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小艾拿着韩清给她的便条来找我。我在考到律师之前也在水泥厂工作，认识韩清，虽不熟，但彼此欣赏。我不认识小艾，这不奇怪，我在水泥厂期间小艾没上过一天班，无非是挂了个名，领份工资。
可是再审的路这么好走吗？我觉得压力很大。
小艾签的那份协议，有没有涵盖解除劳动关系的内容，是案子的关键。站在小艾的立场上，作为一个还有同情怜悯之心的人，我认为是不涵盖，觉得一审的判决很有道理。
但二审的判决就那么容易推翻吗？一次性支付伤残抚恤金、生活费等人民币100000元？小艾的生活费是380元每月，付20年才多少？
如果小艾不是如此困难的一个人，那么，我会建议她申请再审，毕竟再审才有希望。可是小艾是如此的贫穷，拿路费都吃紧，打官司要成本，输了怎么办？输的可能性不是没有，而且很大。即使真的认为二审错了，可是现在法院的案子那么多，人家会为她这点屁大的事花费精力翻案吗？虽然这点屁大的事对小艾来说就是天大的事，可是人家不是小艾。
当然，赢的希望不是一点没有。
我说，你的事情不一定非要通过法律程序，你可以去找汤炳生，用你以前的死缠烂打的法子，说不定也奏效。毕竟这样做成本小，风险就小。
小艾说，找过他了，叫我打官司。法律怎么判他怎么做，他说不会赖一分钱。所以，关键还是要把法院的判决改过来。
我笑了，说，你别管，冤有头，债有主，你就盯准了张阿贵。
小艾说，这样不好吧，法律这样判的，我去找他，不是不在道理吗？
我将利害关系剥析给小艾听。小艾一根筋，根本不管我说什么，就说要再审。不管怎样都要再审，她就是要把这口气争回来。
那么，就申请再审。
申请再审的途径，一是上级人民法院，一是作判决的法院。我们两条路都走了。另外，我们还向检察院抗诉。
那天，根据中级法院的通知，我们去谈话。通知时间是9：30，我们8：00出发，路上一个小时，留半个小时的机动。我到售票口买票，叫她先去排队上车。等我买了票，却找不到她了。字她是认识的，虽说左眼没视力，但右眼的视力是很好的，按说不会排错队，可是排着的队伍中没有她，厕所里也没有，整个大厅里都没有。我急得到处窜，这么短时间她会跑哪呢？我问检票员：是不是看到一个瘸子，五十岁左右，女的？回答没注意。小艾就突然之间人间蒸发了。按说，她这么一个瘸子，蒸发也不会蒸发了这么快啊。
上车时间已经到了，我无奈之中自己去上车。这时，我就看见小艾——我的眼睛立刻湿了，失声叫起来，哎，你慢点慢点，快点慢点！——像一只倾斜的大鸟，以断了翅膀地姿势向前飞翔，随时都可能栽下来。她是这样的，整个上半身都倾下去，拐杖急促地朝前点着，右脚快速地跟进，左脚向前拖去，上襟的扣子全散了，衣衫像一面旗子鼓张着。我后来想到一个词：瘸狼渴行。我后来一直很清晰地记得她残疾的奔跑的姿势。她只顾急速地前行，加上嘈杂，没有听到我唤她。这边，我已经跳下车，朝她奔过去，继续喊着叫她停下来，她那样地奔跑姿势实在让人惊心。她终于听到我，停下来，回转身，惊惧焦虑地眼睛和苍白的面容。
车本来已经启动了，又停下来，从车上跳下一个人，和我一左一右挟着小艾上了车。
原来她上了前一辆车，上了车车就发动了。人家发现她没有票，在出站后将她赶了下来。我拍着她的背，安抚她，说，不要紧不要紧，你自己走路要当心。
想到她以这种愣头青的秉性，这么多年来很多次地往返在陌生的路途间，遭遇陌生的同情和帮助，也一次次地遭到鄙薄和呵斥，心被戳似的疼。突然想，倘她是我的母亲。泪就下来了。
在中院的申请很快被驳回了。小艾将希望就全部放在高院上。她没有在希望中等待，而是不断地用自己的方式去努力，不断地从这里跑到那里。跑省高院，跑省信访局。信访局的人小艾觉得挺好，至少态度好，可是态度好解决不了问题，叫她还是找中级法院。小艾匆匆忙忙赶到中级法院。有人出来接待，说，法院判决是严肃神圣的，已经这样判了，怎么好随便改变。你自己的事情自己想办法。人就走了。小艾那么急匆匆来似乎就为听他教训一顿。
有时，小艾在下了长途车，转公交的时候，不知是她没问得清楚还是人家没听得清楚，还是故意欺负她，会坐错了公交，以至于她错过了最后一班去目的地的车。
她在中级法院上访的时候，曾被一位路过的七十岁左右的老妇人领回去过夜。那人还对她说，下次再晚了，就自己过来，她总在家的。这让小艾充满感激。小艾对每一个给予她帮助的人都充满感激。下一次，如果有机会，她会背上几十个鸡蛋或者土特产什么的，聊表感激之情。比如，她就老是带一些鸡蛋呀黄豆什么的给我，弄得我都没有办法，存心想不收，结果总是拒绝不了她。
小艾在非常沮丧的时候，会到省劳动厅去，那个给了她许多帮助的人已经不在了，可是那里仍然让她觉得温暖。
这一路跑下去，就是2008年了，小艾的事情还是没有解决。
小艾将她每一次出行的经过都详细地讲给我听。我心里酸酸的，一直想是不是得为她做点什么。
我跟她说，要不别跑了，你还是盯着张阿贵吧。
小艾不出声，目光里是犹豫。
我不知道她犹豫什么，我说，赤脚的不怕穿鞋的，你现在是赤脚的你怕什么，他被你折腾得没办法，只好给你缴了保险求安顿。
小艾还是不表态，但是她也没有找张阿贵。
我跟朋友们说起小艾。我说，要不，我们赞助一下吧，想办法赖些税，再少吃顿把饭，就能帮到她了。她一共要补缴8年，一年目前是4000多块钱，以后每年会涨大概千把块钱。
朋友们善意地笑话了我，说我做律师做到赔本的买卖上了。虽然他们没有表明支持，但也没有反对。我知道，他们还是有心的，数额确实大了些。按在坐的6个人算，均摊的话大概划下来一个人得6000块往上。我们都不是有钱人，给一个陌生的人这么多的帮助，心里还是要盘算一番的。我就盘算了很久才发起这个倡议。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小艾，叫她到劳动局问一下，到底要缴多少，缴到什么时候，列个清单给我，省得跑了，你不容易。
小艾愣愣地看了我一会儿，跟我说，不，我不要。
这回我不明白了，我说，你想什么心思。
小艾说，我凭什么要你们的钱，我拿什么回报你们？
我说，没有人要你回报。我们赚你比你容易一些，你就当是社会再分配吧。
