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迪的黄瓜桥
太阳出来硬梆梆，照得被窝红艳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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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4月28日 星期六(Saturday) 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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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韩大战”背后的语文教育
“初中时，她每次考试都是班上第一名，而他，总是最后一名。老师调侃他，你以后怎么办呢，看能不能给她当当门卫什么的，全班哄堂大笑。毕业后，她一路考上重点高中、重点大学、研究生，而他一路在社会上打滚。十年后，她抱着厚厚一叠简历去公司应聘，公司老总正是他。”
——这故事是真的吗？不论真假与否，网上有不少、甚至一些教育工作者转发，说明这故事符合公众对现行教育的评价和认知。
开年以来，“方韩大战”持续了整个春天仍不见消停，骂战已经从网络进入到公共领域——某电影的发布会现场。
从本质上说，这是多年来母语教育带来的恶果，世道人心浇漓，其罪之一在语文，诸如人的教养、民主素质、人格的健全等。我举一个正面的例子，有一位众所周知的女士，她仅念过小学国文，因父母丧别，家境贫苦，初一便辍学了，但最近10年来，她已出版12部图书，有小说也有散文随笔，她就是伊能静。没有任何人会质疑有人代笔，她书里所写的，只是她的生活。
举这例子是想说明，中小学语文教育有多么重要，它可以笃定一个人人性的厚度和人格的高度，甚而奠定人......
深爱金莲 发表于 2012-04-28 13: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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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4月6日 星期五(Friday) 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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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主笔 文迪
那天中午，我对一同前往北京采访的记者说，我们下午去北京四中转转吧，那可是诗人冯至、北岛的母校。
这是一位年轻的85后诗人，一听，凛然道：“去这样的学校，那应该沐浴更衣。”
2012年3月，三联书店推出新书《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该书收集了北京四中1966到1968老三届17位校友的回忆文字，重现了这所百年名校在那个特殊年代的热点事件和生活细节。编者是三位“四中”校友：北岛、曹一凡、维一。
一所中学，以这样的方式，由一家偏重学术的出版社推出一本专著，这在中国的中学里恐怕绝无仅有。也许是因为，北京四中与历史和时代的关系总是那么紧密、那么纠结。
新书的出版，加剧了我们对于“四中”的好奇心。
走进“四中”大门的时候，斜阳正好。没有保安的查问、身份登记，没有树矮墙新的高屋广厦，比起时下各地扩建的“超级重点中学”，北京四中更像一所普通的社区学校，除了它的位置，西皇城根大街上，北面便是北海公园。一看见北海白塔，会让人想起建国初那首著名的校园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MTV的背景正是这里。导演陈凯歌在《暴风雨的记忆》一书中，这样回忆自己的母校：
（楷体）“四中地处北京西城，距正门不远就是有名的西什库天主教堂；后门一街之隔就是林彪的住宅。两边的道路都可以直通市中心的长安大街。在我进校时，四中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一向以教育的质量闻名。“文革”以前多年，四中的高考升学率保持在百分之九十以上，考上四中，等于进入高校的胜券已经在握，因此，这座学校成为男生竞争的目标，就是很自然的事……虽然四中不乏刻苦攻读的平民子弟，但干部子弟由于其数量和影响，不能不主导了当时的校风。”
现在，面向全市招生之后，“四中”的干部子弟比以前少多了，但“四中”学子的精神面貌还是不同于很多重点高中，轻松、开朗、有礼貌，遇上年长的陌生人、比方说我，都会称一声“老师，下午好！”。
不过下午四点钟，教室里已很少有学生，不算大的操场上热闹非凡，足球场正在举办高中二年级的足球联赛，八人制的小球场上，二班队与七班队正在酣战，两边的啦啦队以女生居多。
记者当年也曾是中学里的足球前锋，做梦也没想过，会有这么多女生啦啦队的待遇。下午的球赛是两场......
