正在扎根发芽，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希望的收获：食品安全关乎我们的心灵》 （英）古道尔等著，范效成，范义涵 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10月版 |
| # posted by 王建坤 @ 2009-11-15 11:19 评论(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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