小艾说，我反正不会要你们的钱，这钱该当是张阿贵出的，我要把这个公平要回来。这是第一。第二，我作为穷人，没有用的人，残疾人，更应该活得有尊严一些。
我低下头去，不敢看小艾的眼睛，一直以来，我都对她怀有悲悯，现在面对她，我觉得真正自卑的人，应该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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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然后是伤残鉴定。五级。
然后是工伤赔偿，申请劳动仲裁。
小艾这人，怎么说她呢？说她傻吧，可能一般的人还没她厉害，讨到二十年前的说法，还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说她不傻吧，比谁都迷糊。这不，像她这种情况，五级残，按地方标准，每个月目前是467块钱，每年都会调整一次，一般都是往上涨，直到符合退休条件拿退休金。但是，厂里一哭穷，再几句好话一说，小艾就表态：以后每个月付380块钱就行了。
一让就是100块，以后还涨呢？你替她着急急死了又有什么用。她大气得很呢。
可是，380也没让她拿长了。
380块钱一个月拿了一年。张阿贵找她了，说，水泥厂现在卖了，以后没有资产拿什么给你，趁现在水泥厂还有点钱，一次性给你3万块钱，解决掉。
小艾不大信任张阿贵，没同意。
过了两天，张阿贵又来了，说：厂里都卖了，以后拿什么每月付你钱，还是一次性解决吧。这样对你好，我们是对你负责。我们想想办法，不能让你吃亏。给你5万块钱，一次性解决掉？
小艾不知张葫芦里卖什么药，再跟男人商量商量，觉得还是不答应的妥当。不答应他，至少380块钱，盖着劳动局仲裁委员会公章的，这块有保证。
于是不答应。
过了两天，张阿贵又来了，还是下雨天。前面我们说过，小艾雨天脑筋不大灵光。
张阿贵说：这次我们来最后一次，10万块钱一次性解决，随你答不答应，不答应以后也没有钱给你了，水泥厂现在什么都没有了，还有两个磨机，你就把磨机拆拆卖掉吧。
小艾她男人不在家，一个人正捂着头，坐在床沿上。她就哭了：我找谁去卖磨机！你们叫我一个瘸子去卖什么磨机！
张阿贵说，不卖磨机你就一次性拿10万块钱。
小艾眼泪汪汪地望着张阿贵。
张阿贵说，你算算一笔帐看，你一个月380块钱，一年4560元，10年多少，45600元，二十年多少。91200元。二十年，你还能拿20年吗？你都大年纪了？47？十年都拿不到了，还二十年？给你10万一次性解决掉，你是捡大便宜了。我是考虑你的实际情况，趁目前手上正好有这笔资金，能赶紧把你的问题处理掉。这样我也算对你负责了。你要不同意，那到时候没有钱给你不要怪我了。
小艾想签就签吧。
张阿贵写下协议：
协议
由于甲方改制已经结束，所有在册人员已一次性处理完毕，企业将在近期不复存在，考虑到乙方生活的实际问题，甲方仍尽最大努力予以解决。现经双方协商，达成协议。
一、乙方同意甲方一次性支付伤残抚恤金、生活费等人民币100000元，双方签字后付款，乙方以收条收取。
二、××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劳仲案字（2001）第26号《仲裁调解书》执行到2002年3月，2002年4月停止执行”。该协议终止了双方的工伤保险关系。
甲方：××县水泥厂 乙方：艾小青
2002年3月10日
有了10000块钱，小艾就将家里的事情处理了一下。房子一直漏得不得了，现在有了这笔钱，就将房子修砌一番，又砌了个附房，将橱房与正屋隔开，这样住得清爽一些；男人身体一直不舒服，到医院里做了个全面检查，配了些药回来；后来婆婆又病了，这笔钱正好用来给婆婆看病，病没看好，过世了，丧葬又是费用；左一花右一花，100000块钱就见底了。
日子就这么糊里糊涂地过下来了，直到2004年7月。
2004年7月的一天，烈阳高照（小艾怕冷不怕热），小艾到县城劳动局，查自己到哪个月开始拿退休工资，发现，水泥厂这么多年来，根本没给自己缴保险。劳动局的人说，你叫我们到哪里给你查去？你们厂里没缴，我们这里怎么会有你呢？就像个人样的，他都没报户口，怎么能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呢？
小艾去找张阿贵。
张阿贵说，不是一次性解决了吗？
小艾说，退休呢？我没有养老金啊，人家都有得拿我为什么没有？二十六个人，一块进厂的，个个都有，后来进去的一批也个个有，为什么就偏偏漏掉我一个人。你不是欺负我吗？
张阿贵说，我也不知道，办保险的事又不是我经手的。再说，给你100000块钱的时候不是说得很清楚吗？一次性解决，都包括在里面了。
小艾说，你没说没有养老金啊。
张阿贵说，我傻啊，你多大岁数了？有养老金我会给你100000块！都包括进去了，没有了。
小艾再去省城，找省劳动厅。现在省劳动厅就像她的娘家。省劳动厅的人说，应该解决养老问题的，你到你们县里去申请劳动仲裁。
小艾这回找了个律师，申请劳动仲裁。
劳动仲裁的申请交上去没有一个星期，律师告诉她，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理由是，《劳动法》第82条规定，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说你超过了仲裁申请时效。
小艾问怎么办呢？
律师说：提起诉讼。
官司也算打赢了，判决书上说，小艾与水泥厂的协议一次性解决的是工伤待遇关系，至于劳动关系，则一直存在着。因此，要求水泥厂为小艾办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手续，缴纳自1996年1月1日起为小艾缴纳上述费用。
小艾不服气：她的同事们从1981年起开始缴的保险，到她凭什么就要从1996年才开始缴。