深爱金莲 发表于 2012-04-06 14: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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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3月27日 星期二(Tuesday) 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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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与绅士
哈佛大学图书馆里有这样一条校训：“狗一样的学，绅士一样地玩”。我认为这句话比较有道理，我是这样理解的，狗最大的特点是忠诚，这与孔子对待学习的态度一致，《大学》开篇便讲“诚心正意”，《论语》第一句便是“学而第一”。好学，诚敬于学，曾是中华民族的最大动力。
而像绅士一样地玩呢，绅士的特点是道德和责任，还有勇敢与激情。法国人的青春偶像、史上最年轻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阿尔伯特•加缪喜欢踢足球，曾司职阿尔及利亚大学队守门员，他有一句名言：“足球教给我道德和责任”。
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要像绅士一样地玩了。《教育家》杂志是给教育工作者看的，现在却在奢谈为学之道。这是因为，本刊第一次将一所中学做为封面主题，正是在观看这所中学的足球联赛上，让我想到了哈佛大学的这条校训和加缪的名言。
这便是北京四中，谈论四中是尴尬的，因为笔者曾以为，四中的一些优秀之处是不好学的，比如它丰厚的历史传统，其所处的地理位置，有时是让人羡慕、甚至是嫉妒的，正如网上也有这样的帖子：《鄙视四中及北京所有名校》：“我是湖南人，今年高考680分，上北大清华无望，680最多排全省150名左右……北京考生的北大清华录取率是一百六十分之一，而在湖南，北大清华录取率只有万分之三。”
北京四中是以授课时数少、作业少、节假日从不集体补课而知名的，而这一点是可以学的，尤其是在《规划纲要》进一步落实，地方制度创新、学生减负之后。也应该学，有一项统计：十多年来，四中每年一百余名学子考入北大清华，占毕业生的40%左右，而近年来考入清华北大的四中学生中，40%以上获得各种奖励，远高于两校在校生获奖的平均水平。
这就是说，四中学子也许高考应试的考分不如湖南、湖北、江苏、山东等高考强省那么高，但其成长的后劲却不逊色于任何人。
而这一点，尤为值得有良知的教育工作者和教育行政管理者们深思：我们是更看重学子眼下的高分和升学率呢？还是真正看重孩子的未来？
若是后者，那么，本期杂志所呈现的北京四中就有了借鉴的价值。因为北京四中的校长、师生都是一样的中国人，在中国的大地上，是应该，也完全能够遍地都是贵族般的名牌中学的。
而现在国内涌现的，更多却是“超级中学”，新华社报道：上月的两会期间，两会代表批评了各地出现的“超......
深爱金莲 发表于 2012-03-27 16: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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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3月5日 星期一(Monday) 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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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作业
中国女性的地位比以前更高、还是更低？这问题让我很纠结。就像小时候，我听老师说，宋庆龄奶奶去世了，回家又听大人说，“宋庆龄先生”也去世了，心头很难过，俩老人家怎么就同一天……
成大了才明白，把受人尊敬的女士称“先生”，是近代以来的习惯。
西方近代女权主义兴起后，也影响到中国，于是有了妇女解放、婚姻自由。但有人反对，辜鸿铭认为，中国女子的地位比西洋女子高，中国人的婚姻尊父母之命，注重女人的廉耻名节，西洋女子不一样，为求偶残酷竞争，在社交场合取悦男人。这样，美貌者占了优势，而相貌平常、但温柔贤淑的却吃亏，也就是说，西洋的婚姻自由是不道德的，它损害了女人的人格，驱使她们献身以钓取男人的欢心。