法官告诉小艾，我们省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规定是1996年出台的，从1996年1月1日开始，企业为职工缴保险成为硬性规定，所以我只能判从1996年1月1日起缴，你要是不服，你可以上诉。
小艾不服归不服，但想想上诉也是很烦的一件事，再说，这样判下来，她到底有养老金了，少就少一点吧。
但是水泥厂上诉了。
小艾后来觉得，水泥厂在中级法院已经打点过了。那天谈话，小艾的律师没有去，小艾的儿子陪小艾去了。那人对小艾是相当的凶，刚开始就指责小艾，说小艾拿着判决书到处宣扬，让张厂长的面子往哪里搁。小艾辩解说，根本没有，她只是告诉了以前的同事，也是人家问她才告诉的。然后法官就要小艾调解，说保险缴水泥厂从1996年1月1日缴到2002年的3月，剩下的小艾自己缴。
小艾说，我哪里有钱缴。
法官就说，不同意这个案子你要输的。
小艾的心就凉到脚板底。但是她不能同意。
结果，案子就输了。这次判决认为，小艾与水泥厂的协议解除了双方的劳动关系，因此，水泥厂不再有对小艾缴社会保险的义务。兼于水泥厂自愿承担1996年至2002年3月期间的社会保险费用，不违反法律规定，可予支持。
小艾拿着这份判决书奔走相告，找人出主意想办法。
办法不是没有，就是申请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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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99年，水泥厂改制。一个好端端的国有企业，转眼就姓私了。工人们想不开，堵住厂门口，不许卖，几个激愤的工人还把张阿贵打了好几顿，骂他是卖厂贼。闹过之后，厂该卖还是要卖。工人们，愿意留下的签一份合同，继续劳动；不愿意留下的，也签一份合同，一次性给予遣散费，从此与水泥厂结束。
生存是硬道理。小艾不想一次性跟厂里结束，钱用光了以后靠什么活？算起来小艾也有20年工龄了。但是，继续留下来，新东家是不是还是给她98块钱，并且还可以不断地往上涨呢？小艾要问仔细了。
这一问，问出麻烦了。小艾根本都不是水泥厂的职工。企业名册上没有她的名字。她到哪里去了。她不是在厂里受伤的吗？她不是每个月还领工资的吗？她怎么就没有了呢？小艾这个急的。张阿贵已经躲起来了。不是躲她，躲比她厉害得多的愤怒的工人们。新厂长，不叫厂长，叫董事长，才不管她。
厂里正处于非常时期，暂时停止生产，人心溃散杂乱，乱糟糟的。还好，同事们都还顾得上小艾，跟小艾说：你别跟在我们后面，你跟我们不一样，你看，这些天，进进出出的那些轿车，你觉得哪辆车最气派就拦住哪辆，别怕，一拦一个准。
小艾中气不足，她觉得自己是个瘸子，跑又跑不快。万一那个车不把她当人，照旧往前冲，汽车可是不长眼睛的。
同事斩钉截铁地告诉她：不敢。
小艾在厂门口呆了一天，心里七上八下。进进出出的车子确实是多，也不知道哪辆车里坐的官大，一边给自己打气，一边又不断地退缩，终没提起勇气。
晚上就睡在厂里的宿舍区。宿舍区那阵子搞得像难民营，走的走了，垃圾扔得块块是的，没走的还拿不定主意，三五成群，气氛恐慌。只有一帮小艾不认识的年轻人，在快活地大声歌唱，遭致骂声一片。有人在角落里哭泣。
王平在宿舍区门前的河边上烧东西，烧的是他每年的奖状证书什么的，一摞摞，大概可以装一麻袋。一边烧一边抹眼泪。他是签了协议离开的，一次性了结的钱已经包在口袋里了。小艾站在门口，傻傻地看了一会儿，慢慢地朝他走过去。
小艾问：好好的东西烧掉干什么？以后找工作兴许用得上的。
王平直起身来，说：都过去啦，看着胀气。
都不再说话，看夕阳一点点斜下去。
小艾一个晚上没睡得着，头疼病又犯了，轰隆轰隆的，像有个推土机在脑壳子里作业。小艾哭了一夜。
第二天，小艾起得很早，她起来的时候，宿舍区大院的门还锁着，也就是说，她起得比看大门的大爷还早。天空灰濛濛的，有风。小区荒凉寂寥，树叶娑娑地飘零，纸页飞飞扬扬，不断地飘起，落下，又飘起。地面一片狼藉。一把扫帚靠墙立着。小艾瘸过去，将拐杖放墙根下，把扫帚拖到腋下，扫帚显然太重了，艾根本拿不住，借靠腋部的力量还是不行，走路都踉踉跄跄，更别说扫地了。小艾于是放弃，从地上拾起一个方便口袋，捡地上的和空中飞舞的纸页。
小艾今天拦了第一部开到厂里的小车，正好就是劳动局的人。
小艾说她是工伤。现在厂里改制了，要一脚把她踢开。问，天下有这样的道理么？
新厂的人硬说名册上没有她的名字，他们就不要对她负责，要找只能找老厂。
劳动局的人也伤脑筋，不是工伤吧？人家确实是在你厂里受的伤，是工伤吧，都二十年前的事了，当时又没有申报，现在怎么申报？小艾自己也说，病历的尸骨都找不到了。没有病历怎么申报工伤呢？
劳动局不肯认定工伤。
小艾坚决要求认定工伤。
劳动局的人说，你不要站在我这里，站到明年还是不能认定工伤。工伤没有工伤的规定么？
小艾说，不管什么规定，我都是工伤。厂里那么多人呢，都知道的呢。我工伤了这么多年了呢。
劳动局的人说，你不懂，你法盲。但是请你不要站在这里，影响我办公的。你再在这里我报110了。
小艾说，报110我不怕，我就不相信，法律是睁着眼睛说瞎话的。
劳动局的人说：法律是不长眼睛的。
警察就来了。小艾就施着警察的衣袖，找警察评理。
警察不耐烦跟她讲道理，叫她走，别影响人家办公。
小艾说，处理我的事情就是办公。
警察说，你再这样要拘留了。
小艾说，拘留就拘留，拘留完了我还来。
警察后来就将小艾抱下来，抱到警车上。警车开走了。却没有将小艾带到派出所或别的什么地方，在半路上将小艾放下来了。
警察说，看你腿脚不便，不然至少把你送出个十里之外的地方，让你搭车子去，舍不得车费，慢慢跑去。
县里的劳动局看来真没有用了。同事们帮她商量对策。然后，韩清代小艾写了份书面材料，叫她拿到市劳动局、省劳动厅去喊冤去。韩清是小艾的同事，当初一块进厂的。为什么要韩清写呢？一、小韩的文采和字，都好。尤其是字，一板一眼的，相当正楷。二、韩清愿意写。她受伤时在厂里的同事，有三十二个人在材料上签了名，证明情况属实。
小艾没受伤之前，交通还很不发达，镇上到县里的汽车一天只有一班，小艾虽说是工人，也不怎么往城里去。小艾受伤以后，交通发达了，可是因为行动不便，基本上也不出远门。可是，自从1999年以后，只要不是阴天下雨，小艾就往外面跑。为什么阴天下雨不跑呢？小艾的脑子作阴天，天不好她的脑子就不灵光，像呆子一样，自己管不住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只要不阴天下雨，她在外面不断地上访，口袋里带个录音机，下午的时候她会抽空听下天气预报，明天继续晴天，她就不回家了，就近找个桥洞在桥底下蜷一宿，既省了钱就省了时间。秋天的时候她带着山芋、玉米棒上路，其他的季节就备上馒头。
省城里的劳动厅一直让小艾心存感激。一、那个女的态度好，说话和气；二、她买了盒饭请小艾吃；三、晚上她让小艾留在她办公室，在沙发上睡觉。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她告诉小艾：你这个肯定是工伤。这句话让小艾当场哭出声来。
但是省里不好直接办这个案子。这个案子还是归她所在的县管，省里可以给予指导和意见。她给了小艾一纸文书，盖上劳动厅的大印，让她找县里的劳动局去。
将文件拿到县劳动局。过了一个星期，终于拿到一纸答复：超过时效，不予认定为工伤。
再拿着这个答复去省里。
还是那个女的接待了她。她当即就拨电话，电话里说了什么，小艾听不明白。然后，又给了一份书面文件，叫小艾还找县里的劳动局去。
又过了半个月，又给了一纸答复，这回的答复管用了：是工伤。
拿到工伤认定，已经是2001年了。小艾整整跑了两年。
小艾赶紧又跑了一趟省城，选了二十个鸡蛋和一些土特产，背在右肩上。她要谢谢那个女的。可是，那个女的窗口已经坐了别人了。她不知道她的名字和电话，连姓也不知道，只知道是个中年妇女，说话文文雅雅的。她说的这些特征人家也没办法替她找。
这让小艾遗憾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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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班是不用再上了。水泥厂每个月给她发98块钱。98块钱，这是1999年的价。1981的时候是八块钱，那时候上班的人是十五块钱。最初的几年，逢年过节，单位发东西，都会有小艾的一份，派人送到她家里。后来不知怎么就没有了，小艾不计较这个，为送一点点东西，老是让人家骑自行车走三十几里地的，小艾觉得过意不去。不发也罢。但八块钱到1993年的时候是很不值钱的，物价涨得不得了，工资也几翻过去了，工人都拿7、800了，但小艾的8块钱还是8块钱。
1993年快过春节前的一天，小艾就拄着拐杖跑了三十二里的路，从天蒙蒙亮出发，一直跑到傍晚太阳快要落山了，才跑到厂长办公室。有必要交待一下，厂长叫张阿贵，从1985年起开始坐在头把交椅上。张阿贵说：你不是在我手上出的事，我不需要对你负责。小艾眼泪巴巴地张阿贵。张阿贵忙着看报纸。小艾就瘸出来。
同事们很不服气，七嘴八舌，给她出主意，跟小艾说：今天你不要走了，就拽住他裤腰带，他到哪里你到哪里，他回家你跟她吃饭，他睡觉你爬他铺上。他又不是猪，就是猪大概也知道8块钱是无法生活下去的！反正就是怂恿小艾跟张阿贵来硬的，不涨工资就缠住他。小艾被人怂恿得喜滋滋的，于是再回去，张阿贵问：怎么又回来了？
小艾说：我今天不走了，你不给我加工资我就不走。
张阿贵说：你又不上班，哪里来的工资。
小艾说：要不，从明天开始我每天都来上班，你发我跟别人一样的工资。
张阿贵看看艾，讥讽道：要不要我派个人扶你？跌个跟头骨折了又是工伤。
小艾说：这个不需要，我这个人吃得消跌跟头的。
张阿贵不在理她。
小艾也不理他。东张张西望望，自己瘸到凳子前坐下。
张阿贵要下班了。
小艾说她不走，她要涨工资。
张阿贵作关门状。
小艾说：你锁就锁吧，我要是死在你办公室，肯定是一件有趣的事。
张阿贵就关上门出去了，小艾被关在门里边。
过了一会儿，张阿贵又来开了门，说：你的事我不了解，刚才问了人事科，确实有你这回事，但是，具体情况等我们几个领导碰个头再给你答复。你今天先回去。
小艾就先回去了。
过了一个星期，有人捎口信来说，生活费涨到32个块钱。艾觉得很好。同事觉得不行，以前他们他们拿15块钱，他就拿8块钱了，一半还多，现在他们都拿7、800块钱了，至少得拿到400块钱才好，32块钱，零头而已，还好？一点不好，赶紧继续找姓张的去。
小艾于是再去找姓张的。不过因为农忙，耽搁下来，加上她忙的速度有限，所以她的农忙周期比别人家的要长很多，一个农忙下来，再稍事休息，就又过了半年了。张阿贵也好说话，没要她多花口水，就给她加到48块钱。
同事给她定的目标是400块钱，400块是太多了，小艾的期望还没达那里。48呢？好也好了，要是能再加点更好。
张阿贵说再加不能加了，你看你一点力气不花，每个月平白无故地到手48块钱，不错了，哪个农民能享受这种待遇。
小艾说她不是平白无故，她是工伤。她也不想不劳动，她还难过死了呢。
张阿贵说所以我们同情你啊，给你每个月48块钱，不然我凭什么给你48块钱。张阿贵说这话的时候其实一个48块钱还没付过，亏他还说得那么理直气壮。
48块就48块吧。
后来小艾又陆陆续续到厂里过几次，去一次，就多多少少涨一点工资，到1999年，小艾开始每个月拿98块钱，98块钱，差2块钱就100块钱了。小艾老实巴交的男人，一点不偷懒，一个月做到头，还拿不到这么多钱。对一个残疾人来说，好也好了。要不怎么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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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80年的春天，小艾是名符其实的小艾，24岁。对小艾来说，那个春天尤其来得美好，假如不是发生了后来的事情。那个春天，她恋爱了。恋爱了啊。情窦初开，一切都是美好，睡觉都含着笑。