辜鸿铭的话有道理吗，我不清楚。且引一段旧闻：1931年，南京人张钧霖拟办婚姻介绍所，政府驳回：“历来为媒妁者，皆为亲戚故旧，未闻以为业……既不适于国情，且有倡导不良风俗之嫌疑，所请不准，特斥此批！”张某办不了婚介所，还被斥责一通。如今婚介所遍地，光棍和剩女恐怕不多了吧。
有人认为封建社会妇女地位低，举例说“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这是不通古文的骄妄。小人与女子，对应的是君子和淑女，非指所有女性，试问：又有几个男人堪称“君子”。又有人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其实，这句话指明了中国女性的最高美德是谦卑。“才”，在这里的意思是裁决、判断，指宜守坤道，用北京话说，不能太“事儿逼”。
除了谦卑，还有高贵。所谓穷养儿、富养女，富未必带来“贵气”，贵气的培养需要家庭熏陶。有位学者举了个事例：他在台湾大学的椰林大道散步，前面有三个女孩，两个在追问中间一位少女，你到底喜欢张、还是王，或者是李帅哥。被逼问的女孩跑向一边，绕着一棵椰子树转了三个圈，这是借“绕树三匝，何枝可依”，表示她还没有心仪的对象。这位少女把诗意生活化了，这样的举止，显得多么聪慧和优雅。
现在，中国女子还保有谦卑，她们的贵气却在被损耗。民国时，小学女教师的工资是警察的20倍，县长的2倍。再如，中国人讲究因性施教，女性的生命规律不同于男性，旧时代少女14岁及笄，青春期开始，而现代社会对女性的凶恶之处在于，不仅让少女的经期普遍提前到12岁，且让少女们承受残酷的10多年应试教育。而过去，14岁女子的教育应完成，民国少女吕碧城12岁扬名诗坛，19岁出任总统......
深爱金莲 发表于 2012-03-05 10: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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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2月22日 星期三(Wednesday) 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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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经这件事，已远不是一个教育问题，甚而不是中国文化的断丧与复兴问题，很敬佩小你的严谨态度，三个多月来，远赴大江南北，年前的三九腊月，依旧奔波在深山老林的细雪中。但是，因传媒人须在意识形态上保持中立，我们还是不能说出自己的立场，不过，在四月刊相关栏目，我们会借他人之口，说出应有的真相。
打开天窗说亮话
在一本中文杂志上，讨论中国教育的“读经”，何等荒谬，倘若古人复生，将指认我辱没祖先、大逆不道，遭天打雷劈，若在中世纪的欧州，扔进火堆烧死也不冤枉。
因为人们无法想像，犹太人去争论要不要读《圣经》，阿拉伯人争论读不读《可兰经》。但在中国，这一话题竟然堂而皇之争论了一百年，再这样进步下去，下一个百年，中国人大概在讨论拒绝米饭豆腐、改食面包奶酪。
并无夸张的意图，中国人是讲究“食医同源”的，废止中医的说法报章上时有出现。而在中医药大学，《黄帝内经》因封建糟粕之嫌，多为选读教材（《思考中医》刘力红）。与此对应的是，据统计中国有9200万“糖尿病患者”（因按西医化验标准，引号为笔者加），未来10年，仅糖尿病、心血管等疾病，中国将损失5000亿美元外汇。
中医保守者指陈了上述的逻辑关系。而中国人又是讲究“教医一体”的，所谓“中医者治人，下医者治病。”
在教育的大问题上，媒体从来不敢、也不便说透。前不久有读者来信，说《教育家》刊首语偏激有余、建设不足。其实，这是因为，中华民族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在西方现代文明面前彻底抛弃传统文化的民族。在亨廷顿的文明谱系里，人类现有的文明类型只有中国是问号，他不知给中国什么样的文化定位，旧的没有了，新的没有建立。
1850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带来了西方教育，出任中国第一所大学——京师大学堂西学总教习。大学成立时，丁韪良当着所有人的面向孔子像鞠躬，此举被一些基督教人士视为叛徒。后来，丁韪良在书中写道：“中国有一种秘密的力量，我们亲眼目睹这力量强大得足以将满族这么一个勇猛的游牧民族改变为中华民族中最中国化的民族，这包含了上千种因素的力量统称为教育。”
一个外国人，方敢“打开天窗说亮话”，指明这“上千种因素”的教育力量。由国人说出来，可能是“妄道”。
“上千种因素”里，且说一种：读经。
距今恰好一百......
深爱金莲 发表于 2012-02-22 11: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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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1月17日 星期二(Tuesday) 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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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我看了一部纪录片，荷兰电影大师伊文思1938年所拍的《四万万人》。影像里的中国人令我惊叹，同时也自惭形秽、羞愧不已：曾经的中国人是何等的健康和美丽呀！时值日寇犯土，在痛苦和恐惧之外，国人的面孔如此干净、良善，气宇轩昂、信仰坚定，无论农民、学生、士兵还是将军，莫不如此，相对而言，宋美龄还算气质稍差的。
没有哪一本教科书能告诉我，为什么今天的我辈猥琐不堪、蝇营狗苟。中医医理云：“天赋气，地赋形”，这是说人的气质和形魄，禀赋于天地间的正气。《创世纪》也有相似的说法，这一点幼教老师比较有体会，她们都知道让孩子多亲近泥土，免疫系统才更完善。革命家则言：“翻天覆地慨而慷”，40年前，城里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如今，农村的青壮年在城市打工。翻天覆地之后，是城市拆迁、城乡统筹、拆户并院。乡村只剩下老人和孩子。而“撤点并校”之后，孩子也不见了，正在危险的校车上，在县镇中心的校园里。
乡村大地的死寂，不只是有机农耕的死寂，乡土中国是天地国君亲师一体的文化系统、或者说教育系统。乡村大地不仅承载着万物，同时也是我们的母亲、老师和道之所存：乡野的牌匾和石碑上，有圣人的教诲、先贤的事迹。而过去的乡绅与现在的乡村教师，不仅在为人师表，还身承着礼仪、教养和风俗的文明示范。
2011年7月，为了反对撤并大洋镇初中校，浙江缙云县的山村妇孺们集体下跪。这些乡民也许不懂得教育，但至少有生命的直觉。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些权势者会鄙视乡土。《礼记•月令》载：“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意思是说，在重要的时令，皇帝要亲自掌犁耕田。社稷之主，无不亲近土地，今天的权势者亲近大地母亲，只是为了拍卖、开发和打造。
而过去，我们的城市也是扎根、生长于乡土之上的，有芳邻世交，有礼尚往来，儿童与街道、大自然并没有被混凝土完全隔绝，旧时代甚至不需要幼儿园，儿童也能“依赖他人的慈悲”（西谚语）而健康成长，看看《清明上河图》就明白。于坚在《老昆明》一书中写道：“在一个刚刚完工，粉刷一新的小区里，是不会诞生歌德之类的人物的，李白、歌德、曹雪芹这样的人物总是在‘古色古香的东西’中诞生，这是文明史的一个普遍经验。”
可以说，没有乡村就没有真正的教育。而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的经验则是，我们少有城市里生长出来的大师，笔者......