她是挺优秀的姑娘，念了一些书，小学毕了业，还念了个把学期的初中，虽说没有到毕业，但已经不只是识文断字，还稍微会一点点ABCD了，在村里是算得上知识分子的。长得虽不是十分的好，也还白晰清秀，尤其见人一脸笑，仿佛不识人间烟火的纯洁无暇，让人心生爱怜。
1979年春天，县里在她们镇上办水泥厂，招收工人，一个大队有一个名额，小艾大队里的名额就落在了小艾头上，这与小艾的父亲花了一条大前门香烟和一个腌的咸猪头有直接关系。当然，表面上的理由是：小艾的书念得比别人多，这样的人走出去会比较有前途，小艾有前途了，可以回个头来再照顾村上的人。这个逻辑是说得通的。和小艾一块进厂的总共才26个人，5个女的。
接下来，小艾就是工人啦。那辰光的企业可不像现在，到处都是，那辰光办一个厂很不容易的，于是，进个厂做个工人也是很不容易的。尤其是你本来是农民，眨眼工夫，却做了工人，是很让人兴奋的。
小艾很兴奋。虽然她下班回家之后，一样地还做以前农民做的活。但她会有一份固定的收入，到月发工资。而且，她找对象就不会再找农民了，而会选择工人，至少是工人，干部更好了。只一年工夫，也就是到1980年春天的时候，她果然恋爱了，对象果然就是工人，而不是农民，对象是跟她在一起做工人的王平。王平虽其貌不扬，可他幽默，也敬业，他让喜欢快乐生活的小艾心生欢喜。小艾觉得王平很好，比谁都好。干部又有什么好呢？头抬那么高，板着个面孔，那架式好像随时都有人跟他借钱或者黄豆种。还是工人实在些。比如王平就比较实在。
好的人生起了个头儿，一切都只是刚刚开始。可是瞬间就颠覆了。
1980年的春天，公历4月27号，农历3月13，七点钟的光景，太阳升起来好一会儿了。小艾上的早班，再过半个小时就下班了，她作好下班的准备，去了趟厕所。在去厕所回车间的路上，旭日的光辉洒在她身上，温暖和煦。一队搞基建的工人已经开工，拆老仓库。小艾在他们旁边经过——很短的一段路，只一分钟就路过了，步子快一点大概只要半分钟。时间却在这个时间这段路上定格了，定格成一个事件——一块砖头砸过来，砸在小艾的头上。她眼前一黑，失去了知觉，随别人怎么折腾去，她自己则什么都不管不顾了。当然，她是管顾不了了。
将她送到镇上卫生院，马不停蹄转到县医院，再马不停蹄地送到市医院，不转了，再转就要转到北京去了。小艾在市医院安顿下来，到第28天的时候，醒了。
艾在医院里呆了八个月带十六天，回家。在家躺了两年七个月多一点，能摸索着下地了，再过了三、四个月，就渐渐地能走起来了，当然，所谓的走，是离不开拐杖的。这就很不错了。当初最坏的想法都有了，要么是死，要么是植物人，可是后来到底是醒过来了，原以为要在床上躺一辈子了，吃喝拉撒都要指望别人，可是她自立了，还仅自立，还能干些力所能及的活，比如烧饭、洗衣裳、养几只鸡鸭什么的。后来，她还生了个儿子，这就更不错了，女人该有的她也齐全了。
小艾的儿子当然跟王平无关。
小艾初时还很天真，她以为王平对她说过的话都是真的，不会改变的。那时候她身体还不能动，但手指头能动，就给王平写信，一封又一封，像花痴似的。日久天长，没等到王平的片言只语。只能死心。后来人家重又给她介绍了对象，于是嫁过去。这时候时光又过了六年，小艾都是年过三十的老姑娘了。对象更老，比老姑娘的小艾还大八岁。但还能怎么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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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小艾，其实早就不小了，已经五十岁了。但大家习惯了叫她小艾，她便只好一直小艾下去。
小艾瘸手瘸脚，瘸半边身体。我第一次看见她的时候，她左手曲挂在胸前，右手拄着拐杖。拐杖是一根木棍，剥了皮的一截树枝，粗细有如初生婴儿的手臂，细不算太细，但也决不粗壮，有些毛糙。从这根木棍做的拐杖，我判断她的瘸是短期现象，症状消失了，她就行动自如了。一个只能派上临时工作用的拐杖，自然是可以随便一些的，比如这根木棍。
她走路的姿势是这样的：木棍朝前一点，右脚跟着抬起，落地，身体从右到左向前一倾（右边的身体前倾属主动，左边的身体跟随系被动），落到后面的左脚随之朝前拖去，停在与右脚相当的位置，这样，算走完了一步。再开始新的一步。曲挂在胸前的左手则动也不动。这一套动作她自己做得大概并没有什么，旁观的我直看得眯眼、皱眉，恨不得能替她使上劲。
我问：你脚怎么了？
她停下来，愣愣地看着我，扶着拐杖，倾斜地站着，半边身体高，半边身体低，很明显。这样的站着的姿势再一次让我恻隐，赶紧去扶住她。扶她的时候我犹豫了一下，我不知道是扶她左边的手臂，还是扶她右边的手臂，最后我是双手扶住了她的身体，将她引到板凳前，按着她坐下。
我再问她：你脚是怎么啦？
她还是一脸茫然，反问我：什么脚怎么了？
这让我觉得不可思议：天，她觉得她很正常吗？那么，我们是不是都要像她这样，一巅一巅地走过来才算合乎正常？
前阵子碰到车祸啦？我于是这样问。这个世界上车祸是越来越多了，一不小心就遇上了。
没有啊。她说，挺纳闷。突然，她笑了，笑容皎洁天真，还伸出右手打了我一下（是那种表达友好的打法），告诉我：这个样子都二十几年啦，就是那个工伤出的。她拍我的时候，拐杖就跌下去，砸在她的脚面，滚到地上。幸亏只是一个小木棍，所以不需要担心有多疼，小木棍做的拐杖这点好处是不可抹杀的。她只是右脚躲闪了一下，左脚没见一点动静。
我的心被戳似的疼了一下。
她的皮肤很苍白和光洁，眼睛清澈得像孩子的眼睛。