深爱金莲 发表于 2012-01-17 13: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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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12月19日 星期一(Monday) 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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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部可疑的小资爱国主义大片之后，中国人迎来了2012年。
2012，壬辰、龙年，闰四月。而据玛雅文明的历法，2012年是充满玄机的一年。看了张艺谋《金陵十三钗》的片花，又在媒体上看到制片方口沫横飞地爆炒床戏，豪言票房破10亿，辞旧迎新的忐忑更为加剧，我只想到四个字：礼崩乐坏。
哪里还是乾坤朗朗的礼仪之邦？分明是斯文扫地的时代乱相。在一场情色盛宴和一把把政治正确的感伤泪水里，消费民族的苦难记忆，这是对大屠杀死难者的羞辱。利润为王，滔滔者天下皆是，没有财富之外的目标，没有坟墓之外的终点。把死亡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枕、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共产党宣言》）
也许这电影并非一无是处，因编剧的努力，它还讲述了一个流氓的自我救赎，“救赎”两个字，国人已感麻木，因为在现实的乖戾中，足以警示人们救赎的新闻满目皆是：为学业自杀的孩子、“校车”惨案的孩子……在我家小区旁边，是一所重点中学的初中部，每天，我看着孩子们朝入晚出，穿着难看的、永不合身的校服，手提来历不明的肉串，疲惫的眼神看不出半点朝气。我总以为，中国教育至少在逻辑上完全没救了，正在靡烂的道路上一路狂奔。
虽然我知道，诸如“体验式课堂”、“创意式教学”之类零敲碎打的改革总在进行，但揭竿而起的、九州生气恃风雷般的变革我没有看见。
去年夏天，杂志草创。我去云南参加“在家上学”交流会，见到教育家杨东平先生，会后他送大家一把纸扇，上有他书写的“学在民间”。当时我没有理解四个字的深意，直到前不久我去了黄土高原，才明白，民间的中国，有时是不依逻辑的。或许是冥冥中的天意，中华文明的发祥之地、黄河中上游的西部地区，悄然发生的变革竟然足以恢复我对基础教育的信心。我看见：仅三五人的努力，不过两三年时间，将一个区域的文化风气振荡一新。刚好，岁末年初的宝鸡，周王陵考古又有重大突破：“二年成邑、三年成都”的文明传说已有实物为凭。
我毫不犹疑地称之为“西部革命”。前不久朱永新先生在一次教育盛典上说：“中国民间的教育力量，也在悄然地进行着变革，这种自下而上的力量，与政府教育改革自上而下力量的会合，预示着中国教育变革即将来到。”
最近，我常对同事们说，能办《教育家》杂志是三生有幸，我有幸......
深爱金莲 发表于 2011-12-19 15: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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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12月1日 星期四(Thursday) 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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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期封面主题来说民国教育，远远不够，远没有说透。深以为，民国教育极可能是轴心时代以来，人类几千年文明史上的一个巅峰。
民国时期，圣贤辈出，无论现在怎么摭蔽，都将在未来的历史中逐渐显现。民国时，无论什么领域，精英层出不穷，中医、武术、电影……甚至流行音乐也是美国跟着上海学，如陈歌辛的曲子，二战时风靡美国。陈毕业于上海格致中学，其后在中学教音乐，可见当年基础教育的扎实。50年代末，陈歌辛饿死夹皮沟，好在生前终于从收音机里听到儿子创作的《梁祝》。
基础教育的另一成果，还应包括抗战的胜利，看过一段史料，仅淞沪会战，为掩护正规军撤退，杜和戴组织的苏渐别动队一万多人仅生还两千，别动队的抗日健儿很多是刚毕业的中学生。
说到武术，大众知道的是霍元甲、杜心武之类，仅举国术大师赵道新的一则事例：一天，其学员曹某因对迷宗拳与所学妄加褒贬，引起了上海精武体育会的不悦，经复仇式的较技后，该生前额血流如注。接到了求助电话，赵道新只身踏入精武门，连续将围攻的三十多名拳手击倒击伤。致使教头们破窗而逃并登报公开道歉。一时间上海拳术界无不为之震惊。
再有一位形意拳大师薛颠，土改时被毙。这一代国术大师之后，中华武术几近失传，央视的武林大会火热时，曾传出笑柄，某形意拳冠军被北京一位出租车司机暴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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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龙的舞术和彭山的太极
王化桥
港人菲律宾遭劫事件后，成龙的“大度”言论引发民众不满。他那以香港代言人自居的口吻，不但让港人厌恶，旁人也不舒服。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报章评论把成龙这种看似冷静其实冷血，并对普通人造成情感伤害的表达，称之为“成龙式表达”，是典型的屁股决定脑袋（《新华每日电讯》）。
成龙是一个武术明星，他的影响力来自市场，比较而言，李小龙安本分一些，从不对公众事件发表看法，甚至对武术本身，也几乎没发表过什么意见，他只把自己当电影明星，而不是武林高手，或者中国武术的代言人。
前不久，成龙还发表过一个看法，他希望中国武术进奥运会，我也希望，这样的话我们的奥运金牌届届都拿第一，单就十八般武艺来说，单人、双人、混合、团体就多出了一百块金牌。
但是，这怎么可能呢，成龙大概真以为他的影视武术就是中华武术了，前些年，拳王霍利菲尔德来中国比赛时，常有中国记者问他，李小......