她很健谈。接下来，她花费了半天时间，给我讲受伤的事。她的记忆清晰明朗，简直不像脑部受过伤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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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相机，春天在家里拍的照片还在，侄女怯怯地微笑着，站在一条断流的小溪旁边，她的身后，是春天，绿意蓬勃，其间，有小小的白色野花在风中浅笑。
竟然是春天。河床还在，呈现着不同的情状，一段一段的，有的段落裸露出灰白的肌肤，张开一道道裂口，像冬天母亲的手；有的段落碧草高高，漫天漫地，野蛮恣意；有的段落是潮湿的黑色，那是植物正在腐烂成淤泥的颜色；有的段落成了垃圾场，白色的红色的绿色的红白相间的塑料方便袋夹杂在垃圾中，招展并瑟瑟作响；偶尔的一段，有水，但是那水，那水呵，就像下雨天低洼地的积水，缩瑟着，贫瘠，并且肮脏。春天，多么美好的季节，可是，我的小河，满目苍夷，一点也不美好。
那一刻，我是如此悲伤。我说，河里没水了。侄女在春天炽烈的阳光下皱着眉头。我看着她，她敷衍地点点头。我没有得到想要的共鸣，她不能明白我的苦痛和悲伤，至少，不能感同身受。我们之间相差十五岁，有着不一样的童年和成长，她对河流、自然的爱，有及古老村庄的怀想，远不及我广褒、深远和热烈。
抬起头，看向天空。那个挥之不去、隐秘地亘埂在我心思里的、总是被我刻意回避的命题，再一次摆在面前：许多美好的东西，正，渐渐离我远去，我，还有我们，迷失了我们的家园。
今夜，让我饱含深情的泪水，在我的文字里，复制我的童年和我的家乡，以卸载我无以负重的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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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相机，春天在家里拍的照片还在，侄女怯怯地微笑着，站在一条断流的小溪旁边，她的身后，是春天。
竟然是春天。河床还在，呈现着不同的情状，一段一段的，有的段落裸露出灰白的肌肤，张开一道道裂口，像冬天母亲的手，有的段落碧草老高老高的，齐我半腰高，有的地方是潮湿的黑色，那是植物正在腐烂成淤泥的颜色，有的段落是垃圾场，白色的红色的绿色的塑料方便袋夹杂在垃圾中，招展并瑟瑟作响。春天，多么美好的季节，可是，我们的小河，一点也不美好。
那一刻，我是如此痛苦和忧伤。我说，河里没水了。侄女在春天热烈的阳光下皱着眉头。我看着她，她就点点头。我们没有达成强烈的共鸣，她不能明白我的痛苦和忧伤，至少，不能完全明白。
我们之间相差十五岁，我们有着不一样的童年和成长，和对小河不一样的亲昵，她对河的爱和依恋远不及我广褒深远和热烈。
家乡的小河真多啊，到处都是，横的竖的，宽窄不一，长短不同，纤细的或者宽阔的，相互联系的和独立的――给这么多各具形态的溪流统一命名为小河，让我有些犹豫，可是，除此之外，我该怎么称呼和区别他们呢？我毫无办法，那就暂且统称为小河吧。家乡的小河可真多啊。假如我要寻找母亲，母亲上小店去了，那我径自找过去好了，倘若母亲是在河边上洗衣服，我就要站在门口大喊，母亲可能在前面答应，可能在后面答应，可能在左边答应，可能在右面答应，也可能在左前面或者右后面答应。可是假如我要寻找钓鱼的父亲，也许我气喘吁吁地跑一上午都找不到，而父亲钓鱼的范围不会超过我家500米，有什么办法呢？河太多了。我们村子的前后左右有不同的河，我的小学是一个三面环水的祠堂改建的，我去中学的路，只要一直沿着一条宽阔的大河往前走，路过三座宽阔的桥，就到了。
河多，桥就多了。宽阔的河面上架着宽阔的桥，威风凛凛得很。我的记忆是关于那些纤细瘦弱河面上的桥，有独木桥，有石板桥，也有水泥桥，都没有栏杆。幼年的我，走在这样的桥上，总是两腿打颤。有许多次，去一个地方，因为要路过一座没有栏杆的桥，硬是哭着吵着不肯。村西有座石板桥，两块凿得挺平的石头架在河面上，宽也是挺宽的，可是两块石板之间的缝隙大，我总担心会从缝隙里掉下去；至于村东的独木桥，我到老大的时候，过这座桥都像打仗一样，要鼓起足够的勇气，迅速飞奔过去，好像迟一瞬间就要掉下去，或者谨慎得像蜗牛似的，蹲在桥面上，一点一点地，挪过去。有的桥，中间有一个大窟窿，有的桥，人走在上面晃晃的。
河多，鱼当然多。河是鱼的故乡。父亲鱼钓得很好。早晨，他拎着网袋鱼竿和小板凳，中午就提着一网袋的鱼回来。这中间，他就隐身在河边的绿树丛中，以钩线竿为媒介，让鱼从水里来到岸边，再到我们家锅台边。春天和秋天，父亲整天整天的钓鱼，夏天太晒人了，母亲只让他钓一早上。那时候我们家天天都吃鱼，中午吃晚上还吃，吃不完就用碗盛好了放在水缸里，第二天继续吃。我都烦了。我从来都不喜欢吃鱼，老是有人奇怪我竟然不喜欢吃鱼，我也不明白，也许，我小的时候就已经将一辈子的鱼吃完了。那时候鱼的种类太多了，最常见的是鲫鱼，昂公也普遍得很，还有很多鱼我现在已经忘了它们的俗名，也不曾在书本上看到相关的学名，它们只能随着我们的记忆一起沉寂了吧？父亲会只用普通的鱼钩就钓到螃蟹、甲鱼、黄鳝，也用特制的鱼钩沿着河边行走去寻找黑鱼。那时候每年夏天我们都吃几回甲鱼汤，像吃茄子缸豆一样，一点不觉得精贵，吃不掉，就倒到猪食缸里让猪吃。记忆里父亲除了钓鱼，几乎不干其他活。在冬天不钓鱼的季节，父亲就牵着我的手走在河边的田埂上，看望河里他的老朋友。我相信鱼是父亲的好朋友，父亲也是鱼的好朋友，我还相信父亲对鱼的了解比对他自己还多。鱼湿润和充实了父亲失意贫瘠干枯的人生。
我也钓鱼。可是我没有父亲的鱼竿。父亲的竹制鱼杆，软晃软晃的，仿佛那不是竹子，可是它不是竹子又是什么呢？我后来看到标价上百上千的鱼竿，可是同样没有父亲鱼竿的质地。但是父亲给我的鱼竿硬得很，父亲说时间用长了就好了，要用多长时间才算长呢？父亲没有说，我的鱼竿也从来不曾好过。我很少能钓到鱼，不过，我曾经拿鱼钩随便往河里一甩，再拎上来，就拎上来一条手掌大小的鲫鱼。需要强调一下，钩上没有鱼饵。父亲不带我钓鱼，他嫌我会　　　　地弄出声响，他说钓鱼要安静要耐心。说完他就根据天气根据风向和潮汐去寻找河流去了。留下我跟村上的大男孩子在村后的河里孤独地守钓，这条河里有一种我们称之为po食佬的鱼，很狡猾，围着鱼钩打转，不断地咬钩，却不真咬，钩上的蚯蚓不断地被它们蚕食掉，却没有鱼被提上来，忙忙碌碌大半天，也就是钓上来两条小的鲫鱼吧。当我将钓鱼的事情写到作文里，学校里的男孩们一起起哄，在我面前使劲地叫唤那男孩子的名字，我侧着头，不理他们。