深爱金莲 发表于 2011-12-01 14: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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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11月25日 星期五(Friday) 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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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爱金莲 发表于 2011-11-25 14: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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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11月21日 星期一(Monday) 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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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信念，下有常识
11月的北京，秋雨绵绵，我去建国门外大街参加一个文化沙龙，活动主持、央视女主播柴静在结束时，引用了作家邓康延评民国老课本的话：“上有信念，下有常识”。
上，是指老师、家长、社会精英。下，是指小孩、平民百姓。这是教育的最终目的和最好效果。大人们有信念，有操守，有勇气和担当，国家民族才有希望，小孩有常识，知书识礼，才能健康成长为未来的栋梁。
刚好，邓康延先生前不久来川公干。饭桌上，我对他说起北京的活动上，柴静引述了他的话（没办法，做传媒的总是太八卦）。他进一步对我说：“百年教育史上，民国的老课本是一个巅峰。我甚至觉得，在中国几千年教育史上，它都是一个巅峰。”
我深以为是。我甚至打算更进一步说，民国时期的教育，含平民教育、职业教育、乡村教育等，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教育史上的一个巅峰。1912年1月，临时政府成立教育部，9月颁布新教育方针：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否定了清政府“忠君”的教育宗旨。1921年，陶行知任总干事的“中华教育改进社”成立，以推动中西教育交流、研究中国教育实际问题。1923年，晏阳初在烟台的扫盲教育效果显著，同年，平民教育推广到20多个省区……
由此，以晏阳初、胡适、陶行知等为代表的改革少壮派，与蔡元培、张伯苓、黄炎培等为代表的革新元老派汇聚成了一股合力，共同推助中国教育的改进。虽然战火纷纷，内忧外患，那真是一个大师辈出、精英涌现的教育的黄金时代。
因此，本刊封面主题呈现了这一期的《重温民国教育》，尽管，陈丹青先生在“民国范儿”的访谈里，已把民国的民风和士气说透：“单说民国的大学教育，今时休想望其项背。当年浙江的中小学教师，是李叔同、丰子恺、叶圣陶……”，尽管，这两年出版界有民国教材的出版热。但是，从课本到校园文化，从教师到教授法，民国教育还有哪些值得今天的教育者和家长们借鉴的，我们应该呈现。
应当说，最糟糕的教育成果当然是“上无常识，下有信念”。现在的大人没常识的事我见得太多了。我认识某新晋的亿万富翁，为育独子聘有五位佣工，家中菜单竟抄自某商业化名牌幼儿园的厨房；我一哥们是时尚媒体的主编，他送六岁女儿的生日礼物竟然是ipad，他不理解电脑的光污染是催早熟的；即便是专业人士，缺乏常......
深爱金莲 发表于 2011-11-21 13: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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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10月21日 星期五(Friday) 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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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为了下一个太平盛世
上世纪90年代初，面对人性的萎缩和道德沦丧的社会征兆，王晓明、甘阳、朱学勤等学者曾发起过“人文精神大讨论”。这一场讨论因媒体推动，影响波及了全国，也因为媒体介入，讨论没有深入下去，甚至可以说水准不高。
至今快20年过去了：2011年，以药家鑫、郭美美事件为标志，社会道德和人性的底线屡屡被突破。
一百多年前，当工业文明的火车碾过欧洲大陆的圆肚皮时，尼采宣告“上帝”死了。而中国的先贤们在惊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陈寅恪语）”。
“现代化”或者“前现代化”的历史巨变远远没有结束。一百年间，曾经诗教的中国，乐教的中国，成了物质高度发达的中国，文化领导的中国，成了GDP领导的中国。
历史的巨变中，不断会有愤青、呐喊者，当然，也有建设者。前不久，有媒体在纪念辛亥百年的专辑里采访了歌手罗大佑，看了这一篇访谈后，我很惊讶地发现，这位台湾摇滚愤青已成长为一个中年智者，他重
点谈到了年轻人的教育问题，他说：“年轻的这一代可能得多花时间去想想人的本质。这个东西是蛮重要的。可我看见的小孩子学......