父亲不钓鱼已经很多年了，那根鱼竿还在，寂寞地置身在父亲房间的门后，有蜘蛛网粘在上面，我拿在手里晃晃，已经没有记忆里的柔韧和光泽了。美好的东西总是在记忆里闪亮着构成永远的诱惑。我建议父亲去钓钓鱼。父亲说，还钓鱼，到什么地方钓鱼。我哑然，然后我说，就端个小板凳，握个鱼竿坐在河边上散散心吧？父亲沉默地看着我。他没有照我的意思去做。他是个寂寞和心事重重的人。
河多，快乐就多。心事是父亲的，与童年的我无关，即使他是我的父亲。河水的快乐普遍跟夏天有关吧？这是共识。炎热的午后，知了叫成连天的一片，酷暑难耐，就躲到河里去吧。河里凉快舒服得很。那条澄清宽阔的大河，总是被男孩子们占据着，他们在河里叫嚣玩耍，热闹死了，几个村子都听到他们在闹。我们女孩子不。我们只在家门口的小河里，带上一只大的脚盆，安静的泡在水里，趴在脚盆上，做出蹼水的姿势，努力地想学会游泳。也笑，也喧闹，可是声音传出去不很远。有时，我们就沿着河畔摸螺螺，摸河蚌。在有埠头的地方或者芦苇茂盛的地方，手探出去，一抓一大把，大的留下来，小的再扔回河里去。在水里，我们有太多的不自由，不勇敢，不像男孩子，站在桥栏杆上，双臂张开，头一伸，以飞翔的姿势跳到河里去，然后像鸭子样的在水里穿梭自如，这是多么快活的事啊。
我的记忆里有许多的鸭子，我们家养的鸭子，清晨，它们钻进水面，日暮，它们钻出水面，不怎么要烦神，有一天，会突然就少了一只鸭了，第二天，它会突然地多出来，也可能，再也不回来了。清晨，我送鸭子到水里去，走着走着，一只鸭子停下来，停顿了一下，又继续往前走，这时，你会发现在它刚才停顿的地方，有一只青光闪亮的椭圆的东西，那就是鸭蛋了。我有个早晨在河边上捡到两只鸭蛋。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我们家基本上常年不买菜，可是在鸡鸭盛产的时节，我们可以天天吃蛋，早晨炖蛋，中午炒蛋，晚上咸蛋。我觉得幸福死了。
我小时候邻居间吃馄饨饺子有相互赠送的礼貌，邻家妇人，头发上手臂上沾着白色的面粉，急冲冲地跑进家来，放下一海碗热气腾腾地饺子，说，头锅下的饺子，尝尝，快尝尝。话音未完，人就退出去了。或者是一个小孩，双手端着碗，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走过来，大人见了，将碗接过来，他什么也不说，就急蹦急跳地跑走了。母亲用小碗分几只给我，其余的全部留给父亲。还碗的时候，母亲就在碗里装上两只鸡蛋或者鸭蛋。
我有过卖鸭蛋的经历。我看到盐水缸里满满的鸭蛋，就建议母亲把它们卖掉。母亲笑着说你去卖吧。母亲说的是玩笑话，她用我当时不能理解的含蓄阻止我并不荒谬的念头。但是我当了真。而且，我觉得做这件事情太有意思了。母亲到田间劳作去了。我将鸭蛋们从盐水里捞出来，放水，烧火。父亲沉默地旁观着。当我将煮熟的鸭蛋放在篮子里盖上毛巾的时候，他微微笑了一下。这就是赞许了。我受到鼓舞，热情更加高涨。那应该是农历六月的天气，火烧云在西边火烧火燎地热情燃烧着，村上许多人家的烟囱升起了晚饭的炊烟。我沿着河堤吆喝：卖咸鸭蛋啦快来买咸鸭蛋啦。有脑袋倚着门框伸出来，说一句，开什么玩笑，又缩回去了。我说真的呀是真的呀，将毛巾掀开来，露出青光闪亮的鸭蛋们。主妇们立即稀奇和兴奋地围拢来。多少钱一个？我抓着头皮无言以对，我只顾着卖蛋，却不知道蛋的价钱。于是几个主妇就自己商议了一个价格。记忆里好像是一毛六一个吧？也许不是？记不得了。我清楚地记得是我拿一根木棍，在地上做算术题，这是多么难为情的事情啊，做买卖的人却不会算帐。这份害羞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暗自作笑。回家之后，母亲说，生的蛋也要这个价格啊。那就是那帮主妇们剥削我的劳动了，一个小孩的劳动就不应当算钱么？这不免让我忿忿然，但我更多的是一种尝试新鲜事物的兴奋和欢乐，这份兴奋余波未平，一直延续到今天，当我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我透过岁月的尘埃，仍然清晰地看到那个头发被汗水粘着，面色绯红，两眼放光的小姑娘。母亲也没有责备我，也许，她也以为，一个小孩的劳动是可以算钱也可以不算钱的。
围绕着河流的，是一排一排的树，像一只只绿色的手，环抱着河流，河流多大，它的环抱就多大。有两棵树，始终在我的记忆里摇曳着，枝繁叶茂，新奇、神秘和忧伤。那是我家门前河边上的树，分别在河的这头和那头。我从一棵一棵无数棵树的中间发现它们，从此与它们建立隐秘的联系。
一棵树――这是一棵横卧在河面的树。树的生长方向注定是站立着伸向天空吗？那么这是怎样一棵特立独行树呢？我不知道。我看到它以平行的方式伸向河面，向河面披泻茂密的枝叶，距离河水大概只有十公分，它的枝叶几乎到达河的那一头。我对着这棵树凝视了很久。我向往拥抱它，拥抱着它站立在河面上，这是一件多么神奇有趣的事。我一次次地久久地凝视着它。我不能逾越内心的恐惧，我同样不能放弃内心的那份渴望，这让我痛苦和忧伤。直到有一天，我颤抖着抱着树杆慢慢的爬到树的中央，到了树的中央就到了水的中央。事实证明，这其实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无以伦比的危险仅仅来自我的想象。这是一件多么让人快乐的事情呵！我通过一棵树，坐在水的中央，我坐在树上，像坐在马上，我晃动着树，树在河面上晃荡，我像骑在马上驰骋在浩瀚的水。闭上眼睛，我感觉我正在随着小河流淌，流向远方。睁开眼睛，我看到澄静蔚蓝的天空。那时，我是一个正在成长的少年，开始做梦并且忧伤，那无法表达的梦和忧伤，现在，我让它们在小河里缓缓地流淌。那是一棵隐秘的树，我一个人，一次次地跑向那个地方，一次次地通过一棵树，抵达某种愉悦或者忧伤。这棵树，陪伴我，走过我年少很重要的时光。没有人知道这棵树乘载了一个少年的怀想，树也许知道，河流肯定知道。
另一棵，同样是奇怪的树。这本是一棵死亡的树，很粗大的根桩，半截高的树桩上不知什么年代枝盘相错地生长出若干棵树，树也已经够树，形成老大的一片绿荫，遮蔽了它周围的泥土、空气和水面。一棵树就是一个森林。这个词汇是我后来想到的。这么巨大的树和绿荫，让我觉得神秘，童年的我对神秘的东西总怀着一种敬畏之心。我远远地凝视着它，直到长成一个张狂的少年。有一天我突然强烈地渴望揭开它的秘密。我怀着复杂的心情爬上树――我相信我童年的伙伴们没有谁爬过这棵树，我的父辈们也没有――现在，我看到一片奇异的空间。即便我有丰富的想象，也不会想到一棵树的内部是这样的，它是如此空阔，干燥，与世隔绝，以至于我想在这里建一个家。树杆上还长着蘑菇，我们到处寻找的蘑菇，这里有这么多这么大，我看到两棵小树枝盘交错的地方，有一个巨大的蜂窝，从外面，一点也看不出来，就像我躲在这棵树里，没有人看到。我没有把这个去处告诉任何人，包括我的母亲。后来我每天放学后就去那里，我甚至带了纸和笔，我要在那个神秘的地方去描述我的心情和心事，我以为我会写出华美的文章，结果，我什么也没有写成，我只是躺在那棵树里发发呆，构筑我的梦和幻想。
多少年以后，我分析我的成长，假如每个人的内心里都流动着一条精神的河流，我确认，我的那一条，源头与这两棵树有关。
那时，我总是渴望远方，很远很远的地方。我的远方在哪里，流水没有告诉我，这棵古老的巨大的树没有告诉我，另一棵树也没有，我焦灼地等待着成长。
多少年以后，有一天我下班，走在车海人流中，夕阳从某座高楼下投下惨淡的光，华灯初上。我突然非常的需要流泪，用流泪表达一种无名的疲惫和哀伤。这份需要来得迫切、慌张，突如其来，无法抑制。那一刻，我想起母亲，门口的小河，和那两棵树。
上次回家，恰逢念大学的侄女。我不知道她回家做什么，她总是关自己在房间里。我在屋后劈柴，劈柴让我想起海子的诗：从明天起做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就想告诉她有一种幸福，就这么简单。我邀请她劈柴，一边告诉他海子的诗。她不知道著名的海子，也不这首著名的诗，她说的名词我也不明白，只听懂了一个村上春树，知道是一个人的名字，写小说，其他的一无所知。
当我们都流了很多的汗以后，我提议到田野里走走。我们沿着门前的田埂走出去，那条小河呈现在我们面前。
你同意将一条没有水的宽阔的沟渠称之为河吗？你同意河能同意吗？我没有看见小河的眼泪。小河死了，没有眼泪。
我清晰地记得，我启蒙课本里有一篇课文：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那是那个时代对未来的美好愿望。现在，我们已经实现了这个愿望，可是现在我们的村庄更加荒凉，并且，我们丢失了我们的河流。
母亲老了，村庄更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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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五点多钟的时候，外甥来电话，叫我跟她老婆联系一下，陪她去医院，说她羊水破了，而这个时候他父母不知道干什么去了。
我立即挎上包出发了。上了车我想，我如此十万火急却未必就能派上用场，他父母既然连电话都没带肯定不是出远门，也许只是在小区里转转，我到了的时候，或许他们已经将她送到医院了。但是，即便只在门口转转，谁知道他们要转多久呢？又没带电话，也不知道外甥媳妇目前形势，如果不好走路，我怎么把她从三楼弄下来？事情来得紧急，既然人家把这么大的事情托付给我，不能不多想一些。那么我就打120？又担心是否妥当，就想咨询一下医生朋友。拿出手机，看到一个未接电话，外甥媳妇的。她说她已经在医院的路上了，叫我直接去医院。说完挂了，也没说已经到医院哪里了，以便我判断是在医院门口等她还是直接到妇产科找她，还有钱的问题，要不要我带钱过去。但是，既然她可以自己坐车到医院去，足可见事情大可不必慌张,是可以从容不迫进行的。
到了医院，找到外甥媳妇，说已经到了检查室，有个她的女同学在。不一会儿，她婆婆,就是我的姐姐,到了，我老远就听到她叮叮咚咚走路的声音，后面跟着一瘸一瘸的姐夫。有个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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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牐犇�好！
�牐犓孀攀奔涞耐埔莆颐欠直鹨丫�96天了，我深知这段时间对于我们分别的母子来说都是十分漫长的。不知您现在的生活和身体怎么样？我很担心，给您写信讲一讲我现在的生活和学习情况吧。我于3月1日正式在华北油田的一所重点中学上学了，这里的班级同学很多，有70多人学习气氛很浓，教学很严格，老师与同学对我都很好。刚刚来时真是有好多好多不习惯呢！呵，呵，还好，您的儿子适应能力很强，我现在不但学习跟得上还和同学们团结的很好，请您放心吧。
�牐犅杪瑁何移渲锌际粤耍�考了513分，排了23名。我对自己的成绩很不满意。我的班长于萌萌考了634分。我已下定决心，努力学习，期末考试要与她比高低。您对我有信心吗？另外，我现在长高了也长胖了，每天都按时吃饭，生活很规律，我现在也告别小食品和方便面了。您的儿子现在已经成为阳光男孩儿了。您为我高兴吗？
�牐犐�活中，我也很想念爸爸，因为他要隔半个月才来看我一次。我发现爸爸比过去苍老了很多，皮肤晒的黝黑黝的，而且皱纹也慢慢爬上了他的眼角，经常闷闷不乐，暗自叹气。在双休日时，我也会去石家庄的工地去看望他，他还是住在地下室。还是那么起早......