深爱金莲 发表于 2011-10-21 16: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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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9月26日 星期一(Monday) 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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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陶行知的相遇是一次偶然》
《平民之困——平民教育在基础教育领域的尝试》
本刊记者 吴梅
《为什么是陶行知？》
本刊记者 文迪
引言：
为什么是陶行知？——不是晏阳初，不是张伯苓，不是梁漱溟，不是蔡元培，不是胡适，更不是梁启超或者章太炎——成为了新中国最著名的教育家。
陶行知的名声，早已超出了教育界，在中国，大凡有一点文化的人都知道他的名字。受过一点教育的人，都知道他提出过著名的“生活即教育”。
如今，“陶行知研究”和“鲁迅研究”一样，成为官方显学，“陶研会”和“鲁研所”一样，已经成了学术界的习惯用语。全国各大高校、以及省、市、州、县的“陶研会”已愈千数之众，另外，还有多少以他名字命名的学校、期刊、纪念馆以及无数立身室内外的陶行知塑像。
这些塑像竖立在祖国各地的教育机构里，在几十年的风吹雨打中，严峻地凝视、关注着新中国教育的历程——从恢复高考到教育产业化，从“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到提倡素质教育，从高校扩招到学术腐败……陶行知的塑像作为中国校园里一道几乎不可缺少的景观符号，点缀在中国教育的这套符号系统里，像一道醒目的甜点。
是甜点，不是主菜。如果我们认真审视当下应试教育的现状，甚至甜点也算不上——陶行知批评应试教育，痛斥“杀人的会考”，而现在，我们的学校却成了残酷的“考试站”；他反对书呆子，提倡学校即社会，倡导做、教、学合一，但如今，大学城的围墙把学生和社会远远隔离……在中小学生连睡眠时间也无法保证的校园时空里，可以这样说，陶行知先生的形像和话语符号是这个时代精神分裂的象征。
但究竟为什么是陶行知？
他是谁？
他从哪里来？
他要到哪里去？
今年10月，祖国各地的“陶研会”都将举办各种各样的“陶行知诞辰120周年”纪念活动，会有无数的会议、饭局、文件。
本刊记者走进了他的故乡，也走近了那些为数不多的、践行陶行知教育理想的教育工作者，有校长、老师、也有企业家，有发端于苏州的“新教育实验”，也有陶行知故里的“平民学校”。
陶行知留下来的遗产......
深爱金莲 发表于 2011-09-26 13: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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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9月19日 星期一(Monday) 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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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文化论坛上，大学教授易中天提出一个八卦问题，他说中国足球和中国教育哪个更有希望？
“谁的问题这么难，到处都是正确答案”。答案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从什么时候起，中国足球和中国教育走到了相似的境地：人人都可以对它说上两句，或抱怨，或恶搞，连央视主持人都在拿教育问题说事。网络上，一家老小为孩子作业抱头痛哭的描述并不鲜见，就算耶鲁大学前校长所谓“中国教育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笑话”已被证伪，但现实是，教育支出已成为中国人仅次于食物的第二大日常开支。
看看我们的教育成果：据报道，一项在欧州1500名酒店经理里进行的调查显示，日本人当选世界最佳游客，中国人在最差游客中列第三。“礼仪之邦” 的中国，已成了缺乏教养的反面典型。
食品和教育这两大开支，让我们的身体和灵魂，浸染了太多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地沟油”。
所以，办一份名为《教育家》的杂志，我们该是怎样的战战兢兢，这世界已不同以往，这是媒体和网络的盛世，人们获取知识、接受教育从来没像今天这么容易。传播手段的快捷，让如此多的人在充当“教育者”的角色，连别墅开发商都在急吼吼地教导人们“慢生活”，所谓的“程门立雪”、“悬梁刺股”多么像远古人类的笑话。
日元的万元大钞上，印的头像是他们的近代教育家福泽谕吉，韩元的大钞上，印的是他们的古代教育家李退溪。因为，一位教育家远比一位国王更福泽一个民族的未来。那么，我们有自己的教育家吗？
有，陶行知先生说，常见的教育家有三种，一种是政客教育家，只会说官话。一种是书生教育家，只会读书，做文章。一种是经验教育家，只会盲行，盲动……他进一步说，在教育界有胆量创造的人，即是创造的教育家，有胆量开辟的人，即是开辟的教育家，这都是第一流的教育家。
这也是我们对教育家的理解，知而不行，行而不知，都不是真正的教育家，教育家是行出来的，他不必有很高的职称，更不必被印上钞票，因为中国教育，已到了创造和开辟的关键。
鲁迅说，中国一向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抚哭叛徒的吊客……少，并非没有，做教育家是很可能失败的，更是孤独的。在采访的路途上，我们见过，无论在江南水乡，还是云贵高原，无论在应试教育体制内，还是体制外，我们看见了他们孤独的身影、开辟的勇气，他们是走在一流教育家路上的人。
......
深爱金莲 发表于 2011-09-19 10: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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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9月2日 星期五(Friday) 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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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家》杂志健康栏目供稿——
王化桥
这些年，养生差点成了笑话。
也成为热点，中国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谈论养生，古代人不怎么谈的，甚至，摊到每一个人头上的医生数量也极少。比如，在古罗马时代，医生的社会地位相当低，属于奴隶，在奴隶里也只是中等，60个苏可买一个会医术的奴隶，而一个被阉掉的手艺人要卖70个苏（《古罗马的医生》雅克·安德烈）。
在中医里，“医”这个字意为：把箭拨出来放入筐里，特指战争中的创伤性外科。古人是朴素的，道法自然而已，不需要那么多乱七八糟的养生图书。
据出版界的朋友说，张悟本之后，出养生图书很难了，审查很严。身边也时常听到这样的故事：一位朋友平时很注意养生，烟酒不沾，夜卧早起，然后他被查出了晚期肺癌……
养生之所以成为笑谈，是因为道家的学问容易似是而非，梁漱溟在《东方学术概观》里说：“早熟的学术文化最易失传，后世道家之学浸以纷杂肤浅，而远本道家的医家亦渐自分离，只在临床实用上暗自揣量摸索……”
拿民间常说的谚语“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来说，一些养生家指出，这是依据《黄帝内经》的“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原则，谓生姜温经散寒，可以养阳，萝卜消食降气，足以滋阴。大自然似乎也这样迎合着人类：夏季盛产仔姜，冬天则萝卜上市。于是，有的人夏天不吃萝卜了、甚至......
深爱金莲 发表于 2011-09-02 14: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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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8月18日 星期四(Thursday) 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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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白夜中美诗人朗诵会上，朗诵了一首以前写《念青唐古拉雪山》的英文版，杂志的英文编辑帮着翻的。
《the snow mountain of Tang kula》
I see a snow mountain
I see another snow mountain
And many many others
just like the pyramid
Slim in the above
And strong in the bottorn
原诗：《念青唐古拉雪山》
我看见一座雪山
又看见一座雪山
还有好多雪山
它们和金字塔一样
上边细
下边粗
......
深爱金莲 发表于 2011-08-18 18: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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